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第三节 明清时期的陕北市镇
市是在农村集市基础上演变成的基层商品市场和居民点，各地称呼不一，或称市，或称墟，或称场，或称步(埠)，或称店。镇则是在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较高层次的商品市场和居民点①。市镇不是同封建社会一起产生的，它是封建社会内部分工与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以上市镇的定义为狭义说法，广义的市镇包含县治、府治所在地，甚至有省治所在地。本文在统计市镇数目时以狭义计，在谈到市镇功能、影响等方面时，以广义计。
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年)，延安府市镇不多，但在县治、州治所在地一般都有街道和居民居住的坊，这一时期州治、县治所在地成为商品交换的州、县域中心，延安府府治肤施县城是陕北商品交换中心。详见表5.2。(表格资料来源：明弘治《延安府志》有关内容汇编，李宗仁修，1962年陕西省图书馆、西安古旧书店据北京图书馆馆藏明弘治十七年刊本胶卷影印。)
镇：中部县有4个，宜君县6个，延川县1个，甘泉县2个，共13个。市：由于州治、县治的市与通常所说“市镇”中的“市”不同，记载不详，无法统计。镇分布的特点是靠近关中的宜君县、中部县镇数占去总数的大部分，这就说明靠近较发达地区的县有发展市镇的地缘优势。
明中叶以后，蒙古鞑靼各部不断南下骚扰，陕北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陕北市镇发展受到限制。与此同时，延绥镇以榆林城为中心，以军事诸堡为分支的堡镇经济却得到空前发展。榆林城在万历年间，有“米粮市、柴草炭市、盐销市、杂市、木料市、驼马市、猪羊市”，且这些市“俱镇城常市”。另外，在沿边的神木堡、靖边营、孤山堡、清水营、安边营等，都有“常市”②。
另外，边市得到发展。明代长城沿边虽时有战争，但并不能阻止蒙汉人民的商业来往。榆林城北门外的红山，神木县城北，府谷县的清水营、皇甫川等地，都辟有蒙汉人民“互市”的集市。边市到了清代，由于全国统一，遂成为蒙汉贸易的中心。康熙《延绥镇志》卷二之四《市集》记载了边市经济的情形：“边市距城镇之北十里许为红山市，又东为神木寺，又东为皇甫川市，皆属国互市处也。正月望后择日开市，间一日一市，镇人习蒙古语者持货往市，有土城不屋，陶穴以居，或施帐焉。其货则湖茶、苏布、草缎、盐、烟、不以米，不以军器，蒙古之至者则羊绒、驼毛、狐皮、羔皮、牛、羊、兔，不以马。镇城及营堡俱布市，而沿边村落亦间有之，如皇甫川之呆黄坪，清水营之尖堡子，神木营之红寺儿、清水坪，高家堡之豆峪、万户峪……其税少止数钱，多不过二两而已，各堡之守备把总司之，于春秋两季解布政司充饷。”
明末农民大起义在陕北爆发，陕北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口锐减，田多荒废。经过一百多年的休息生养，到乾嘉时期，经济得到一定好转。这一时期，陕北镇数目有一定增长。据乾隆《大清一统志》有关记载，制表5.3如下。(表格资料来源：《大清一统志》(清)和坤等奉敕撰，光绪二十三年杭州竹简斋石印本。)
乾隆时期，陕北共有34个镇，特点与明弘治时期相似，紧邻关中地区的州县镇数目较多。与《大清一统志》撰写时间相距不远的嘉庆《重修一统志》所载陕北镇数目为32个，二者绝大部分相同，只有个别的增减变化。
道光咸丰年间，陕北经济发展到较好水平，人口达到一个高峰，有176万余人③。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陕北亦不能免于战争的破坏，仅神木一县，县城被回军攻破以后，死者数万人。陕北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光绪年间，尽管陕北灾荒不断，但经济在逐渐恢复，表现在镇的数目大为增加。现根据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陕北全省舆地图》所列镇制表5.4如下：(表格资料来源：《陕西全省舆地图》，魏光焘编修，清光绪二十五年石印本。)
光绪年间，陕北镇数目为119个，其中延安府10县49个，榆林府5州县13个，鄜州直隶州4州县43个，绥德州直隶州4州县14个。这一时期，鄜州直隶州地靠关中，镇数量多的格局依然未变，相较乾隆年间镇20个，增长一倍多。延安府镇数目从乾隆时13个激增至49个。榆林府的堡有堡镇的功能，乾隆年间无有关镇的记载。光绪时为13个，从上表亦可看出，神木县、怀远县均无镇，这是由于同治年间回军对两县大破坏造成的，如神木县高家堡在回军进入之前一直为陕北北部的重镇，至光绪年间仍未恢复，仅为市集。绥德直隶州镇数目到乾隆年间从1个增至14个。镇数目的增长，表现了陕北商品经济的发展。
明清陕北面积约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沿海一省之面积，该地地形复杂，大部分为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面积广阔，地形复杂，显然，明清陕北镇数目少，不便于人民的商品交换，这样，比镇低一级的市发挥了重要的补充作用。以清道光年间清涧县为例：
遍布在陕北的地区市的具体数目限于资料无法统计，不过其数目要大于镇的数目。清涧县1镇10市，市在商品流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市在发展过程中，可以演化为镇，如清涧县道光年间的石嘴驿、裴家湾2市发展为光绪年间的石嘴驿、裴家湾2镇。详见表5.5。(表格资料来源：钟章元：《清涧县志·建置志》，清道光八年抄本。)
明清陕北市镇产生演化的类型：
交通型。明清时期，陕北一些靠近交通要道、关口、河流、驿站的地方，因过往行旅比较频繁，食宿交易比较兴旺，逐渐产生了以商业买卖活动为主的市镇聚落。
交通要道：清涧县营田镇、折家坪镇为“入鄜延之道最要者”。④宜君县马阑镇为去邠乾的要道。牛武镇为去延绥必经的道路。洛川县集义镇，“为交通之枢纽，北达延安，南通韩直罗镇。城，东接山西，西北至县城，形成货物聚散之地”。⑤
关口：直罗关为鄜州通往甘肃的关口，后衍生出直罗镇。
河流：榆林县鱼河堡镇，米脂县碎金镇均在无定河畔。
驿站：明弘治时延川县文安镇形成与文安驿存在有很大的关系，延长县干谷市产生与干谷驿密不可分，清涧县石嘴驿镇完全因石嘴驿存在于此形成，州张村镇、隆益镇形成与张村驿、隆益驿有关。
军事要塞型。明清时期，陕北北部这一情况比较普遍。明代延绥镇因军事需要设置堡，这些堡往往有市镇的功能。到了清代，定边县之砖井堡、定边堡、柳树涧堡、盐场堡，榆林县之常乐堡、双山堡、建安堡、归德堡、鱼河堡、镇川堡，靖边县之宁塞堡、镇罗堡、镇静堡、龙州堡，俱演化为镇。
另外，有些镇的形成与地方治所的变化有关，如肤施县的丰林镇，在隋、唐、五代时为丰林县治所；甘泉县的临真镇，在南北朝、隋、唐、五代、宋为临真县署所在地；宜川县云岩镇唐、五代设云岩县县治在此。
明清陕北市镇的兴衰与兵戈大有关系。延长县交口镇，“昔时商务繁盛，居民稠密。同治七年，回匪蹂躏，荡然无存。宣统末，商民仅五十余户，较昔殆减十之八也”⑥。洛川隆坊镇，“同治五年十月朔，遭逆回蹂躏，人逃室毁……复立集会。今民商归甚少”。⑦宜川圪始镇，“清同治间，商业极盛，油酒当铺，无不有之；经回变后，顿形衰颓。”⑧靖边县的宁条梁镇被回军攻破后，“死难人民约十万计”，“而百年雄镇，一旦邱墟。”⑨前提及的神木县高家堡亦属此情况。
市镇的兴衰与自然灾害亦有很大的关系。宜川城南门外南河滩市，“嘉庆三年极盛，至道光二十六年南川水暴发，庐舍冲没”。⑩后渐废。
市镇的兴废与当时人们的一些活动(如垦田)有关，宜川县在道光年间设立许多市镇，就是由于“彼时开山到顶，人烟云集，故集镇林立，以便交易”(11)。
明清陕北市镇的分布密度因各州县发展水平不同而相异。由于历史原因，明清陕北许多州县面积与今日对应各县、区面积有差异。本文就与今面积大致相当或易于估计的州县，作一市镇的计算与估量。葭州在清嘉庆年问有市镇10个，其面积约为2028平方公里，平均每202.80平方公里有一市镇。清道光年间清涧县市镇12个(加县治)，该县面积1881平方公里，平均每156.75平方公里有一市镇。清代洛川县面积(包括黄龙县西部)比今洛川县面积大一半，估计为2700平方公里，在清光绪年间该县镇数目居陕北各州县之冠，为20个，其镇密度(加县治)约每127平方公里有一镇。洛川县如果再加上市(考虑镇数量较多，市数目会较少)，该县市镇的密度大约为每90平方公里有一市镇。估计在清末，陕北每一市镇交易面积在80—300平方公里，每一市镇交易半径约在5—10公里。平均而言，每个农民赶集约需2小时(考虑山路等因素)左右，这是他们可以接受的时间成本；农民有了比较多次数去赶集，频繁参与商品交换。
此处对于明清陕北市镇集期、会期情形，作一浏览。前列表提到的道光年间清涧县，它的市镇开集密度：县城10日3集，田家镇10日4集，余则10日2集。值得关注的是袁家沟、解家沟、官道坪三市集相距较近，为10—30公里，它们的集期错开，分别为四、九日，二、七日，一、六日集，这样，居住在此三市周围的农民在每月大部分日期均可赶集。
清嘉庆年间，葭州市镇集期情形记载于高珣等纂修的《葭州志·建置志》中的“街市”一项，兹列于表5.6：
由以上可以看出，葭州10日1集市镇占4个，10日2集市镇占5个。
会期一般以年和月计。如洛川县治所在地的市，“本地居民交易，凡买卖牲口之期曰会，粜籴米粮之期曰集。每月会凡三日，牲口或有或无。间日一集，米粮以升斗计”(12)。洛川县石头镇每年有一会，在会期“马匹恒以数千计，而羊则达万头；家用什物，无不完备”，(13)参加人数，不下2万人。
集期的数量、会期的规模直接反映了市镇经济的水平，间接体现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与江南那种交易兴盛、常年如一日的市镇相比，陕北市镇显得十分落后。
明清陕北市镇的规模由于史料记载的关系，大多较为模糊。明嘉靖时期中部县的隆坊镇，“在中部北四十五里，广原奇胜，人物曼丽，几五百户”。(14)清代隆坊镇，“隆坊为中邑重镇，商贾辐辏，人文凋敝，阛门列而有无通。虽近边地，亦属名区”。(15)清代延长县安沟镇“距县三十里，寥寥十余店”。(16)宜川县云岩镇在清后期，“人民尚众，市面繁华”。(17)靖边县宁条梁镇“夙称繁富，客商辐辏，民人数十万”。(18)宜川县城在清末民初情形记载得较详细，“城内正式商号约三十余户，连同摊贩小商约百余户”。(19)宜川县云岩镇，“清同治间甚繁荣，商号约百余户”(20)。
商业的活动主要在市镇进行，故商税的多寡可以反映市镇经济的发展程度。明万历年间，西安府商税2324两白银，延安府183两白银(21)；到了清末，陕北地区共3750两白银，而西安府为2550两白银(22)。由这一变化，可以看出陕北地区在清代后期的市镇经济水平是相当不错的。
明清陕北市镇从经济功能上区分，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6类。
普通型市镇。此类市镇占绝大多数。农民在这些市镇上出售自己的剩余产品如粮食，购买自己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此类市镇规模小，交易量也不大。
中心型市镇。前提及明弘治时延安，明中叶以后的榆林城，就属此种类型。清末镇川堡和宁条梁亦可归属此类。
榆林县镇川堡是陕北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它是皮毛集散地。皮毛业的兴盛带动其他行业繁荣，镇川堡成为一个中心型市镇，号称陕北“第一镇”。每年镇川堡聚集了四面八方的商贾，他们从事各种商品交换，商品交易显得十分热闹。
靖边县宁条梁也是一个中心型市镇。这里行商之多、贸易之广、货物运输量之大，在全国略有名气。吸引着山西、直隶、山东、天津、包头、上海等地的皮毛客商，本省榆林、米脂、绥德、靖边等县的清油客商及其他各地来的商人会聚此地，或者坐庄收购，或者转运销售，或者就地加工成品等等(23)。
第三，贸易型市镇。宜川县百直镇为“商贾贸易之地”(24)。宜川集义镇，“为宜川首镇”，“形成货物聚散之地”(25)。边市最有此类特点，如清乾隆年间府谷县麻地沟边市，“与蒙古互贸处也，每月逢十日集场，其货则梭布、草缎等物，不以军器，蒙古至者则羢毛、皮、牛、羊、兔、盐、木植等物，不以金。旧因茶税苦赔，商贾裹足，今茶税邀免境，称悦来”。(26)
第四，专业型城镇。粮食市：宜川蛤蟆龛市，“地当鹿儿川口，道光年间极为兴盛，河东粟客在此收买南川之秋粟”(27)。清末，怀远县武镇“为米粟贸易中心。”(28)马市：明代延绥镇北侧的红山，修筑易马城，为马匹交易的市场，“马市既开，官商云集，银货星罗”(29)，蒙汉贸易盛极一时。为了保护马市安全，延绥镇又筑“镇北台”驻兵防守。盐市：定边县盐场堡因产盐而商贾云集，为盐业市镇。鸦片市：宜川集义镇在清末时由贸易型市镇演变为鸦片市，“清末尤为鸦片渊薮，各地竞购，趋之若鹜。民国末禁鸦片时，市面尚盛，自政府下令禁绝，顿形萧条”(30)。
第五，消费型市镇。清末家边城属于此类，有当地俗语为证：“驮不完的宁条梁，填不完的安边城。”这说明安边城是一个消费型市镇，居民的消费量很大。
第六，商品转运型市镇。宜川县圪针滩市，“河东商贾，常年收买粮食，运集圪针滩渡河；咸丰间廪官立市设仓，买粮东运。”(31)怀远县韩家岔在清末时，“为县南川粱粟运输要埠”(32)。
明清陕北市镇由少而多，反映着商品经济总趋势在向前发展。明清陕北市镇在明清陕北市场网络的孕育和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① 樊树志：《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复旦学报》1987年第2期。
② 万历《延绥镇志》卷二，《关市》。
③ 卢坤：《秦疆治略》，台北成文出版杜1970年版。
④ 魏光焘：《陕西全省舆地图》，清光绪二十五年石印本。
⑤ 民国《宜川县志》卷九。
⑥ 乾隆《延长县志》卷一，《建置志》。
⑦ 民国《中部县志》卷七。
⑧ 民国《宜川县志》卷九。
⑨ 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三十一，《户口》。
⑩ 民国：《宜川县志》卷九。
(11) 民国：《宜川县志》卷九。
(12) 民国《洛川县志》卷九，《工商志》。
(13) 民国《洛川县志》卷九，《工商志》。
(14) 刘儒：《龙(隆)坊镇市会记》，《关中两朝文钞》第六卷，《四部丛刊》本。
(15) 民国《中部县志》卷七，《工商志》。
(16) 乾隆《延长县志》卷一，《建置志》。
(17) 民国《宜川县志》卷一。
(18) 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七十二，《名宦九·李梦兰》。
(19) 民国《宜川县志》卷九。
(20) 民国《宜川县志》卷九。
(21) 万历《陕西通志》卷八。
(22) 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三十四，《征榷·商筏税》。
(23) 陈国庆：《走出中世纪的黄土地——二十世纪初期的陕北农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0—51页。
(24) 民国《宜川县志》卷九。
(25) 民国《宜川县志》卷九。
(26) 乾隆《府谷县志》卷一，《市集》。
(27) 民国《宜川县志》卷九。
(28) 民国《横山县志》卷二，《堡镇》。
(29) 道光《榆林府志》，《兵志》。
(30) 民国《宜川县志》卷九。
(31) 民国《宜川县志》卷九。
(32) 民国《横山县志》卷二，《堡镇》。
以上市镇的定义为狭义说法，广义的市镇包含县治、府治所在地，甚至有省治所在地。本文在统计市镇数目时以狭义计，在谈到市镇功能、影响等方面时，以广义计。
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年)，延安府市镇不多，但在县治、州治所在地一般都有街道和居民居住的坊，这一时期州治、县治所在地成为商品交换的州、县域中心，延安府府治肤施县城是陕北商品交换中心。详见表5.2。(表格资料来源：明弘治《延安府志》有关内容汇编，李宗仁修，1962年陕西省图书馆、西安古旧书店据北京图书馆馆藏明弘治十七年刊本胶卷影印。)
镇：中部县有4个，宜君县6个，延川县1个，甘泉县2个，共13个。市：由于州治、县治的市与通常所说“市镇”中的“市”不同，记载不详，无法统计。镇分布的特点是靠近关中的宜君县、中部县镇数占去总数的大部分，这就说明靠近较发达地区的县有发展市镇的地缘优势。
明中叶以后，蒙古鞑靼各部不断南下骚扰，陕北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陕北市镇发展受到限制。与此同时，延绥镇以榆林城为中心，以军事诸堡为分支的堡镇经济却得到空前发展。榆林城在万历年间，有“米粮市、柴草炭市、盐销市、杂市、木料市、驼马市、猪羊市”，且这些市“俱镇城常市”。另外，在沿边的神木堡、靖边营、孤山堡、清水营、安边营等，都有“常市”②。
另外，边市得到发展。明代长城沿边虽时有战争，但并不能阻止蒙汉人民的商业来往。榆林城北门外的红山，神木县城北，府谷县的清水营、皇甫川等地，都辟有蒙汉人民“互市”的集市。边市到了清代，由于全国统一，遂成为蒙汉贸易的中心。康熙《延绥镇志》卷二之四《市集》记载了边市经济的情形：“边市距城镇之北十里许为红山市，又东为神木寺，又东为皇甫川市，皆属国互市处也。正月望后择日开市，间一日一市，镇人习蒙古语者持货往市，有土城不屋，陶穴以居，或施帐焉。其货则湖茶、苏布、草缎、盐、烟、不以米，不以军器，蒙古之至者则羊绒、驼毛、狐皮、羔皮、牛、羊、兔，不以马。镇城及营堡俱布市，而沿边村落亦间有之，如皇甫川之呆黄坪，清水营之尖堡子，神木营之红寺儿、清水坪，高家堡之豆峪、万户峪……其税少止数钱，多不过二两而已，各堡之守备把总司之，于春秋两季解布政司充饷。”
明末农民大起义在陕北爆发，陕北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口锐减，田多荒废。经过一百多年的休息生养，到乾嘉时期，经济得到一定好转。这一时期，陕北镇数目有一定增长。据乾隆《大清一统志》有关记载，制表5.3如下。(表格资料来源：《大清一统志》(清)和坤等奉敕撰，光绪二十三年杭州竹简斋石印本。)
乾隆时期，陕北共有34个镇，特点与明弘治时期相似，紧邻关中地区的州县镇数目较多。与《大清一统志》撰写时间相距不远的嘉庆《重修一统志》所载陕北镇数目为32个，二者绝大部分相同，只有个别的增减变化。
道光咸丰年间，陕北经济发展到较好水平，人口达到一个高峰，有176万余人③。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陕北亦不能免于战争的破坏，仅神木一县，县城被回军攻破以后，死者数万人。陕北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光绪年间，尽管陕北灾荒不断，但经济在逐渐恢复，表现在镇的数目大为增加。现根据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陕北全省舆地图》所列镇制表5.4如下：(表格资料来源：《陕西全省舆地图》，魏光焘编修，清光绪二十五年石印本。)
光绪年间，陕北镇数目为119个，其中延安府10县49个，榆林府5州县13个，鄜州直隶州4州县43个，绥德州直隶州4州县14个。这一时期，鄜州直隶州地靠关中，镇数量多的格局依然未变，相较乾隆年间镇20个，增长一倍多。延安府镇数目从乾隆时13个激增至49个。榆林府的堡有堡镇的功能，乾隆年间无有关镇的记载。光绪时为13个，从上表亦可看出，神木县、怀远县均无镇，这是由于同治年间回军对两县大破坏造成的，如神木县高家堡在回军进入之前一直为陕北北部的重镇，至光绪年间仍未恢复，仅为市集。绥德直隶州镇数目到乾隆年间从1个增至14个。镇数目的增长，表现了陕北商品经济的发展。
明清陕北面积约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沿海一省之面积，该地地形复杂，大部分为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面积广阔，地形复杂，显然，明清陕北镇数目少，不便于人民的商品交换，这样，比镇低一级的市发挥了重要的补充作用。以清道光年间清涧县为例：
遍布在陕北的地区市的具体数目限于资料无法统计，不过其数目要大于镇的数目。清涧县1镇10市，市在商品流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市在发展过程中，可以演化为镇，如清涧县道光年间的石嘴驿、裴家湾2市发展为光绪年间的石嘴驿、裴家湾2镇。详见表5.5。(表格资料来源：钟章元：《清涧县志·建置志》，清道光八年抄本。)
明清陕北市镇产生演化的类型：
交通型。明清时期，陕北一些靠近交通要道、关口、河流、驿站的地方，因过往行旅比较频繁，食宿交易比较兴旺，逐渐产生了以商业买卖活动为主的市镇聚落。
交通要道：清涧县营田镇、折家坪镇为“入鄜延之道最要者”。④宜君县马阑镇为去邠乾的要道。牛武镇为去延绥必经的道路。洛川县集义镇，“为交通之枢纽，北达延安，南通韩直罗镇。城，东接山西，西北至县城，形成货物聚散之地”。⑤
关口：直罗关为鄜州通往甘肃的关口，后衍生出直罗镇。
河流：榆林县鱼河堡镇，米脂县碎金镇均在无定河畔。
驿站：明弘治时延川县文安镇形成与文安驿存在有很大的关系，延长县干谷市产生与干谷驿密不可分，清涧县石嘴驿镇完全因石嘴驿存在于此形成，州张村镇、隆益镇形成与张村驿、隆益驿有关。
军事要塞型。明清时期，陕北北部这一情况比较普遍。明代延绥镇因军事需要设置堡，这些堡往往有市镇的功能。到了清代，定边县之砖井堡、定边堡、柳树涧堡、盐场堡，榆林县之常乐堡、双山堡、建安堡、归德堡、鱼河堡、镇川堡，靖边县之宁塞堡、镇罗堡、镇静堡、龙州堡，俱演化为镇。
另外，有些镇的形成与地方治所的变化有关，如肤施县的丰林镇，在隋、唐、五代时为丰林县治所；甘泉县的临真镇，在南北朝、隋、唐、五代、宋为临真县署所在地；宜川县云岩镇唐、五代设云岩县县治在此。
明清陕北市镇的兴衰与兵戈大有关系。延长县交口镇，“昔时商务繁盛，居民稠密。同治七年，回匪蹂躏，荡然无存。宣统末，商民仅五十余户，较昔殆减十之八也”⑥。洛川隆坊镇，“同治五年十月朔，遭逆回蹂躏，人逃室毁……复立集会。今民商归甚少”。⑦宜川圪始镇，“清同治间，商业极盛，油酒当铺，无不有之；经回变后，顿形衰颓。”⑧靖边县的宁条梁镇被回军攻破后，“死难人民约十万计”，“而百年雄镇，一旦邱墟。”⑨前提及的神木县高家堡亦属此情况。
市镇的兴衰与自然灾害亦有很大的关系。宜川城南门外南河滩市，“嘉庆三年极盛，至道光二十六年南川水暴发，庐舍冲没”。⑩后渐废。
市镇的兴废与当时人们的一些活动(如垦田)有关，宜川县在道光年间设立许多市镇，就是由于“彼时开山到顶，人烟云集，故集镇林立，以便交易”(11)。
明清陕北市镇的分布密度因各州县发展水平不同而相异。由于历史原因，明清陕北许多州县面积与今日对应各县、区面积有差异。本文就与今面积大致相当或易于估计的州县，作一市镇的计算与估量。葭州在清嘉庆年问有市镇10个，其面积约为2028平方公里，平均每202.80平方公里有一市镇。清道光年间清涧县市镇12个(加县治)，该县面积1881平方公里，平均每156.75平方公里有一市镇。清代洛川县面积(包括黄龙县西部)比今洛川县面积大一半，估计为2700平方公里，在清光绪年间该县镇数目居陕北各州县之冠，为20个，其镇密度(加县治)约每127平方公里有一镇。洛川县如果再加上市(考虑镇数量较多，市数目会较少)，该县市镇的密度大约为每90平方公里有一市镇。估计在清末，陕北每一市镇交易面积在80—300平方公里，每一市镇交易半径约在5—10公里。平均而言，每个农民赶集约需2小时(考虑山路等因素)左右，这是他们可以接受的时间成本；农民有了比较多次数去赶集，频繁参与商品交换。
此处对于明清陕北市镇集期、会期情形，作一浏览。前列表提到的道光年间清涧县，它的市镇开集密度：县城10日3集，田家镇10日4集，余则10日2集。值得关注的是袁家沟、解家沟、官道坪三市集相距较近，为10—30公里，它们的集期错开，分别为四、九日，二、七日，一、六日集，这样，居住在此三市周围的农民在每月大部分日期均可赶集。
清嘉庆年间，葭州市镇集期情形记载于高珣等纂修的《葭州志·建置志》中的“街市”一项，兹列于表5.6：
由以上可以看出，葭州10日1集市镇占4个，10日2集市镇占5个。
会期一般以年和月计。如洛川县治所在地的市，“本地居民交易，凡买卖牲口之期曰会，粜籴米粮之期曰集。每月会凡三日，牲口或有或无。间日一集，米粮以升斗计”(12)。洛川县石头镇每年有一会，在会期“马匹恒以数千计，而羊则达万头；家用什物，无不完备”，(13)参加人数，不下2万人。
集期的数量、会期的规模直接反映了市镇经济的水平，间接体现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与江南那种交易兴盛、常年如一日的市镇相比，陕北市镇显得十分落后。
明清陕北市镇的规模由于史料记载的关系，大多较为模糊。明嘉靖时期中部县的隆坊镇，“在中部北四十五里，广原奇胜，人物曼丽，几五百户”。(14)清代隆坊镇，“隆坊为中邑重镇，商贾辐辏，人文凋敝，阛门列而有无通。虽近边地，亦属名区”。(15)清代延长县安沟镇“距县三十里，寥寥十余店”。(16)宜川县云岩镇在清后期，“人民尚众，市面繁华”。(17)靖边县宁条梁镇“夙称繁富，客商辐辏，民人数十万”。(18)宜川县城在清末民初情形记载得较详细，“城内正式商号约三十余户，连同摊贩小商约百余户”。(19)宜川县云岩镇，“清同治间甚繁荣，商号约百余户”(20)。
商业的活动主要在市镇进行，故商税的多寡可以反映市镇经济的发展程度。明万历年间，西安府商税2324两白银，延安府183两白银(21)；到了清末，陕北地区共3750两白银，而西安府为2550两白银(22)。由这一变化，可以看出陕北地区在清代后期的市镇经济水平是相当不错的。
明清陕北市镇从经济功能上区分，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6类。
普通型市镇。此类市镇占绝大多数。农民在这些市镇上出售自己的剩余产品如粮食，购买自己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此类市镇规模小，交易量也不大。
中心型市镇。前提及明弘治时延安，明中叶以后的榆林城，就属此种类型。清末镇川堡和宁条梁亦可归属此类。
榆林县镇川堡是陕北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它是皮毛集散地。皮毛业的兴盛带动其他行业繁荣，镇川堡成为一个中心型市镇，号称陕北“第一镇”。每年镇川堡聚集了四面八方的商贾，他们从事各种商品交换，商品交易显得十分热闹。
靖边县宁条梁也是一个中心型市镇。这里行商之多、贸易之广、货物运输量之大，在全国略有名气。吸引着山西、直隶、山东、天津、包头、上海等地的皮毛客商，本省榆林、米脂、绥德、靖边等县的清油客商及其他各地来的商人会聚此地，或者坐庄收购，或者转运销售，或者就地加工成品等等(23)。
第三，贸易型市镇。宜川县百直镇为“商贾贸易之地”(24)。宜川集义镇，“为宜川首镇”，“形成货物聚散之地”(25)。边市最有此类特点，如清乾隆年间府谷县麻地沟边市，“与蒙古互贸处也，每月逢十日集场，其货则梭布、草缎等物，不以军器，蒙古至者则羢毛、皮、牛、羊、兔、盐、木植等物，不以金。旧因茶税苦赔，商贾裹足，今茶税邀免境，称悦来”。(26)
第四，专业型城镇。粮食市：宜川蛤蟆龛市，“地当鹿儿川口，道光年间极为兴盛，河东粟客在此收买南川之秋粟”(27)。清末，怀远县武镇“为米粟贸易中心。”(28)马市：明代延绥镇北侧的红山，修筑易马城，为马匹交易的市场，“马市既开，官商云集，银货星罗”(29)，蒙汉贸易盛极一时。为了保护马市安全，延绥镇又筑“镇北台”驻兵防守。盐市：定边县盐场堡因产盐而商贾云集，为盐业市镇。鸦片市：宜川集义镇在清末时由贸易型市镇演变为鸦片市，“清末尤为鸦片渊薮，各地竞购，趋之若鹜。民国末禁鸦片时，市面尚盛，自政府下令禁绝，顿形萧条”(30)。
第五，消费型市镇。清末家边城属于此类，有当地俗语为证：“驮不完的宁条梁，填不完的安边城。”这说明安边城是一个消费型市镇，居民的消费量很大。
第六，商品转运型市镇。宜川县圪针滩市，“河东商贾，常年收买粮食，运集圪针滩渡河；咸丰间廪官立市设仓，买粮东运。”(31)怀远县韩家岔在清末时，“为县南川粱粟运输要埠”(32)。
明清陕北市镇由少而多，反映着商品经济总趋势在向前发展。明清陕北市镇在明清陕北市场网络的孕育和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① 樊树志：《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复旦学报》1987年第2期。
② 万历《延绥镇志》卷二，《关市》。
③ 卢坤：《秦疆治略》，台北成文出版杜1970年版。
④ 魏光焘：《陕西全省舆地图》，清光绪二十五年石印本。
⑤ 民国《宜川县志》卷九。
⑥ 乾隆《延长县志》卷一，《建置志》。
⑦ 民国《中部县志》卷七。
⑧ 民国《宜川县志》卷九。
⑨ 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三十一，《户口》。
⑩ 民国：《宜川县志》卷九。
(11) 民国：《宜川县志》卷九。
(12) 民国《洛川县志》卷九，《工商志》。
(13) 民国《洛川县志》卷九，《工商志》。
(14) 刘儒：《龙(隆)坊镇市会记》，《关中两朝文钞》第六卷，《四部丛刊》本。
(15) 民国《中部县志》卷七，《工商志》。
(16) 乾隆《延长县志》卷一，《建置志》。
(17) 民国《宜川县志》卷一。
(18) 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七十二，《名宦九·李梦兰》。
(19) 民国《宜川县志》卷九。
(20) 民国《宜川县志》卷九。
(21) 万历《陕西通志》卷八。
(22) 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三十四，《征榷·商筏税》。
(23) 陈国庆：《走出中世纪的黄土地——二十世纪初期的陕北农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0—51页。
(24) 民国《宜川县志》卷九。
(25) 民国《宜川县志》卷九。
(26) 乾隆《府谷县志》卷一，《市集》。
(27) 民国《宜川县志》卷九。
(28) 民国《横山县志》卷二，《堡镇》。
(29) 道光《榆林府志》，《兵志》。
(30) 民国《宜川县志》卷九。
(31) 民国《宜川县志》卷九。
(32) 民国《横山县志》卷二，《堡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