陕商故事
明代高陵的三大富户——刘锡、刘邦祯、刘承渠
高陵为陕西壮县，这里土地肥美，物产丰盈，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说这里多“高赀商人”，到明清更是俊才辈出，其中“三刘，即刘锡、刘邦祯、刘承渠就是经商致富的杰出代表。
一、明代陕西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明代陕西，由于西北边境内缩而成为边疆重地，为了护卫中原，明政府以陕西为边防建设的重点地区予以高度重视。因此，在陕西实行了一系列旨在培植经济奖励垦殖的休养生息政策，为陕西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洪武三年上谕曰：“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一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①为此，实行招抚流亡、奖励垦殖、劝课农桑、减免农业税征等有利于农业生产恢复的措置，对招民垦田有所谓“三年起科”、“五年起科”的规定，并针对陕西“野多旷土”的实际情况，大力推行“贷银助垦”的招徕政策，“陕西督臣，每年酌动官银，借民开垦，令于秋收照时价还粮，先后动项，发借银六百余万两，共收还粮约十余万石”②。这些招民垦殖的休养生息政策，使陕西人口和耕地面积都呈现增加的趋势。人口从元末的44万人，到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增加到180.6万人，万历六年(1578)更增加到350.6万人；耕地面积到光绪年间已增加到30592953亩③。
针对陕西山高土厚、雨泽稀少的自然条件，明代的督陕抚臣还在陕西不间断地兴修水利、沟通渠堰，以增加粮食生产。洪武八年“设泾阳县洪渠堰……由是泾阳高陵五县之田，大获其利”。《明太祖洪武实录》卷三十天顺八年载：“浚泾阳县瓢口郑、白二渠，旧引泾水，溉田四万余顷……宜德初，遣官修凿，军民复享其利。亩可收四石或三石。”④天顺年间项忠为陕西按察使，大力倡导水利，“疏郑白二渠，以溉泾阳三原礼泉高陵临潼五县田7万顷”⑤，还“起礼泉泾阳三原高陵临潼富平六县蒙水利人户疏通……广惠渠，凡溉田四千八十二顷八十余亩，又溉西安左前后三卫屯田二百八十九顷五十余亩，每亩收谷三四锺”⑥，成化初余子俊抚陕“于泾阳凿山引水，灌田千余顷”⑦。后陕抚姿谦又修“利民渠”，“渠水衍益，土脉渐演，屡年获收成之望，秋禾渐长”⑧。这些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对农业生产的增长起了积极作用。
在这些政策措施的刺激下，陕西各地的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并呈现出跳跃式发展的态势。到明代中叶，各县已是“创丰盈仓，积粟至数万石”⑨。渭南，民亦富庶，征集10万石粮食，7天便可完成⑩；富平时雨灌溉，绿野平壤，仅曲流川方圆百里产粮达10余万石(11)；西安府更是位列全国产粮区前茅。万历年间《大明一统志》对全国260个府按税粮多寡排名次，西安府位列全国第四，仅次于号称粮仓的松江。(12)正统五年，督同郑铭奏“西安府仓储二十二万四千九百六十石……仓储不足，恐其泡烂，请增其厫，时边储充盈如此”(13)。永乐中陕西监察御史魏源向中央报告说：“陕西布政司、都司所属库现积仓粮九十八万四千二百五十五石有奇，以官军俸粮计之，足支十年。”(14)这些都充分反映了明代陕西农业生产的雄厚实力和处于全国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优势地位。
明代陕西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陕西商人利用“食盐开中”政策机遇，走上输粮换引的经商道路提供了雄厚的物质保证。高陵的“三刘”就是利用了这一历史机遇而迅速崛起的高赀商人。
二、高陵“三刘”的经营概况
刘锡的经营情况在《刘仲及妻邸氏墓表》中有载：
“高陵刘典膳者，讳锡，字延器，号邻渠……少时贫篓，以制罗为生，妻则纺织于室……遂商于三边、两淮间，富矣……数年积产，雄于西吴，金帛以万计……仲之有富也，遇恩例，输粟为秦府典膳散官。”(15)
刘邦祯的经营情况在《刘邦祯及妻邸氏合葬墓志铭》中有载：
“刘翁讳邦祯，字本城，号泾涯……出贾荆湖，豁达谦让……有邑第一家之称。”(16)
刘承渠的经营情况有《刘承渠及妻宁氏合葬墓志铭》中有载：
“公讳扶，字汝立……以家贫不能举火，遂弃去修计然之计，拮据操作，茹淡衣蔬，运之有径，出之有度，不数年，家岳岳起矣。已而负资从父近渠公入广陵，寓居东廓。”(17)
据上可知，高陵“三刘”，都是因利用“食盐开中”政策而走上经商致富道路的典范。刘锡早年贫困，以磨面为生，是个小手工业者，他后来为秦府典膳，主管秦府膳食应与此有关。明政府在陕西实行“食盐开中”政策，招民开中粮盐，刘锡抓住机会，“商于三边、两淮间”，输粮于固原、延绥、宁夏三镇，定、靖、安三边，换引于扬淮，走上了富裕的发家之路。刘邦祯也是在荆湖间经商发的家。刘承渠更是家贫，连吃饭都成问题，遂断了科举当官的念想，入商海经商谋生，“家岳岳起”，然后在“食盐开中”政策感召下，与父亲近渠公一道，输粮塞上，移居广陵，成为专业盐商。凡此均说明，明代以来走上经商道路的第一代陕商，大都是利用“食盐开中”政策走上商业经营的农民，是典型的“农民进城经商”，这便造成第一代陕商多以中小商人为主的局面，成为他们后来实行“合伙股份制”经营模式，实行抱团打拼的历史前提。同时也说明，当年的陕西农民，主要是依据陕西农业生产的发展，尤其是陕西关中渭北的数个产粮大县，广储粮粟，一旦政府召粮给引，他们便开仓运粮，输粟换引，走上以商求富的道路，将农业上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商业经营的效益优势，将农业上的资源存量转化为商业经营的效益增量，充分反映了陕西农民聪明机智的商业文化积淀和敏锐抓住机遇的市场目光。
三、高陵“三刘”的经营秘诀
在明代初年走上输粟换引经商道路的千万陕西农民中，高陵“三刘”所以能够成为其中的佼佼者，与他们能够按照商业经营规律办事，形成自身成功的经营经验有内在的联系，充分表现了陕西商人优秀的品质和经营作风。
(一)节俭成富，忠厚发家
高陵“三刘”都是穷人利用“开中制”走上发家道路的农民，他们在商业经营中能够保持中国农民淳朴节俭的生活作风，不事奢华，勤俭成富。刘锡经商发家后，“乃盖戒其徒，旅敏事而节用焉，两淮客有淫侈风，不染也”(18)。“旅敏事而节用焉”是陕西人的基本生活作风，做事干练敏捷、不拖泥带水、干脆爽畅，但生活简约、不事奢求，“晌午包子晚上面”、“热炕暖被一笼火，开水咸菜就蒸馍”，所以，移居扬州后，面对扬州盐商的奢靡之风，能够保持陕西人的节俭传统，“不染也”。刘承渠更是“拮据操作，茹淡衣蔬”，不以奢华为念，其妻宁氏在刘承渠“商游广陵，三岁中二岁在外”期间，“孺人理家，勤而能俭，待奴隶严而有恩”，有力支持了丈夫的事业，连刘承渠都认为“自幸内助有人，益得肆力贾业，家赀之隆隆起也”，发财路上的功劳“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并且是“孺人之力居多焉”(19)。贫贱夫妻，才养成了节俭的生活作风，家居扬州城东，而扬州城东多为富室集聚之地，声色犬马，夜夜笙歌，刘承渠不为所动，保持了良好的节操。
陕西是八百里秦川，厚重的黄土地和农业生产的季节性，造就了秦人诚实忠厚的优良品行，他们做生意诚实不欺、厚道谦和，常能见利顾义、不唯利是图。刘邦祯在荆湖开当铺，“归时取货，每镒让银色五两，众咸诮之，翁笑而不语……贷粟散财，多不取利，焚券舍负，亦屡千计”(20)，表现了陕西商人大智若愚的经营品格。这种让利与人的经营品格，树立了良好的商信，使刘邦祯在荆湖有口皆碑，业务反而蒸蒸日上。嘉靖七年(1528)家乡大饥，刘邦祯曾“输粟四十余石”、“输金数次”赈灾，在家乡父老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不畏艰险，威武雄壮
明代的陕西商人奔走于扬州塞北之间，这条商路，崎岖漫长，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十分恶劣。在明清时代的西部地区，地处荒檄，关山险远，急涧巨川，戈壁瀚海，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西出长安达于陇坂，回首秦川，墟舍桑梓与云霞一色，瞻望前程则天苍野茫、辽荒万里、堑山湮谷、荒村野店。由兰州而西往甘凉，四面险固，皆阻大涧，朔风怒号，黄尘万斛，“有时无行人，沙石乱飘扬，夜静天萧条，鬼哭路道旁”，陇上仍是一派荒凉。清代诗人李涣《甘泉道中》形容当时的情景是：“一渡黄河满石砂，只闻人语是中华，四时不改三冬服，五月飞出六月花。海兽满头番女饰，兽皮作屋野人家。胡茄听惯无凄婉，瞥见笙歌泪转赊。”出嘉峪关而趋哈密沙石千里，风动沙移，地无水草，热毒鬼魅，晓路难行，难怪时人有“过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看戈壁滩，后看鬼门关”之叹。出哈密而通西域，途中更是“天山馋削，古垒啼乌，戈壁瀚海，夏炎如烧，冬寒裂指，秋冬之季，劲风卷地。扬石拔木，寸草不生。更有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坂。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险阻危害，不可胜言”(21)。
明清时代的西部，不仅自然条件险恶，而且社会条件亦不安定。这里天高皇帝远，人少牲畜多，地处边檄洪荒，民族杂居，风俗各异，又关山险远，管束鞭长莫及，兵匪一家，加之山高涧深，征剿不易，致使这里常常强盗蜂起，土匪横行，部族格杀，一语不慎，死即随之，持货携重的商人往往成为他们劫掠追杀的主要对象。面对如此险恶的贸易环境，非要有刚劲尚武，不惧危险的英雄胆色不可。这些说明，只有具备不畏艰险、吃苦耐劳和负气尚武的素质，才有可能适应明清时代中西部严酷的贸易环境，获得“往来莫不得其所欲”的经营自由。
而明代的陕西商人正好具备了这种素质。刘锡“客南漳日，宿蝎蛰岭，夜盗至，欲弑兄，仲操戈与戟，以身蔽兄，有贼魁二人来攻，接锋，连毙于戈下”(22)，被当地人称为英雄，才取得了贸易通商的胜利。刘承渠在寓居扬州期间，“时值倭寇数甚猖獗，百姓趋城者如市，而城门已闭，百姓啼号，莫知所之。公叱守者曰：‘数千人命在旦夕，坐视不救，御暴谓何！’守者因启门，众乃得入，数千人赖以为活”(23)。在倭寇猖獗，数千民众命悬一线的千钧一发之际，刘承渠挺身而出，怒斥守门者，使城门得启，民众因之得以活命。被当地人广为传颂，刘承渠“名已籍籍广陵矣”，成为扬州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充分表现了陕西人威武雄壮的英雄情怀和不畏强暴的勇敢精神。
①《明太祖洪武实录》，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16。
②顾炎武：《日知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卷10。
③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亩统计》，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80页。
④《明宪宗成化实录》，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11。
⑤嘉庆《重修一统志》，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266，第25页。
⑥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华书局1961年版，卷55，第5页。
⑦嘉庆《重修一统志》，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266，第26页。
⑧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华书局1961年版，卷57，第2页。
⑨《陕西通志》，陕西通志馆本，卷27。
⑩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卷495。
(11)田培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2期。
(12)李贤、彭时：《大明一统志》，中华书局2002年版，卷4。
(13)方孔炤：《全边纪略》，台湾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4，第5页。
(14)《明太宗永乐实录》，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7。
(15)吴刚：《高陵碎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150页。
(16)吴刚：《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17)吴刚：《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
(18)吴刚：《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150页。
(19)吴刚：《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
(20)吴刚：《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21)汪真：《中国地理》，中正书局民国三十二年版，第17页。
(22)吴刚：《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150页。
(23)吴刚：《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
一、明代陕西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明代陕西，由于西北边境内缩而成为边疆重地，为了护卫中原，明政府以陕西为边防建设的重点地区予以高度重视。因此，在陕西实行了一系列旨在培植经济奖励垦殖的休养生息政策，为陕西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洪武三年上谕曰：“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一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①为此，实行招抚流亡、奖励垦殖、劝课农桑、减免农业税征等有利于农业生产恢复的措置，对招民垦田有所谓“三年起科”、“五年起科”的规定，并针对陕西“野多旷土”的实际情况，大力推行“贷银助垦”的招徕政策，“陕西督臣，每年酌动官银，借民开垦，令于秋收照时价还粮，先后动项，发借银六百余万两，共收还粮约十余万石”②。这些招民垦殖的休养生息政策，使陕西人口和耕地面积都呈现增加的趋势。人口从元末的44万人，到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增加到180.6万人，万历六年(1578)更增加到350.6万人；耕地面积到光绪年间已增加到30592953亩③。
针对陕西山高土厚、雨泽稀少的自然条件，明代的督陕抚臣还在陕西不间断地兴修水利、沟通渠堰，以增加粮食生产。洪武八年“设泾阳县洪渠堰……由是泾阳高陵五县之田，大获其利”。《明太祖洪武实录》卷三十天顺八年载：“浚泾阳县瓢口郑、白二渠，旧引泾水，溉田四万余顷……宜德初，遣官修凿，军民复享其利。亩可收四石或三石。”④天顺年间项忠为陕西按察使，大力倡导水利，“疏郑白二渠，以溉泾阳三原礼泉高陵临潼五县田7万顷”⑤，还“起礼泉泾阳三原高陵临潼富平六县蒙水利人户疏通……广惠渠，凡溉田四千八十二顷八十余亩，又溉西安左前后三卫屯田二百八十九顷五十余亩，每亩收谷三四锺”⑥，成化初余子俊抚陕“于泾阳凿山引水，灌田千余顷”⑦。后陕抚姿谦又修“利民渠”，“渠水衍益，土脉渐演，屡年获收成之望，秋禾渐长”⑧。这些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对农业生产的增长起了积极作用。
在这些政策措施的刺激下，陕西各地的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并呈现出跳跃式发展的态势。到明代中叶，各县已是“创丰盈仓，积粟至数万石”⑨。渭南，民亦富庶，征集10万石粮食，7天便可完成⑩；富平时雨灌溉，绿野平壤，仅曲流川方圆百里产粮达10余万石(11)；西安府更是位列全国产粮区前茅。万历年间《大明一统志》对全国260个府按税粮多寡排名次，西安府位列全国第四，仅次于号称粮仓的松江。(12)正统五年，督同郑铭奏“西安府仓储二十二万四千九百六十石……仓储不足，恐其泡烂，请增其厫，时边储充盈如此”(13)。永乐中陕西监察御史魏源向中央报告说：“陕西布政司、都司所属库现积仓粮九十八万四千二百五十五石有奇，以官军俸粮计之，足支十年。”(14)这些都充分反映了明代陕西农业生产的雄厚实力和处于全国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优势地位。
明代陕西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陕西商人利用“食盐开中”政策机遇，走上输粮换引的经商道路提供了雄厚的物质保证。高陵的“三刘”就是利用了这一历史机遇而迅速崛起的高赀商人。
二、高陵“三刘”的经营概况
刘锡的经营情况在《刘仲及妻邸氏墓表》中有载：
“高陵刘典膳者，讳锡，字延器，号邻渠……少时贫篓，以制罗为生，妻则纺织于室……遂商于三边、两淮间，富矣……数年积产，雄于西吴，金帛以万计……仲之有富也，遇恩例，输粟为秦府典膳散官。”(15)
刘邦祯的经营情况在《刘邦祯及妻邸氏合葬墓志铭》中有载：
“刘翁讳邦祯，字本城，号泾涯……出贾荆湖，豁达谦让……有邑第一家之称。”(16)
刘承渠的经营情况有《刘承渠及妻宁氏合葬墓志铭》中有载：
“公讳扶，字汝立……以家贫不能举火，遂弃去修计然之计，拮据操作，茹淡衣蔬，运之有径，出之有度，不数年，家岳岳起矣。已而负资从父近渠公入广陵，寓居东廓。”(17)
据上可知，高陵“三刘”，都是因利用“食盐开中”政策而走上经商致富道路的典范。刘锡早年贫困，以磨面为生，是个小手工业者，他后来为秦府典膳，主管秦府膳食应与此有关。明政府在陕西实行“食盐开中”政策，招民开中粮盐，刘锡抓住机会，“商于三边、两淮间”，输粮于固原、延绥、宁夏三镇，定、靖、安三边，换引于扬淮，走上了富裕的发家之路。刘邦祯也是在荆湖间经商发的家。刘承渠更是家贫，连吃饭都成问题，遂断了科举当官的念想，入商海经商谋生，“家岳岳起”，然后在“食盐开中”政策感召下，与父亲近渠公一道，输粮塞上，移居广陵，成为专业盐商。凡此均说明，明代以来走上经商道路的第一代陕商，大都是利用“食盐开中”政策走上商业经营的农民，是典型的“农民进城经商”，这便造成第一代陕商多以中小商人为主的局面，成为他们后来实行“合伙股份制”经营模式，实行抱团打拼的历史前提。同时也说明，当年的陕西农民，主要是依据陕西农业生产的发展，尤其是陕西关中渭北的数个产粮大县，广储粮粟，一旦政府召粮给引，他们便开仓运粮，输粟换引，走上以商求富的道路，将农业上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商业经营的效益优势，将农业上的资源存量转化为商业经营的效益增量，充分反映了陕西农民聪明机智的商业文化积淀和敏锐抓住机遇的市场目光。
三、高陵“三刘”的经营秘诀
在明代初年走上输粟换引经商道路的千万陕西农民中，高陵“三刘”所以能够成为其中的佼佼者，与他们能够按照商业经营规律办事，形成自身成功的经营经验有内在的联系，充分表现了陕西商人优秀的品质和经营作风。
(一)节俭成富，忠厚发家
高陵“三刘”都是穷人利用“开中制”走上发家道路的农民，他们在商业经营中能够保持中国农民淳朴节俭的生活作风，不事奢华，勤俭成富。刘锡经商发家后，“乃盖戒其徒，旅敏事而节用焉，两淮客有淫侈风，不染也”(18)。“旅敏事而节用焉”是陕西人的基本生活作风，做事干练敏捷、不拖泥带水、干脆爽畅，但生活简约、不事奢求，“晌午包子晚上面”、“热炕暖被一笼火，开水咸菜就蒸馍”，所以，移居扬州后，面对扬州盐商的奢靡之风，能够保持陕西人的节俭传统，“不染也”。刘承渠更是“拮据操作，茹淡衣蔬”，不以奢华为念，其妻宁氏在刘承渠“商游广陵，三岁中二岁在外”期间，“孺人理家，勤而能俭，待奴隶严而有恩”，有力支持了丈夫的事业，连刘承渠都认为“自幸内助有人，益得肆力贾业，家赀之隆隆起也”，发财路上的功劳“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并且是“孺人之力居多焉”(19)。贫贱夫妻，才养成了节俭的生活作风，家居扬州城东，而扬州城东多为富室集聚之地，声色犬马，夜夜笙歌，刘承渠不为所动，保持了良好的节操。
陕西是八百里秦川，厚重的黄土地和农业生产的季节性，造就了秦人诚实忠厚的优良品行，他们做生意诚实不欺、厚道谦和，常能见利顾义、不唯利是图。刘邦祯在荆湖开当铺，“归时取货，每镒让银色五两，众咸诮之，翁笑而不语……贷粟散财，多不取利，焚券舍负，亦屡千计”(20)，表现了陕西商人大智若愚的经营品格。这种让利与人的经营品格，树立了良好的商信，使刘邦祯在荆湖有口皆碑，业务反而蒸蒸日上。嘉靖七年(1528)家乡大饥，刘邦祯曾“输粟四十余石”、“输金数次”赈灾，在家乡父老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不畏艰险，威武雄壮
明代的陕西商人奔走于扬州塞北之间，这条商路，崎岖漫长，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十分恶劣。在明清时代的西部地区，地处荒檄，关山险远，急涧巨川，戈壁瀚海，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西出长安达于陇坂，回首秦川，墟舍桑梓与云霞一色，瞻望前程则天苍野茫、辽荒万里、堑山湮谷、荒村野店。由兰州而西往甘凉，四面险固，皆阻大涧，朔风怒号，黄尘万斛，“有时无行人，沙石乱飘扬，夜静天萧条，鬼哭路道旁”，陇上仍是一派荒凉。清代诗人李涣《甘泉道中》形容当时的情景是：“一渡黄河满石砂，只闻人语是中华，四时不改三冬服，五月飞出六月花。海兽满头番女饰，兽皮作屋野人家。胡茄听惯无凄婉，瞥见笙歌泪转赊。”出嘉峪关而趋哈密沙石千里，风动沙移，地无水草，热毒鬼魅，晓路难行，难怪时人有“过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看戈壁滩，后看鬼门关”之叹。出哈密而通西域，途中更是“天山馋削，古垒啼乌，戈壁瀚海，夏炎如烧，冬寒裂指，秋冬之季，劲风卷地。扬石拔木，寸草不生。更有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坂。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险阻危害，不可胜言”(21)。
明清时代的西部，不仅自然条件险恶，而且社会条件亦不安定。这里天高皇帝远，人少牲畜多，地处边檄洪荒，民族杂居，风俗各异，又关山险远，管束鞭长莫及，兵匪一家，加之山高涧深，征剿不易，致使这里常常强盗蜂起，土匪横行，部族格杀，一语不慎，死即随之，持货携重的商人往往成为他们劫掠追杀的主要对象。面对如此险恶的贸易环境，非要有刚劲尚武，不惧危险的英雄胆色不可。这些说明，只有具备不畏艰险、吃苦耐劳和负气尚武的素质，才有可能适应明清时代中西部严酷的贸易环境，获得“往来莫不得其所欲”的经营自由。
而明代的陕西商人正好具备了这种素质。刘锡“客南漳日，宿蝎蛰岭，夜盗至，欲弑兄，仲操戈与戟，以身蔽兄，有贼魁二人来攻，接锋，连毙于戈下”(22)，被当地人称为英雄，才取得了贸易通商的胜利。刘承渠在寓居扬州期间，“时值倭寇数甚猖獗，百姓趋城者如市，而城门已闭，百姓啼号，莫知所之。公叱守者曰：‘数千人命在旦夕，坐视不救，御暴谓何！’守者因启门，众乃得入，数千人赖以为活”(23)。在倭寇猖獗，数千民众命悬一线的千钧一发之际，刘承渠挺身而出，怒斥守门者，使城门得启，民众因之得以活命。被当地人广为传颂，刘承渠“名已籍籍广陵矣”，成为扬州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充分表现了陕西人威武雄壮的英雄情怀和不畏强暴的勇敢精神。
①《明太祖洪武实录》，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16。
②顾炎武：《日知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卷10。
③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亩统计》，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80页。
④《明宪宗成化实录》，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11。
⑤嘉庆《重修一统志》，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266，第25页。
⑥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华书局1961年版，卷55，第5页。
⑦嘉庆《重修一统志》，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266，第26页。
⑧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华书局1961年版，卷57，第2页。
⑨《陕西通志》，陕西通志馆本，卷27。
⑩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卷495。
(11)田培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2期。
(12)李贤、彭时：《大明一统志》，中华书局2002年版，卷4。
(13)方孔炤：《全边纪略》，台湾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4，第5页。
(14)《明太宗永乐实录》，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7。
(15)吴刚：《高陵碎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150页。
(16)吴刚：《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17)吴刚：《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
(18)吴刚：《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150页。
(19)吴刚：《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
(20)吴刚：《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21)汪真：《中国地理》，中正书局民国三十二年版，第17页。
(22)吴刚：《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150页。
(23)吴刚：《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