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故事
明代陕西三原义商——张居士、潘志学和罗隐
忠、勇、义是明清时期陕西商人的精神构架，反映了陕西商人“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当厚德载物”的优秀品质。而明代陕西三原的义商张居士、潘志学和罗隐则是陕商精神的践行者。
一、明代陕西商人的精神构架
陕西地处黄土高原，又是十三朝文明古都，从而育化了明清陕西商人以“忠”为核心价值、以“道”为经营理念、以“勇”为行为特色的精神构架。
(一)陕西商人的核心价值：忠
陕西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和中华民族十三朝文明古都。这种厚重优秀的历史文化积淀，培育了陕西商人以“忠”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成为陕西商人行为的规范和标尺，并代表着那一历史时期中国优秀商业文化的主流方向。
陕西商人精神核心的“忠”，首先是指“忠义”。忠就是忠于国家，将商业经营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自秦商鞅变法以来，陕西商人就形成了“以商事国”、“家国一体”的家国意识，自觉地将经商行为与国家兴亡合而为一，以实现民族兴旺和富国强兵为商业经营的出发点与归宿，这是十三朝文明古都培育的“国都意识”和“首善理念”在经商领域的展现，也是陕西人作为华夏文化“守墓人”的责任自觉。还在明朝初年，为了确保边疆安全、拱卫京师，陕西商人积极响应明政府“食盐开中”政策号召，“疾耕积粟，以应开中”，将大量粮食贩运边关，确保边防军的后勤供应，成为第一个登上历史舞台的商人资本集团，即陕西商帮。同时，又积极响应明政府“茶马交易”的制度安排，将陕西紫阳茶区每年所产的115～1100万斤茶叶，经陕甘茶马古道贩运至青海、宁夏换取战马，既确保了边疆安宁，又增强了国家军备力量，使“西陲宴然，终明世无蕃寇之患”①，表现了帝都商人的大气与胸怀。这种“忠义”精神在《汉口山陕会馆志》中有总结性说明：“秦晋商人体夫子(关公)之心，以事君则忠君也，以事孝则孝子也，以敬先则孝悌也，以交友则良朋也，忠心忠行，行心笃敬。”②
陕西商人的“忠”又涵盖“忠厚”之意。陕西地处黄土高原，土厚水深的自然环境，羽化了秦人厚重质直，敦厚朴实的人格特征，使陕西商人在其经营中忠厚为本，朴实不欺，以“陕棒槌”的文化表征符号在明清中国商界广为传扬。清末文人郭嵩焘在比较山陕商人的特点时说：“中国商贾夙称山陕，山陕人之智术不及江浙，其榷算不能及江西湖广，而世守商贾之业，惟其心朴而心实也。”③对此苏州《新修陕西会馆记》有总结性说明：“吾乡土厚水深，风淳俗厚，人多质直慷爽，词无旁枝，不侵为然诺，意所不可，不难面析人非，而胸中朗朗，几无微芥蒂，以故四方之士，乐与其易而谅其心。”④
陕西商人的“忠”还包括“忠诚”、“忠信”的价值取向。陕西山高泉庞、雄关峙立的人文环境，形成秦人骨骰成性、质直不欺的性格特点，使陕西商人在经营中至诚至信，忠信为本，以诚信不二而著称中国商界。陕西商人在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内竖有《众商合议戥秤定规矩碑》，该碑除了对戥秤有统一规定外，还对秤做了文化阐释，认为“秤星”就是“诚信”的谐音，每一个秤星代表一个人生坐标，缺一两不仅罚银五十两，相当于一个四品官的年俸，而且折福；缺二两折禄；缺三两折寿；缺四两折喜，表现了陕西商人在忠厚诚信上的硬制度与软约束⑤。对于陕西商人这种忠信诚实精神，河南洛阳山陕会馆陕西商人所献《山陕会馆关帝仪仗记》有精当总结：“帝君之忠义神武实是以震浮起扉，为万世则故即载……以风示商贾，使熙熙攘攘竞刀锥子母者，日夕旅拜于帝之旁，庶其触目惊心，不至见利忘义，角乖张而尚狙诈也。”(该碑现存洛阳山陕会馆内)。
(二)陕西商人的经营理念：道
忠心事商，并不是就可以任意为之，所欲而行。忠心指导下的商事实践也必须“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陕西商人生长于中华文化释、道、儒三教起源之地，几千年的传统教化，以及道教发祥之地的耳濡目染，使陕西商人懂得规矩经商、依道谋财的道理，形成按商道办事的经营理念。
陕西商人的“道”，首先是指经营的规则和制度。无规矩不成方圆。按商业规则行事就会左右逢源、纵横捭阖，否则就会失道乱为、贪利坏法。安徽亳州山陕会馆大门前镌刻的一副对联就是：“人有意意有念念有欲欲有贪贪得无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万象皆空。”意即商人求利的物欲动机必须受到规则的权衡与制约。因此，陕西商人很注重制度建设，他们通过厘定《店规》、《行规》、《会规》等经营规则，规范商人的市场行为，使陕西商人以制度之严整、队伍之整齐而著称中国商界。对于陕西商人按道经商，苏州《新修陕西会馆记》也有说明：“异时天假之缘，乘兴为东南之旅，尚愿与吾乡士人，班荆故道，访缔造之艰难，联任恤之淳厚，相勖相劝，斯无替前修焉。”⑥
陕西商人经营的“道”，又是指按规则办事，行为须符合商业经营原则，不惶短期效应、眼前利益，而是追求长线远鹤的经营效果，表现了稳健的成熟经营心态。陕西商人经营的“道”，更是指规律，指经营之道。陕西皇天后土的人文构造，给了陕西商人能够穿透事物表象抓住事物本质的灵气，是他们能够在风波骤起、跌宕起伏的商业经营中，探寻商业发展规律，将商业实践提升到理性的高度，表现了极高的商业素养。这就是在中国商业史上，是陕西商人最先提出了“贾道”的基本概念和按贾道经营的科学思想，这是陕西商人给我们留下的极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还在15世纪，陕西咸阳商人樊现就提出商业规律的问题，他说：“谁言天道难信哉。吾南至江淮，北进边塞，冠弱之患独不一者，天监吾不能欺尔!贸易之际人以欺为计，予以不欺为计。故吾日益而彼日损。谁谓天道难信哉!”⑦而后陕西武功商人康銮更将樊现的“天道”思想提升到“贾道”的理性高度，他批评一个待价而沽的商人时说：“彼不知贾道也。俟直而后贾，此庸贾术不失也。可终岁不成一贾。凡吾所为，岁可数十贾，息固可数十倍也。”⑧这里陕西商人已经把“贾道”提升到工具理性的高度，并将薄利多销、转快利多作为“贾道”的基本内涵，表现了极高的经营灵性和职业自觉。
(三)陕西商人的行为特点：勇
陕西商人在明清之际被称为与“南贾”相对应的“西商”，他们主要经营祖国西部的贸易事业。而祖国西部天苍野茫、土厚风刚的自然条件和土匪没道、社会不靖的人文环境，使得在这一区域经商的人非得有强毅果敢、不畏险阻的风格不可。而明清之际的陕西商人恰恰适应了这一贸易环境的需要，使他们在西部的广阔天地里如鱼得水，“贸易莫不得其所欲”⑨。
陕西商人的“勇”，首先是指不畏艰难、万里投荒的经商气概。祖国西部地处边陲，这里天苍野茫，高山巨川，辽荒万里，戈壁瀚海，“有时无行人，沙石乱飞扬：夜静天萧条，鬼哭夹道旁”，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而且西部风劲少雨，春短冬长，谷粟难生，六畜不全，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这种严酷的生态环境，南方商人视为畏途，在左宗棠征西前不见其踪影。而陕西人长期形成的尚气概、先勇力、坚毅果敢的强悍性格，却适应了这一方贸易环境的需要。陕西风刚土厚、地僻泉庞的生态条件抚育了秦人厚重质朴，刚毅果敢的骨骾性格；而陕西水深土厚、求生也艰的生存环境又羽化了秦人轻生重死，亡命天涯的行为特点，使陕西商人可以坦然面对西部的贸易环境，携资江湖，万里投荒，取得西部贸易通商的胜利。正如《朱子诗传》所云：“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以善导之，易于兴起而笃于仁义，以勇驱之，则强毅果敢之资，亦足以强兵力农，而成富强之业，非山东诸国所及也。”⑩近代人李亦人在其所著《西康综览》中也说：“川人不喜经营，尤畏远道，故不能与陕人竞争。陕人之富于涉远性经营商业，不辟艰辛，亦所罕见者。”(11)
陕西商人的“勇”，又是指不畏强暴、奋力拼搏的负气尚武精神。明清时期的西部，不仅自然条件恶劣，社会条件也很不安定。这里天高皇帝远，地处边关洪荒，民族杂居，风俗不纯，“荒郡村烟少，频年寇骑多”，土匪没道，加之山深沟阔，征剿不易，使这里土匪横行，持货负银的商人常常成为他们劫掠追杀的对象。翻阅明清以来的陕西地方志，陕西商人被土匪杀死在这条漫漫商路上的记载所在多有。这便说明只有具备不畏强暴，英勇尚武的素质，才能在这条西部的商道上杀出一条血路，服牛格马，周流天下。而陕西自商鞅变法以来，寓兵于农，形成秦人“易于公战怯于私斗”、“秦人喜斗，平居睚眦，视生死甚轻”的尚武精神，加之陕西自秦汉以来，都会所在，五方杂处，胡服骑射，“多游侠轻薄之风，甚至好斗轻死”(12)。入明清后，陕西远居边陲，兵民合一，军垦商屯，更形成秦人尚武好斗，不畏强暴的粗犷性格，不少陕西商人本身就是武林高手。正如顾炎武所言：“按三代而下，兵防之政大明为盛，大明兵备之副，将士之勇陕西为盛，况设百二之险，地藏九死之躯。”(13)这使得陕西商人能够适应兵荒马乱土匪剪径的社会环境，以“骏马快刀英雄胆，干肉水囊老羊皮”的英武形象，在西部扬鞭走马，驰骋搏杀，成为中国内陆唯一的武装贸易集团。
陕西商人的精神构架，在明代三原商人张居士、潘志学和罗隐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二、张居士、潘志学、罗隐的经营事迹
张居士的经营情况在温纯为其写的《寿张居士六十序》中有所记载：
“张居士为吾邑一良贾也……初尔翁之贾也，不二价，不欺人，有误增其值以易而去者，立追以还……以张居士之名满邑及姑苏。而翁之义之货市于邑里及姑苏，而邑里姑苏人信之也。”(14)
潘志学的经营情况在三原文人王恕为其写的《明故潘志学墓志铭》中有所记载：
“志学……其先本吾邑(三原)豆村里人，其迁于城中今已五世矣……八岁丧其父……尝行商蜀，舟至黄龙岗，遇群盗其势甚凶，同舟者大恐，皆匿舟中，不敢出。志学独出问曰，诸君何为?盗中有以杀为言者，志学曰，诸君之来不过欲得吾辈财耳，舟中之物任其取去，何以杀为。盗去，众皆称其有胆量……其性直负气节，寡与人合维经济也。”(15)
罗隐的经营情况在三原文人来俨然为其写的《罗隐君暨配墓志铭》中有所记载：
“先君朴素浑厚，无世俗作态……家世田，先君逐田又以父祖意商贩转生息，俱有天幸，颇起家为富厚。”(16)
他们三人各自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陕西商人的精神构架。
张居士的特点在于“忠”，即忠心事人，诚实不欺。他在苏州贩布，以言不二价，忠诚不欺而著称于市，这是陕西布商在苏州的一贯作风。当年江南人“待布商如王侯，争布商如对垒”，不仅是因为陕西布商腰缠万贯，财大气粗，而且是因为陕西布商出手大方，不计较区区小钱，言不二价，不欺不瞒，为江南人民留下了“关中贾来价更高”(17)的良好印象。而张居士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在商业经营中遵循一言九鼎，言不二价的经营原则，而且能够不取不义之财，“有误增其值以易而去者，立追以还”，这在“当面唱价，就地还钱”的传统社会是极为难得的诚信精神。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商人所以被讥之以“奸商”的名号，就是因为商人多为利益所驱使，常在金钱上斤斤计较，表现出见钱眼开的俗态。明清小说《今古奇观》“徐老仆义愤成家”中借商人之口将商人求利的目的说得很直白：“大凡经商，本钱多便大做，本钱少便小做……只拣有利息的就做。”(18)这种唯利是图的本性使商人灵魂扭曲，以追求货币为目的，明清小说《常言道》借商人之口道出了商人价值取向的变化：
“一更里呀，思量这个钱，今来古往独推先，惹人怜。说来个个口流涎，形如冲与乾，又如地与天，世人谁敢来轻贱。算来正与命相连，今夜教我怎样眠。我的钱啊，提起你，谁勿羡。二更里呀，思量这个钱，钦心久仰在先前，实通仙。一文能化万千千，好换柴和米，能置地与田，随身所欲般般便。教人怎不把情牵，胜如爹娘共祖先。我的钱啊，称卖命，是古谚。三更里呀，思量这个钱，朦胧如在眼睛前，乐无边。精神强健骨头颤，心中真爽快，眉间喜色添，此时才得如我念。谁知却是梦魂颠，依旧身儿在炕眠。我的钱啊，醒转来，越留恋。四更里呀，思量这个钱，怎生落在水中间，恨绵绵。心头无计泪涟涟，一时得勿着，心思想万千，如何设法来谋面。越思越想越凄然，这件东西非等闲。我的钱啊，要见你，何时见。五更里呀，思量这个钱，心中许愿意甚度，告苍天。千愁万绪若无边，区区若到手，时时供佛前，焚香跪拜心无厌。至诚至敬不虚言，伏望钱神赐悯怜。覆去不安眠，发白心难变。我的钱啊，早早来，如吾愿。一夜里呀，思量这个钱，翻来意心坚。腹中好似火油煎，黄昏思想起，直到五更天，东方几时飞到吾跟前，弄得区区心想偏。我的钱啊，勿负我，心一片。”(19)
当商人对金钱的追求已经达到“胜如爹娘共祖先”的情况下，张居士却能淡泊金钱，驽而不贪，不取不义之财，有误增其值者，立即追还，很是反映了秦人厚重直至的人生品格。所以才树立了“名满邑里及姑苏”的良好市场信义，被人们视为“吾邑一良贾也”。而在市场经济下，诚信本身就是商业招徕手段，“利从信中出，益由诚中来”，诚信市场地位的确立，在消费者心中留下了良好的形象，人们就会放下“防骗”的心里戒备，产生“惠顾”的心里回报，从而有力扩张了市场。张居士正是做到了这一点。由于他树立了良贾的市场信义，才取得了“翁之义之货市于邑里及姑苏，而邑里姑苏人信之也”的市场效益，从而很好地表现了明代陕西商人厚重诚信的优良品质。
罗隐的特点在于“道”，即道法自然，遵循规律。他为人朴素浑厚，不伪饰，不虚夸，实事求是，无忸怩惺惺之态。陕西关中厚重的黄土地，造就了秦人道法自然的人生品格，他们语言爽畅，直来直去，常能直逼事物的本质。这与江南人在明清时期形成的虚饰风气形成明显的对照。如杭州，“其俗喜作伪，以邀利目前，不顾身后”，早在宋代便风行种种捣鬼术，如“酒掺灰，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贯水，织作刷油粉”，在明代更是歪风愈炽，专以欺骗顾客为能事，以致当时民谚有谓：“杭州风，一把葱，花簇簇，里头空!”(20)《豆棚闲话》第十则更一针见血地描述：“苏州风俗，全是一团虚哗。只就那拳头大一座虎丘山，便有许多作怪……即使开着几扇板门，卖些杂货，或是吃食，远远望去……倒也热闹齐整。仔细看来……都是有名无实的。一半是骗外路的客料，一半是哄孩子的东西。不要说别处人叫他空头，就是本地……数落得也觉有趣。”(21)叶权在《贤博编》中也指出：“今时市中货物奸伪，两京为盛，此外无过苏州。卖花人挑花一担，灿然可爱，无一枝真者。杨梅用大棕刷弹墨染成紫黑色。老母鸡搏毛插长尾，假敦鸡卖之。浒墅货席者，术尤巧。大抵都会往来多客商可欺，如宋时何家楼故事。”(22)陈铎的《坐隐先生精订滑稽余韵》描写行业达140种，其中涉及商贾铺户的，不少人都卖伪劣商品，试举几家为例：纸钱铺是“众神妖见数还钱，僧道科仪，件件周全。蜡烛坚实，千张高大，水作新鲜。拖柜上张张漫展，草拗儿捆捆牢缠。但愿门前，擦背挨肩。日日初一，月月新年”；颜料铺是“好供给绘手施呈，颜料当行，彩色驰名。自造银朱，真铅韶粉，道地石青。小涂抹厅堂修整，大庄严殿宇经营。近日人情，奢侈公行。不尚清白，俱是妆成”；香蜡铺是“向通街物攘人稠，手脚不停，包裹如流。也卖明矾，也秤豆粉，也货桐油。贱咸食桩桩都有，歪生药样样都收。行次情由，不可追求。本是杂货营生，虚耽香蜡名头”(23)，都是些满嘴胡诌的噱头，夸大其词。在这一片虚饰的社会风气下，罗隐能朴素浑厚、不忸怩作态、求真务实，保持了陕西人作为“自然之子”的务实作风。这种朴实无华的行事作风，使得罗隐在经营中能够崇尚实干，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先君逐田又以父祖意商贩转生息……颇起家为富厚”。这与当年陕西商人的发展规律是完全吻合的。当年陕西商人就是在明政府“开中制”的政策感召下，将农业生产上的优势转化为商业经营的效益优势，输粟换引，进城经商，所以才“颇起家为富厚”，完全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结果。
潘志学的特点是“勇”，即不畏强暴，视死如归。当年陕西商人以西部为经营活动的势力范围，这里天苍野茫、地辟物不繁、人少牲畜多、兵荒马乱、土匪横行，只有以英雄尚武的气概才可以坦然面对经商路上的各种凶险，取得经营的胜利。潘志学正是如此。当他经商过黄花岗，遭遇土匪围攻，其他商人“皆匿舟中，不敢出”的危难关头，唯他挺身而出，与土匪周旋，轻蔑地对土匪说：“诸君之来不过欲得吾辈财耳，舟中之物任其取去，何以杀为”，一派英雄气概，表现了秦人视金钱如粪土、以生命为旨归的人生价值观，反而喝退了土匪，保全了众商家的性命，表现了那时陕西商人“骏马快刀英雄胆”的英武形象和陕西人“负气概，先勇力”的性格特点。
①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331。
②《汉口山陕会馆志》，光绪敬义堂刻本，第5页。
⑧丁钢：《近世中国经济生活与宗教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
④苏州历史博物馆：《明清苏州工商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版，第311页。
⑤孔祥毅：《晋商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⑥苏州历史博物馆：《明清苏州工商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版，第331页。
⑦马理：《谿田文集续补》，关中丛书刊本，卷5。
⑧康海：《康对山先生文集》，关中丛书刊本，卷13。
⑨张瀚：《松窗梦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卷4。
⑩王士性：《广志绎》，中华书局1981年版，卷23。
(11)乾隆《韩城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
(12)乾隆《长安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
(13)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续修四库全书本，卷35，第2页。
(14)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关中丛书本，卷11。
(15)王恕：《王端毅公文集》，关中丛书本，“续文集”卷1，第7页。
(16)来俨然：《自愉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卷2，第25页。
(17)康熙《南翔镇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74年版，卷2。
(18)抱瓮老人：《今古奇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卷25。
(19)落魄道人：《常言道》，清光绪元年得成堂刻本，卷25。
(20)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卷25。
(21)艾袖居士：《豆棚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一则。
(22)叶权：《贤博编》，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页。
(23)路工：《访书见闻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08-330页。
一、明代陕西商人的精神构架
陕西地处黄土高原，又是十三朝文明古都，从而育化了明清陕西商人以“忠”为核心价值、以“道”为经营理念、以“勇”为行为特色的精神构架。
(一)陕西商人的核心价值：忠
陕西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和中华民族十三朝文明古都。这种厚重优秀的历史文化积淀，培育了陕西商人以“忠”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成为陕西商人行为的规范和标尺，并代表着那一历史时期中国优秀商业文化的主流方向。
陕西商人精神核心的“忠”，首先是指“忠义”。忠就是忠于国家，将商业经营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自秦商鞅变法以来，陕西商人就形成了“以商事国”、“家国一体”的家国意识，自觉地将经商行为与国家兴亡合而为一，以实现民族兴旺和富国强兵为商业经营的出发点与归宿，这是十三朝文明古都培育的“国都意识”和“首善理念”在经商领域的展现，也是陕西人作为华夏文化“守墓人”的责任自觉。还在明朝初年，为了确保边疆安全、拱卫京师，陕西商人积极响应明政府“食盐开中”政策号召，“疾耕积粟，以应开中”，将大量粮食贩运边关，确保边防军的后勤供应，成为第一个登上历史舞台的商人资本集团，即陕西商帮。同时，又积极响应明政府“茶马交易”的制度安排，将陕西紫阳茶区每年所产的115～1100万斤茶叶，经陕甘茶马古道贩运至青海、宁夏换取战马，既确保了边疆安宁，又增强了国家军备力量，使“西陲宴然，终明世无蕃寇之患”①，表现了帝都商人的大气与胸怀。这种“忠义”精神在《汉口山陕会馆志》中有总结性说明：“秦晋商人体夫子(关公)之心，以事君则忠君也，以事孝则孝子也，以敬先则孝悌也，以交友则良朋也，忠心忠行，行心笃敬。”②
陕西商人的“忠”又涵盖“忠厚”之意。陕西地处黄土高原，土厚水深的自然环境，羽化了秦人厚重质直，敦厚朴实的人格特征，使陕西商人在其经营中忠厚为本，朴实不欺，以“陕棒槌”的文化表征符号在明清中国商界广为传扬。清末文人郭嵩焘在比较山陕商人的特点时说：“中国商贾夙称山陕，山陕人之智术不及江浙，其榷算不能及江西湖广，而世守商贾之业，惟其心朴而心实也。”③对此苏州《新修陕西会馆记》有总结性说明：“吾乡土厚水深，风淳俗厚，人多质直慷爽，词无旁枝，不侵为然诺，意所不可，不难面析人非，而胸中朗朗，几无微芥蒂，以故四方之士，乐与其易而谅其心。”④
陕西商人的“忠”还包括“忠诚”、“忠信”的价值取向。陕西山高泉庞、雄关峙立的人文环境，形成秦人骨骰成性、质直不欺的性格特点，使陕西商人在经营中至诚至信，忠信为本，以诚信不二而著称中国商界。陕西商人在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内竖有《众商合议戥秤定规矩碑》，该碑除了对戥秤有统一规定外，还对秤做了文化阐释，认为“秤星”就是“诚信”的谐音，每一个秤星代表一个人生坐标，缺一两不仅罚银五十两，相当于一个四品官的年俸，而且折福；缺二两折禄；缺三两折寿；缺四两折喜，表现了陕西商人在忠厚诚信上的硬制度与软约束⑤。对于陕西商人这种忠信诚实精神，河南洛阳山陕会馆陕西商人所献《山陕会馆关帝仪仗记》有精当总结：“帝君之忠义神武实是以震浮起扉，为万世则故即载……以风示商贾，使熙熙攘攘竞刀锥子母者，日夕旅拜于帝之旁，庶其触目惊心，不至见利忘义，角乖张而尚狙诈也。”(该碑现存洛阳山陕会馆内)。
(二)陕西商人的经营理念：道
忠心事商，并不是就可以任意为之，所欲而行。忠心指导下的商事实践也必须“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陕西商人生长于中华文化释、道、儒三教起源之地，几千年的传统教化，以及道教发祥之地的耳濡目染，使陕西商人懂得规矩经商、依道谋财的道理，形成按商道办事的经营理念。
陕西商人的“道”，首先是指经营的规则和制度。无规矩不成方圆。按商业规则行事就会左右逢源、纵横捭阖，否则就会失道乱为、贪利坏法。安徽亳州山陕会馆大门前镌刻的一副对联就是：“人有意意有念念有欲欲有贪贪得无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万象皆空。”意即商人求利的物欲动机必须受到规则的权衡与制约。因此，陕西商人很注重制度建设，他们通过厘定《店规》、《行规》、《会规》等经营规则，规范商人的市场行为，使陕西商人以制度之严整、队伍之整齐而著称中国商界。对于陕西商人按道经商，苏州《新修陕西会馆记》也有说明：“异时天假之缘，乘兴为东南之旅，尚愿与吾乡士人，班荆故道，访缔造之艰难，联任恤之淳厚，相勖相劝，斯无替前修焉。”⑥
陕西商人经营的“道”，又是指按规则办事，行为须符合商业经营原则，不惶短期效应、眼前利益，而是追求长线远鹤的经营效果，表现了稳健的成熟经营心态。陕西商人经营的“道”，更是指规律，指经营之道。陕西皇天后土的人文构造，给了陕西商人能够穿透事物表象抓住事物本质的灵气，是他们能够在风波骤起、跌宕起伏的商业经营中，探寻商业发展规律，将商业实践提升到理性的高度，表现了极高的商业素养。这就是在中国商业史上，是陕西商人最先提出了“贾道”的基本概念和按贾道经营的科学思想，这是陕西商人给我们留下的极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还在15世纪，陕西咸阳商人樊现就提出商业规律的问题，他说：“谁言天道难信哉。吾南至江淮，北进边塞，冠弱之患独不一者，天监吾不能欺尔!贸易之际人以欺为计，予以不欺为计。故吾日益而彼日损。谁谓天道难信哉!”⑦而后陕西武功商人康銮更将樊现的“天道”思想提升到“贾道”的理性高度，他批评一个待价而沽的商人时说：“彼不知贾道也。俟直而后贾，此庸贾术不失也。可终岁不成一贾。凡吾所为，岁可数十贾，息固可数十倍也。”⑧这里陕西商人已经把“贾道”提升到工具理性的高度，并将薄利多销、转快利多作为“贾道”的基本内涵，表现了极高的经营灵性和职业自觉。
(三)陕西商人的行为特点：勇
陕西商人在明清之际被称为与“南贾”相对应的“西商”，他们主要经营祖国西部的贸易事业。而祖国西部天苍野茫、土厚风刚的自然条件和土匪没道、社会不靖的人文环境，使得在这一区域经商的人非得有强毅果敢、不畏险阻的风格不可。而明清之际的陕西商人恰恰适应了这一贸易环境的需要，使他们在西部的广阔天地里如鱼得水，“贸易莫不得其所欲”⑨。
陕西商人的“勇”，首先是指不畏艰难、万里投荒的经商气概。祖国西部地处边陲，这里天苍野茫，高山巨川，辽荒万里，戈壁瀚海，“有时无行人，沙石乱飞扬：夜静天萧条，鬼哭夹道旁”，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而且西部风劲少雨，春短冬长，谷粟难生，六畜不全，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这种严酷的生态环境，南方商人视为畏途，在左宗棠征西前不见其踪影。而陕西人长期形成的尚气概、先勇力、坚毅果敢的强悍性格，却适应了这一方贸易环境的需要。陕西风刚土厚、地僻泉庞的生态条件抚育了秦人厚重质朴，刚毅果敢的骨骾性格；而陕西水深土厚、求生也艰的生存环境又羽化了秦人轻生重死，亡命天涯的行为特点，使陕西商人可以坦然面对西部的贸易环境，携资江湖，万里投荒，取得西部贸易通商的胜利。正如《朱子诗传》所云：“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以善导之，易于兴起而笃于仁义，以勇驱之，则强毅果敢之资，亦足以强兵力农，而成富强之业，非山东诸国所及也。”⑩近代人李亦人在其所著《西康综览》中也说：“川人不喜经营，尤畏远道，故不能与陕人竞争。陕人之富于涉远性经营商业，不辟艰辛，亦所罕见者。”(11)
陕西商人的“勇”，又是指不畏强暴、奋力拼搏的负气尚武精神。明清时期的西部，不仅自然条件恶劣，社会条件也很不安定。这里天高皇帝远，地处边关洪荒，民族杂居，风俗不纯，“荒郡村烟少，频年寇骑多”，土匪没道，加之山深沟阔，征剿不易，使这里土匪横行，持货负银的商人常常成为他们劫掠追杀的对象。翻阅明清以来的陕西地方志，陕西商人被土匪杀死在这条漫漫商路上的记载所在多有。这便说明只有具备不畏强暴，英勇尚武的素质，才能在这条西部的商道上杀出一条血路，服牛格马，周流天下。而陕西自商鞅变法以来，寓兵于农，形成秦人“易于公战怯于私斗”、“秦人喜斗，平居睚眦，视生死甚轻”的尚武精神，加之陕西自秦汉以来，都会所在，五方杂处，胡服骑射，“多游侠轻薄之风，甚至好斗轻死”(12)。入明清后，陕西远居边陲，兵民合一，军垦商屯，更形成秦人尚武好斗，不畏强暴的粗犷性格，不少陕西商人本身就是武林高手。正如顾炎武所言：“按三代而下，兵防之政大明为盛，大明兵备之副，将士之勇陕西为盛，况设百二之险，地藏九死之躯。”(13)这使得陕西商人能够适应兵荒马乱土匪剪径的社会环境，以“骏马快刀英雄胆，干肉水囊老羊皮”的英武形象，在西部扬鞭走马，驰骋搏杀，成为中国内陆唯一的武装贸易集团。
陕西商人的精神构架，在明代三原商人张居士、潘志学和罗隐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二、张居士、潘志学、罗隐的经营事迹
张居士的经营情况在温纯为其写的《寿张居士六十序》中有所记载：
“张居士为吾邑一良贾也……初尔翁之贾也，不二价，不欺人，有误增其值以易而去者，立追以还……以张居士之名满邑及姑苏。而翁之义之货市于邑里及姑苏，而邑里姑苏人信之也。”(14)
潘志学的经营情况在三原文人王恕为其写的《明故潘志学墓志铭》中有所记载：
“志学……其先本吾邑(三原)豆村里人，其迁于城中今已五世矣……八岁丧其父……尝行商蜀，舟至黄龙岗，遇群盗其势甚凶，同舟者大恐，皆匿舟中，不敢出。志学独出问曰，诸君何为?盗中有以杀为言者，志学曰，诸君之来不过欲得吾辈财耳，舟中之物任其取去，何以杀为。盗去，众皆称其有胆量……其性直负气节，寡与人合维经济也。”(15)
罗隐的经营情况在三原文人来俨然为其写的《罗隐君暨配墓志铭》中有所记载：
“先君朴素浑厚，无世俗作态……家世田，先君逐田又以父祖意商贩转生息，俱有天幸，颇起家为富厚。”(16)
他们三人各自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陕西商人的精神构架。
张居士的特点在于“忠”，即忠心事人，诚实不欺。他在苏州贩布，以言不二价，忠诚不欺而著称于市，这是陕西布商在苏州的一贯作风。当年江南人“待布商如王侯，争布商如对垒”，不仅是因为陕西布商腰缠万贯，财大气粗，而且是因为陕西布商出手大方，不计较区区小钱，言不二价，不欺不瞒，为江南人民留下了“关中贾来价更高”(17)的良好印象。而张居士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在商业经营中遵循一言九鼎，言不二价的经营原则，而且能够不取不义之财，“有误增其值以易而去者，立追以还”，这在“当面唱价，就地还钱”的传统社会是极为难得的诚信精神。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商人所以被讥之以“奸商”的名号，就是因为商人多为利益所驱使，常在金钱上斤斤计较，表现出见钱眼开的俗态。明清小说《今古奇观》“徐老仆义愤成家”中借商人之口将商人求利的目的说得很直白：“大凡经商，本钱多便大做，本钱少便小做……只拣有利息的就做。”(18)这种唯利是图的本性使商人灵魂扭曲，以追求货币为目的，明清小说《常言道》借商人之口道出了商人价值取向的变化：
“一更里呀，思量这个钱，今来古往独推先，惹人怜。说来个个口流涎，形如冲与乾，又如地与天，世人谁敢来轻贱。算来正与命相连，今夜教我怎样眠。我的钱啊，提起你，谁勿羡。二更里呀，思量这个钱，钦心久仰在先前，实通仙。一文能化万千千，好换柴和米，能置地与田，随身所欲般般便。教人怎不把情牵，胜如爹娘共祖先。我的钱啊，称卖命，是古谚。三更里呀，思量这个钱，朦胧如在眼睛前，乐无边。精神强健骨头颤，心中真爽快，眉间喜色添，此时才得如我念。谁知却是梦魂颠，依旧身儿在炕眠。我的钱啊，醒转来，越留恋。四更里呀，思量这个钱，怎生落在水中间，恨绵绵。心头无计泪涟涟，一时得勿着，心思想万千，如何设法来谋面。越思越想越凄然，这件东西非等闲。我的钱啊，要见你，何时见。五更里呀，思量这个钱，心中许愿意甚度，告苍天。千愁万绪若无边，区区若到手，时时供佛前，焚香跪拜心无厌。至诚至敬不虚言，伏望钱神赐悯怜。覆去不安眠，发白心难变。我的钱啊，早早来，如吾愿。一夜里呀，思量这个钱，翻来意心坚。腹中好似火油煎，黄昏思想起，直到五更天，东方几时飞到吾跟前，弄得区区心想偏。我的钱啊，勿负我，心一片。”(19)
当商人对金钱的追求已经达到“胜如爹娘共祖先”的情况下，张居士却能淡泊金钱，驽而不贪，不取不义之财，有误增其值者，立即追还，很是反映了秦人厚重直至的人生品格。所以才树立了“名满邑里及姑苏”的良好市场信义，被人们视为“吾邑一良贾也”。而在市场经济下，诚信本身就是商业招徕手段，“利从信中出，益由诚中来”，诚信市场地位的确立，在消费者心中留下了良好的形象，人们就会放下“防骗”的心里戒备，产生“惠顾”的心里回报，从而有力扩张了市场。张居士正是做到了这一点。由于他树立了良贾的市场信义，才取得了“翁之义之货市于邑里及姑苏，而邑里姑苏人信之也”的市场效益，从而很好地表现了明代陕西商人厚重诚信的优良品质。
罗隐的特点在于“道”，即道法自然，遵循规律。他为人朴素浑厚，不伪饰，不虚夸，实事求是，无忸怩惺惺之态。陕西关中厚重的黄土地，造就了秦人道法自然的人生品格，他们语言爽畅，直来直去，常能直逼事物的本质。这与江南人在明清时期形成的虚饰风气形成明显的对照。如杭州，“其俗喜作伪，以邀利目前，不顾身后”，早在宋代便风行种种捣鬼术，如“酒掺灰，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贯水，织作刷油粉”，在明代更是歪风愈炽，专以欺骗顾客为能事，以致当时民谚有谓：“杭州风，一把葱，花簇簇，里头空!”(20)《豆棚闲话》第十则更一针见血地描述：“苏州风俗，全是一团虚哗。只就那拳头大一座虎丘山，便有许多作怪……即使开着几扇板门，卖些杂货，或是吃食，远远望去……倒也热闹齐整。仔细看来……都是有名无实的。一半是骗外路的客料，一半是哄孩子的东西。不要说别处人叫他空头，就是本地……数落得也觉有趣。”(21)叶权在《贤博编》中也指出：“今时市中货物奸伪，两京为盛，此外无过苏州。卖花人挑花一担，灿然可爱，无一枝真者。杨梅用大棕刷弹墨染成紫黑色。老母鸡搏毛插长尾，假敦鸡卖之。浒墅货席者，术尤巧。大抵都会往来多客商可欺，如宋时何家楼故事。”(22)陈铎的《坐隐先生精订滑稽余韵》描写行业达140种，其中涉及商贾铺户的，不少人都卖伪劣商品，试举几家为例：纸钱铺是“众神妖见数还钱，僧道科仪，件件周全。蜡烛坚实，千张高大，水作新鲜。拖柜上张张漫展，草拗儿捆捆牢缠。但愿门前，擦背挨肩。日日初一，月月新年”；颜料铺是“好供给绘手施呈，颜料当行，彩色驰名。自造银朱，真铅韶粉，道地石青。小涂抹厅堂修整，大庄严殿宇经营。近日人情，奢侈公行。不尚清白，俱是妆成”；香蜡铺是“向通街物攘人稠，手脚不停，包裹如流。也卖明矾，也秤豆粉，也货桐油。贱咸食桩桩都有，歪生药样样都收。行次情由，不可追求。本是杂货营生，虚耽香蜡名头”(23)，都是些满嘴胡诌的噱头，夸大其词。在这一片虚饰的社会风气下，罗隐能朴素浑厚、不忸怩作态、求真务实，保持了陕西人作为“自然之子”的务实作风。这种朴实无华的行事作风，使得罗隐在经营中能够崇尚实干，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先君逐田又以父祖意商贩转生息……颇起家为富厚”。这与当年陕西商人的发展规律是完全吻合的。当年陕西商人就是在明政府“开中制”的政策感召下，将农业生产上的优势转化为商业经营的效益优势，输粟换引，进城经商，所以才“颇起家为富厚”，完全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结果。
潘志学的特点是“勇”，即不畏强暴，视死如归。当年陕西商人以西部为经营活动的势力范围，这里天苍野茫、地辟物不繁、人少牲畜多、兵荒马乱、土匪横行，只有以英雄尚武的气概才可以坦然面对经商路上的各种凶险，取得经营的胜利。潘志学正是如此。当他经商过黄花岗，遭遇土匪围攻，其他商人“皆匿舟中，不敢出”的危难关头，唯他挺身而出，与土匪周旋，轻蔑地对土匪说：“诸君之来不过欲得吾辈财耳，舟中之物任其取去，何以杀为”，一派英雄气概，表现了秦人视金钱如粪土、以生命为旨归的人生价值观，反而喝退了土匪，保全了众商家的性命，表现了那时陕西商人“骏马快刀英雄胆”的英武形象和陕西人“负气概，先勇力”的性格特点。
①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331。
②《汉口山陕会馆志》，光绪敬义堂刻本，第5页。
⑧丁钢：《近世中国经济生活与宗教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
④苏州历史博物馆：《明清苏州工商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版，第311页。
⑤孔祥毅：《晋商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⑥苏州历史博物馆：《明清苏州工商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版，第331页。
⑦马理：《谿田文集续补》，关中丛书刊本，卷5。
⑧康海：《康对山先生文集》，关中丛书刊本，卷13。
⑨张瀚：《松窗梦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卷4。
⑩王士性：《广志绎》，中华书局1981年版，卷23。
(11)乾隆《韩城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
(12)乾隆《长安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
(13)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续修四库全书本，卷35，第2页。
(14)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关中丛书本，卷11。
(15)王恕：《王端毅公文集》，关中丛书本，“续文集”卷1，第7页。
(16)来俨然：《自愉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卷2，第25页。
(17)康熙《南翔镇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74年版，卷2。
(18)抱瓮老人：《今古奇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卷25。
(19)落魄道人：《常言道》，清光绪元年得成堂刻本，卷25。
(20)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卷25。
(21)艾袖居士：《豆棚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一则。
(22)叶权：《贤博编》，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页。
(23)路工：《访书见闻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08-3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