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陕西布商是陕西商帮的重要力量，他们市驴牵马，泛舸长江，千里奔腾，到江南贩布，形成棉、布对流的东西部贸易流向。其中陕西朝邑(今大荔县)布商冯翊睢是杰出的代表之一。
　　一、明代布市周转码头临清
　　明东昌府临清，系漕运五大码头之一。15世纪中叶以后，运河交通日繁，临清人口渐增，弘治二年(1489)由县升为州，又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扩建城垣，增建土城。卫河自南水门入，穿城偏西境曲折北行；汶河(即会通河)自东水门入，至鳌头矶一分为二；其北支西北行，于临清闸与南来之卫河合流北上，即为北运河；其南支过鳌头矶掉头而南，于板闸与卫河交汇。三条水道生机勃勃。土城的五个区，商业均甚繁华。
　　中州是东西货物水旱码头，“东南纨绮，西北裘褐，皆萃于此”，是临清商业“最为繁盛”①之区。一条长街贯穿南北，自北而南分为锅市街、青碗市街、马市街三段，长达三里有余。锅市街及青碗市街两侧，皮货、冠帽、鞋袜、杂货、米豆、纸张等各类店铺林立，其中瓷器店和纸店最多时都曾达20余家，羊皮店也有七八家之多。马市街主要集中了银钱、皮货、帽靴、海味、果品、杂货等铺。长街以西有白布巷，店铺以布店为主；绸缎店则集中在与其相交的果子巷，布匹、绸缎等铺在明代都曾多达数十家。再南为粮食市，有粮店十余家，主要经销自河南卫辉等处运来的粮食。长街尽南端的东、西夹道，“亦为市贾所聚”②。长街以东为榷税分司所在，南来北往的船只在此验关纳税。
　　临清城内商业繁华，在当时北方是较少见的。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大大小小的商业街市几乎遍布全城。据民国志记载，临清盛时“北至塔湾，南至头闸”，“市肆栉比”③，大小店铺随处可见。如中州的锅市街、青硫街、马市街以及北区的小市街等，均属于百货荟萃的综合性商业街；而白布巷、果子巷、卫河西浒的茶叶店，以及遍布全城六个区的粮食市等，则是以专营某一类商品的店铺集中为特征的商业街区。
　　第二，店铺种类繁多。上述已经提及的店铺就有数十种，其中包括粮食、布店、绸缎店、丝店、皮货店、羊皮店、鞋袜靴帽店、估衣店、锅店、瓷器店、纸店、金属器皿(如金、银、铜、锡、铁等)铺、烟、酒、茶、盐、果品、海味、辽东货(人参、貂皮、青黄鼠皮等)、木料、船具、木器、家具、首饰、古玩等各种店铺；碾坊、磨坊、油坊、皮毛加工、竹木作坊等也有一些是带店铺的。此外，还有银钱、典当等铺，焦石木炭店，药材行，饮食店和制作香烛纸马、盆、桶、锅盖等作坊店铺，以及棉花市、绵绸市、线市、姜市、柴市、猪市、鸡鸭市等农副产品的专门市场。可见，城区商业经营的商品门类繁多，档次齐备，可适应各种各样的消费需求。
　　第三，商店数量众多。据州志记载，乾隆时北区长仅里许的小市街就有商店百余家。以上二者相互参证，可以肯定，明代和清代临清城内店铺的数量起码在五六百家以上，明代则更多些。如果再加上各种类型的集市商贩、作坊店铺，临清的大小商业店铺可能达到千余家。
　　商品流通当然离不开商人。活跃于临清市场上的商人，既有本地土著，也有外来客籍。州志称，临清“本境之民逐末者多，力本者少”，甚至说“逐末者十室而九”。客籍商人有徽州商人、江浙商人、南京商人，也有来自山陕、辽东、河南、直隶乃至山东本省的济宁、青州、登、莱诸府的商人。州人刘梦阳也说，“临清以聚贾获名”。外来客商是构成临清商人队伍的主体，在临清，外来的商业资本以绸缎、布匹、粮、茶、盐等项的批发中转贸易及银钱典当业为主要经营项目。
　　以外来客商的活动为中心，在临清形成一整套商业、服务业体系，构成临清城市经济的主体，并左右着本城大部分居民的生计。临清城内虽亦有丝织、皮毛加工等手工业，但与这个庞大的商业经济体系相比，在整个城市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甚微。临清的城市经济基本上是围绕着商品流通这一中心运转的。
　　在这个南北货物交流的大码头中，陕西布商冯翊睢演绎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贸易故事。
　　二、冯翊睢的经营故事
　　冯翊睢的经营情况在明代朝邑文人韩邦奇为其撰写的《冯翊睢公墓志铭》中有所记载：
　　“公讳敖，字大有，少习举子业未就，乃纯艺黍稷，远服贾，家遂饶裕。成化中携祥行货过临清小滩，有盗诡为佣，任输于杭，既成券，忽有翁仗而告彼佣实盗也，将杀汝父子矣。翁忽不见，公大惊，故以少值购盗毁券。公好施，乐成人之美。里之贫不能成婚者，每资给之……公父浩永乐间商于汴洛，拾客百金，客泣寻金欲死，公究客实亡金者，与客金。”④
　　据此可知，冯翊睢也是少年才俊，从小习儒举业，但多不中，遂弃儒为农服贾。其家为商贾之家，其父冯浩早年经商于汴洛，应为布商。因为明代陕西布客赴江南购布，多走潼关经汴洛的东官道，至卫河之孙家楼弃旱就船，到临清入通济运河到苏杭，这条商道在明代一直是陕西商人赴江南贩布的主干道。直到明末清初，阻挡丹江的巨石被炸毁后，全线通航，才改由长江入汉江、丹江到龙驹寨起旱的水路。冯翊睢随父亲经商于江南塞北之间，有一次过临清，雇伙计到杭州贩布。那时陕西商人做的都是大生意，一个布商一次携带“白银动以数万计或多数十万两”⑤，多成为盗贼洗劫的对象。褚华《沪城备考》“神救布商条”载：“万历癸末，邑有新安布商，持银六百两，寄载于田庄船，将往周浦，其银子为舟子所窥，黑夜中，三人共谋，缚客于铁锚，沉之黄浦，而瓜分所有焉。”⑥携带六百两银子都被盗贼所劫，更不用说数十万两，所以成书于明代的《水陆路程》是专为布商们贩运棉布提供的行路指南，该书谓布商“嘉兴至松江，无货勿雇小船，东栅口搭小船至嘉善县，又搭棉纱船至松江，无虑大船”，“松江至苏州，由嘉定、大仓、燕山而去，无风盗之忧。上海棱船，怕风防潮，南翔北高河曲水少，船不宜大……至上海，或遇水涸，七宝、南翔并有骡马而去。港多桥小，雨天难行”⑦，就真实反映了这条商路的凶险。冯翊睢父子在临清贩布时，人生地不熟，误雇佣盗贼为佣，幸亏在一位老者的指点下提前辞退盗贼，才化险为夷，避免了一场财去人亡的悲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年陕西商人“服远贾”，到天南海北做生意的艰难。
　　冯翊睢父子做生意最大的特点是善良诚信。冯翊睢父亲冯浩，诚实忠厚，拾金不昧，急人所难，表现了当年陕西商人良好的经营素质。他在汴洛间做生意，拾百金，这对一个小户经营的商人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当时江南一匹标布的购价是7钱银子，到陕西可卖到二三两银子，一般都是3倍的利润，一百金可买百多匹标布，赚到二三百两银子。面对利益的诱惑，冯浩从陕西人忠厚不欺的秉性出发，不为所动，而是急人所难，见到失金者寻金欲死，确认是失主时，将百金还给了失主。这样的拾金不昧故事，在陕西商人中所在多有。这一方面是因为，陕西厚重的黄土地赋予了陕西人厚德载物、诚实醇厚的性格禀赋；另一方面，十三朝文明古都的历史文化积淀，也形成了陕西人“驽而不贪”的价值观念，使陕西人有穿透金钱拜物教的历史灵性。明清时分，陕西流传的一句民谣就是“生儿不如我，要钱干什么，生儿胜过我，要钱干什么”，表现了陕西人对金钱的一种超脱潇洒的态度。在这些思想的熏陶下，冯浩能够急人所难，不取不义之财，拾金不贪，归还失主，表现了良商诚贾的优秀品质。
　　在冯浩的教导下，冯翊睢继承父志。家道饶裕后，乐善好施，喜成人之美，资助慈善，关怀孤独，乡党中有贫困不能成婚者，他每每慷慨解囊，资给钱财，在乡亲父老中留下了很好的名声。
　　①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
　　②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建置》。
　　③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1，《物产志》。
　　④韩邦奇：《苑洛集》，关中丛书刻本，卷4，第23-24页。
　　⑤叶梦珠：《阅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卷7，《食货》。
　　⑥褚华：《沪城备考》，上海申报馆光绪四年刻本，卷6，《杂记》。
　　⑦引自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徽》，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