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人们一想到“奇货可居”这句成语，就会想起一个人；人们一想起“一字千金”的成语，又会想到这个人。在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史上能如此深刻留下自己名字的人并不多，这个人是一个特例，这个人就是秦代商业圣手，后来官居秦国宰相的吕不韦。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官商互动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诸侯混战，天下大乱，各国国君纷纷改制变法，驰山林之禁，薄徭役之赋，以招徕民人，富国强兵，实现统一中国的霸业。与之相应，私商阶层的崛起，工商奴隶的阵前倒戈，使商业终于冲破了“工商食官”的陈旧体制，自由商人登上历史舞台后意气风发地在各个诸侯国之间贩贱鬻贵，周流天下，使中国商业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管子就说过，当时各诸侯国之间贸易的繁盛是：“百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估计)五十里。一日定虑(计划)，二日定载，三日出境，五日而反……千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百五十余里。二日定虑，三日定载，五日出境，十日而反……万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虑，五日定载，十日出境，二十日而反。”①这是说，百乘之国，中央立市，四周边境估计为五十里路，所以百乘之国根据邻国物价贵贱去经商赚钱，不过五天可以来回一次。千乘之国根据邻国物价贵贱去经商赚钱，十天内可以返回。万乘之国根据邻国物价贵贱去经商赚钱，二十天可以返回。这一记载反映了春秋中叶以后各国国际贸易和商人跨国经商的频繁状况。《国语·齐语》载，齐国商人“服牛轺马，以周四方”，跨国经商。《左传》载，成公三年，一郑国商人至晋，受到晋大夫荀罃的“善视”。战国时张仪对魏王说：“诸侯四通，条达辐辏，……从郑至梁(大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梁。”②
　　而在当时，各国诸侯为了惠通货物，增强实力，纷纷放松了对商人的严格管理约束，放下架子与商人交朋友，争取商人阶层的支持。史载昭公十六年，晋国的执政大臣韩起到郑国访问，想强买郑国商人的玉环，却遭到郑国执政大臣子产的拒绝，子产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诸侯，必不为也。若大国令，而共无艺，郑，敝邑也，亦弗为也。侨若献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③子产讲述了郑国商人与国君之间相互依赖相互支持的关系。并威胁说，如果韩起一定要强行得到玉环，就会“失诸侯”，足见国君与商人利益休戚相关。同时，郑国的大商人弦高，他本来要到洛阳去做生意，但在途中遇上了前去偷袭郑国的秦军，他当机立断，诈称自己是郑国国君派出的使者，用四张熟牛皮和十二头牛来犒劳秦军。结果秦国军队认为郑国已经有了准备，就打消了袭郑的念头，撤军回国。④《左传》中还记载郑国的一位商人，当时晋、楚两国交战，晋国的大将荀罃被楚国俘虏，这位郑商打算营救他，计划把他藏在袋子里偷运出楚国。恰逢晋、楚两国谈判和好，荀罃被楚国释放，计划才没有实施。⑤
　　由于商人和国君之间结成了利益休戚与共的关系，国君为成就其霸业，常常需要吸收商业中的精英参与其政治建设和军事建设，利用其智慧和财力实现独霸天下的愿望；而商人也需要依靠国君的势力来扩大自己的商业势力和得到政治资源的保护，由此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官商之间相互流动，反映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大变革、大改组的局面。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一方面，商人当官的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当官的弃官经商经营致富的也为数不少。齐国开国重臣姜子牙，就是商人出身，在未遇文王前曾“宰牛于朝歌，市饭于孟津”，是一个开肉店兼营饭店的商人。后来被文王封为齐侯，实行商业兴国，“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⑥。而后的齐国宰相管仲在未得势时，也是一介商人，他曾与鲍叔牙合伙做过生意。管仲曾自述他是“吾始困时，常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贫，知我贫也”，多少有些贪财的意味而得到了朋友的谅解，后来成为齐国的宰相，依然走通商之路，“通货积财，富国强兵”⑦。孔子的学生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饶益”⑧，也是商而优则仕，后来又弃官为商，经商于齐鲁之间，发财致富，在孔子的七十多个子弟中是最富有的。⑨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诸侯无不分庭与之抗礼”⑩，说明与诸侯的关系非同一般。越国的范蠡为宰相，帮助越王勾践复国后，急流勇退，“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11)。
　　而在这些人中，最著名、最成功和最有历史影响力的则是由商人而成为秦国宰相的吕不韦。
　　二、吕不韦的经营过程与历史功勋
　　吕不韦的经营事迹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有所记载：
　　“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
　　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国君为太子。安国君有子二十余人。安国君有所甚爱姬，立以为正夫人，号曰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安国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毋爱。子楚为秦质子于赵。秦数攻赵，赵不甚礼子楚。
　　子楚，秦诸庶孽孙，质于诸侯，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吕不韦贾邯郸，见而怜之，曰‘此奇货可居’。乃往见子楚，说曰：‘吾能大子之门。’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吕不韦曰：‘子不知也，吾门待子门而大。’子楚心知所谓，乃引与坐，深语。吕不韦曰：‘秦王老矣，安国君得为太子。窃闻安国君爱幸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能立适嗣者独华阳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余人，子又居中，不甚见幸，久质诸侯。即大王薨，安国君立为王，则子毋几得与长子及诸子旦暮在前者争为太子矣。’子楚曰：‘然。为之奈何?’吕不韦曰：‘子贫，客于此，非有以奉献于亲及结宾客也。不韦虽贫，请以千金为子西游，事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子为适嗣。’子楚乃顿首曰：‘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12)
　　据这些记载可知，吕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他的家世无史可考。成年后的吕不韦奔走于各国做生意，后来经商到了韩国，成为“阳翟”(今河南禹县)大商人。至于具体经营项目，史书没有详细记载，但依据“往来贩贱卖贵”和他与经商的父亲的对话看，应该是做珠宝等贵重生意和粮食、盐、帛等囤积居奇的大宗商品的国际贸易的，由于本轻利重，很快就成为“家累千金”的大商贾。
　　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曾经告诉他的父亲，要追求“无算”的财富。为了捕捉商机，他就来到了自己往来贸易的赵国邯郸。这一来使他的人生从此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吕不韦到邯郸后，遇到秦国入赵为质的公子异人。异人是秦国太子安国君的儿子，秦昭王的孙子，异人的生母夏姬不受宠爱，而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异人又排行居中，备受冷遇，被送往赵国当人质。身处异国，处境自然很危险，秦国又多次进攻赵国，所以，赵国对异人很冷淡，异人的生活极其拮据。吕不韦见而“怜之”，并以生意人的眼光看待异人，认为“此奇货可居”(奇货可居的成语，就出自此典)。他回家请教经商多年的父亲：“耕田能获几倍利?”父亲回答说：“能获十倍利。”又问：“经营珠玉又能赢几倍利?”回答说：“能赢百倍的利。”再问：“帮助立一个一国之主，能赢几倍利?”父亲说：“能赢无数利。”吕不韦因而得出结论：“现在努力耕田，不见得能吃饱穿暖，而帮助立一个国君，得到的益处，则可以传之后世，这种有大利可图的好事，值得去做。”(13)于是，他决定用金钱帮助异人谋取王位继承人的资格。
　　从此，吕不韦弃商从政，由商界进入政界，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吕不韦先去拜访异人，声称能叫异人飞黄腾达，异人不信。吕不韦便说：“你不知道，只有使你先发达了，我才能发达。”吕不韦分析情况，认为“安国君宠幸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能立适嗣者，独华阳夫人”。可异人长期客居在外，关系疏远，且境况不好，没有能力孝敬长辈和结交宾客。于是，吕不韦拿出“千金”，送异人“五百金”，让他结交天下诸侯宾客，另“五百金”购买“奇物玩好”，准备西游秦国，活动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吕不韦首先走华阳夫人姐姐的门路，通过其姐“以物献华阳夫人”，并说异人如何贤明，“以夫人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华阳夫人听了心中大喜，对异人有了好的印象。其姐便进一步劝说华阳夫人立异人为继承人。她说：“女人得宠靠的是姣美的容貌，可是容颜易老，一旦年老色衰便会失宠。要想永保受宠的地位，最好的办法是乘受宠时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可是你没有亲生儿子，应该及早在众公子中选一位合意的。如今异人贤德有加，而他的地位又不突出，他的母亲也不受宠，如果你立他为太子，他会终生感谢你，你的地位也就保住了。”吕不韦的多次游说与贿买获得成功，华阳夫人被说动了，安国君终于同意，“乃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适嗣”，确立异人为王位继承人。在赵时，吕不韦宠爱的一个美貌的歌舞姬，异人十分爱慕，吕不韦就把她送给了异人。不久美姬便生下一子，取名政，这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公元前255年，异人与吕不韦由赵归秦，吕不韦让异人穿楚服去进见华阳夫人，因华阳夫人原籍楚国。果然，华阳夫人非常高兴，当场叫异人改名为子楚。
　　公元前250年，安国君即位，为秦孝文王，子楚为太子。但安国君登上宝座三天就去世了，子楚继位，是为秦庄襄王，吕不韦任相邦(宰相)，封“文信侯”。自此，秦国的军政大权开始掌握在吕不韦的手中。然而，子楚继位后三年又死了，年仅十三岁的太子政(即嬴政，秦始皇)继位，吕不韦再次出任相邦，号称“仲父”，辅孤理政，稳定了秦国政局。
　　此时的秦国经几代人努力，已是战国七雄中最强的国家，由秦来完成统一大业已是大势所趋。吕不韦任相邦后，仍然坚持用兼并战争来实现统一，并在军事理论上给以论述。他主编的《吕氏春秋》指出兼并战争的不可避免，强调秦国发兵是“讨暴安良”的义兵，阐述军队士气在战争中的作用，以及随敌情变化制定战略战术等。但当时的六国还有力量同秦国抗衡。公元前249年，庄襄王元年，东周君纠集各诸侯国发动了进攻，“东周君与诸侯伐秦，王使相国率师讨灭之。周既不祀，周比亡”。吕不韦亲自率兵击退这次进攻，攻灭了东周，这不仅是东周最后一个属国的灭亡，也使秦取得了河南(今河南洛阳)等通往东方的战略要地，而重要的是结束了延续八百年天下共主的所谓正统的最后统治，秦一统天下的合法地位得以确立。
　　接着，吕不韦又积极进攻，一鼓作气，派蒙骜东伐韩，取得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秦的边界逼近魏的大梁(今河南开封)，建立了三川郡(黄河、洛水、伊水之间)，中原的心脏地区从此为秦所占有。公元前249年至前248年，秦完全占有了韩、魏上党郡(今山西东南部)，并北向攻赵，设置了太原郡。至此秦占有了太行山以西地区，进出太行山的要道控制在秦的手中。
　　公元前244年，吕不韦代理朝政后，并不满足已取得的胜利，又派蒙骜攻韩，取得十三城。次年又攻魏得二城。第三年兵分三路向魏进攻，共取得二十城，设置东郡。魏都大梁已处在秦的三面包围之中。公元前241年，“韩、魏、赵、卫、楚共击秦，……秦出兵，五国兵罢，拔卫迫东郡。”秦国又一次打败了五国合纵攻秦。公元前238年，秦又攻取了魏的垣、蒲阳，这样便扩大了东郡，使东郡从三川郡以东，沿黄河南岸向东边伸展，横插在赵、魏、齐三国之间。从此、秦的领土就和齐相接，这就截断了赵与韩、魏两国之间的联系，造成了秦分割三晋，可以各个击破的有利形势，为最后灭掉韩、赵、燕、楚、齐打下坚实的基础。
　　公元前237年，吕不韦被秦王政宣布与一起宫廷政变有牵连，而下令免相，出居封地河南(今河南洛阳)，第二年又下令把吕不韦流放蜀地。不久，吕不韦在流放途中“饮鸩(毒酒)而死”。
　　吕不韦作为从商人走向政坛的秦国丞相，在中国历史上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主要有：
　　第一，立异人为嫡嗣，稳定了秦王室，并为秦国的统一运筹帷幄，贡献了聪明才智。秦昭王是一个执政50多年的老国王，其子安国君是一个50多岁的老太子，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却迟迟没有确立嫡嗣，王室的此种状况潜伏着极大的不安定因素，一旦儿子们为争夺王位发生争斗，将会导致秦国内乱。吕不韦审时度势，通过游说，打通关节，说动了华阳夫人并由她说服了安国君，确立异人为嫡嗣。吕不韦此举稳定了秦王室，加之他以丞相职位辅佐异人，把握朝政，使秦国在秦昭王、安国君死后继续发展，维持了对东方六国的高压态势，加快了统一六国的步伐。而且，在他辅政期间，灭东周、伐韩、破五国合纵，为秦后来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同时，吕不韦在邯郸目睹了长平之战赵国40万战俘被坑杀的惨相，执政后他提出了兴“义兵”的思想，反对在战争中大规模屠杀。所谓义兵，就是“兵入于敌之境，则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至于都国之郊，不虐五谷，不掘坟墓，不伐树木，不烧积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虏而归之”，这在当时，是进步的战争观，保护了社会生产力。
　　第二，著书立说，为秦国的统一奠定了思想基础。秦国兼并战争的节节胜利，沉重地打击了东方六国，它们已经没有力量来阻挡秦的统一。作为即将统一中国的秦国丞相吕不韦，需要研究思考完成统一的执政策略。因此他组织人力，集中宾客三千人，著书立说，于公元前239年，编写成《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言，“以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故而《吕氏春秋》被人称为“杂家”。但它庞而不杂，融汇儒、道、墨、法、兵、农、名等诸子各家学说，有取有合，兼容并包，形成了即将统一天下秦国“有容乃大”的政治思想基础。吕不韦主张博采众长，“假人之长以补其短”，即不拘一家取长补短，突破各学派排斥异说、定于一尊的做法，建立统一的思想体系。所以，《吕氏春秋》承继了儒家“德政”和“重民”的思想，摒弃了儒家不切实际的空谈；批判墨家的“非攻”、“救守”的幻想，赞同墨家“尊师”、“节葬”的主张；吸收法家“变法”、“耕战”的策略，但反对法家“严刑峻法”的做法。这种在思想上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为结束春秋战国的分裂局面，建立以天子为首的统一的封建王朝做了必要的准备。《吕氏春秋》提出“一则治，两则乱”的观点，认为“乱莫大于五天子”，最要紧的是重建以天子为首的统一王权，主张实行中央集权制，即所谓“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执一”就是中央集权制。如何实现中央集权制，他提出必须建立一套统一的封建等级制度，即“正名分”，并把这当做是控制臣下的手段和方法。在施政方针上，吕不韦倾向于“德治”，辅以法治。他把行德、义放在首位，否定法家的单纯强调刑罚。这实际上就是软硬兼施，政治说教与暴力镇压相结合的统治方法。这些都反映了吕不韦前瞻性的政治眼光和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政策措置。
　　《吕氏春秋》写成后，吕不韦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扩大影响，将其公布在咸阳城门，上面悬挂着一千金的赏金，遍请诸侯各国的游士宾客。吕不韦声言，若有人能对《吕氏春秋》增删一字赏千金(一字千金的成语就出自此典)。(14)
　　第三，主张发展社会经济，扩大商品流通，壮大秦国的经济实力。吕不韦对秦国自商鞅开始实行一百多年的“重农抑商”经济政策，颇多微词。在《吕氏春秋》中，提出了与商鞅完全不同的“亡国”之论。他说：“亡国之主，必自骄，必自智，必轻物。自骄则简士，自智则专独，轻物则无备。无备招祸，专独立危，简士壅塞。欲无壅塞，必礼士；欲位无危，必得众；欲无招祸，必完备。三者。人君之大经也。”(15)按照吕不韦的观点，国家兴亡，在于国家是否能够礼贤下士、广聚人才、发展经济。而商业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条件，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他坚持“易关市，来商旅，入货贿，以便民事”。向秦王嬴政灌输“四方来杂，远乡皆至，则财物不匮，上无乏用，百事乃遂”的道理，甚至把他编纂的《吕氏春秋》公示于商业市场，以表示对商业的公开支持。他在秦国执政12年，改“重农抑商”为农、工、商并重，采取“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的社会分工和一系列有利于工商发展的政策，使秦国终于积蓄起统一中国的力量。
　　三、吕不韦经营活动的历史启迪
　　吕不韦所处的时代，是官商大规模流通互动的时代，他虽然不是商人为官的第一人，但却是第一个成功地将商业经营之道运用于官场政治操作，把商道与官道合二为一的人，从而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其一，奇货可居，政商合一。
　　吕不韦是一个善于发现市场稀缺的经营高手。“人无我有，物稀为贵”是商业经营的原则。吕不韦早年在做珠宝生意的时候，就掌握了这一商业经营的原则，很快成为阳翟大贾。但当他到邯郸见到秦国质人后，立即以商人敏锐的市场眼光看到了异人身上所潜伏的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在与父亲进行了一番比较经济效益的讨论后，认为贩运粮食，其利是10％；贩运珠宝，其利是100％；帮别人谋求国主地位，其利是无算大时，便立即做出弃商做官的经营抉择，将商业投资转向政治投资，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作为。从这一点说，吕不韦是中国最早的比较经济效益践行者。他以利益为鹄的，进行择业选择，当从政的社会效益远远大于经商的经济效益时，便毅然做出了弃商从政的决定，这是一个成功商人的可贵品质。商人就要灵活判断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不抱残守缺，故步自封，而是“良禽择木而息”，寻找最有利的经营项目，迅速实现资金投向的转移，才能抢先占领有利的经营高地，获取先声夺人的经营效益。当然，吕不韦选择弃商做官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也不无关系。自周代实行“工商食官”体制和管仲提出“四民分业定居”的社会职业分层以后，中国的“官本位”思想已经开始深入人心，商人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社会现实，使官商的社会评价体系发生倾斜，官商的比较效益发生失衡，经商的效益充其量是百分之一百，而做官的效益却是“无算”，这当然刺激了商人弃商做官的欲望。欲望永远是社会前行的物质动力，更何况做官还有着可以青史留名的精神驱动，这种双层次的驱动力，自然会推动着吕不韦下决心帮异人复国，并借此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追求，收取“奇货可居”的功效。所以，当时赵国的富贾巨商远不止吕不韦一个，但为什么只有吕不韦肯于伸出援手呢?原因很简单，大家看到的只是一个落难的王孙，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只有吕不韦看到了他背后蕴藏的巨大价值，看到了下一代的秦王。等到后来，异人在吕不韦的策划之下，成功地成为太子时，所有的人都争着过来巴结他，但为时已晚，吕不韦已经占据了不可动摇的地位。所以，后来的秦国丞相不是别人，而只能是吕不韦。
　　其二，敢于投资，善于策划。
　　当时吕不韦决心帮异人复国，有极大的市场风险和前景不确定性。在安国君的20多个儿子中，质人并不得宠，华阳夫人也不喜欢他，才把他派到赵国做人质；而秦国与赵国争霸，战事不断，质人也随时有被杀头的危险；而且，质人的素质也不高，在赵国流离失所，穷困潦倒，到吕不韦家喝酒时，见到美女赵姬就垂涎三丈，还厚着脸皮让吕不韦送给他，完全没有王孙的风范。但吕不韦的胆识和谋略在于看到了他背后蕴藏的巨大价值，看到了从秦昭襄王(异人的爷爷)在位的时候就想到了异人的父亲安国君即位，安国君之后异人继位，甚至还想到了异人之后，异人的儿子将成为秦王的可能性。他深邃的目光竟然穿过了四个秦王时代。古人云：“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吕不韦眼光的深邃和高远是别人所无法达到的。
　　有了正确的决策，还需要有正确的执行方案，否则，再美好的愿望都不会变为现实。但吕不韦恰恰是个大策划家，为了实现让异人当秦王的目标，他进行了细密的行动策划。他针对质人与安国君的长子傒力量对比不具有优先继承权的实际，首先寻找到正确的突破口，这就是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深得安国君的喜爱，她的“枕边风”能够直接影响安国君的决策。吕不韦看到在争夺继承权问题上，异人处于劣势，但在争夺华阳夫人的支持方面，异人却具有优势。因为，他的母亲不得宠，与华阳夫人不存在竞争关系，而且如果华阳夫人能帮质人当选为太子，异人必然会感恩戴德。
　　于是，他一方面提供巨资给异人，让他在赵国广交宾客，改变穷酸的形象，加强自身建设，还多次在华阳夫人面前夸奖异人的贤德和对华阳夫人的孝敬，打消了华阳夫人对异人的顾虑，从而争取到了华阳夫人的支持，一举扭转局面。另一方面，他到秦国在华阳夫人亲属参加的宴会上，一掷千金，展现自己的财富和慷慨，吸引到华阳夫人亲属的注意，从而顺利地得到了他们的接见，叩开了面见华阳夫人的大门，说明吕不韦是个事件营销的高手。得到华阳夫人的亲属接见后，吕不韦又利用他们养尊处优，害怕失去高官尊位的心理，有针对性地分析他们家族面临的种种危机，使他们成为传播信息的重要工具，为他说动华阳夫人做了必要的利益计较的前期铺垫。而在拜见华阳夫人时，他却反其道而行之，闭口不谈华氏家族的危机，而是一味夸奖异人的贤德及对华阳夫人的孝敬，甚至说出质人要孝敬华阳夫人，“以夫人为天”，为世人做出榜样这样的奉承话，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夫人“闻之大喜”，使异人在华阳夫人心中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并最终通过华阳夫人说服了决定异人命运的安国君。这是一个一气呵成充满智慧的策划，依次为实现自己的抱负开辟了前行的通道。这充分说明了，没有思路就没有出路，没有策划就没有行动的处世之道。
　　其三，善于包装，善于宣传。
　　作为阳翟大贾吕不韦，深知“货卖一张皮”的商品经营原则，他做事为人很注重包装自己，扩大市场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还在邯郸做生意的时候，他就设法与达官贵族发生联系，使吕府迎来送往的大多是赵国的高官贵人、各国的外交使节，这就使他的商业与官场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扩大了自己市场知名度的同时，为猎取商业信息和了解官场动态提供了方便。他做了秦国的宰相后，自知学问不深，很难服众，靠自己著书立说成为文化人并非易事。但他知道借力、养脑，知道金钱的杠杆作用，他高薪聘请上千个满腹经纶的文人，撰写以自己的姓氏命名的《吕氏春秋》，使之成为流芳百世、千金难改一字的经典之作，从而也使自己的名字登上了文化的大雅之堂。
　　他作为成功大商人，具有广告宣传上的超前意识。《吕氏春秋》写成后，他将其竖立在咸阳的东门口，上悬千金，有改动一字者，以千金付之。这一举动，不仅是为了证明该书的质量，更是一种扩大影响的市场炒作，是一种市场广告宣传的成功策划。人们并不是因为这本书而记住了《吕氏春秋》，而是因“一字千金”的成语，使《吕氏春秋》流传了两千余年。在两千余年前，吕不韦有如此之眼光和作为，充分说明了他作为一介商人的超凡市场营销策划能力。
　　①戴望：《管子校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揆度篇》。
　　②刘向：《战国策》，中华书局2007年版，《魏策一》。
　　③《左传》，中华书局2007年版，“昭公十六年”。
　　④《左传》，中华书局2007年版，“僖公二十三年”。
　　⑤《左传》，中华书局2007年版，“成公三年”。
　　⑥《国语》，中华书局2009年版，《齐语》。
　　⑦《国语》，中华书局2009年版，《齐语》。
　　⑧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63年版，卷67，《仲尼弟子列传》。
　　⑨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63年版，卷129，《货殖列传》。
　　⑩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63年版，卷67，《仲尼弟子列传》。
　　(1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63年版，卷129，《货殖列传》。
　　(12)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63年版，卷25，《吕不韦列传》。
　　(13)刘向：《战国策》，中华书局2007年版，《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
　　(14)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63年版，《吕不韦列传》。
　　(15)吕不韦：《吕氏春秋》，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