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故事
明代以诚信闻名的陕商——雷太初、王勣
在中国传统社会，诚信是诚商良贾都努力遵循的原则，尤其是在明清中国商界，陕西商人的诚信更是有口皆碑，他们以“陕棒槌”的文化符号，得到社会的认可，成为明清陕西商人的突出特点。而最能表现陕西商人诚信素质的莫过于三原商人雷太初和王勣。
一、中国传统商人的诚信教育
商人自降生和生存于社会人间，终生都会受到社会主流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教育。而传统社会突出诚信的主流价值观和道德观教育，对商人诚信理念的形成，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基础功能。中国从春秋以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道家的“道法自然”，佛家的“善恶报应，弃恶扬善”，都从不同角度对商人们的诚信经商起着教育和引导的作用。中国儒家讲究诚信，“仁、义、礼、智、信”最终归结为一个“信”字。“孟子少时，东家尚杀猪，孟子问其母：‘东家猪何为？’其母曰：‘欲吠汝。’母悔言，曰：‘吾怀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是也。今道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买东家猪肉以食之，明不欺也。’”①留下了诚信的佳话。
中国道家也讲究诚信。道家宣扬的“道法自然”包含说话算数，诚实不欺的内容。道家四大护法神之一的财神赵公明，就是诚信的楷模。相传赵公明早年随师父学艺，一日师父怀饥，让赵公明去寻食，在途中遇见一只黑虎，要吃公明。赵公明对黑虎说：“我得给师父送饭，待我送完饭后，再来让你吃。”回到家中，赵公明对师父说：“你吃吧，我还要去送给老虎吃。”说完就去喂老虎。黑虎见赵公明如此守信，非但没有吃他，反而成为他的坐骑，这就是赵公明骑黑虎的缘由。②
魏晋南北朝佛教传入中国，佛家也讲究诚信。佛经《业报差别经》中说：骄慢放逸、不礼敬三宝的人，受出生卑贱人家的果报；为人挚诚不欺、不说人长短是非的人，则受口气香洁、身心安乐、人所爱敬称誉的果报；能够结缘广施、柔和谦恭、礼敬三宝的人，则受出生富贵之家的果报。可见福祸贫富的果报，完全是依每个人的善恶而决定的。③
社会主流价值观和道德观潜移默化的教诲，遂使商人们能够对诚信达到较为理性的认识。山西著名商人王文显说：“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如此则子孙必昌，深安而家肥富。”著名徽商舒道刚也说：“圣人言，以义为利，又言见义不为，无勇。则因义而用财，即所谓之大道也。”④所以，颉尊三先生总结说：“(晋商)虽亦以营利为目的，凡事则以道德信义为依据，大有儒学正宗之一派，故力能通有无，济公私……近悦远来。”⑤这些说明，中国传统商人诚信理念的形成，社会主流价值观潜移默化的教育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自春秋实行士农工商社会职业分层以来，“商之子恒为商”，而且重农抑商体制下的社会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阻隔了商人向士阶层的流动，使商人子弟能够获得的教育资源极其有限，商人子弟的教育主要靠商这种家庭职业道德教育，由于耳濡目染，“不学而成，不教而能”，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益的教育机制。在传统中国，商人对其子弟诚信理念的养成可谓煞费苦心。在家庭建设上，他们注重营造诚信的文化氛围，使商人子弟从小就生活在讲求诚信的环境之中。明清以来的晋商大院和陕商大院，所到之处都悬挂和镌刻着诚信的格言和商训。如山西榆次常家大院就镌刻有著名的《家训》“九必经”，成为常家诚信致富的旨归：“凡语必忠信，凡行必笃敬，凡食必慎节，凡字必楷正，凡貌必端庄，凡冠必肃整，步履必安详，做事必谋始，出言必顾行。”⑥
陕西韩城党家大院到处都镌刻和悬挂着“忠厚”、“厚道”、“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咨”、“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无益之事勿为，无益之人勿亲，无益之书勿读，无益之话勿说”⑦的门楣和商谚、商训，使商人子弟抬头见教，举目有益，起了很好的教化作用。
言传身教是传统商人对其子弟进行诚信教育的主要途径。《太平广记》中就记载了一则商人对其子弟进行诚信教育的真实故事：
北宋时期，翰林学士陈尧咨喜欢养马，他买了一匹烈马，脾气暴躁，不能驾驭，踢伤多人，便将其卖掉。一日，陈尧咨的父亲走进马厩，没有看到那匹烈马便向马夫询问，马夫说：“翰林已经把马卖给一个商人了。”陈尧咨的父亲又问：“翰林告诉那商人这是匹烈马吗？”管马的人说：“要是跟那个商人说这匹马又咬又踢，人家还会买吗？”陈父听后很生气，就气呼呼地转身找到儿子质问：“你把那匹烈马卖了？”尧咨答道：“是。”父亲又问：“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他这是匹烈马呢？”陈尧咨嘟囔说：“他自己看不出这马性子烈，这不怪我。”父亲说：“都是我的过错，我忙于经商，没有教育好你。现在就给你讲一个不欺买主的故事：唐朝武则天执政时，有一位宰相叫陆元方，他想卖掉东京洛阳城里的一所房子，一切手续都办好了，只等着买房子的人来交钱。买房的人来交钱时，陆元方说，这房子哪里都好，就是没有出水的地方，那个人听后，立刻就不买了。买主走后，陆元方的儿子和侄子们都埋怨他，而他却说，你们也太奇怪了，难道可以为了钱欺骗别人吗？”陈尧咨听了很惭愧地说：“爸，我知道自己错了。”于是亲自找到那个买马的商人说明了原因，把钱退给了买马的人， 自己把马牵了回来。⑧
这则故事说明商人诚信理念和行为的形成，家庭教育有着最直接的作用。
《登楼杂记》中记载了一则商人教育子弟诚信的故事，更有身教重于言教的启示意义。徽商汪拱乾经商三十余年成为巨富，平时自奉菲薄，“然有人告借者，无不满其意而去，唯认券时必载若干利，因其宽于取债，日积月累子母并计之，则负欠者俱有难偿之患”。有一天，他的几个儿子在一起议论道：“昔陶朱公能积能散，故人至今称之，今吾父聚而不散，恐市恩而反招怨尤也。”谁知此番议论让拱乾听到了，他对儿子们说：“吾有是念久矣，恐汝辈不克体吾志耳，是以蓄而不发。今既能会吾意，真吾子也。”于是，他“检筐中券数千张，尽召其人来而焚之，众皆颂视罗拜”。明代有一商人对子弟的诚信教育，更是别出心裁，他开家饭馆，自觉年迈，欲将饭馆传给儿子，为从三个儿子中选择最理想的传人，他想了一个办法：一日，他将三个儿子叫到堂前，对他们说：“我欲传饭馆给你们中的一位，为了证明你们三人中谁最有能力，我现在宣布一个办法。”他吩咐家人，搬来三个已经装好土的花盆，然后拿出三粒种子放在桌上，对儿子们说：“这是我精心挑选的花种，你们可以任选一粒种在花盆里。半年以后，你们端来给我看。到时候，谁的花养得最好，我就将财产交给谁，但必须要用我发给你们的种子和这花盆里的土。”大儿子和二儿子回到家中，便将花种种在花盆里，可是，精心栽培了很长时间，就是不见花盆里的种子发芽，于是就偷偷去乡下找花匠，从花匠那里买来种子，换上新土。把新种子种下去，很快就发芽吐绿。而憨厚老实的三儿子，种下种子后，每天按时给花浇水，就是不见种子发芽，他想种子是父亲挑选的，应该没有问题，就继续浇水培育。半年以后，三个儿子都端来自己养的花给父亲看。大儿子和二儿子养的花枝繁叶茂，开出鲜艳的花朵，只有三儿子的花盆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长出来。老商人看后，什么也没说，就将饭馆的钥匙和账本交给了三儿子。其他两个儿子很不服气，就生气地问父亲：“三弟的花盆里什么都没有，为什么要将饭馆交给他？”老商人说：“做生意一定要诚实，因此，我要选一个诚实的人来继承家业。看来你们的弟弟是最诚实的。”两个儿子不解地问：“为什么？”老商人缓缓地说：“因为那三颗种子都是我炒熟了的……”⑨
临终遗言更是传统商人对子弟进行诚信传统教育最郑重的途径。明代江西“辰州商人鲁翟，家有余赀出贷，贫穷之甚无偿者，辄不苦勒。临终之时，批帖盈匣，嘱戒二子曰：‘我一生放债，批帖在此间。有得本而未得利者，有得半本者，有全未得者，簿载明白。累年未结，是皆悯其贫而不勒者也。倘后有负心者，自送来还，利有不足，亦将原帖还之；不来还者，置之不可逼取，以贻后悔。’二子唯唯听命。及父终，不改父道，兢兢谨守嘱言”⑩。汪姓安徽商人“历游吴越闽海诸地，以诚信交人，同事无少欺隐，后卒于浦城，病革，犹作书遗诸弟，谆谆忠厚积善为训”(11)。
陕西商人的诚信也是长期教育的结果。
二、雷太初、王勣的诚信事迹
雷太初的经营事迹在大荔文人韩邦奇为他撰写的《故蒲城雷公墓表》有所记载：
“公讳太初……世为陕之西安蒲城人……成化初，西边用兵，官府给金，购糶宽限以召商人，人争趋之。公独步领金，众曰：‘值高限远，奇货可居也，奈何不领？’公不答。逾年征糶以年之稔也，倍其数且输之边，死徙者殆百家。后部粮甘肃，众以官值易布冀，规厚利。公独斋本色，同行者笑其拙，抵肃而兵殷用急，部使者比仗日且二三四，边一时不能贸易，有司督併妻子捶楚无完肤至破家以偿。”(12)
这是一则陕商诚信极为珍贵的史料。雷太初经商的年代，正是朱明王朝与俺答汗蒙古族争夺蒙边疆域战争最激烈的时期。由于战事紧急，为保证军队粮草供应，由官府出资召商人购糶粮食运送边地，而且还贷期限宽远，本轻利重，人争趋之。面对如此优惠的条件，众商认为是奇货可居，争购不怠，唯独雷太初不领，众人皆不解，以为雷太初不懂经营之道。结果，第二年因为年成丰稔，官府加倍征收往年所贷资金的粮食，并且要直接输送边地。众商原以为值高限远，没有准备，面对官府的急急逼勒，措手不及，破产逃亡的成百千家。唯独雷太初当年不被眼前微利所动，坚持诚信为本的经营作风，不投机取巧，而是稳扎稳打，坚持自己的独立经营，当众商面对官府逼勒，纷纷破产之际，雷太初却能安然无恙，躲过一劫。说明不贪小利、坚持诚信的经营本色，是一个优秀商人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
这种不贪微利、长线远鹤的稳健经营，如果是一时一事，并不足以证明雷太初的经营素质。问题是在他的经营中，常常会面临这样的选择，而能作出正确的决策，这便实属难得。不久，雷太初与大伙一起贩粮到甘肃，当时官府对军布和用于布马交易的布匹，实行垫资招商承办的办法，万历时山西巡抚沈子木的奏章中说“本镇互市应用缎匹、梭布、水獭、狐皮等物，发价银四万两交官往各省收买”(13)，由官府给商人垫资，鼓励携资到江南贩布，用官府资金为官府贩布，基本是无成本投入，当时到江南贩布一匹价银才7钱银子，贩运甘肃每匹可卖3两银子，可谓“利敷三倍”，利润丰厚，商人纷纷仿效，领官府资本去江南购布，获取大利。唯独雷太初不为所动，众人都笑其太笨了，不会赚钱。可是当商人们用官府的银子将布匹贩运到甘肃边地时，却碰到了边地战争孔急的局面，每天接仗三四场，双方打得难解难分，一时不能进行交易，所贩布匹卖不出去，而官府催逼还贷刻不容缓，甚至捶楚妻子儿女无完肤，许多人只好破产还账。在这种情况下，雷太初由于不染官款，不贪眼前利益，又一次规避了官府的留难与逼迫，获得了稳健经营的正当利益。这便充分说明了雷太初诚信经营不是一时所为，而是一贯坚持的经营作风，反映了他对局势把握的老辣和正确，是一位有丰富经营经验的成功商人。
而三原商人王勣的诚信更是上升到了理性的高度。
王勣的经营情况在三原文人来俨然为其撰写的《明菊斋王君暨配硕人崔氏合葬墓志铭》中有记载：
“王君者名勣字子立，菊斋其号……君充县学诸生业侵侵向成，顾君母杨老家曰‘削无从供朝夕’，乃弃去为商。鸿胪杨君者拥重赀淮阳间，君甥也。请君主诸务，君至扬一一为划计，诸受计者多叹服君。时治盐使者行疏通法，商随倚营私，名曰‘超掣’，或拉君，君谢不往，诸君大有获，乃诮君不听吾而失厚利。君笑应曰：‘吾不得鱼，幸有吾荃，若视吾荃在否，不患不得鱼也。’有识者以君言为是。”(14)
据此可知，王勣原本是求取功名的县学诸生，走求取功名的科举道路。但终因家贫，弃儒经商，而其时其舅舅杨鸿胪在扬州拥重赀贩盐发家，就请王勣为其支持盐务。王勣因为是文人下海，有知识，将所学知识运用到盐业管理上，“一一为划计，诸受计者多叹服君”，将生意打理得井井有条，人们都叹服他的管理才能。有一件事充分表现了王勣诚信不欺的稳健经营作风。当时盐业交易中，“守支”是很关键的一环，守支盐场历来有制，“按资次支给”。从明初到明后叶，两淮盐商的守支时间，少则几年，多则十年，甚至十几年，以至于有时候在扣除守支费用后无利可图。有人就别创一法名曰“超掣”，即通过贿赂官府而超越原定顺序率先支盐，因其获利非比寻常，乡人纷纷效法。有同乡商人也来拉王勣，花钱疏通官府，提前支盐。王勣谢而不往，而那些投机钻营者一时都获得了大利，他们讥笑王勣不听召唤，坐失获取厚利的机会。王勣不以为然，他说出了自己的一番见解。他说，我虽然因没有钻营而失去了一时的厚利，但我却保护了自己资本不受侵害。只要我的资本在，合法诚实经营，就不会赚不到钱。这与当年梁选櫲“贪贾规利，用超掣法以邀公，公谢不可”，认为“利如布帛之有幅焉……过则必败……若属恬不知惧，祸不旋踵矣”。他认为经商业贾是有规则的，就像布匹有经纬规矩一样，只有遵照规则，顺应商情，才能在经营中立于不败之地；否则，违背了规律，就是再大的胆量，再雄厚的资财，也不能阻挡违背规律带来的打击。(15)何以相似乃尔。他们道出了一个共同的心声：做生意就要诚实经营，按商业规律办事，才能取得长久的利益。那些投机取巧、钻营牟利的人，最终都是要失败的。“有识者以君言为是”，因为不久果然事发，“诸为奸利者伏法”(16)，事情的发展果然被王勣所言中。
雷太初、王勣、梁选櫲不投机钻营、不贪图眼前微利的优秀品格，是陕西商人诚信特征的集中体现。陕西商人当年在中国商界被称为“陕棒槌”，就是因为他们以忠厚不欺、诚实经营而著称中国商界。这是陕西厚重的黄土地给予陕西商人的自然禀赋。因为农耕经济下，人与土地之间存在对等的能量交换关系，人待地一春，地报人一季，他们之间必须讲究诚实，而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不误农时，也要求人们讲究守信。这种农业生产方式造成了陕西商人诚实守信的性格特征，使他们做生意钉是钉、铆是铆，一言九鼎，驷马难追，不耍奸把滑，不投机取巧，尤其是面对重利诱惑，他们能见利思义，遵循规律，驽而不贪，不为眼前微利所动，表现了陕西商人厚重稳健的经营作风。同时，陕西作为十三朝文明古都，首善之区，多年的儒家主流文化的教育，也使陕西人形成了诚信自重的心理积淀，不为区区微利而生贪婪之心，他们更多的是看重长远利益和大利益，这是明清陕西商帮区别于其他商帮的重要标志之一。
①《中国诚信故事》，第2辑，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年版。
②刘魁力：《财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5-216页。
③星云法师：《佛教的人生观》。
④宁一：《中国商道》，地震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⑤颉尊三：《山西票号之构造》，1936年未刊稿。
⑥耿彦波：《常家庄园》，书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⑦刘兆英：《溥彼韩城》，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页。
⑧《中国诚信故事》，第2辑，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年版。
⑨孔刃非：《商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113页。
⑩归正宁静子：《详刑公案》，南闽潭邑艺林刘氏太华刊行，卷1，《吕县尹断诬好赖骗》。
(11)《歙县志》，黄山书社2011年版，卷4。
(12)韩邦奇：《苑洛集》，关中丛书刻本，卷2，第22-23页。
(13)《万历神宗实录》，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212。
(14)来俨然：《自愉堂集》关中丛书刻本，卷2，第6-7页。
(15)梁希蛰辑：《三原焦吴里梁氏家乘》，陕西省图书馆馆藏，明刊本。
(16)梁希蛰辑：《三原焦吴里梁氏家乘》，陕西省图书馆馆藏，明刊本。
一、中国传统商人的诚信教育
商人自降生和生存于社会人间，终生都会受到社会主流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教育。而传统社会突出诚信的主流价值观和道德观教育，对商人诚信理念的形成，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基础功能。中国从春秋以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道家的“道法自然”，佛家的“善恶报应，弃恶扬善”，都从不同角度对商人们的诚信经商起着教育和引导的作用。中国儒家讲究诚信，“仁、义、礼、智、信”最终归结为一个“信”字。“孟子少时，东家尚杀猪，孟子问其母：‘东家猪何为？’其母曰：‘欲吠汝。’母悔言，曰：‘吾怀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是也。今道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买东家猪肉以食之，明不欺也。’”①留下了诚信的佳话。
中国道家也讲究诚信。道家宣扬的“道法自然”包含说话算数，诚实不欺的内容。道家四大护法神之一的财神赵公明，就是诚信的楷模。相传赵公明早年随师父学艺，一日师父怀饥，让赵公明去寻食，在途中遇见一只黑虎，要吃公明。赵公明对黑虎说：“我得给师父送饭，待我送完饭后，再来让你吃。”回到家中，赵公明对师父说：“你吃吧，我还要去送给老虎吃。”说完就去喂老虎。黑虎见赵公明如此守信，非但没有吃他，反而成为他的坐骑，这就是赵公明骑黑虎的缘由。②
魏晋南北朝佛教传入中国，佛家也讲究诚信。佛经《业报差别经》中说：骄慢放逸、不礼敬三宝的人，受出生卑贱人家的果报；为人挚诚不欺、不说人长短是非的人，则受口气香洁、身心安乐、人所爱敬称誉的果报；能够结缘广施、柔和谦恭、礼敬三宝的人，则受出生富贵之家的果报。可见福祸贫富的果报，完全是依每个人的善恶而决定的。③
社会主流价值观和道德观潜移默化的教诲，遂使商人们能够对诚信达到较为理性的认识。山西著名商人王文显说：“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如此则子孙必昌，深安而家肥富。”著名徽商舒道刚也说：“圣人言，以义为利，又言见义不为，无勇。则因义而用财，即所谓之大道也。”④所以，颉尊三先生总结说：“(晋商)虽亦以营利为目的，凡事则以道德信义为依据，大有儒学正宗之一派，故力能通有无，济公私……近悦远来。”⑤这些说明，中国传统商人诚信理念的形成，社会主流价值观潜移默化的教育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自春秋实行士农工商社会职业分层以来，“商之子恒为商”，而且重农抑商体制下的社会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阻隔了商人向士阶层的流动，使商人子弟能够获得的教育资源极其有限，商人子弟的教育主要靠商这种家庭职业道德教育，由于耳濡目染，“不学而成，不教而能”，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益的教育机制。在传统中国，商人对其子弟诚信理念的养成可谓煞费苦心。在家庭建设上，他们注重营造诚信的文化氛围，使商人子弟从小就生活在讲求诚信的环境之中。明清以来的晋商大院和陕商大院，所到之处都悬挂和镌刻着诚信的格言和商训。如山西榆次常家大院就镌刻有著名的《家训》“九必经”，成为常家诚信致富的旨归：“凡语必忠信，凡行必笃敬，凡食必慎节，凡字必楷正，凡貌必端庄，凡冠必肃整，步履必安详，做事必谋始，出言必顾行。”⑥
陕西韩城党家大院到处都镌刻和悬挂着“忠厚”、“厚道”、“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咨”、“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无益之事勿为，无益之人勿亲，无益之书勿读，无益之话勿说”⑦的门楣和商谚、商训，使商人子弟抬头见教，举目有益，起了很好的教化作用。
言传身教是传统商人对其子弟进行诚信教育的主要途径。《太平广记》中就记载了一则商人对其子弟进行诚信教育的真实故事：
北宋时期，翰林学士陈尧咨喜欢养马，他买了一匹烈马，脾气暴躁，不能驾驭，踢伤多人，便将其卖掉。一日，陈尧咨的父亲走进马厩，没有看到那匹烈马便向马夫询问，马夫说：“翰林已经把马卖给一个商人了。”陈尧咨的父亲又问：“翰林告诉那商人这是匹烈马吗？”管马的人说：“要是跟那个商人说这匹马又咬又踢，人家还会买吗？”陈父听后很生气，就气呼呼地转身找到儿子质问：“你把那匹烈马卖了？”尧咨答道：“是。”父亲又问：“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他这是匹烈马呢？”陈尧咨嘟囔说：“他自己看不出这马性子烈，这不怪我。”父亲说：“都是我的过错，我忙于经商，没有教育好你。现在就给你讲一个不欺买主的故事：唐朝武则天执政时，有一位宰相叫陆元方，他想卖掉东京洛阳城里的一所房子，一切手续都办好了，只等着买房子的人来交钱。买房的人来交钱时，陆元方说，这房子哪里都好，就是没有出水的地方，那个人听后，立刻就不买了。买主走后，陆元方的儿子和侄子们都埋怨他，而他却说，你们也太奇怪了，难道可以为了钱欺骗别人吗？”陈尧咨听了很惭愧地说：“爸，我知道自己错了。”于是亲自找到那个买马的商人说明了原因，把钱退给了买马的人， 自己把马牵了回来。⑧
这则故事说明商人诚信理念和行为的形成，家庭教育有着最直接的作用。
《登楼杂记》中记载了一则商人教育子弟诚信的故事，更有身教重于言教的启示意义。徽商汪拱乾经商三十余年成为巨富，平时自奉菲薄，“然有人告借者，无不满其意而去，唯认券时必载若干利，因其宽于取债，日积月累子母并计之，则负欠者俱有难偿之患”。有一天，他的几个儿子在一起议论道：“昔陶朱公能积能散，故人至今称之，今吾父聚而不散，恐市恩而反招怨尤也。”谁知此番议论让拱乾听到了，他对儿子们说：“吾有是念久矣，恐汝辈不克体吾志耳，是以蓄而不发。今既能会吾意，真吾子也。”于是，他“检筐中券数千张，尽召其人来而焚之，众皆颂视罗拜”。明代有一商人对子弟的诚信教育，更是别出心裁，他开家饭馆，自觉年迈，欲将饭馆传给儿子，为从三个儿子中选择最理想的传人，他想了一个办法：一日，他将三个儿子叫到堂前，对他们说：“我欲传饭馆给你们中的一位，为了证明你们三人中谁最有能力，我现在宣布一个办法。”他吩咐家人，搬来三个已经装好土的花盆，然后拿出三粒种子放在桌上，对儿子们说：“这是我精心挑选的花种，你们可以任选一粒种在花盆里。半年以后，你们端来给我看。到时候，谁的花养得最好，我就将财产交给谁，但必须要用我发给你们的种子和这花盆里的土。”大儿子和二儿子回到家中，便将花种种在花盆里，可是，精心栽培了很长时间，就是不见花盆里的种子发芽，于是就偷偷去乡下找花匠，从花匠那里买来种子，换上新土。把新种子种下去，很快就发芽吐绿。而憨厚老实的三儿子，种下种子后，每天按时给花浇水，就是不见种子发芽，他想种子是父亲挑选的，应该没有问题，就继续浇水培育。半年以后，三个儿子都端来自己养的花给父亲看。大儿子和二儿子养的花枝繁叶茂，开出鲜艳的花朵，只有三儿子的花盆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长出来。老商人看后，什么也没说，就将饭馆的钥匙和账本交给了三儿子。其他两个儿子很不服气，就生气地问父亲：“三弟的花盆里什么都没有，为什么要将饭馆交给他？”老商人说：“做生意一定要诚实，因此，我要选一个诚实的人来继承家业。看来你们的弟弟是最诚实的。”两个儿子不解地问：“为什么？”老商人缓缓地说：“因为那三颗种子都是我炒熟了的……”⑨
临终遗言更是传统商人对子弟进行诚信传统教育最郑重的途径。明代江西“辰州商人鲁翟，家有余赀出贷，贫穷之甚无偿者，辄不苦勒。临终之时，批帖盈匣，嘱戒二子曰：‘我一生放债，批帖在此间。有得本而未得利者，有得半本者，有全未得者，簿载明白。累年未结，是皆悯其贫而不勒者也。倘后有负心者，自送来还，利有不足，亦将原帖还之；不来还者，置之不可逼取，以贻后悔。’二子唯唯听命。及父终，不改父道，兢兢谨守嘱言”⑩。汪姓安徽商人“历游吴越闽海诸地，以诚信交人，同事无少欺隐，后卒于浦城，病革，犹作书遗诸弟，谆谆忠厚积善为训”(11)。
陕西商人的诚信也是长期教育的结果。
二、雷太初、王勣的诚信事迹
雷太初的经营事迹在大荔文人韩邦奇为他撰写的《故蒲城雷公墓表》有所记载：
“公讳太初……世为陕之西安蒲城人……成化初，西边用兵，官府给金，购糶宽限以召商人，人争趋之。公独步领金，众曰：‘值高限远，奇货可居也，奈何不领？’公不答。逾年征糶以年之稔也，倍其数且输之边，死徙者殆百家。后部粮甘肃，众以官值易布冀，规厚利。公独斋本色，同行者笑其拙，抵肃而兵殷用急，部使者比仗日且二三四，边一时不能贸易，有司督併妻子捶楚无完肤至破家以偿。”(12)
这是一则陕商诚信极为珍贵的史料。雷太初经商的年代，正是朱明王朝与俺答汗蒙古族争夺蒙边疆域战争最激烈的时期。由于战事紧急，为保证军队粮草供应，由官府出资召商人购糶粮食运送边地，而且还贷期限宽远，本轻利重，人争趋之。面对如此优惠的条件，众商认为是奇货可居，争购不怠，唯独雷太初不领，众人皆不解，以为雷太初不懂经营之道。结果，第二年因为年成丰稔，官府加倍征收往年所贷资金的粮食，并且要直接输送边地。众商原以为值高限远，没有准备，面对官府的急急逼勒，措手不及，破产逃亡的成百千家。唯独雷太初当年不被眼前微利所动，坚持诚信为本的经营作风，不投机取巧，而是稳扎稳打，坚持自己的独立经营，当众商面对官府逼勒，纷纷破产之际，雷太初却能安然无恙，躲过一劫。说明不贪小利、坚持诚信的经营本色，是一个优秀商人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
这种不贪微利、长线远鹤的稳健经营，如果是一时一事，并不足以证明雷太初的经营素质。问题是在他的经营中，常常会面临这样的选择，而能作出正确的决策，这便实属难得。不久，雷太初与大伙一起贩粮到甘肃，当时官府对军布和用于布马交易的布匹，实行垫资招商承办的办法，万历时山西巡抚沈子木的奏章中说“本镇互市应用缎匹、梭布、水獭、狐皮等物，发价银四万两交官往各省收买”(13)，由官府给商人垫资，鼓励携资到江南贩布，用官府资金为官府贩布，基本是无成本投入，当时到江南贩布一匹价银才7钱银子，贩运甘肃每匹可卖3两银子，可谓“利敷三倍”，利润丰厚，商人纷纷仿效，领官府资本去江南购布，获取大利。唯独雷太初不为所动，众人都笑其太笨了，不会赚钱。可是当商人们用官府的银子将布匹贩运到甘肃边地时，却碰到了边地战争孔急的局面，每天接仗三四场，双方打得难解难分，一时不能进行交易，所贩布匹卖不出去，而官府催逼还贷刻不容缓，甚至捶楚妻子儿女无完肤，许多人只好破产还账。在这种情况下，雷太初由于不染官款，不贪眼前利益，又一次规避了官府的留难与逼迫，获得了稳健经营的正当利益。这便充分说明了雷太初诚信经营不是一时所为，而是一贯坚持的经营作风，反映了他对局势把握的老辣和正确，是一位有丰富经营经验的成功商人。
而三原商人王勣的诚信更是上升到了理性的高度。
王勣的经营情况在三原文人来俨然为其撰写的《明菊斋王君暨配硕人崔氏合葬墓志铭》中有记载：
“王君者名勣字子立，菊斋其号……君充县学诸生业侵侵向成，顾君母杨老家曰‘削无从供朝夕’，乃弃去为商。鸿胪杨君者拥重赀淮阳间，君甥也。请君主诸务，君至扬一一为划计，诸受计者多叹服君。时治盐使者行疏通法，商随倚营私，名曰‘超掣’，或拉君，君谢不往，诸君大有获，乃诮君不听吾而失厚利。君笑应曰：‘吾不得鱼，幸有吾荃，若视吾荃在否，不患不得鱼也。’有识者以君言为是。”(14)
据此可知，王勣原本是求取功名的县学诸生，走求取功名的科举道路。但终因家贫，弃儒经商，而其时其舅舅杨鸿胪在扬州拥重赀贩盐发家，就请王勣为其支持盐务。王勣因为是文人下海，有知识，将所学知识运用到盐业管理上，“一一为划计，诸受计者多叹服君”，将生意打理得井井有条，人们都叹服他的管理才能。有一件事充分表现了王勣诚信不欺的稳健经营作风。当时盐业交易中，“守支”是很关键的一环，守支盐场历来有制，“按资次支给”。从明初到明后叶，两淮盐商的守支时间，少则几年，多则十年，甚至十几年，以至于有时候在扣除守支费用后无利可图。有人就别创一法名曰“超掣”，即通过贿赂官府而超越原定顺序率先支盐，因其获利非比寻常，乡人纷纷效法。有同乡商人也来拉王勣，花钱疏通官府，提前支盐。王勣谢而不往，而那些投机钻营者一时都获得了大利，他们讥笑王勣不听召唤，坐失获取厚利的机会。王勣不以为然，他说出了自己的一番见解。他说，我虽然因没有钻营而失去了一时的厚利，但我却保护了自己资本不受侵害。只要我的资本在，合法诚实经营，就不会赚不到钱。这与当年梁选櫲“贪贾规利，用超掣法以邀公，公谢不可”，认为“利如布帛之有幅焉……过则必败……若属恬不知惧，祸不旋踵矣”。他认为经商业贾是有规则的，就像布匹有经纬规矩一样，只有遵照规则，顺应商情，才能在经营中立于不败之地；否则，违背了规律，就是再大的胆量，再雄厚的资财，也不能阻挡违背规律带来的打击。(15)何以相似乃尔。他们道出了一个共同的心声：做生意就要诚实经营，按商业规律办事，才能取得长久的利益。那些投机取巧、钻营牟利的人，最终都是要失败的。“有识者以君言为是”，因为不久果然事发，“诸为奸利者伏法”(16)，事情的发展果然被王勣所言中。
雷太初、王勣、梁选櫲不投机钻营、不贪图眼前微利的优秀品格，是陕西商人诚信特征的集中体现。陕西商人当年在中国商界被称为“陕棒槌”，就是因为他们以忠厚不欺、诚实经营而著称中国商界。这是陕西厚重的黄土地给予陕西商人的自然禀赋。因为农耕经济下，人与土地之间存在对等的能量交换关系，人待地一春，地报人一季，他们之间必须讲究诚实，而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不误农时，也要求人们讲究守信。这种农业生产方式造成了陕西商人诚实守信的性格特征，使他们做生意钉是钉、铆是铆，一言九鼎，驷马难追，不耍奸把滑，不投机取巧，尤其是面对重利诱惑，他们能见利思义，遵循规律，驽而不贪，不为眼前微利所动，表现了陕西商人厚重稳健的经营作风。同时，陕西作为十三朝文明古都，首善之区，多年的儒家主流文化的教育，也使陕西人形成了诚信自重的心理积淀，不为区区微利而生贪婪之心，他们更多的是看重长远利益和大利益，这是明清陕西商帮区别于其他商帮的重要标志之一。
①《中国诚信故事》，第2辑，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年版。
②刘魁力：《财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5-216页。
③星云法师：《佛教的人生观》。
④宁一：《中国商道》，地震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⑤颉尊三：《山西票号之构造》，1936年未刊稿。
⑥耿彦波：《常家庄园》，书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⑦刘兆英：《溥彼韩城》，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页。
⑧《中国诚信故事》，第2辑，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年版。
⑨孔刃非：《商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113页。
⑩归正宁静子：《详刑公案》，南闽潭邑艺林刘氏太华刊行，卷1，《吕县尹断诬好赖骗》。
(11)《歙县志》，黄山书社2011年版，卷4。
(12)韩邦奇：《苑洛集》，关中丛书刻本，卷2，第22-23页。
(13)《万历神宗实录》，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212。
(14)来俨然：《自愉堂集》关中丛书刻本，卷2，第6-7页。
(15)梁希蛰辑：《三原焦吴里梁氏家乘》，陕西省图书馆馆藏，明刊本。
(16)梁希蛰辑：《三原焦吴里梁氏家乘》，陕西省图书馆馆藏，明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