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故事
明代业盐发家的三原富商——高尧山、朱友槐、石象、育维新
在中国政治城市、经济农村二元化的社会结构下，农村常常扮演着经济中心的角色。明代的陕西，西安仅仅是会城，是政治中心，而陕西的经济中心则在距离西安50余里的泾阳、三原。因此，三原在明代曾产生过一大批名闻关中的高赀商人，他们中的佼佼者就有高尧山、朱友槐、石象、育维新等人。
一、明清三原的经济概况
三原是关中要邑，“为渭北各地贸易总汇之区，食货充盈，交通甚便”①，地处关中交通要道，西衔凤汉，东接潼商，北通延绥，为东西部货物集散之地，转运四时不绝。西北药材、羊毛经淳化、旬邑或由邠县、永寿运至三原，加工炮制成“西口药材”、“西口皮货”运销各地；东南之布匹经潼关装船或由龙驹寨驮运三原，改卷染色再分销甘陇各地，明代已是“市店充盈，货物辐转，不减肩摩杀击之风”②，人称“龙镇小长安”。明末清初，三原商务曾有短暂萧条。缘因清廷在三原对入关货物复设重税，康熙三十八年，知县李流甫请为裁撤，户部奉旨革除，遂使三原商务得到恢复，逐日兴旺，成为与泾阳并驾齐驱的陕西经贸中心。三原城内南关“旧市廛店舍相连百余家”，“集四方商贾重费，昏晓贸易”③，成为陕陇大宗商品过载集散中心，故金融活跃，药材“一年买卖总额为20万两之谱”，布匹“每年所运达千万元之谱”④，每年由陇青押解三原总店的“标银”盈千累万。就是近代，“每年布匹、茶叶、药材、粮食及银钱之买卖，其数多在二千万元以上”⑤，故时人有“宁要三原，不要长安”之语。由于三原数百年处于商贸中心地位，长期保持着“高城相对出，流水在中涵，货泉来宇内，风物似江南”⑥的经济优势。
明代三原是布业中心。陕西布商从江南贩回标布，经大运河到临清中转，入卫河至汴梁起旱，用驮骡或大车运布到潼关后，再沿渭河北岸运至三原。入陕的标布要在三原“改卷”、“整染”，即卷成适合西北运输和交易条件的形状，同时把标布放在沸腾的硫黄桶上熏染制，使之进一步变白。因此，三原成为整个西部的棉布中转营销中心。“棉布运到，堆积一市”，“布市兴盛之时，多至四十余家”。
江南标布本轻利重，陕西布商个个赚得体丰钵满。明代江南棉布商品量为2700万匹，以其中一半销往西北三边计，则每年运销西北的标布在1000～1400万匹之间，若每匹赚银4钱，则每年仅棉布盈利就在400～600万两间，这同每年从甘陇流向三原的走标银两“千万元之谱”基本吻合。
明代三原还是中草药加工贩运中心。清代西秦药商以陕西华阴、同州人为主，号称“西帮”。他们多在三原设立药栈、药店总号，在西北各地设立分庄采购药材，主要在兰州、岷州、宁夏和秦巴山区一带活动。药商就把从西北各地收购的药材贩运回三原，加工炮制成著名的“西口药材”。每年经由三原发运全国各地的西口药材600万斤，买卖总额高达20万元。当时，三原东关除了药店没有别的店，有名的店铺就达300多家。从清朝直到民国，三原一直是西部药材的加工集散中心。
明代三原还是西北金融中心。在明清时期，商家一般采取赊销的方式，先付货，后给钱，月底或季末收账，就形成了一定的汇划银两制度，叫“走镖之期”，一般分为春夏秋冬四次，也叫“四季镖”。主要是“春镖”和“秋镖”，季末最后三天，由分号将银两押送到地区总号，28号由地区总号派镖师或镖局将银两押解至三原总庄，进行收缴分解，这样通过“镖期”，西部的银两就源源不断地流向三原。再由三原总庄将银两一部分押解各地分庄，维持经营；另一部分作为利润押解到财东集中的渭南、朝邑。而且，从明代以来，陕西是边防建设的重点地区，国家财税的绝大部分均耗散在这一边境军事地带，每年仅江南各省输向陕西的饷银不下10万两；入清后陕西仍为边关地区，西域屡次用兵的协晌均由陕西转输，从乾隆以来屡次征剿西域，每年经陕西协饷输银不下60余万两，新疆开省后，全国经陕西输新疆的协饷银就有291万两，当时市面上光耀夺目之白银，犹充斥皆是。这些无疑促进了陕西金融业的发展。
三原为西部的商业重镇，出产以棉花、牛羊皮为大宗。每年冬季运赴汉口转销东南各省，年额甚巨；泾阳水烟药材，每年秋冬之时，经三原运销京粤；湖北之大布，湖南之茶叶亦系由三原转销甘凉，其金融汇划，沪、汉、津、京之汇兑，无不以三原为枢纽。因此，三原成为西北金融中心和钱业汇集之地，清初时有当铺37座，到乾隆年间约有当铺69座，三原城隍庙旁的“山西街”，基本上都是当铺和票号，号称“中国西部华尔街”。每年经三原汇划全国的款项达2000～3000万两之巨，使三原在西部社会经济生活中始终处于垄断金融的优势地位，时人才说“宁要三原，不要西安”。正是这样的经济和市场条件，才使三原产生过一大批著名的商人。他们中的佼佼者就有高尧山、朱友槐、石象、育维新等人。
二、高尧山、朱友槐、石象、育维新等人的经营事迹
高尧山的经营事迹在三原文人来俨然撰写的《明寿官尧山高君墓志铭》中有所记载：
“高君者邑大贾也。器宇轩举，多识见……幼嗣叔父镇长携资游蜀中，意不自得，乃与诸从子走湟中西夏，尽以赀贸易菽粟入诸边帑，而领部檄收盐利于江淮，如此数易，赀大归。君与邑中巨富人埒矣。”⑦
朱友槐的经营事迹在三原温纯撰写的《明永寿府中尉友槐公墓志铭》中有记载：
“公赐名惟圾号有槐……富而好行其德者也。初折箸所自予薄甚以官方苦宗禄，曰：‘大丈夫堕地有七尺，奈何以衣食厪县官忧’，于是祖计然漪顿之术，以子钱择人及亲属贫者使贾吴越燕晋而宽其力，不能偿者厚归其柩在外者，人以此益德，争尽力贾，伙至数十百人，家大起，子钱巨万……”⑧
石象的经营事迹在三原温纯为其撰写的《明旨宾石象墓志铭》中有记载：
“君姓石讳象字良卿，别号巫山，朝邑县屐泽里人，其先由县延寿乡徙居大庆关为上石氏，家世耕商……河浒公以商起家，令君商，君商三原会宁间已用盐筴起赀淮上。”⑨
育维新的经营事迹在三原温纯为其撰写的《明育伯子墓志铭》中有记载：
“伯子讳维新字穆之别号纯斋，吾三原一良贾也……稍长小贾邑市，已贾吴鬻布有天幸，家日起，已贾淮扬占盐筴……不数载赀起万……自是益茹苦殚力或费食恶衣，不数载，赀又起万。”⑩
据此可知，高尧山、朱友槐、石象、育维新是通过不同方式走上扬州贩盐发家的道路。高尧山是弃儒经商，早年随叔父到四川学做生意，因赚钱甚微，转向开中粮盐，“与诸从子走湟中西夏，尽以赀贸易菽粟入诸边帑，而领部檄收盐利于江淮”，是典型的输粮换引走上贩盐道路的盐商。这说明，当时明政府在陕西实行“食盐开中”，确实是“利敷三倍”的难得机遇，与其他经营项目存在着明显的比较效益的优势，才吸引陕西商人将投资目光转向输粟换引的贩盐业务。
朱友槐则是弃官经商，走上商贩的道路。朱友槐早年是科举当官，已经做到了县令的地位，但当时正直的官员俸禄不足以养家糊口，当官与经商也存在明显的比较效益的差别，朱友槐才悲愤地发出了“大丈夫堕地有七尺，奈何以衣食厪县官忧”的感叹，依然弃官下海经商。他由于有做官的积蓄，故放贷给亲友乡邻，让他们去吴越做生意，规模还很大，“伙至数十百人”，也就是说已经有几百人的生意，可见是个经营的有心人。
石象是随父就贾，跟随父亲学习生意，在父亲的带领下经商于三原到会宁间，可见还是输粮换引，到扬州以盐业致富。
育维新则是由布转盐。育维新起初是贩布吴越，有天幸，赚钱发财，但布业利润与盐业利润也存在比较效益的差别，在利益驱动下，他是将布业利润转向了盐业投资，“贾淮扬占盐筴”。
凡此均说明，当时明政府实行“食盐开中”的确是有地区和行业的比较优势，比一般地区和一般行业赚钱要来的快，利益驱动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发调节社会的资源配置，将大量社会资源调节到输粮换引的边疆建设上来。这说明，明政府的新经济政策是成功的。同时，它也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当时陕西商人有着精明的经营意识，他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感知到食盐开中政策内涵的市场机遇，纷纷转业转产，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使陕西确实存在着像史书上记载的“疾耕积粟，以应开中”(11)的经商浪潮。
三、高尧山、朱友槐、石象、育维新的成功经验
高尧山、朱友槐、石象、育维新等人虽然殊途同归地都到扬州贩盐，但他们各自有自己不同凡响的经营经验，才取得了“赀大起”、“赀巨万”的经营业绩，这些成功的经营经验，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陕西商人的经营特点和非凡气度。
高尧山是以诚信豪爽起其家。“君贾特倜傥，重信义。初贾时，出赀家多以赀托君，君获羡赀，视他人恒倍乃约为中分，未尚斯赀家以私囊装及”(12)。这说明，高尧山走上经营道路时，在陕西商人中已经盛行财东出资、掌柜经营的“合伙股份制”的经营模式，“出赀家多以赀托君”是委托经营制。显然，高尧山是从“出赀家”手中获得了“羡赀”，是领资经营，也就是后来成为“领东掌柜”的角色，是领取东家的资金进行经营的“西家”。由于他讲究诚信，立信于人，经营利润虽然“视他人恒倍”，但他仍然恪守“中分”的原则，也就是山陕商人中盛行的“计名开股”制度，他并不因为利润几倍增长而背着东家中饱私囊，所以才树立了良好的商信，得到了财东们的充分信任，业务蒸蒸日上，取得了初步经营的成功。经营发家后，他由掌柜转化为财东，走上独立经营的道路，依然坚持诚信的原则，“君既富，复以赀任人，则约所任人，吾母若削若教母私欺，我一如所处故赀家，于是任者仅奉教，赀益大归。而邑人称善贾能公利者，必曰尧山君”(13)。他发家后，成为财东，又聘任经理为之经营，他告诫掌柜：“我充分信任你们，你们也不要私欺与我，我依然像当年我的东家信任我一样地对待你们，充分保证你们的利益。”这种充满着“自己有钱赚，也保证别人有饭吃”的诚信互动原则，是极其前瞻的经营意识，反映了陕西商人在五百年前就具有先进的经营理念。诚信不是单方面的承诺，而是双方的互动，这才是诚信的最高原则，它与西方在三百年以后才提出的“每个人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但追求私人利益不以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的现代经营意识已经达到同一认识水平，反映了陕西商人灵动的经营智慧。这种既诚信于东家，又诚信于西家的相互之间形成的诚信体系，极大地调动了掌柜们经营的积极性，掌柜们“仅奉与”，所以才达到了“赀益大归”的经营效果，乡人才称他为致富能手，“善贾能公利者，必曰尧山君”，自己有钱赚，也能让别人富起来，这才是一个优秀商人的至高境界，才得到了人们的尊崇。
朱友槐则是以善良忠厚而发其家。朱友槐是弃官经商，在经商以前，他受到儒家文化的陶冶，恪守儒家忠孝善良的理念，下海经商后，将这种善良忠厚的理念贯彻到经营过程之中。“以子钱择人及亲属贫者使贾吴越燕晋而宽其力，不能偿者厚归其賻柩在外者，人以此益德，争尽力贾”，他好行其德，宽厚待人，专门贷钱给生活贫困的亲戚乡友，帮他们走上以商求富的道路，并且以德服人，对不能到期支付者，也不追究，就是那些经营失败不能归还资本而客死他乡者，他不仅不追缴资本，反而置棺木厚葬之，体现了仁者的兼爱之心和厚道善良的经营理念。这种“以德治业”的经营理念，调动了数百伙计的积极性，他们感恩于主家的恩泽，效死为主家卖命，朱友槐才取得了“家大起，子钱巨万”的经营成功。朱友槐发家后，“有施与声……卒之前亦出数百金分散三党之戚……辅国禄三百石耳，身致巨万”。(14)朱友槐发家之后，发财不忘乡友，乐善好施，驽而不贪，临死前出数百金救济三戚里党，穷苦无靠者，在乡友中树立了很好的名声，还积极捐资公益事业，为国家捐赠俸禄三百石，金钱数万，成为乐善人家，充分表现了陕西商人的厚道善良。
石象则以节俭友善而称其富。“起赀淮上，俗事奢侈而君折节为俭，居常布衣蔬食，不啻一寠人”(15)。他在扬州业盐发家后，面对扬州盐商奢靡的风俗，不为所动，依然保持陕西人“忍吃欲”崇尚节俭的生活作风，不追风攀比，不锦衣美食，而是布衣蔬食、以俭为美，虽穿着朴素却不能掩饰他追求金钱的强烈动机，在扬州的奢侈之风中，显示了陕西人生活简约的醇厚民风，不能不谓之高风亮节。而且，石象很友善，“君兄弟与泾阳人郝君父子善，各以母钱同鬻财，两家以此起无间言”(16)。说明那时同乡合伙经商已经冲破了县域限制，陕西商人在三秦大地的广阔范围内寻找合作伙伴，他兄弟与泾阳人郝某父子相友善，两家合伙投资，同财共贾，两家联手发家从来没有过矛盾。这是因为“吃亏是福”的理念在陕西商人中有很厚实的积淀，陕西山川衍沃的生态环境又形成秦人豪爽大气的经营胸怀，不以区区小事为念，容易化解经营过程中的利益矛盾，是很好的合作伙伴，所以常常会出现几代人联手经商而不致中断的局面，也表现了陕西人宽厚仁慈的善良心态。
育伯子是节俭淡泊聚其财。育伯子“贾扬淮治盐筴，扬俗侈，他贾日高会醵饮声妓间，伯子独淡泊自守，即众嗤听焉，铢积寸累，不数载赀起万……自是益茹苦殚力或费食恶衣，不数载，赀又起万”(17)。这在风俗奢侈的扬州几乎是一个另类，能保持淡泊自守的生活状态，并且不以人们的说道为转移，致富已经到了“铢积寸累”的程度，这与亚当·斯密所说的“劳动创造财富，节俭将它积累起来”何以相似乃尔。这种节俭得到的效果是“不数载，赀又起万”。由此观之，节俭是陕西商人一贯坚持的良好经营作风，不以赀起而奢靡消费，保持着朴素节俭的传统；不以大富而暴富于外，保持着淡定的人生姿态，显现了陕西商人老辣的人生经验和稳健的经营风格。所以，温纯才说“余惟吾邑大小贾甚伙，少有辄盛宫室裘马以明得意者”(18)。这不能不说是极为精当的总结。
①《三原乡土志》，陕西通志馆本，第10页。
②《三原乡土志》，陕西通志馆本，第10页。
③光绪《三原县新志》，台湾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
④陇海铁路调查团：《陕西实业考察》，陇海铁路管理局1942年刊本，第427页。
⑤刘迈：《西安围城诗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页。
⑥李贤、彭时：《嘉庆一统志》，中华书局2002年版，卷229，第20页。
⑦来俨然：《自愉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卷2，第5页。
⑧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关中丛书本，卷11，第1页。
⑨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关中丛书本，卷11，第15页。
⑩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关中丛书本，卷11，第12页。
(11)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1227，第127页。
(12)来俨然：《自愉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卷2，第5页。
(13)来俨然：《自愉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卷2，第5页。
(14)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关中丛书本，卷11，第1页。
(15)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关中丛书本，卷11，第15页。
(16)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关中丛书本，卷11，第15页。
(17)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关中丛书本，卷11，第12页。
(18)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关中丛书本，卷11，第12页。
一、明清三原的经济概况
三原是关中要邑，“为渭北各地贸易总汇之区，食货充盈，交通甚便”①，地处关中交通要道，西衔凤汉，东接潼商，北通延绥，为东西部货物集散之地，转运四时不绝。西北药材、羊毛经淳化、旬邑或由邠县、永寿运至三原，加工炮制成“西口药材”、“西口皮货”运销各地；东南之布匹经潼关装船或由龙驹寨驮运三原，改卷染色再分销甘陇各地，明代已是“市店充盈，货物辐转，不减肩摩杀击之风”②，人称“龙镇小长安”。明末清初，三原商务曾有短暂萧条。缘因清廷在三原对入关货物复设重税，康熙三十八年，知县李流甫请为裁撤，户部奉旨革除，遂使三原商务得到恢复，逐日兴旺，成为与泾阳并驾齐驱的陕西经贸中心。三原城内南关“旧市廛店舍相连百余家”，“集四方商贾重费，昏晓贸易”③，成为陕陇大宗商品过载集散中心，故金融活跃，药材“一年买卖总额为20万两之谱”，布匹“每年所运达千万元之谱”④，每年由陇青押解三原总店的“标银”盈千累万。就是近代，“每年布匹、茶叶、药材、粮食及银钱之买卖，其数多在二千万元以上”⑤，故时人有“宁要三原，不要长安”之语。由于三原数百年处于商贸中心地位，长期保持着“高城相对出，流水在中涵，货泉来宇内，风物似江南”⑥的经济优势。
明代三原是布业中心。陕西布商从江南贩回标布，经大运河到临清中转，入卫河至汴梁起旱，用驮骡或大车运布到潼关后，再沿渭河北岸运至三原。入陕的标布要在三原“改卷”、“整染”，即卷成适合西北运输和交易条件的形状，同时把标布放在沸腾的硫黄桶上熏染制，使之进一步变白。因此，三原成为整个西部的棉布中转营销中心。“棉布运到，堆积一市”，“布市兴盛之时，多至四十余家”。
江南标布本轻利重，陕西布商个个赚得体丰钵满。明代江南棉布商品量为2700万匹，以其中一半销往西北三边计，则每年运销西北的标布在1000～1400万匹之间，若每匹赚银4钱，则每年仅棉布盈利就在400～600万两间，这同每年从甘陇流向三原的走标银两“千万元之谱”基本吻合。
明代三原还是中草药加工贩运中心。清代西秦药商以陕西华阴、同州人为主，号称“西帮”。他们多在三原设立药栈、药店总号，在西北各地设立分庄采购药材，主要在兰州、岷州、宁夏和秦巴山区一带活动。药商就把从西北各地收购的药材贩运回三原，加工炮制成著名的“西口药材”。每年经由三原发运全国各地的西口药材600万斤，买卖总额高达20万元。当时，三原东关除了药店没有别的店，有名的店铺就达300多家。从清朝直到民国，三原一直是西部药材的加工集散中心。
明代三原还是西北金融中心。在明清时期，商家一般采取赊销的方式，先付货，后给钱，月底或季末收账，就形成了一定的汇划银两制度，叫“走镖之期”，一般分为春夏秋冬四次，也叫“四季镖”。主要是“春镖”和“秋镖”，季末最后三天，由分号将银两押送到地区总号，28号由地区总号派镖师或镖局将银两押解至三原总庄，进行收缴分解，这样通过“镖期”，西部的银两就源源不断地流向三原。再由三原总庄将银两一部分押解各地分庄，维持经营；另一部分作为利润押解到财东集中的渭南、朝邑。而且，从明代以来，陕西是边防建设的重点地区，国家财税的绝大部分均耗散在这一边境军事地带，每年仅江南各省输向陕西的饷银不下10万两；入清后陕西仍为边关地区，西域屡次用兵的协晌均由陕西转输，从乾隆以来屡次征剿西域，每年经陕西协饷输银不下60余万两，新疆开省后，全国经陕西输新疆的协饷银就有291万两，当时市面上光耀夺目之白银，犹充斥皆是。这些无疑促进了陕西金融业的发展。
三原为西部的商业重镇，出产以棉花、牛羊皮为大宗。每年冬季运赴汉口转销东南各省，年额甚巨；泾阳水烟药材，每年秋冬之时，经三原运销京粤；湖北之大布，湖南之茶叶亦系由三原转销甘凉，其金融汇划，沪、汉、津、京之汇兑，无不以三原为枢纽。因此，三原成为西北金融中心和钱业汇集之地，清初时有当铺37座，到乾隆年间约有当铺69座，三原城隍庙旁的“山西街”，基本上都是当铺和票号，号称“中国西部华尔街”。每年经三原汇划全国的款项达2000～3000万两之巨，使三原在西部社会经济生活中始终处于垄断金融的优势地位，时人才说“宁要三原，不要西安”。正是这样的经济和市场条件，才使三原产生过一大批著名的商人。他们中的佼佼者就有高尧山、朱友槐、石象、育维新等人。
二、高尧山、朱友槐、石象、育维新等人的经营事迹
高尧山的经营事迹在三原文人来俨然撰写的《明寿官尧山高君墓志铭》中有所记载：
“高君者邑大贾也。器宇轩举，多识见……幼嗣叔父镇长携资游蜀中，意不自得，乃与诸从子走湟中西夏，尽以赀贸易菽粟入诸边帑，而领部檄收盐利于江淮，如此数易，赀大归。君与邑中巨富人埒矣。”⑦
朱友槐的经营事迹在三原温纯撰写的《明永寿府中尉友槐公墓志铭》中有记载：
“公赐名惟圾号有槐……富而好行其德者也。初折箸所自予薄甚以官方苦宗禄，曰：‘大丈夫堕地有七尺，奈何以衣食厪县官忧’，于是祖计然漪顿之术，以子钱择人及亲属贫者使贾吴越燕晋而宽其力，不能偿者厚归其柩在外者，人以此益德，争尽力贾，伙至数十百人，家大起，子钱巨万……”⑧
石象的经营事迹在三原温纯为其撰写的《明旨宾石象墓志铭》中有记载：
“君姓石讳象字良卿，别号巫山，朝邑县屐泽里人，其先由县延寿乡徙居大庆关为上石氏，家世耕商……河浒公以商起家，令君商，君商三原会宁间已用盐筴起赀淮上。”⑨
育维新的经营事迹在三原温纯为其撰写的《明育伯子墓志铭》中有记载：
“伯子讳维新字穆之别号纯斋，吾三原一良贾也……稍长小贾邑市，已贾吴鬻布有天幸，家日起，已贾淮扬占盐筴……不数载赀起万……自是益茹苦殚力或费食恶衣，不数载，赀又起万。”⑩
据此可知，高尧山、朱友槐、石象、育维新是通过不同方式走上扬州贩盐发家的道路。高尧山是弃儒经商，早年随叔父到四川学做生意，因赚钱甚微，转向开中粮盐，“与诸从子走湟中西夏，尽以赀贸易菽粟入诸边帑，而领部檄收盐利于江淮”，是典型的输粮换引走上贩盐道路的盐商。这说明，当时明政府在陕西实行“食盐开中”，确实是“利敷三倍”的难得机遇，与其他经营项目存在着明显的比较效益的优势，才吸引陕西商人将投资目光转向输粟换引的贩盐业务。
朱友槐则是弃官经商，走上商贩的道路。朱友槐早年是科举当官，已经做到了县令的地位，但当时正直的官员俸禄不足以养家糊口，当官与经商也存在明显的比较效益的差别，朱友槐才悲愤地发出了“大丈夫堕地有七尺，奈何以衣食厪县官忧”的感叹，依然弃官下海经商。他由于有做官的积蓄，故放贷给亲友乡邻，让他们去吴越做生意，规模还很大，“伙至数十百人”，也就是说已经有几百人的生意，可见是个经营的有心人。
石象是随父就贾，跟随父亲学习生意，在父亲的带领下经商于三原到会宁间，可见还是输粮换引，到扬州以盐业致富。
育维新则是由布转盐。育维新起初是贩布吴越，有天幸，赚钱发财，但布业利润与盐业利润也存在比较效益的差别，在利益驱动下，他是将布业利润转向了盐业投资，“贾淮扬占盐筴”。
凡此均说明，当时明政府实行“食盐开中”的确是有地区和行业的比较优势，比一般地区和一般行业赚钱要来的快，利益驱动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发调节社会的资源配置，将大量社会资源调节到输粮换引的边疆建设上来。这说明，明政府的新经济政策是成功的。同时，它也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当时陕西商人有着精明的经营意识，他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感知到食盐开中政策内涵的市场机遇，纷纷转业转产，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使陕西确实存在着像史书上记载的“疾耕积粟，以应开中”(11)的经商浪潮。
三、高尧山、朱友槐、石象、育维新的成功经验
高尧山、朱友槐、石象、育维新等人虽然殊途同归地都到扬州贩盐，但他们各自有自己不同凡响的经营经验，才取得了“赀大起”、“赀巨万”的经营业绩，这些成功的经营经验，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陕西商人的经营特点和非凡气度。
高尧山是以诚信豪爽起其家。“君贾特倜傥，重信义。初贾时，出赀家多以赀托君，君获羡赀，视他人恒倍乃约为中分，未尚斯赀家以私囊装及”(12)。这说明，高尧山走上经营道路时，在陕西商人中已经盛行财东出资、掌柜经营的“合伙股份制”的经营模式，“出赀家多以赀托君”是委托经营制。显然，高尧山是从“出赀家”手中获得了“羡赀”，是领资经营，也就是后来成为“领东掌柜”的角色，是领取东家的资金进行经营的“西家”。由于他讲究诚信，立信于人，经营利润虽然“视他人恒倍”，但他仍然恪守“中分”的原则，也就是山陕商人中盛行的“计名开股”制度，他并不因为利润几倍增长而背着东家中饱私囊，所以才树立了良好的商信，得到了财东们的充分信任，业务蒸蒸日上，取得了初步经营的成功。经营发家后，他由掌柜转化为财东，走上独立经营的道路，依然坚持诚信的原则，“君既富，复以赀任人，则约所任人，吾母若削若教母私欺，我一如所处故赀家，于是任者仅奉教，赀益大归。而邑人称善贾能公利者，必曰尧山君”(13)。他发家后，成为财东，又聘任经理为之经营，他告诫掌柜：“我充分信任你们，你们也不要私欺与我，我依然像当年我的东家信任我一样地对待你们，充分保证你们的利益。”这种充满着“自己有钱赚，也保证别人有饭吃”的诚信互动原则，是极其前瞻的经营意识，反映了陕西商人在五百年前就具有先进的经营理念。诚信不是单方面的承诺，而是双方的互动，这才是诚信的最高原则，它与西方在三百年以后才提出的“每个人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但追求私人利益不以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的现代经营意识已经达到同一认识水平，反映了陕西商人灵动的经营智慧。这种既诚信于东家，又诚信于西家的相互之间形成的诚信体系，极大地调动了掌柜们经营的积极性，掌柜们“仅奉与”，所以才达到了“赀益大归”的经营效果，乡人才称他为致富能手，“善贾能公利者，必曰尧山君”，自己有钱赚，也能让别人富起来，这才是一个优秀商人的至高境界，才得到了人们的尊崇。
朱友槐则是以善良忠厚而发其家。朱友槐是弃官经商，在经商以前，他受到儒家文化的陶冶，恪守儒家忠孝善良的理念，下海经商后，将这种善良忠厚的理念贯彻到经营过程之中。“以子钱择人及亲属贫者使贾吴越燕晋而宽其力，不能偿者厚归其賻柩在外者，人以此益德，争尽力贾”，他好行其德，宽厚待人，专门贷钱给生活贫困的亲戚乡友，帮他们走上以商求富的道路，并且以德服人，对不能到期支付者，也不追究，就是那些经营失败不能归还资本而客死他乡者，他不仅不追缴资本，反而置棺木厚葬之，体现了仁者的兼爱之心和厚道善良的经营理念。这种“以德治业”的经营理念，调动了数百伙计的积极性，他们感恩于主家的恩泽，效死为主家卖命，朱友槐才取得了“家大起，子钱巨万”的经营成功。朱友槐发家后，“有施与声……卒之前亦出数百金分散三党之戚……辅国禄三百石耳，身致巨万”。(14)朱友槐发家之后，发财不忘乡友，乐善好施，驽而不贪，临死前出数百金救济三戚里党，穷苦无靠者，在乡友中树立了很好的名声，还积极捐资公益事业，为国家捐赠俸禄三百石，金钱数万，成为乐善人家，充分表现了陕西商人的厚道善良。
石象则以节俭友善而称其富。“起赀淮上，俗事奢侈而君折节为俭，居常布衣蔬食，不啻一寠人”(15)。他在扬州业盐发家后，面对扬州盐商奢靡的风俗，不为所动，依然保持陕西人“忍吃欲”崇尚节俭的生活作风，不追风攀比，不锦衣美食，而是布衣蔬食、以俭为美，虽穿着朴素却不能掩饰他追求金钱的强烈动机，在扬州的奢侈之风中，显示了陕西人生活简约的醇厚民风，不能不谓之高风亮节。而且，石象很友善，“君兄弟与泾阳人郝君父子善，各以母钱同鬻财，两家以此起无间言”(16)。说明那时同乡合伙经商已经冲破了县域限制，陕西商人在三秦大地的广阔范围内寻找合作伙伴，他兄弟与泾阳人郝某父子相友善，两家合伙投资，同财共贾，两家联手发家从来没有过矛盾。这是因为“吃亏是福”的理念在陕西商人中有很厚实的积淀，陕西山川衍沃的生态环境又形成秦人豪爽大气的经营胸怀，不以区区小事为念，容易化解经营过程中的利益矛盾，是很好的合作伙伴，所以常常会出现几代人联手经商而不致中断的局面，也表现了陕西人宽厚仁慈的善良心态。
育伯子是节俭淡泊聚其财。育伯子“贾扬淮治盐筴，扬俗侈，他贾日高会醵饮声妓间，伯子独淡泊自守，即众嗤听焉，铢积寸累，不数载赀起万……自是益茹苦殚力或费食恶衣，不数载，赀又起万”(17)。这在风俗奢侈的扬州几乎是一个另类，能保持淡泊自守的生活状态，并且不以人们的说道为转移，致富已经到了“铢积寸累”的程度，这与亚当·斯密所说的“劳动创造财富，节俭将它积累起来”何以相似乃尔。这种节俭得到的效果是“不数载，赀又起万”。由此观之，节俭是陕西商人一贯坚持的良好经营作风，不以赀起而奢靡消费，保持着朴素节俭的传统；不以大富而暴富于外，保持着淡定的人生姿态，显现了陕西商人老辣的人生经验和稳健的经营风格。所以，温纯才说“余惟吾邑大小贾甚伙，少有辄盛宫室裘马以明得意者”(18)。这不能不说是极为精当的总结。
①《三原乡土志》，陕西通志馆本，第10页。
②《三原乡土志》，陕西通志馆本，第10页。
③光绪《三原县新志》，台湾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
④陇海铁路调查团：《陕西实业考察》，陇海铁路管理局1942年刊本，第427页。
⑤刘迈：《西安围城诗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页。
⑥李贤、彭时：《嘉庆一统志》，中华书局2002年版，卷229，第20页。
⑦来俨然：《自愉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卷2，第5页。
⑧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关中丛书本，卷11，第1页。
⑨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关中丛书本，卷11，第15页。
⑩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关中丛书本，卷11，第12页。
(11)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1227，第127页。
(12)来俨然：《自愉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卷2，第5页。
(13)来俨然：《自愉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卷2，第5页。
(14)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关中丛书本，卷11，第1页。
(15)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关中丛书本，卷11，第15页。
(16)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关中丛书本，卷11，第15页。
(17)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关中丛书本，卷11，第12页。
(18)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关中丛书本，卷11，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