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故事
明代大荔著名布商——李家
在明代陕西的布商中，有一家名盖全省的布商世家，他就是大荔八鱼井李家。李家从李鹏那一辈开始经商致富，富酹关中，在渭北无人不晓。他们家仅墓园就修了六里路，是关中著名的富家陵园，其中石棺、石廓富比王侯，充分显示了那一时期陕西商人的富厚。
一、明代陕西布商在江南的经营概况
明代江南地区特别是苏、松、嘉、杭四府，是中国的棉纺织中心。四府州县产布极丰，棉布质优量广，为陕西商人购布北运提供了物质基础。无锡“棉布之利独盛于吾邑”，“一岁所交易，不下数百万”①，素有布码头之称；苏州“苏布名称四方，习是业者阊门外上塘居”②，其中又以松江府各州县市镇产棉织布特盛。明正德年间所修《府志》云：“俗务纺织……一线缕，三梭布二物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也。”③而上海更以产布而盛于松江。上海人褚华著《木棉谱》中说：“上海擅木棉之利垂六百余年，种植木棉之发祥地乌泥径也，传授纺织之开山祖黄道婆，明清两代布则北朝秦晋。”④明清两代松江布产量很大，吴承明先生估计为“全年最多3000万匹”⑤，萧国亮先生更将其具体化为“30746112匹”并测算出商品量为“27019020匹”⑥。
松江布品种繁多，清初叶梦珠说上海外销布凡有三等，“上阔尖细者曰标布，出于三林塘者为最精，周浦次之，邑城为下，俱走秦、晋、京、边诸路……其较标布稍狭而长者曰中机，走湖广、江西、两广诸路……更有最狭而短者曰小中机，走湖广、江西、两广诸路”⑦。褚华更具体地说标布分为“龙华尖、七宝尖名目，龙华、七宝皆吾邑镇名，七宝今分隶青浦，其行远者为标布”⑧，又说：“凡布密而狭短者为小布，松江谓之扣布。疏而阔者为稀布，产邑中。极细者为飞花布。又有丁娘子布，产邑之三林塘；纹侧理者为斜纹，纹之胜者为整纹。纹绪起者为高丽，皆邑产。”⑨
松江布不仅产大品繁，而且质量上乘，适应西北市场的需要。标布向以厚实、耐用而著称，又较小布为阔，极细密，适合北方风高寒久地区御寒之用，深受北方人的喜爱。加之，标布经踹坊踹压后，“布质薄而有光，此西北风日高燥之地，欲其勿著沙土”⑩。
明代到江南从事标布贩运的主要是三原、泾阳、渭南、大荔的关中商人。三原因系布业中心，故三原布商不少，如王一鹤、王一鸿、王一鸣一门三昆仲，“市布邑及吴越无闲间，赀日起”(11)，后来王一鸿还“化居吴越间为布贾”(12)；张处士也是贩布起家，“名满邑里及姑苏”(13)；贠伯子“贾吴辞布，家日起”(14)；还有周梅村，贩布苏州起家，家藏白银36万两，府第华丽。(15)泾阳业布起家的大商人也很多，师庄南“处士故贾……往来姑苏于越诸处，贸迁有无”(16)，其子师从政“随处士贾，市布崛起，人以君椎也，争斋子钱贾吴越，往来无宁日”，并成为陕西布商在苏州的“伙头”(17)；杜树姚家有惠天堂、仁在堂、居敬堂、行仁堂、衍义堂几个堂号，他家经营的布庄也很多。(18)咸宁、高陵也有业布发家的，咸宁朱友槐“贾吴越燕晋……伙至数百人，家大起”(19)；高陵刘锡也参与贩布，“雄于西吴，金帛以万计”(20)。凤翔毛雄“游江南诸奥区，且贾且学，三四十年积千金”(21)。朝邑、大荔、渭南更多业布致富的大财东，他们一般是在三原、泾阳设布庄，在本邑享其成。朝邑多商人，故县志说“秦人皆力农，朝邑颇事贾”(22)，其著名者赵锐“壮游江海，既雄蓄藏”；赵渡镇的王子正“贸易吴卫荆楚等地，百计经营，辛苦备尝，果获厚利”(23)。与越渡镇隔河相望的渭南孝义镇赵家，“一门九府，皆是富户”，赵家有不少人也是经营布庄为业。
这些到江南购布的陕西布商财丰势宏，他们或是“发银于庄而徐收其布”(24)，或是设庄自己收布，一般做的都是大生意。叶梦珠《阅世编》中记载，这些操重资而来的陕西布商，“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25)。以一个布商一次贩布“数百万匹”这样的大手笔推算，黄叩在《锡金识小录》中所说的“一岁交易，不下数十百万”(26)的交易额应当是可信的。而江南各地流播的《竹枝词》中所描绘的“贸易财源赖布商”(27)“多少龙华七宝尖”(28)“元宝曾经置大盈，估客往来多满载”(29)“万商捆载不计船”(30)的标布交易情形也绝非虚语。由此可知，在明代江南棉布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是陕西、山西商人，而非清代以降后来居上的新安商人。
由于陕西布商在明代江南棉布市场上占优势地位。他们纵横捭阖，多财善贾、出手大方，“关中贾来价更高”(31)，给江南棉纺织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机会和棉布利润。以“往日……一日织一匹，赢钱百文”(32)的一般盈利率来匡算，一个布商一次购布“数百万匹”，则一次带给江南地区的利润一个人就至少在10万两左右，遂使苏松“郡人赖以为业”(33)“其衣食全恃此”(34)，因而江南人民才视“一大二土”的陕西商人为衣食父母，“奉布商如王侯，争布商如对垒”(35)，对陕西布商的态度很友好，尊称他们为“关陕大贾”、“秦晋商人”。当这些陕西巨商捆载布匹踏上归途时，留给江南地区棉纺织业的是一派繁荣。换句话说，正是明代陕西商人跨州越县到江南贩运布匹的商贸活动，才巨大刺激了明代江南棉纺织业的发展，并对明代江南地区经济的崛起提供了物质基础。对此，明人徐光启有过一个十分中肯的总结，他指出：“尝考宋绍兴中，松郡税粮十八万石耳，今平米九十七万石，会计加编，征收耗剩，起解铺垫，诸色役费，当复称是，是宋十倍也。壤地广袤不过百里而遥，农亩之入，非能有加于他郡邑也，所繇共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己。”(36)
在这些赴江南贩布的陕西布商中，大荔八鱼井李氏家族是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二、大荔八鱼井李家的经营情况
八鱼井李家的经营情况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大荔李氏家族陵墓群》中记载：
李家原址在大荔县八鱼乡八鱼村。八鱼村原名“八女井村”，相传久远时期关中大旱，天宫的八位仙女私下凡间在此挖井，为民解忧，村民为纪念，在村中建牌楼，以所掘井为名，故为“八女井村”，近代后逐渐演变为八鱼村。又有一说是明末清初，李自成兵败，转战商洛山中，其结义的八位兄弟慕名“八女井”传说，便改姓为李，携金银珠宝悄然下山，偷渡渭河来到八鱼村潜藏隐居，世代经营发展，辈出富商名人，成为清代关中盛及一时的名门望族。八女井村因而成为天下李姓荣耀之地。李家原为山西洪洞县人，明初从山西迁徙陕西，占籍八女井村，从其先祖李训起已历十三代。李家从其先祖起分为凤展、凤翅两支，明代以来就是朝邑有名的富户，这与凤翅一门的李鹏有关。李鹏在乾隆年间因“生而精敏”，从商于广东一带，权子母利，“不数十年而盈宁丰裕”，为李家的商贸事业打下了基础，使李家在此后的几百年间能够富甲一方，商号遍布南北各地。(37)李家到第八代树字辈发展到极盛，其中凤展一门树敏、树本、树德、树玉分为四大堂号，即“永远”、“明远”、“致远”、“定远”，将李家的商贸事业在嘉庆至道光年间经营得烈火烹油般繁盛。李家兴起据传这与李自成有关。明末李自成起义失败后弃京返陕，兵败八女井王店，将从京中携带的大量元宝埋在八女井一带的地下，此元宝有不少为李家所得，所以他家常有明代的银元宝在外流通，并将其转化为商业投资。(38)李家主要经营布匹、盐业和粮食，遍布全国的字号都以“万”字头命名，如老二“明远堂”开的“万顺德”、老三“致远堂”开的“万顺贵”在当时都很有名，总号设在大荔库道，在泾阳、三原有分号。布从湖北运来，贩到陕西、甘肃去卖。老三还开有“俊明”商号和“振恒丰”钱庄，总号设在三原，在同州城还开有“万顺李”铁货铺。当时从大荔到兰州的18马站都有李家的生意，此外兰州、上海也有他家的字号，号称“走遍天下，不吃别家饭，不住别家店”(39)。其家老二“明远堂”所开的“万顺德”布庄，经理人侯笃，两年破一次账就分红利五千多两，人称“侯半万”。李家经商致富后，广置田产，在土改前，李家拥有八女井一带的土地一万亩，租于村内外的农民耕种。(40)李家商贸兴盛，累世富厚，家藏万金。陕甘回民起义期间，清军多隆多率军从李家的一个地窖里就挖出白银一千余万两。(41)后来回民起义军包围了八女井，李家的城垣被围，家人最初用砖块回击，砖块打完了就从地窖里搬出银元宝向外抛，足见李家存银之巨。
李家致富后在八女井盖房置地，捐官求名。修了华丽无比的私宅大院，仅李家祠堂就由20余间房屋组成。李家在八女井的墓地就占地240万平方米，仅在靠近村庄的6万平方米中今日就勘探有16座墓葬，在发掘的五个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石雕、砖雕、石图、石字画，精美无比，多达404幅。从已出土的五座墓葬形制、石雕看，结构大体相同，一般由墓道、墓门、院落、庭堂、耳室、墓室等组成，多为一院一厅三室的庭院式结构。
1号墓墓主名字不详，该墓共有书画雕刻41幅，其中两石柱上刻楹联为“后嗣繁昌漫言钟秀，吾亲寿考是谓治谋”。石柱上楣额刻三幅图案，左右两幅被破坏，中间图案是一老者在健身，左右各有一对老年夫妇对座观看，身旁男仆、侍女、儿童相伴。院落石柱侧壁上刻“五蝠(福)捧寿”图案。庭堂南壁为隶书石刻“得梅之青，与松俱古”的条幅，两侧有副对联为“文华仙掌露，人品玉壶冰”。北壁雕刻内容为青竹四条屏画。东、西两壁刻有团扇画、方框画、杂宝图。中墓室石壁刻太极八卦图。
2号墓墓主为李树德(1804—1877年)，字滋亭，皇帝诰授中宪大夫，道员职衔，禀贡生出身，曾做兴平县儒学教谕。其院落对联为“一邱方是安闲地，万古常同兜率天”。楣额上刻三格，左格为兰花，右格为竹子，中间是杂宝图。庭堂南壁刻“忠”字，北壁刻“孝”字，字体均为楷书，一米见方，刚劲有力，体正大方，给人以德性为本之教。中墓室前有一对石雕童男童女。
3号墓墓主李天培(1830—1875年)，字介候，诰封资政大夫赏戴花翎候选郎中。一生喜好结交品行端正的名人雅士，经常救助贫苦乡邻。其墓地对联为“翠柏苍松一带浓阴庇寿城，青山绿水四围秀气绕佳城”。南壁屏风雕刻松鹤图，北壁为双鹿图。院落和庭堂上均为花鸟、人物、山水楼阁画。中墓室前有副对联为“地接蓬莱学可传经筑石室，名登仙籍才配作赋咏罗天”。后壁刻有一屏风。南墓室前对联为“泉壤百年皆聚瑞，闺门千载亦流芳”、横批“泉台挹秀”。北墓室对联为“宝婺星辉垂额范，瑶池仙境慰的魂”，横批“漆灯朗照”。
4号墓墓主名字不详。墓葬院落对联为“董草堂前风月冷，芙蓉城里梦魂香”。院落南壁有一屏风，北壁被破坏，院落、庭堂刻满花鸟、人物、果实、树木、山水等图。此墓只有两个墓室(一般为三室)，南室对联为“别有洞天培小隐，新成庐舍乐长眠”，北室为“郁郁泉台埋白玉，深深庭院隔红尘”。两墓室后壁雕有人物故事画。
5号墓墓主李怀珍(1807—1862年)，字聘卿，皇帝诰授中宪大夫，钦加道衔，赏戴花翎，议叙郎中候补充禄寺署回，是当时级别、职位较高的京官。其曾祖父李壁、祖父李朝恩、父亲李忠清都是朝廷命官。该墓院落、庭堂、南墓室均被破坏，只剩中、北墓室。中墓室后壁浮雕海水波涛，波涛上有仙鹤、楼台等。北墓室后壁刻有海水，海水中有一瓶，瓶中插三戟。
其余墓葬还有许多，其中一座石门上刻“万年宅”，一座刻“固佳城”。
以上概述不过是400多幅书画雕刻的极少部分(42)。
李家还花大量钱财捐官求名，从第三代李朝恩起，都代代捐有官衔，第七代李子瑜官居武翼都尉，为二品；弟李聘清皇帝诰封中宪大夫，赏戴花翎，议叙郎中候补禄署正，都是当朝官职较高的京官。
李家殖货财贵，也做了不少慷慨乐施的有益事情。第七代李滋亭曰：“稍有蓄积不能慷慨乐施，刻苦吝啬留为子弟奢荡之资，以供后人笑骂，吾甚耻之。”(43)因此，从其祖李鹏起，“屡岁薄收，捐粟施粥，不一而足，公对众焚券，略无德色”，几代以来不间断地捐资新修、重修、翻修同州考院，捐修灞桥、城县署衙和同州文庙等，所费不赀，还在本村舍地80余亩举办义学，又供社田百亩，资救本村贫困，这些在《新修大荔县旧志稿》、《耆老传》中都有记载。
三、大荔八鱼井李家所体现的明代陕西布商精神
明代大荔八女井李家同其他陕西布商一道，在从江南到塞北的广阔领域内，纵横捭阖、长袖善舞，创造了布业经营史上的新鲜经验，表现了那一历史时期陕西商人的精神风貌。这主要表现在：
(一)不惧传统，锐意改革
陕西商人最初携资千里迢迢到江南贩布，因人地生疏，对棉布市场状况不甚熟知，只能利用当地现成的历史形式即通过牙行、脚行来购布和运布，这是旅外行商初期的一般规律。但随着贸易深入，牙行、脚行把持垄断，持界勒索，直接切断了购布客商与市场的联系，不经过牙人则“市不得购，人不得售”(44)。同时牙人哄抬物价，贱购贵卖，“其利甚厚”(45)，又掠夺了外地布商的一部分利润。这便使得牙行的把持垄断与陕西商人要求自由贸易发生尖锐的矛盾，加之脚行坐地勒索，客商“惟恐不得其欢心，致使货物壅滞无人挑运”，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矛盾。面对这一牙人横蛮欺客的局面，在利益不为人侵夺的驱使下，陕西布商以秦人特有的强悍不驯、重死轻生的禀性奋起反抗，他们不逆来顺受，而是向当地牙人脚行发起挑战，为摆脱牙人脚行坐地垄断而锐意改革。为了不使牙人阻隔买卖，他们自办布庄，坐贾收布，利不外溢，使牙行“利唯房屋租息而已”(46)。为了不使脚行持界勒索、货流不畅，他们自办过载行，实行购运分离、自购自运，这一切改革措施的推行在封建社会地区割据、强龙压不住地头蛇的社会环境下绝非易事，非要有勇敢的胆色和不惧强暴的精神不可。因为当地牙人“非势要之家不能立”(47)，而脚行则多“游手强悍之徒”(48)，更有“拳勇之患”(49)。陕西商人以外来异旅却能面对当地强暴势力胜利地摆脱他们的居间控制，实现利益的调整，这充分反映了那时的陕西商人不拘传统、不畏惧恶势力的反抗精神。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改革措施有力推动了江南纺织业朝着“商人支配生产”的方向发展，为江南棉纺织业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开辟了道路，在客观上具有历史的进步性。
陕西布商这种不拘传统、锐意改革的精神与后来的徽商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当秦晋贾人“携银动辄数万两多者数十万两”在江南棉布市场上长袖善舞、纵横捭阖时，称霸淮扬盐场的徽商在江南布市却姗姗来迟，其发展受到了山陕布商的联手抑制。但当徽商加入棉布贩运后，虽然同为异旅客商，却具有山陕“西贾”尚不能敌的竞争实力。一则，山陕布商是千里贩运，真正的客居异乡，因此无论生活习惯、思维方式都同江南格格生疏，他们被统称为“西贾”就是被定格在江南文化氛围之外的具体反映。而在当时这些“西贾”之所以能反客为主，在江南市场上进退捭阖，主要是因为他们财丰势宏，给江南带来了滚滚利源，江南人民才“奉布商为王侯”。而徽商则不同，新安商人产于南方，从长江以南大地域概念讲，他们应为江南“土著”，是在自己家门口做生意，极容易与江南文化融合，因与江南人民没有心理文化隔膜而容易得到认同，如鱼得水。二则，西贾千里客商异域，与当地的传统商业形式存在着“主”与“客”之间的矛盾，因为不满主大欺客他们才奋起反抗，走上摆脱牙行脚夫控制的改革之路。而徽商则不同，他们与江南传统商业形式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徽商中的许多人本身就是牙行、经纪的最佳人选，江南布市的许多牙行就是徽商所办，“无徽不成市”即是当时的市场写照。同时，牙行往往与官府保持着联系，这对行媚权贵的徽商来说正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因此，与西贾改革牙行垄断走上自主经营的道路恰恰相反，徽商则采取了利用牙行制度的经销策略，他们通过牙行坐地把持，依靠官府，将其势力渗透到江南棉布之收购、染色、运销等各个环节，利用商牙结合的方式逐渐把江南棉布市场掌握在自己手中，代替山陕西贾占据了棉布市场的优势地位。所以，入清后“上海五方贸易所最，宣徽人尤多”(50)，“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51)，这是入清后西贾被迫放弃江南布业市场，“标客巨贾罕至”(52)，转向楚豫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山陕巨贾不越长江，江南棉纺织业三百年的繁荣便很快萧条下去。
(二)随行就市，按质论价
明代陕西布商在江南的广阔空间里选购土布，因各地棉花质量有别，纺织技术精疏不齐，土布质量、品种、规格五花八门，这便要求陕商必须按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随行就市，按质论价，表现出娴熟的经营技巧。比如同是浙江的稀布，“出于三林塘者为最精，周浦次之，邑城为下矣”(53)；同是刷线布，其名就有“‘栖径扣布’‘纪镇扣布’……总以长短阔狭之数为别”(54)；同是华亭棉布就有“尤墩之飞花布，叶谢之冠布，卫城之西布”，“其出邑之尤墩布，质尤细”(55)；同是棉布，松江布与无锡布就质量有别，“邑布轻细，不如松江，而坚致耐久，则过之，故通行最广”(56)。这些质量不一的棉布，“其行远者为标布”(57)，但规格也不同，上海“小布以十九尺为率，稀布不过二十三尺”(58)，而罗店则“每匹一丈三尺至五六尺不等”(59)，这便要求陕西布商在购布时必须从市场实际出发，根据“布有粗细，织有厚薄，价有低昂”而随行就市。“精粗不一，价亦不同”(60)，如晓市收布时尚需“信手拈以评量布价”，还得问一声“二十三尺外问谁添”(61)，完全是讨价还价的公平交易过程。有时为了收购价格便宜的布，“黎明至广福、石岗、戮滨，迁徙不常”，其所以这样，“非抱布者厌故喜新，只争锱铢也”(62)，可谓极尽商人精明之能事。在销布方面，也是手法灵活、不拘一格。在三原有甘肃布商来驮布，便就地批发，加快周转；或者自己运布陇上，设布店深入甘陇各地和塞北草原推销布匹；在城无列肆的偏远地区，干脆“持布缕诸物，叩门与乡人市，辄大获以去”(63)。
长期从事布匹贩运，许多陕西布商了解布市行情变化，臆则屡中，掌握了经营的主动权。在苏州作布商“伙头”的三原布贾师从政更是个经营奇才，他总结自己经营成功的经验时“喜曰，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也”。因为他掌握了市场运作规律，“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也”，才能取得变玩笑为真实的经营效果。泾阳布商李鸿虞也是个贩布的行家里手，“翁习计然之策。遂成巨贾。万货之情，臆则屡中。知人而时使之，克勤克俭，居积致富”(64)。三原的王一鸿与其兄王一鹤，“化居吴越间，为布贾……不与市贾竞刀锥，尚以奇得赢”(65)。凡此均说明明代陕西布商在江南塞北从事商贸活动，不仅多财，而且善贾，由此才取得了三百年贩布通商的胜利。
(三)因市制宜，顺市趋势
明代陕西布商在江南购布是客居异乡、涉远贸易，但他们却能细心体察江南棉布市场的实际，不以财压人、持银而沽，而是本着方便生产、舒畅流通的原则，放下架子，追踪棉布生产者的足迹，把生意做到人家的家门口，很受江南劳苦民众的欢迎。
最初为了摆脱牙行的从中把持，他们投资在江南产布中心城镇设布庄、字号，派人坐庄收布。但后来他们发现布庄设在城镇，乡人持布赴镇买卖常受到牙人埋伏剪径、持强放抢的骚扰，同时乡人往返城乡又耽误农时。遂顺应市场需要，主动出击，在市镇郊外或乡间道路僻静之处设“外庄”，派人迎接持布前来贩卖的小农，顺地购买，亦叫“出庄”。如苏州元和县唯亭东市，“该镇沿山一带，旷野地方，搭盖空屋，询为布行朋充之外庄，夜半开张，天明备歇”(66)。松江府各产布市镇这种设外庄收布的形式也很普遍。南翔镇“往昔，布市绝早，黎明出庄，日出收庄，营业甲于全邑”(67)。张春华《沪城岁时衡歇》中则歌其上海附近的布市交易是“耐晓寒白健踏霜，隔宵结伴趁星光，锡来指认春风里，远郭灯红早出庄”，并注出这种出庄收布的原因是“布肆列城市，售取每不便，于郊外静处觅屋半间，天未明，遣人于此收售为‘出庄’”(68)，说明出庄是陕西布商顺应江南棉纺织业的市场需要所采取的由“等客上门”为“迎客收布”的积极营销措施。松人徐献忠的《布赋》还详尽描绘了这种出庄收布的具体过程，“长夜凄然，得尺望咫，寒鸡喔喔，解轴趋市。织妇抱冻，龟手不顾，夫匹怀饥，奔走长路。持莽莽者以入市，恐精粗者不中数，饰粉傅脂，护持风霜，摩肩臂以授人，腾口说而售我，媚贾师以如父，思得金以如获。幸而入选，如脱重负，坐守风檐，平明返顾”(69)。这里不仅记叙了江南小生产者织布和卖布的艰辛，也具体记叙了棉布交易过程，特别是“摩肩臂以授人，腾口说而售我”，完全是陕西特有的“袖手交易法”，买卖双方牵手捏指交易，避免了他人在旁干扰，双方合则拍手成交，不合则抽手而去，亦不伤和气，买卖不成仁义在，符合商品交换的平等法则，这种交易情形在今天的关中集市贸易中还可见到，使人读之倍感亲切。布庄设在外庄，黎明出庄，早市交易虽然也还存在着“灯下难免错讹”，“村民抱布至庄，黑暗之中，往往被人诓骗”(70)的问题，官府常常勒石禁止，要求“务必日中为市，天明买卖”，但因它符合江南人民勤劳早起的生活方式和时间节约规律的要求，“禁之不止”，因为是衣食奔波的平民百姓为了不误农时而采取的早去早回的早市交易，要比官府大老爷“务必日中为市”的规定考虑得更加实际。后来由于交易繁忙还出现了夜市交易，宝山大场镇“以前山陕布客，徽商等来此坐贾，市面极为繁盛，收买花布，非至深夜不散”(71)。
①黄叩：《锡金识小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卷1。
②光绪《续修元和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卷10，第2页。
③正德《松江府志》，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8年版，卷5。
④《上海掌故丛书》，民国初版，卷3，第13页。
⑤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页。
⑥萧国亮：《关于清代前期松江布产量及商品量问题》，《清史研究通讯》1985年第2期。
⑦叶梦珠：《阅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卷7。
⑧褚华：《木棉谱》，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卷1。
⑨褚华：《木棉谱》，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卷1。
⑩褚华：《木棉谱》，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卷1。
(11)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关中丛书本，卷15。
(12)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关中丛书本，卷11。
(13)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关中丛书本，卷14。
(14)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关中丛书本，卷10。
(15)《孟店古建》，三原县志办油印本。
(16)来俨然：《自愉堂集》，关中丛书本，卷2，第1页。
(17)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关中丛书本，卷11。
(18)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
(19)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关中丛书本，卷11。
(20)吴刚：《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4页。
(21)康海：《康对山先生文集》，关中丛书本，卷42。
(22)嘉庆《朝邑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风俗》。
(23)韩邦奇：《苑洛集》，关中丛书本，卷7。
(24)《萦堤村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卷2。
(25)叶梦珠：《阅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卷7，《食货》。
(26)黄叩：《锡金识小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卷24。
(27)《马陆竹枝词》，《马陆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7。
(28)张春华：《沪城岁时衢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29)嘉庆《朱泾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66年版，卷1。
(30)《法华乡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卷3。
(31)正德《松江府志》，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8年版，卷5。
(32)乾隆《安县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食货志》。
(33)乾隆《安县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食货志》。
(34)康熙《上海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风俗志》。
(35)叶梦珠：《阅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卷6。
(36)徐光启：《农政全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卷35。
(37)《大荔李氏家族陵墓群》，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0页。
(38)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页。
(39)郭琦：《陕西通史·经济卷》，陕西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页。
(40)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0页。
(41)民国《续修大荔县旧志存稿》，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李春源传》。
(42)《大荔李氏家族墓地》，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0页。
(43)《大荔李氏家族墓地》，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
(44)嘉庆《安亭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
(45)褚华：《木棉谱》，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卷1。
(46)褚华：《木棉谱》，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卷1。
(47)叶梦珠：《阅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卷5。
(48)光绪《南汇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5，《风俗》。
(49)嘉庆《南翔镇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卷2。
(50)王适元：《明清徽商与江南棉纺织业》，《安徽师大学报》1993年第1期。
(51)王适元：《明清徽商与江南棉纺织业》，《安徽师大学报》1993年第1期。
(52)叶梦珠：《阅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卷7。
(53)叶梦珠：《阅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卷7。
(54)嘉庆《石冈广福合志》，嘉庆十二年刊本，《物产》。
(55)光绪《华令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物产》。
(56)黄叩：《锡金识小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卷1。
(57)张春华：《沪城岁时衢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58)张春华：《沪城岁时衢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59)《罗店镇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物产志》。
(60)嘉庆《石冈广福合志》，嘉庆十二年刊本，《物产》。
(61)嘉庆《石冈广福合志》，嘉庆十二年刊本，《物产》。
(62)嘉庆《石冈广福合志》，嘉庆十二年刊本，《物产》。
(63)乾隆《直录秦州新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6，第4页。
(64)温自知：《海印楼文集》，关中丛书本，卷2。
(65)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关中丛书本，卷12。
(66)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社会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册，第113页。
(67)道光《嘉庆县续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
(68)张春华：《沪城岁时衢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69)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1页。
(70)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社会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册，第243页。
(71)《宝山县续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市镇》。
一、明代陕西布商在江南的经营概况
明代江南地区特别是苏、松、嘉、杭四府，是中国的棉纺织中心。四府州县产布极丰，棉布质优量广，为陕西商人购布北运提供了物质基础。无锡“棉布之利独盛于吾邑”，“一岁所交易，不下数百万”①，素有布码头之称；苏州“苏布名称四方，习是业者阊门外上塘居”②，其中又以松江府各州县市镇产棉织布特盛。明正德年间所修《府志》云：“俗务纺织……一线缕，三梭布二物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也。”③而上海更以产布而盛于松江。上海人褚华著《木棉谱》中说：“上海擅木棉之利垂六百余年，种植木棉之发祥地乌泥径也，传授纺织之开山祖黄道婆，明清两代布则北朝秦晋。”④明清两代松江布产量很大，吴承明先生估计为“全年最多3000万匹”⑤，萧国亮先生更将其具体化为“30746112匹”并测算出商品量为“27019020匹”⑥。
松江布品种繁多，清初叶梦珠说上海外销布凡有三等，“上阔尖细者曰标布，出于三林塘者为最精，周浦次之，邑城为下，俱走秦、晋、京、边诸路……其较标布稍狭而长者曰中机，走湖广、江西、两广诸路……更有最狭而短者曰小中机，走湖广、江西、两广诸路”⑦。褚华更具体地说标布分为“龙华尖、七宝尖名目，龙华、七宝皆吾邑镇名，七宝今分隶青浦，其行远者为标布”⑧，又说：“凡布密而狭短者为小布，松江谓之扣布。疏而阔者为稀布，产邑中。极细者为飞花布。又有丁娘子布，产邑之三林塘；纹侧理者为斜纹，纹之胜者为整纹。纹绪起者为高丽，皆邑产。”⑨
松江布不仅产大品繁，而且质量上乘，适应西北市场的需要。标布向以厚实、耐用而著称，又较小布为阔，极细密，适合北方风高寒久地区御寒之用，深受北方人的喜爱。加之，标布经踹坊踹压后，“布质薄而有光，此西北风日高燥之地，欲其勿著沙土”⑩。
明代到江南从事标布贩运的主要是三原、泾阳、渭南、大荔的关中商人。三原因系布业中心，故三原布商不少，如王一鹤、王一鸿、王一鸣一门三昆仲，“市布邑及吴越无闲间，赀日起”(11)，后来王一鸿还“化居吴越间为布贾”(12)；张处士也是贩布起家，“名满邑里及姑苏”(13)；贠伯子“贾吴辞布，家日起”(14)；还有周梅村，贩布苏州起家，家藏白银36万两，府第华丽。(15)泾阳业布起家的大商人也很多，师庄南“处士故贾……往来姑苏于越诸处，贸迁有无”(16)，其子师从政“随处士贾，市布崛起，人以君椎也，争斋子钱贾吴越，往来无宁日”，并成为陕西布商在苏州的“伙头”(17)；杜树姚家有惠天堂、仁在堂、居敬堂、行仁堂、衍义堂几个堂号，他家经营的布庄也很多。(18)咸宁、高陵也有业布发家的，咸宁朱友槐“贾吴越燕晋……伙至数百人，家大起”(19)；高陵刘锡也参与贩布，“雄于西吴，金帛以万计”(20)。凤翔毛雄“游江南诸奥区，且贾且学，三四十年积千金”(21)。朝邑、大荔、渭南更多业布致富的大财东，他们一般是在三原、泾阳设布庄，在本邑享其成。朝邑多商人，故县志说“秦人皆力农，朝邑颇事贾”(22)，其著名者赵锐“壮游江海，既雄蓄藏”；赵渡镇的王子正“贸易吴卫荆楚等地，百计经营，辛苦备尝，果获厚利”(23)。与越渡镇隔河相望的渭南孝义镇赵家，“一门九府，皆是富户”，赵家有不少人也是经营布庄为业。
这些到江南购布的陕西布商财丰势宏，他们或是“发银于庄而徐收其布”(24)，或是设庄自己收布，一般做的都是大生意。叶梦珠《阅世编》中记载，这些操重资而来的陕西布商，“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25)。以一个布商一次贩布“数百万匹”这样的大手笔推算，黄叩在《锡金识小录》中所说的“一岁交易，不下数十百万”(26)的交易额应当是可信的。而江南各地流播的《竹枝词》中所描绘的“贸易财源赖布商”(27)“多少龙华七宝尖”(28)“元宝曾经置大盈，估客往来多满载”(29)“万商捆载不计船”(30)的标布交易情形也绝非虚语。由此可知，在明代江南棉布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是陕西、山西商人，而非清代以降后来居上的新安商人。
由于陕西布商在明代江南棉布市场上占优势地位。他们纵横捭阖，多财善贾、出手大方，“关中贾来价更高”(31)，给江南棉纺织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机会和棉布利润。以“往日……一日织一匹，赢钱百文”(32)的一般盈利率来匡算，一个布商一次购布“数百万匹”，则一次带给江南地区的利润一个人就至少在10万两左右，遂使苏松“郡人赖以为业”(33)“其衣食全恃此”(34)，因而江南人民才视“一大二土”的陕西商人为衣食父母，“奉布商如王侯，争布商如对垒”(35)，对陕西布商的态度很友好，尊称他们为“关陕大贾”、“秦晋商人”。当这些陕西巨商捆载布匹踏上归途时，留给江南地区棉纺织业的是一派繁荣。换句话说，正是明代陕西商人跨州越县到江南贩运布匹的商贸活动，才巨大刺激了明代江南棉纺织业的发展，并对明代江南地区经济的崛起提供了物质基础。对此，明人徐光启有过一个十分中肯的总结，他指出：“尝考宋绍兴中，松郡税粮十八万石耳，今平米九十七万石，会计加编，征收耗剩，起解铺垫，诸色役费，当复称是，是宋十倍也。壤地广袤不过百里而遥，农亩之入，非能有加于他郡邑也，所繇共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己。”(36)
在这些赴江南贩布的陕西布商中，大荔八鱼井李氏家族是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二、大荔八鱼井李家的经营情况
八鱼井李家的经营情况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大荔李氏家族陵墓群》中记载：
李家原址在大荔县八鱼乡八鱼村。八鱼村原名“八女井村”，相传久远时期关中大旱，天宫的八位仙女私下凡间在此挖井，为民解忧，村民为纪念，在村中建牌楼，以所掘井为名，故为“八女井村”，近代后逐渐演变为八鱼村。又有一说是明末清初，李自成兵败，转战商洛山中，其结义的八位兄弟慕名“八女井”传说，便改姓为李，携金银珠宝悄然下山，偷渡渭河来到八鱼村潜藏隐居，世代经营发展，辈出富商名人，成为清代关中盛及一时的名门望族。八女井村因而成为天下李姓荣耀之地。李家原为山西洪洞县人，明初从山西迁徙陕西，占籍八女井村，从其先祖李训起已历十三代。李家从其先祖起分为凤展、凤翅两支，明代以来就是朝邑有名的富户，这与凤翅一门的李鹏有关。李鹏在乾隆年间因“生而精敏”，从商于广东一带，权子母利，“不数十年而盈宁丰裕”，为李家的商贸事业打下了基础，使李家在此后的几百年间能够富甲一方，商号遍布南北各地。(37)李家到第八代树字辈发展到极盛，其中凤展一门树敏、树本、树德、树玉分为四大堂号，即“永远”、“明远”、“致远”、“定远”，将李家的商贸事业在嘉庆至道光年间经营得烈火烹油般繁盛。李家兴起据传这与李自成有关。明末李自成起义失败后弃京返陕，兵败八女井王店，将从京中携带的大量元宝埋在八女井一带的地下，此元宝有不少为李家所得，所以他家常有明代的银元宝在外流通，并将其转化为商业投资。(38)李家主要经营布匹、盐业和粮食，遍布全国的字号都以“万”字头命名，如老二“明远堂”开的“万顺德”、老三“致远堂”开的“万顺贵”在当时都很有名，总号设在大荔库道，在泾阳、三原有分号。布从湖北运来，贩到陕西、甘肃去卖。老三还开有“俊明”商号和“振恒丰”钱庄，总号设在三原，在同州城还开有“万顺李”铁货铺。当时从大荔到兰州的18马站都有李家的生意，此外兰州、上海也有他家的字号，号称“走遍天下，不吃别家饭，不住别家店”(39)。其家老二“明远堂”所开的“万顺德”布庄，经理人侯笃，两年破一次账就分红利五千多两，人称“侯半万”。李家经商致富后，广置田产，在土改前，李家拥有八女井一带的土地一万亩，租于村内外的农民耕种。(40)李家商贸兴盛，累世富厚，家藏万金。陕甘回民起义期间，清军多隆多率军从李家的一个地窖里就挖出白银一千余万两。(41)后来回民起义军包围了八女井，李家的城垣被围，家人最初用砖块回击，砖块打完了就从地窖里搬出银元宝向外抛，足见李家存银之巨。
李家致富后在八女井盖房置地，捐官求名。修了华丽无比的私宅大院，仅李家祠堂就由20余间房屋组成。李家在八女井的墓地就占地240万平方米，仅在靠近村庄的6万平方米中今日就勘探有16座墓葬，在发掘的五个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石雕、砖雕、石图、石字画，精美无比，多达404幅。从已出土的五座墓葬形制、石雕看，结构大体相同，一般由墓道、墓门、院落、庭堂、耳室、墓室等组成，多为一院一厅三室的庭院式结构。
1号墓墓主名字不详，该墓共有书画雕刻41幅，其中两石柱上刻楹联为“后嗣繁昌漫言钟秀，吾亲寿考是谓治谋”。石柱上楣额刻三幅图案，左右两幅被破坏，中间图案是一老者在健身，左右各有一对老年夫妇对座观看，身旁男仆、侍女、儿童相伴。院落石柱侧壁上刻“五蝠(福)捧寿”图案。庭堂南壁为隶书石刻“得梅之青，与松俱古”的条幅，两侧有副对联为“文华仙掌露，人品玉壶冰”。北壁雕刻内容为青竹四条屏画。东、西两壁刻有团扇画、方框画、杂宝图。中墓室石壁刻太极八卦图。
2号墓墓主为李树德(1804—1877年)，字滋亭，皇帝诰授中宪大夫，道员职衔，禀贡生出身，曾做兴平县儒学教谕。其院落对联为“一邱方是安闲地，万古常同兜率天”。楣额上刻三格，左格为兰花，右格为竹子，中间是杂宝图。庭堂南壁刻“忠”字，北壁刻“孝”字，字体均为楷书，一米见方，刚劲有力，体正大方，给人以德性为本之教。中墓室前有一对石雕童男童女。
3号墓墓主李天培(1830—1875年)，字介候，诰封资政大夫赏戴花翎候选郎中。一生喜好结交品行端正的名人雅士，经常救助贫苦乡邻。其墓地对联为“翠柏苍松一带浓阴庇寿城，青山绿水四围秀气绕佳城”。南壁屏风雕刻松鹤图，北壁为双鹿图。院落和庭堂上均为花鸟、人物、山水楼阁画。中墓室前有副对联为“地接蓬莱学可传经筑石室，名登仙籍才配作赋咏罗天”。后壁刻有一屏风。南墓室前对联为“泉壤百年皆聚瑞，闺门千载亦流芳”、横批“泉台挹秀”。北墓室对联为“宝婺星辉垂额范，瑶池仙境慰的魂”，横批“漆灯朗照”。
4号墓墓主名字不详。墓葬院落对联为“董草堂前风月冷，芙蓉城里梦魂香”。院落南壁有一屏风，北壁被破坏，院落、庭堂刻满花鸟、人物、果实、树木、山水等图。此墓只有两个墓室(一般为三室)，南室对联为“别有洞天培小隐，新成庐舍乐长眠”，北室为“郁郁泉台埋白玉，深深庭院隔红尘”。两墓室后壁雕有人物故事画。
5号墓墓主李怀珍(1807—1862年)，字聘卿，皇帝诰授中宪大夫，钦加道衔，赏戴花翎，议叙郎中候补充禄寺署回，是当时级别、职位较高的京官。其曾祖父李壁、祖父李朝恩、父亲李忠清都是朝廷命官。该墓院落、庭堂、南墓室均被破坏，只剩中、北墓室。中墓室后壁浮雕海水波涛，波涛上有仙鹤、楼台等。北墓室后壁刻有海水，海水中有一瓶，瓶中插三戟。
其余墓葬还有许多，其中一座石门上刻“万年宅”，一座刻“固佳城”。
以上概述不过是400多幅书画雕刻的极少部分(42)。
李家还花大量钱财捐官求名，从第三代李朝恩起，都代代捐有官衔，第七代李子瑜官居武翼都尉，为二品；弟李聘清皇帝诰封中宪大夫，赏戴花翎，议叙郎中候补禄署正，都是当朝官职较高的京官。
李家殖货财贵，也做了不少慷慨乐施的有益事情。第七代李滋亭曰：“稍有蓄积不能慷慨乐施，刻苦吝啬留为子弟奢荡之资，以供后人笑骂，吾甚耻之。”(43)因此，从其祖李鹏起，“屡岁薄收，捐粟施粥，不一而足，公对众焚券，略无德色”，几代以来不间断地捐资新修、重修、翻修同州考院，捐修灞桥、城县署衙和同州文庙等，所费不赀，还在本村舍地80余亩举办义学，又供社田百亩，资救本村贫困，这些在《新修大荔县旧志稿》、《耆老传》中都有记载。
三、大荔八鱼井李家所体现的明代陕西布商精神
明代大荔八女井李家同其他陕西布商一道，在从江南到塞北的广阔领域内，纵横捭阖、长袖善舞，创造了布业经营史上的新鲜经验，表现了那一历史时期陕西商人的精神风貌。这主要表现在：
(一)不惧传统，锐意改革
陕西商人最初携资千里迢迢到江南贩布，因人地生疏，对棉布市场状况不甚熟知，只能利用当地现成的历史形式即通过牙行、脚行来购布和运布，这是旅外行商初期的一般规律。但随着贸易深入，牙行、脚行把持垄断，持界勒索，直接切断了购布客商与市场的联系，不经过牙人则“市不得购，人不得售”(44)。同时牙人哄抬物价，贱购贵卖，“其利甚厚”(45)，又掠夺了外地布商的一部分利润。这便使得牙行的把持垄断与陕西商人要求自由贸易发生尖锐的矛盾，加之脚行坐地勒索，客商“惟恐不得其欢心，致使货物壅滞无人挑运”，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矛盾。面对这一牙人横蛮欺客的局面，在利益不为人侵夺的驱使下，陕西布商以秦人特有的强悍不驯、重死轻生的禀性奋起反抗，他们不逆来顺受，而是向当地牙人脚行发起挑战，为摆脱牙人脚行坐地垄断而锐意改革。为了不使牙人阻隔买卖，他们自办布庄，坐贾收布，利不外溢，使牙行“利唯房屋租息而已”(46)。为了不使脚行持界勒索、货流不畅，他们自办过载行，实行购运分离、自购自运，这一切改革措施的推行在封建社会地区割据、强龙压不住地头蛇的社会环境下绝非易事，非要有勇敢的胆色和不惧强暴的精神不可。因为当地牙人“非势要之家不能立”(47)，而脚行则多“游手强悍之徒”(48)，更有“拳勇之患”(49)。陕西商人以外来异旅却能面对当地强暴势力胜利地摆脱他们的居间控制，实现利益的调整，这充分反映了那时的陕西商人不拘传统、不畏惧恶势力的反抗精神。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改革措施有力推动了江南纺织业朝着“商人支配生产”的方向发展，为江南棉纺织业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开辟了道路，在客观上具有历史的进步性。
陕西布商这种不拘传统、锐意改革的精神与后来的徽商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当秦晋贾人“携银动辄数万两多者数十万两”在江南棉布市场上长袖善舞、纵横捭阖时，称霸淮扬盐场的徽商在江南布市却姗姗来迟，其发展受到了山陕布商的联手抑制。但当徽商加入棉布贩运后，虽然同为异旅客商，却具有山陕“西贾”尚不能敌的竞争实力。一则，山陕布商是千里贩运，真正的客居异乡，因此无论生活习惯、思维方式都同江南格格生疏，他们被统称为“西贾”就是被定格在江南文化氛围之外的具体反映。而在当时这些“西贾”之所以能反客为主，在江南市场上进退捭阖，主要是因为他们财丰势宏，给江南带来了滚滚利源，江南人民才“奉布商为王侯”。而徽商则不同，新安商人产于南方，从长江以南大地域概念讲，他们应为江南“土著”，是在自己家门口做生意，极容易与江南文化融合，因与江南人民没有心理文化隔膜而容易得到认同，如鱼得水。二则，西贾千里客商异域，与当地的传统商业形式存在着“主”与“客”之间的矛盾，因为不满主大欺客他们才奋起反抗，走上摆脱牙行脚夫控制的改革之路。而徽商则不同，他们与江南传统商业形式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徽商中的许多人本身就是牙行、经纪的最佳人选，江南布市的许多牙行就是徽商所办，“无徽不成市”即是当时的市场写照。同时，牙行往往与官府保持着联系，这对行媚权贵的徽商来说正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因此，与西贾改革牙行垄断走上自主经营的道路恰恰相反，徽商则采取了利用牙行制度的经销策略，他们通过牙行坐地把持，依靠官府，将其势力渗透到江南棉布之收购、染色、运销等各个环节，利用商牙结合的方式逐渐把江南棉布市场掌握在自己手中，代替山陕西贾占据了棉布市场的优势地位。所以，入清后“上海五方贸易所最，宣徽人尤多”(50)，“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51)，这是入清后西贾被迫放弃江南布业市场，“标客巨贾罕至”(52)，转向楚豫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山陕巨贾不越长江，江南棉纺织业三百年的繁荣便很快萧条下去。
(二)随行就市，按质论价
明代陕西布商在江南的广阔空间里选购土布，因各地棉花质量有别，纺织技术精疏不齐，土布质量、品种、规格五花八门，这便要求陕商必须按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随行就市，按质论价，表现出娴熟的经营技巧。比如同是浙江的稀布，“出于三林塘者为最精，周浦次之，邑城为下矣”(53)；同是刷线布，其名就有“‘栖径扣布’‘纪镇扣布’……总以长短阔狭之数为别”(54)；同是华亭棉布就有“尤墩之飞花布，叶谢之冠布，卫城之西布”，“其出邑之尤墩布，质尤细”(55)；同是棉布，松江布与无锡布就质量有别，“邑布轻细，不如松江，而坚致耐久，则过之，故通行最广”(56)。这些质量不一的棉布，“其行远者为标布”(57)，但规格也不同，上海“小布以十九尺为率，稀布不过二十三尺”(58)，而罗店则“每匹一丈三尺至五六尺不等”(59)，这便要求陕西布商在购布时必须从市场实际出发，根据“布有粗细，织有厚薄，价有低昂”而随行就市。“精粗不一，价亦不同”(60)，如晓市收布时尚需“信手拈以评量布价”，还得问一声“二十三尺外问谁添”(61)，完全是讨价还价的公平交易过程。有时为了收购价格便宜的布，“黎明至广福、石岗、戮滨，迁徙不常”，其所以这样，“非抱布者厌故喜新，只争锱铢也”(62)，可谓极尽商人精明之能事。在销布方面，也是手法灵活、不拘一格。在三原有甘肃布商来驮布，便就地批发，加快周转；或者自己运布陇上，设布店深入甘陇各地和塞北草原推销布匹；在城无列肆的偏远地区，干脆“持布缕诸物，叩门与乡人市，辄大获以去”(63)。
长期从事布匹贩运，许多陕西布商了解布市行情变化，臆则屡中，掌握了经营的主动权。在苏州作布商“伙头”的三原布贾师从政更是个经营奇才，他总结自己经营成功的经验时“喜曰，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也”。因为他掌握了市场运作规律，“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也”，才能取得变玩笑为真实的经营效果。泾阳布商李鸿虞也是个贩布的行家里手，“翁习计然之策。遂成巨贾。万货之情，臆则屡中。知人而时使之，克勤克俭，居积致富”(64)。三原的王一鸿与其兄王一鹤，“化居吴越间，为布贾……不与市贾竞刀锥，尚以奇得赢”(65)。凡此均说明明代陕西布商在江南塞北从事商贸活动，不仅多财，而且善贾，由此才取得了三百年贩布通商的胜利。
(三)因市制宜，顺市趋势
明代陕西布商在江南购布是客居异乡、涉远贸易，但他们却能细心体察江南棉布市场的实际，不以财压人、持银而沽，而是本着方便生产、舒畅流通的原则，放下架子，追踪棉布生产者的足迹，把生意做到人家的家门口，很受江南劳苦民众的欢迎。
最初为了摆脱牙行的从中把持，他们投资在江南产布中心城镇设布庄、字号，派人坐庄收布。但后来他们发现布庄设在城镇，乡人持布赴镇买卖常受到牙人埋伏剪径、持强放抢的骚扰，同时乡人往返城乡又耽误农时。遂顺应市场需要，主动出击，在市镇郊外或乡间道路僻静之处设“外庄”，派人迎接持布前来贩卖的小农，顺地购买，亦叫“出庄”。如苏州元和县唯亭东市，“该镇沿山一带，旷野地方，搭盖空屋，询为布行朋充之外庄，夜半开张，天明备歇”(66)。松江府各产布市镇这种设外庄收布的形式也很普遍。南翔镇“往昔，布市绝早，黎明出庄，日出收庄，营业甲于全邑”(67)。张春华《沪城岁时衡歇》中则歌其上海附近的布市交易是“耐晓寒白健踏霜，隔宵结伴趁星光，锡来指认春风里，远郭灯红早出庄”，并注出这种出庄收布的原因是“布肆列城市，售取每不便，于郊外静处觅屋半间，天未明，遣人于此收售为‘出庄’”(68)，说明出庄是陕西布商顺应江南棉纺织业的市场需要所采取的由“等客上门”为“迎客收布”的积极营销措施。松人徐献忠的《布赋》还详尽描绘了这种出庄收布的具体过程，“长夜凄然，得尺望咫，寒鸡喔喔，解轴趋市。织妇抱冻，龟手不顾，夫匹怀饥，奔走长路。持莽莽者以入市，恐精粗者不中数，饰粉傅脂，护持风霜，摩肩臂以授人，腾口说而售我，媚贾师以如父，思得金以如获。幸而入选，如脱重负，坐守风檐，平明返顾”(69)。这里不仅记叙了江南小生产者织布和卖布的艰辛，也具体记叙了棉布交易过程，特别是“摩肩臂以授人，腾口说而售我”，完全是陕西特有的“袖手交易法”，买卖双方牵手捏指交易，避免了他人在旁干扰，双方合则拍手成交，不合则抽手而去，亦不伤和气，买卖不成仁义在，符合商品交换的平等法则，这种交易情形在今天的关中集市贸易中还可见到，使人读之倍感亲切。布庄设在外庄，黎明出庄，早市交易虽然也还存在着“灯下难免错讹”，“村民抱布至庄，黑暗之中，往往被人诓骗”(70)的问题，官府常常勒石禁止，要求“务必日中为市，天明买卖”，但因它符合江南人民勤劳早起的生活方式和时间节约规律的要求，“禁之不止”，因为是衣食奔波的平民百姓为了不误农时而采取的早去早回的早市交易，要比官府大老爷“务必日中为市”的规定考虑得更加实际。后来由于交易繁忙还出现了夜市交易，宝山大场镇“以前山陕布客，徽商等来此坐贾，市面极为繁盛，收买花布，非至深夜不散”(71)。
①黄叩：《锡金识小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卷1。
②光绪《续修元和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卷10，第2页。
③正德《松江府志》，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8年版，卷5。
④《上海掌故丛书》，民国初版，卷3，第13页。
⑤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页。
⑥萧国亮：《关于清代前期松江布产量及商品量问题》，《清史研究通讯》1985年第2期。
⑦叶梦珠：《阅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卷7。
⑧褚华：《木棉谱》，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卷1。
⑨褚华：《木棉谱》，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卷1。
⑩褚华：《木棉谱》，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卷1。
(11)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关中丛书本，卷15。
(12)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关中丛书本，卷11。
(13)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关中丛书本，卷14。
(14)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关中丛书本，卷10。
(15)《孟店古建》，三原县志办油印本。
(16)来俨然：《自愉堂集》，关中丛书本，卷2，第1页。
(17)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关中丛书本，卷11。
(18)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
(19)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关中丛书本，卷11。
(20)吴刚：《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4页。
(21)康海：《康对山先生文集》，关中丛书本，卷42。
(22)嘉庆《朝邑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风俗》。
(23)韩邦奇：《苑洛集》，关中丛书本，卷7。
(24)《萦堤村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卷2。
(25)叶梦珠：《阅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卷7，《食货》。
(26)黄叩：《锡金识小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卷24。
(27)《马陆竹枝词》，《马陆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7。
(28)张春华：《沪城岁时衢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29)嘉庆《朱泾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66年版，卷1。
(30)《法华乡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卷3。
(31)正德《松江府志》，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8年版，卷5。
(32)乾隆《安县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食货志》。
(33)乾隆《安县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食货志》。
(34)康熙《上海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风俗志》。
(35)叶梦珠：《阅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卷6。
(36)徐光启：《农政全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卷35。
(37)《大荔李氏家族陵墓群》，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0页。
(38)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页。
(39)郭琦：《陕西通史·经济卷》，陕西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页。
(40)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0页。
(41)民国《续修大荔县旧志存稿》，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李春源传》。
(42)《大荔李氏家族墓地》，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0页。
(43)《大荔李氏家族墓地》，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
(44)嘉庆《安亭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
(45)褚华：《木棉谱》，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卷1。
(46)褚华：《木棉谱》，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卷1。
(47)叶梦珠：《阅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卷5。
(48)光绪《南汇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5，《风俗》。
(49)嘉庆《南翔镇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卷2。
(50)王适元：《明清徽商与江南棉纺织业》，《安徽师大学报》1993年第1期。
(51)王适元：《明清徽商与江南棉纺织业》，《安徽师大学报》1993年第1期。
(52)叶梦珠：《阅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卷7。
(53)叶梦珠：《阅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卷7。
(54)嘉庆《石冈广福合志》，嘉庆十二年刊本，《物产》。
(55)光绪《华令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物产》。
(56)黄叩：《锡金识小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卷1。
(57)张春华：《沪城岁时衢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58)张春华：《沪城岁时衢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59)《罗店镇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物产志》。
(60)嘉庆《石冈广福合志》，嘉庆十二年刊本，《物产》。
(61)嘉庆《石冈广福合志》，嘉庆十二年刊本，《物产》。
(62)嘉庆《石冈广福合志》，嘉庆十二年刊本，《物产》。
(63)乾隆《直录秦州新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6，第4页。
(64)温自知：《海印楼文集》，关中丛书本，卷2。
(65)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关中丛书本，卷12。
(66)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社会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册，第113页。
(67)道光《嘉庆县续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
(68)张春华：《沪城岁时衢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69)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1页。
(70)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社会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册，第243页。
(71)《宝山县续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市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