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陕北地区，基本形成了3个中心市镇。
　　延安府北部，以中部县的隆坊镇为中心市镇，“隆坊镇者，唐牧厩所也，在中部北四十五里，广原奇胜，人物曼丽，几五百户。北瞻鄜延，南通祋祤，东接河洛，西控朔方，商贾之会，物货之委积，无间于远迩，盖上郡第一镇云”①。“五百户”不是一个大数目，隆坊镇能否达到上面所言的辐射功能，大可商榷。
　　延安府府治肤施城的东关市，“聚四方商贾贸易于此，以通货利，自是延民及西北边方用需悉便”。②
　　在陕北北部，以榆林城为中心市镇，万历年间，城中有“米粮市、木料市、驼马市、猪羊市”，这些市都为“常市”。榆林城周围的神木堡、新安营、靖边营、孤山堡、清水营、安边营，都有“常市”③。
　　要探讨这三个中心市镇能否带动形成市场网络的问题，首先对明代陕北社会经济总况作一分析。
　　明弘治以前，陕北经济得到发展，但商品经济落后，市镇数目甚少，陕北市场网络化无从谈起。
　　明弘治以后，鞑靼各部不断南下骚扰，给陕北地区的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套骑三万余人南犯，越延安至三原、泾阳，杀掠人畜无算”。④鞑靼诸部经常南犯，大规模抢掠屠杀，致使“天下之患，惟陕西为最，陕西之患，惟此时为最”。⑤明朝军队对陕北也进行抢掠，“弘治四年，北虏寇边，势甚猖獗，京营军马适来征剿，俱在本府地方驻扎，刍粮之外，又索牛鹿、拷羊鸡鹅等物供给，甚至荡民家产，剥民膏血，号泣震天”。⑥在此情况下，陕北部分州县人口锐减。例如洛川、中部县，洛川县洪武时82227人口，嘉靖时22070口，万历三十年(1602年)3330口⑦；中部县洪武时27026人口，万历时8663口⑧。
　　延安府南部的社会经济在明后期破坏是十分明显的。至嘉靖时，鄜州、洛川、中部、宜君、宜川等县，“每岁额粮十数万，十无完五……本色输运艰难，额赋岁逋，民逃地荒”⑨。人口减少，税粮无法完成，“郡县仓场官吏往往逃去，岁用愈歉”⑩。
　　陕北社会经济的变化，张瀚总结得好，“陕北西边延袤千里，国初因田硗瘠，赋税不给，拓荒者听令开垦，用不起科，故塞下充实。已向计亩征粮、差赋繁重，加以虏首之警，水旱之灾，收获既歉，征输愈急，所以民日转徙，田日荒芜也”(11)。
　　由这样的行将崩溃的社会经济谈市场网络的形成不免滑稽；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明后期陕北北部形成了一个军事消费市场，这一畸形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孕育着市场网络的萌芽。
　　陕北这一军事消费市场是终端市场，从延安府、关中各府、陕南、河南、湖北、山西、江南地区等处的粮食、布匹、草料等源源不断输入。
　　谈论明后期陕北北部市场网络的孕育，除了前提及的榆林城和其他堡、营的市场交易繁忙之中，不可不谈商路。这是因为在市场网络中镇是结点，而商路是连线，二者缺一不可。
　　明后期陕北的商路(12)：
　　其一，西安府至延绥镇的商路(单位：里)：
　　西安府→90三原县城→80耀州县→70同官县城→90宜君→70中部县城→70洛川县城→60鄜州城北关外→90甘泉县城→90延安府城(肤施县城)西北→80干谷驿(延长县)→80文安驿(延川县)→60清涧县城东南→70石嘴岔驿(清涧县)→70绥德州城→80米脂县城→90鱼河驿(延绥镇)→80延绥镇城，这条道路连接了明代陕北9个州治县治，2个中心市镇延安府城和榆林城，其他如干谷驿、文安驿、石嘴岔驿、鱼河驿等皆演化为市镇。这条路为进入陕北地区的最重要道路，陕北驻扎军队消费的粮食、布匹等大量军需物资，绝大部分要在该路上运送。明代食盐开中的商人也穿梭于此路上，他们或者运送粮食到陕北，或者就近商屯，换取盐引，从该路上奔赴两淮、两浙的盐场。还有一些商人在这条路上运输绸缎、布匹、茶叶、烟草等。这条路大部分系山路，大车无法通行，只能靠马、驴、骡、骆驼驮运。但每个牲畜驮运量有限，军队需求又如此之大，故经常民、商络绎，马驴骡、骆驼组成的运输队伍不绝于途。
　　其二，沿长城内侧的商路。
　　由于长城的屏障作用，以及长城附近民屯、商屯的兴盛，沿长城内侧形成了一条商路。这条商路，由于“商旅游行，循沟垒而不受惊张之虑”(13)，因而“运粮者循边墙而行，骡驮车挽，昼夜不绝”(14)。在延绥镇官兵以主发银为军饷后，这条连接各营堡的道路，更是繁忙异常，运送粮食、棉布、草料等的驴骡马队连绵不断。
　　明代陕北的商品经济是官方推动的商品经济，以军事消费为特点的需求市场拉动了部分地区市场网络孕育。但是，这种市场网络的萌芽是不健全的，它以大量商品的单向流入为特点，根本无法形成商品交换频繁、产品有进有出的健全的市场网络体系。
　　清代的商品经济缓慢向前发展，清代陕北市场网络从孕育走向形成。
　　明末清初陕北地区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总计此方之民，半死于锋镝，半死于饥馑，今日之存者实百分之一，皆出万死而就一生者也。是以原野萧条，室庐荒废，自宜君至延绥，南北千里之内，有经数日不见烟火者”。(15)
　　为了恢复陕北的农业生产，清廷命令地方官员招抚流民，归土务农。“会议西安等处，招徕复业。查顺治十年定例被内，在盛京招民一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武备；百名以下者，六十名以上者，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总；垦五十顷以至二千顷以上者，记录；六千顷以上者，加升一级。道、府，垦至一百顷以上者记录；二百顷以上者，加升一级”(16)。
　　从总体上讲，清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是有效的，陕北地方一些官员在招抚流民、开垦荒田上下了很大工夫。从清顺治、康熙年间，历经雍正，一直到乾隆时期，陕北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大量的荒田得以开垦，引进高产量的红薯、马铃薯等农作物，也引进了桑、棉和烟草等经济作物。
　　与此同时，陕北的市镇经济水平在提高。由于清王朝统一，榆林县红山不再成为边塞市场。为了方便工商业者以及蒙汉人民的贸易，在榆林城形成了固定的市场。原来在红山上市的商贾手工业者，在城内设立店铺和作坊。每年农历正、三、五、七、九、十等月的十五日，榆林城举办骡马交易大会，招徕了蒙古地区和宁夏府、山西、河南、关中等地的客商前来贩卖骡马，长城内外保持了常年的商贸繁荣景象。
　　商路在清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以榆林府为例(17)：
　　其一，榆林府至鄂尔多斯右翼中旗、乌审旗的商路。
　　由榆林城出发，经牛家梁至赵元湾后，折西北行，沿席伯尔河，经庙咀子、岔河子、林庆梁、白河庙等地，直达鄂尔多斯右翼中旗。或由榆林城西行，40里至长海子，又40里至锁贝。再折西北40里至屹昂河，又西40里至乌拉耳林，复西80里至乌审旗。
　　其二，榆林府至包头村和归化城的商路。
　　出榆林城北行，经牛家梁、孟家湾、刀兔，共190里至十八台。再北，经鄂尔多斯左翼中旗、东胜、后旗、昭君坟，渡黄河至包头村(今包头市)，共计740里。由包头村折东北行，即至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由归化城东去，经张家口厅、宣化府至北京、天津。
　　其三，榆林府西侧的五条商路。
　　第一条：由榆林府西行，经叶家滩、波罗堡、怀远堡、镇靖堡、张家堡、宁条梁、安边堡、砖井堡、定边县至宁夏府花马池。这条路主要运输食盐、粮食。
　　第二条：由榆林城西出长城，经张冯畔至红墩界后，分出两条支线，西南经掌高兔至张家畔，与第一条汇合，直西经城川、白泥井至定边。此路主要运输食盐、粮食和百货。
　　第三条：出榆林城直西偏南行，经长海子、红石桥、张冯畔、小石砭、大石砭至城川后，折南行至宁条梁，与第一条汇合。
　　第四条：由榆林城西出，沿第三条至长海子后，折西经红墩转西行，复经纳林河、舍利庙、吊金坬、长黄、朝黄、黑梁湾、白泥井至定边县。这条路大部分路段经过伊克昭盟南缘。
　　第五条：由榆林城西行至长海子，再折西北，经烧不浪，海流兔庙、母户、陶利至三道泉后，折向西南，复经西二道川至花马池。这条路经过伊克昭盟腹地，以运输花马池的食盐为主。
　　这五条路与乌审旗紧密联系，并呈现路线多，运量大的特点。
　　其四，由榆林府至神木县的商路。
　　由榆林城东门出去，折东北行，越七里沙至古城滩，在塌崖畔过头道河子，复经大梁湾、王子湾、柳滩、大保当、黄土庙、胡家台、西沟等地，入长城至神木县。这条商路沿途多沙漠，居民稀少，行人食宿殊多不便，但道路平夷，驮畜省力，以转运山西来的日用百货为主。
　　其五，榆林府至葭州的商路。
　　由榆林府东南行，经青云、刘千河至方家塌，沿佳芦河而下，经通秦镇至葭州。另由米脂县东行，为一邮路，40里至马家铺，又40里至葭州乌龙铺，再东40里至葭州在城铺。葭州东渡黄河，可达山西汾州府各地。
　　其六，榆林府至延安府、西安府的商路。
　　前已提及这条横贯陕北地区骨干道路，兹不再叙。
　　另外，还有一些塘路(军路)，也有商路的特点，如榆林府至怀远、靖边、定边的塘路。怀远县武镇就位于榆林府至定边县塘路上，为粮食市集，榆林府官民所需粮食，多依靠武镇。每天由武镇驮运至榆林的谷米，少则一二石，多则上百石；返回时，运日常生活用品。
　　诸多的商路将榆林市镇与陕北其他市镇连在一起，并与关中各府、山西、内蒙古、宁夏府等联系起来，进而通过这些地区与全国各地发生联系。
　　清光绪后期，陕北北部(主要指延安府北部、绥德直隶州、榆林府)的市场网络从萌芽走向形成，这不仅体现在上面所列众多商路，而且表现在畜牧业、皮毛业带动不同层次的市场结构形式上。
　　由前对市镇分布密度的估算，到清末，陕北各地遍布交易半径在5—10公里的普通市镇，也就是施坚雅所说的“标准市场”，这些普通市镇上的市集，农民可以一天步行往返。在陕北北部，许多农民就是把自己畜养的牲畜或绒毛、药材、皮革等产品，拿到这样的普通市镇进行交易，然后购买他们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在远离市集的地方，小商贩收购农民产品、销售商品的状况存在；但这有个成本的问题，精明的农民会计算拿到普通市镇或者更远的中心市镇交易，还是交由小商贩，哪个更划算。在通常情况下，普通市镇的作用是明显的，在普通市镇的牲畜、皮毛等会流向中心市镇，诸如榆林城、宁条梁镇、镇川堡等，在中心市镇有洋商设行或客商设庄收买，继而流向天津、上海等消费和国内终点市场。通过这一层层的流动，一个普通农民的生产可以和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国内终点市场，甚至国外市场(皮毛出口)连在一起。从普通市镇到中心市镇继而到国内终点或消费市场，这一市场结构构建和较有规模的运作，标志着陕北市场网络的形成。
　　以上未提及的陕北南部(主要指鄜州、宜君县、洛川县、中部县及延安府南部)，与其相邻的关中地区之西安府、同州府，并与一河之隔的山西，以及河南等地，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其市镇经济水平向来高于陕北北部的市镇经济水平。尽管在清末该地商业不振，经济状况不好，但其市场网络形成远在光绪时期以前，大约在乾嘉时期已经具备。乾隆时期所修《大清一统志》中所列陕北南部各州、县的镇数目，与关中地区各州县镇数目相比，毫不逊色。在乾嘉时期，陕北南部的农民就可以很方便地将他们所产粮食及其他产品，拿到集市上销售，然后买回他们所需的商品。
　　总之，最晚至清光绪后期，陕北全境市场网络初步正式形成。
　　这一正式形成的市场网络有两个特点：
　　缺乏一个凌驾于其他市镇之上的陕北地区级的中心市镇。榆林城在清末时交易繁忙，但镇川堡、宁条梁镇的交易有过之而无及。延安府治肤施城规模不大(在清末时6条街，30多条小巷，并受周围山、河等地理环境限制)，更多充任延安府的政治中心，无法胜任陕北市场网络中的核心地位。
　　陕北市场与关中地区、山西、蒙古3个地区密切联系，通过这一市场网络，陕北市场深受关中地区、山西市场的辐射作用。现以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的一个调查，说明关中地区(以西安为代表)、山西市场对陕北市场的辐射作用(清末陕北社会经济与民国时期社会经济变化不大)，见表5.7。(表格资料来源：《陕西实业考察》，《民国二十一年调查》，第428页。)
　　清光绪后期陕北市场网络形成的意义：
　　(1)该市场网络形成有利于陕北商品经济发展。市场网络产生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反过来，市场网络形成又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2)该市场网络形成，使该地区之间通过商品贸易实现产业布局调整，发挥陕北资源优势。陕北畜牧业、皮毛业在这一市场网络中得到发展，并成为陕北优势产业。
　　(3)该市场网络形成有利于陕北社会开放。陕北人民在这一市场化过程中，逐渐摆脱封闭的环境，加强与外界交流，开拓了眼界。
　　① 刘儒：《龙(隆)坊镇市会记》，《关中两朝文钞》第六卷，《四部丛刊》本。
　　② 弘治《延安府志》。
　　③ 万历《延绥镇志》卷二，《关市》。
　　④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八。
　　⑤ 龚辉：《全陕政要》，明嘉靖年间刻本。
　　⑥ 弘治《延安府志》。
　　⑦ 嘉庆《洛川县志》卷九。
　　⑧ 嘉庆《中部县志》卷二。
　　⑨ 王崇古：《陕西四镇军务事宜疏》，《明经世文编》卷三百一十九，中华书局1969年版。
　　⑩ 梁材：《议覆陕西事宜疏》，《明经世文编》卷一百零五，中华书局1969年版。
　　(11) 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2) 王开：《陕西古代道路交通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版，第371页。
　　(13) 嘉靖《宁夏新志》，转引自王开：《陕西古代道路交通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版，第369页。
　　(14) 《北虏事迹》，转引自王开：《陕西古代道路交通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版，第369页。
　　(15) 乾隆《宜川县志》卷八，《延属丁徭疏》。
　　(16) 《清世祖实录》卷一百零九，中华书局1986年版。
　　(17) 王开：《陕西古代道路交通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版，第438—4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