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2月，蒋介石将赵寿山军长调离三十八军，由亲信张耀明取而代之，达到了吃掉“杂牌”的关键一步。接着，河南战役开始，汤恩伯的中央军大溃败，日军逼近潼关，陕西关中一带吃紧，蒋介石的所谓“中原会战”不过是虚晃一枪，掩人耳目而已。中原战役期间，三十八军地下党受到严重损失，郝克勇回延安后，三十八军工委负责人之一朱曼青被日军俘去。战役后，汪锋代表关中地委给正在西安的蒙定军一个指示，要蒙通知梁励生负责整理组织，继续坚守岗位。可是，张耀明却嫁祸于人，借机迫害三十八军十七师四十九团三营营长梁励生，无理指责三营没有守住宜阳以西韩城镇，要“枪毙梁励生”，以杀一儆百。张耀明嫁祸于人排除异己的卑劣手法，引起全师中共地下党党员强烈不满。官兵们都知道，梁营长乃是十七师的老人手，为人宽厚，张耀明今日滥施淫威，要开杀戒，官兵们提出强烈抗议，局面一时难以控制。第四集团军总部上校秘书、中共秘密党员姚警尘立即报告孙蔚如总司令，孙即对张耀明提出严厉批评：“战争时期，正在用人，不能胡来!”迫使张耀明对梁以“戴罪立功”而终。

　　1944年12月，国民党蒋介石指名道姓调梁励生去四川受训，梁不愿去，即给马栏的关中地委和汪锋写信，请求速派人来，设法处置。汪锋即通过蒙定军，让梁励生速回西安，或拖延整训。梁即通过关系，将去四川参加整训一事拖延下来。

　　蒋介石企图分化、瓦解以至吃掉三十八军日甚一日，加之张耀明成天胡作非为，三十八军中共组织负责人及大批共产党员相继撤离，部队官兵人心惶惶。在此情况下，三十八军工委和新三十五师师长孔从洲相继通过蒙定军向中共中央反映情况，请求派人前来帮助工作。

　　12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派人去三十八军考察了解情况。一天，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彭真，找到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周仲英谈话。周曾在山西太岳军区所属的决死队独立一旅任过政委，1943年底来到延安，准备参加七大，在八路军总部报到时，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告诉他，七大延期，让他先到中央党校参加学习。

　　彭真和周仲英谈话时说：“中央决定派你去一趟胡宗南管辖的国民党三十八军，该军是杨虎城的旧部，参加过西安事变，抗战以来与八路军合作得很好，年初，蒋介石以调虎离山之计，把这个军的老军长赵寿山调走了，派了个反共顽固分子张耀明去当军长，还带了一大批军官和特务，力图控制这支部队。目前，该军的处境很困难，孔从洲将军以及其他进步军官给中央来信，该军地下党员张西鼎专程来延安汇报，要求中央派人去帮助工作。从当前的形势来看，日军虽然是强弩之末，但仍有可能铤而走险，向西进占西安。估计到那时胡宗南很可能不战而退，而三十八军的官兵是不会随他逃跑的。那么，胡就要对三十八军下毒手。我们初步考虑，你到那里以后，一旦胡宗南逃跑，就帮助三十八军摆脱胡，保住这支抗战力量。”

　　周仲英聚精会神地听了彭真一席话，深感这副担子很沉重，又不好推辞，便说自己身体不好，常闹胃病，恐难以胜任。

　　彭真觉察出了周仲英的心思，便解释道：“这些我们都考虑过了，你同国民党、阎锡山打过多年交道，这几年你又参加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有不少斗争经验，而且那边有许多同志会帮助你，你是可以胜任的。不过你的身体倒是值得考虑的，在国民党监狱中，你被折磨得几乎病死，在敌后又长期患病还坚持工作，不能把你拖垮了，我们回头考虑考虑再说吧。”

　　几天后，彭真又找来周仲英，他对周说：“中央考虑到你身体不好，曾想派李力果去，但又考虑执行这项任务不能向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父母妻儿透露，李力果同志是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的儿子，如果让李力果去了，李先生问起他的儿子来，中央不易说清楚。我们斟酌再三，还是认为你去比较适宜。”

　　彭真的话已说到这个份儿上，周仲英明白了，立刻表态：“中央对我这样关心、信任，没啥说的，我去。”

　　一两天后的一个上午，周仲英和张西鼎接到通知，到枣园毛泽东住处接受面示。周、张二人一走进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即笑容满面地招呼二人坐下，然后以和蔼可亲、简单明了、幽默诙谐的话语娓娓道来：“你们的任务很光荣又很艰巨，中央相信你们和三十八军的同志们能担负这个光荣任务。三十八军那里早就有我们党的组织，赵寿山军长是国民党爱国将领，他几次要求入党，我们一直把他当成自己人看待。”①

　　毛泽东继续说道：“三十八军这个部队在形式上是国民党军队的编制，但是该军的地下党组织是按照党的路线、方针、任务去建设部队的。他们同日寇作战是英勇的、坚定的；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有成绩的。总的来说，这支部队是抗日爱国的队伍。你们去后，要肯定他们的功绩，要和他们真诚地在一起工作，你们的主要任务有五：第一，提高部队的思想水平；第二，整顿党的组织，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团结大多数官兵；第三，帮助他们学会依靠人民群众打游击战和运动战；第四，逐步建立抗日人民政府；第五，发展生产。”

　　对于上述五点，毛泽东还进一步阐明道：“这些是按照八路军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经验说的，你们去后要根据具体情况开展工作。”

　　谈话结束时，毛泽东关心地询问周仲英的革命经历。周仲英说：“我是1936年从北京草岚子狱中出来的。”听到这话，毛泽东连连讲道：“我知道，我知道。”谈完话，毛泽东还热情地留周、张二人共进午餐。

　　在准备出发的前几天，周仲英和张西鼎又先后听取了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几位中央领导人的指示，总的精神就是注意统战政策，在部队站稳脚跟，学会打游击战等。周、张二人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谈话和指示精神总的归纳为运用党的统战政策，做好部队思想工作，稳定部队情绪，团结进步力量，一旦日军入关西进，胡宗南撤退，毅然将部队拉到敌后，坚持抗战。出发时，周恩来要周、张路过关中，一定要和汪锋谈一谈，了解更多的具体情况，听取他的意见。

　　1945年元旦，光秃无遮掩的陕北高原，裸露在冬日的世界里，山峁沟梁崖畔上的干枝枯草，随着飕飕寒风东倒西歪。时令已过了冬至，接近小寒，刚刚落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雪，积雪已经融化，山路不湿不干。这天，两个身着国民党中央军军服的青年军官，穿行在曲曲折折的山路上。三四天之后，便顺利到达边区南端关中地委所在地马栏，负责接待的便是地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长汪锋。“瑞雪兆征途，顺利抵马栏”，汪锋开口第一句话，就让一路劳顿的周仲英身心轻松愉快了许多。张西鼎是汪锋的老部下，与汪锋见面，有张西鼎从中通融，周、汪很快安排见面交谈。周向汪锋说明了来意和任务，汪锋向周介绍了三十八军最近一个时期的情况，汪锋说：“自赵寿山调走之后，张耀明蛮横猖狂，穷凶极恶地诬蔑共产党，吹捧蒋介石，一再扬言要在三十八军搞什么‘清党’、‘自首’、‘告密’、检举揭发什么‘共党分子’。沙夫、何征、薛高涛、李学白、王礼等几十名共产党员先后被排挤出三十八军，回到马栏，我把他们编入干训队学习。前一段，三十八军工委主要负责人梁励生给我写信，也反映了部队目前的状况。看来，三十八军党组织和部队都是人心惶惶，思想混乱，需要好好做些工作，加强稳定和巩固。本来，关中地委打算派人去前方了解一下情况，做一做工作，现在中央派你们去，关中地委就不再派人了，张西鼎本来就是关中地委人员，去前方，可以代表关中地委做些工作。”汪锋还叮咛周、张路过西安时，去赵寿山第三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见一见蒙定军，听取一下蒙的具体意见，在前方，一定要摸清孔从洲的思想动态，返回时再路过马栏，交换情况。

　　周、张在马栏小住几天，进行了一番准备工作，临走时，汪锋派交通员王国带他们二人前往西安。王国扮作国民党上尉军官，张西鼎扮作少尉副官，周仲英身着士兵服装，扮作勤务兵。汪锋还派一个步兵排护送他们三人出边区，他们沿着崎岖的山路，轻声轻步，整整一夜，通过了封锁线，一两天后，来到关中平原的三原县。

　　从马栏到三原百余公里，周仲英途中肠胃病发作，张西鼎带他到三原城内三十八军团长、共产党员黎之淦家中歇脚，汪锋在云阳省委机关时，带警卫连和这位黎团长结成了保卫省委安全的联防关系。黎团长很热情，以陕西人喜爱的风味饭食羊肉泡馍热情款待。

　　离开三原，到达西安，见到蒙定军，蒙介绍的情况与汪锋谈的差不多，蒙定军还建议周、张二人先不要急着东行去河南，而先西行去武功，与三十八军十七师正在武功接新兵的五十团副营长徐又彬见面，徐也是三十八军党的负责人，协助梁励生工作，张西鼎与徐又彬很熟悉，于是，周、张二人先去武功一带。张西鼎是西府人，很快在扶风县绛帐镇火车站找到徐又彬，暂住下来，进行了多次交谈。

　　徐又彬是个善于学习的人，他的兴趣很广泛，长期身处地下工作的环境中，渴望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时局的新论断、新见解，周仲英、张西鼎给他讲解了延安整风学习，他听了甚感兴奋。

　　徐又彬给周、张二人介绍说，张耀明把三十八军一大批中下级军官排挤掉，老骨干力量削弱了，要想不让国民党把三十八军吃掉，就要设法动员已经回乡的军官归队。于是周、张、徐三人决定由张西鼎传出一个重要消息：毛泽东、周恩来再次呼吁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八路军支持三十八军抗战，三十八军要壮大了，欢迎西北军的老同事归队，为抗日救国保卫家乡再立大功。这个消息大得人心，一经传出，四面齐奏佳音，没过多久，就有20多位在乡军官来到武功、绛帐一带接头，张西鼎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这些回乡军官对蒋介石扣押杨虎城，调走赵寿山十分不满；对共产党、八路军有好感，他们坚决要求归队抗战。

　　2月初，距离年关大约还有十来天时间，周、张二人随徐又彬乘坐新兵列车，同几位回乡军官一起向河南洛宁县故县镇进发。这里是三十八军和十七师驻地，地处豫西，北临陕县，南接卢氏，西隔灵宝，与陕西潼关相望。

　　途经陕县时，这里驻有日军，周、张、徐三人下火车，步行来到洛宁，徐又彬营的营长陈嘉谋接待了周、张，安排二人作为营部临时属员，住在营部，周、张又成为三十八军的成员，陈嘉谋营长也是一位中共党员。

　　住宿后，周、张和徐又彬组成一个临时工作小组，开展全面工作。

　　在这里，周、张二人看到的状况和汪锋、蒙定军介绍的情况如出一辙，问题确实很严重，因受张耀明的排挤、打压，部队官兵士气低落，缺吃少穿，生活十分艰苦，不断逃亡。周、张、徐便决定在继续号召动员回乡军官士兵归队的同时，先通过关系，把从陕西带来的几位归队军官安排到各营连，通过他们写信、访友很快又动员了一批军官和士兵归队。

　　工作一段时间后，周、张便按照汪锋的交代，去找新三十五师师长孔从洲。孔从洲是杨虎城的老部下，进步爱国将领，抗战以来一直联共抗日，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赵寿山调走时，向孔从洲和三十八军部队有所交代：杨虎城三十八军这个老家底绝对不能让蒋介石吃掉。赵寿山走了，重担就落在孔从洲身上了，孔也是向赵寿山和三十八军军官作了保证的。

　　新三十五师驻在上戈，距离师部较近的一个营，营长叫李慕愚，中共党员，和张西鼎、徐又彬都很熟悉，周仲英觉得在这个营部与孔从洲面谈比较合适，张、徐也表示同意。于是张西鼎带周仲英来到李慕愚营部，李则十分热情，让周、张二人先住下，等待机会安排与孔从洲见面。

　　这时，有消息传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继续向胜利的方向发展，苏军在东线1200公里长的战线上，向德军发动攻势，迅速打破了希特勒的防御计划，美国军队也加速进军。八路军在各根据地作战有力，日军困难重重，不敢进攻延安了。随着时局的变化，周仲英请李慕愚尽快约孔从洲见面。李慕愚处事持重稳健，他瞅准时机，找到孔从洲说：“延安来了一个‘王代表’，想和你见见面，不知你有没有时间?”

　　孔从洲心领神会，他估摸出这位王代表的来头和分量，便爽快答应：“可以嘛!你们要好好招待招待王先生。”②

　　这天晚上，孔从洲利用夜间巡营查哨的机会来到李营，与周、张见面。孔来时，带有护兵，他让护兵在门外等候、放哨，自己便进去会见。

　　周仲英和孔从洲素不相识，当他看到一位年近40岁，中等身材，衣着整洁，精神饱满，潇洒干练的高级军官出现在面前，十分钦佩。他俩握手相互道出姓名后，只见孔从洲抬腿上炕，盘腿而坐，谦让恭敬，不打官腔，平易近人，让周仲英觉得孔将军和气，不同于国民党其他将校军官。寒暄问候几句后，周仲英便开门见山：“我从延安来贵军时，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副主席，要我转达他们对孔将军和三十八军全体官兵的问候。他们都说，西北军是我们的老朋友，是一支有革命传统的爱国部队，他们非常关心西北军的安危，让我来实地考察了解一下，如果贵军需要帮助的话，我们一定会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③

　　孔从洲和共产党人打交道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作为杨虎城将军旧部的老资格，他十分了解杨将军与共产党人的历史渊源和密切关系。西安事变后的1937年4月下旬，杨将军被迫出洋考察前夕，孔从洲专程从陕西赶到上海为杨将军送行，一天晚上，孔去看杨，赵寿山也在座，见面时，杨一把握住孔的手，激动地说：“唉呀，想不到在这里还能见上一面，太好了。兄弟真对不起你，临走的时候，我把‘家当’都拆散了，分给了各个师，可没有分给你一个兵、一支枪，你不会怨我吧!”孔即回答：“没有什么。”话虽是这么讲的，杨怕孔不理解，继而解释道：“在经费方面、物资方面，虽然没有给你留下什么东西，但是我给你交了个好‘朋友’。要记住，咱们部队的处境，北边是朋友(当时部队驻在渭北，与红军毗邻)，南边(指西安)是冤家；北边是光明，南边是陷阱。到了蒋介石压迫我们，使我们的存在发生危险时，我们就断然倒向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走，这话我跟蔚如、寿山也谈过了。北边的‘朋友’这才是最宝贵的，比给你几个兵几支枪有用多了。”④

　　在生与死的残酷搏斗的抗日战场上，孔从洲从来没有忘记杨虎城临行前的政治交代，与共产党、八路军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因此，一听“王先生”转达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对全军的亲切问候，孔从洲立即表态说：“‘王先生’回延安代表我问候他们。”周仲英也回答说：“我一定转达。”

　　接着，孔继续说：“共产党、八路军里有许多了不起的人才，毛主席和朱、周两将军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我们西北军行伍出身的多，思想比较粗浅。”

　　孔从洲几句发自内心的客气话，感动了周仲英，周也连忙客气道：“不能这样讲，贵军为人民为民族办了许多好事。在西安事变中，在抗日战场上，在坚持团结抗日方面，都表现出很高的觉悟，说明你们看得远，贡献也很大。”

　　孔从洲则一再表示：“那是应该做的。”

　　周仲英接着又说：“这些年来，你们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坚持抗战，遭到蒋介石的压制和打击，你们反蒋是有道理的。”

　　孔从洲一边听着，一边默默地点了点头。

　　周仲英说：“蒋介石扣押张学良、杨虎城，我们要呼吁释放张、杨两位将军。”

　　孔说：“应该如此。”

　　初次见面，周、孔谈话时间并不长，相约以后继续再谈。分手时，孔叮嘱李慕愚营长好好照料王先生和张西鼎。

　　在李慕愚的精心安排下，周仲英和孔从洲之间先后正式谈了三次，非正式谈了几次，每次谈话都是在李慕愚营。两人谈话都很坦率真诚，畅所欲言。孔从洲热情地赞扬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的统一战线政策，坚决反对打内战，同时又寄希望于国共两党通过谈判达到和平。而周仲英一再强调：人民要和平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取消法西斯独裁统治，成立真正的联合政府。西北军对蒋介石、胡宗南不能麻痹大意，必须静观时局的变化，做好必要的应变准备，才能保存西北军这支革命的力量。

　　在这段时间里，周仲英和张西鼎、徐又彬三人组成一个小组，在三十八军军官中进行思想教育。张西鼎和徐又彬人地两熟，易于接触中下层军官，在连、排军官中做了不少稳定工作。为防止暴露，引起不必要的怀疑，周仲英活动范围尽量小一些，多做团、营长以上军官的工作，以特务长(司务长)身份出入军营。谈话对象，都事先由张、徐二人接通关系，周再以购买给养为名，拉上骡子作掩护，出去到接头地点，开展谈话。

　　在做团、营军官工作的同时，周仲英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十七师老骨干梁励生身上。梁既是十七师四十五团三营营长，当时又是代理团长，同时又是三十八军工委主要负责人，原工委负责人郝克勇撤离时，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安排梁励生、朱曼青、徐又彬三人为工委负责人，此安排已报告过毛泽东，也报告给汪锋。

　　但是在张耀明极力打击、排挤和迫害下，梁励生曾主张过把部队拉出去“八路化”，汪锋不同意，并报告省委，梁励生再没敢轻举妄动。周仲英和梁谈话时重申了站稳脚跟，巩固这个阵地的重要性，要求梁不但要当好这个代理团长，而且要团结更多的人，巩固和发展进步力量，掌握好部队。梁欣然接受了周仲英的意见，工作益发积极主动稳健。梁励生是一个喜爱结交朋友，随和的地下工作者，朋友来到他的住处，有的操琴唱戏，有的高声说笑，还有的抽大烟，这对周仲英开展工作是个有利条件，梁也以此掩护周仲英的工作。

　　在梁励生营，周仲英还同中共党员陈嘉谋、刘侠僧、陈居莘三位营长和一些军官谈了话，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他们对稳定部队做了许多实际工作。其间，被日军俘虏的工委负责人之一朱曼青也从日军俘虏营中脱逃回到部队。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周仲英、张西鼎建议由工委三位负责人组成十七师中共组织领导小组，负责做好全师部队思想稳定工作，由张西鼎作为领导小组与周仲英之间的联系人。

　　十七师五十一团负责军部警戒，驻防位置很重要，是周仲英工作的一个重点。

　　五十一团团长刘威诚，更是十七路军的老人手，共产党员，他按照汪锋传达的省委指示精神，在三十八军站稳了脚跟。此时，因五十一团团部距离军部很近，张耀明军长在其周围派有许多国民党特工人员，周仲英想在五十一团见刘威诚很容易暴露，开展工作比较危险，他们商量后决定，由张西鼎事先去五十一团和刘威诚取得联系，返回又准备好米面驮子，周仲英便拉上骡子上路，以此掩护。

　　周仲英到达五十一团团部附近，张西鼎已事先在那里等候，并安排周先到警卫排休息，天黑后再去见刘威诚。

　　刘威诚的团部是当地一座十分讲究的地方院落，刘团长表情严肃地站在院落门口迎接，然后转身领周、张二人从旁门绕进他的住处。三人一进房门，刚才面目肃杀的刘威诚一下子特别热情起来，同夫人一起亲手给周、张泡茶备饭，生怕怠慢了客人。

　　刘威诚团长体格魁梧健壮，两眼炯炯有神，标准的关中汉子，很有军人气度，文化水平也比较高。这次一见周仲英，刘威诚就提出了许多安排，又显得特别热情、诚恳，也感染了周仲英、张西鼎。他俩深有感触，长期处在敌人营垒，丹心素裹的同志们，是多么希望能见到从延安、从党中央来的亲人、同志和朋友，听听他们的声音啊!

　　周仲英把先后对徐又彬、李慕愚、孔从洲、梁励生等谈话内容向刘威诚讲了以后，刘威诚便十分感慨地对周仲英说：“从西安事变起，我就知道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身上，国民党是没有前途的，但我对革命的基本理论所知太少了，你是从延安来的，希望你常给我讲一讲。”当与周仲英分手时，刘威诚一再表示：“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一定听从党的指挥，站在革命的一边。”⑤

　　后来，张西鼎又带周仲英到十七师五十团团长张复振那里去。张团长也是个中共党员，山东人，细高个子，庄稼人模样，性格直爽，说话痛快。周仲英一进屋，张团长便说：“欢迎你啊!在我这里安全，我讨厌国民党那些政工人员，叫他们住得远远的。我当兵出身，对革命道理懂得少，我常觉得很苦闷，希望你能给我多讲讲。”

　　周仲英知道张复振是个有军事经验的老团长，就与他多谈了些军事方面的事情。告诉张团长：“将来部队要发展，还要打游击，希望你好好学习政治，还要注意学习军事，准备担负更重要的任务。”

　　张团长听了很高兴地说：“打仗咱不怕，但要担负新的任务，我没有经验，怕不行。”周仲英随后向他介绍了八路军在敌后打游击战的经验，张团长听了很高兴。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再严厚的墙也会透过风。许多官兵知道部队里来了“王先生”这个人，一时传出“延安来了个怪人”的风声，是神秘莫测的意思，风声也传到了张耀明的耳朵里。于是，军部下达密令，言称：军中有奸细，不管是捉活的、提头的、报信的，都给以重金和升官奖赏。谁若知情不报，则以通匪论处。⑥

　　一天，孔从洲来到李慕愚营营部，对周仲英说：“王先生，情况有些紧张，军部下了密令，你在这里有危险，一旦出了问题，我担当不起，更对不起延安的毛先生。”⑦

　　周仲英十分领情孔从洲的好意，也理解孔的难处，便说：“我已知道了，我个人的生死算不了什么，如果因为我牵扯到你，影响了部队，问题就严重了，所以我正准备返回延安。”孔从洲表示同意。这一次对与孔从洲的接触谈话，周仲英对孔的态度既满意又不太满意。

　　形势一下子紧迫起来，周仲英和张西鼎以及工委三位负责人商量研究，一致认为，前一段工作基本上宣传了党中央的指示，教育了官兵，增强了团结，稳定了部队，特别是稳定了地下党员的情绪，在思想上组织上做好了应有的准备，任务基本完成了。但是斗争形势还会有变化，不能麻痹大意，要随时提高警惕，在张耀明密令下达后，周仲英、张西鼎可以暂时转移，但不能撤回延安。决定之后，周仲英化装成一个国民党高级军官，李慕愚送给他一支手枪，派来一位警卫人员，在张西鼎的陪同下，北上陕县，打算在三十八军驻地附近暂时隐蔽起来，时刻准备再次返回三十八军。

　　陕县地处豫西山区，人烟稀少，时有土匪、散兵游勇、红枪会出没，好在张西鼎对这一带较为熟悉，他知道原十七师五十团一营营长尤继贤就住在陕县以南山地小南川附近。尤是一位共产党员，是被张耀明借口“集合迟到”而撤职离队的。尤离队回乡前，由工委负责人梁励生派回到西安，通过蒙定军向汪锋作了汇报，又按照汪锋的指示返回家乡，以待时机。尤回乡后，通过孔从洲的关系，在国民党洛阳专署领得“陕县国民兵团”番号，拉起了几十个人的抗日游击武装，他当上了副团长(县长兼团长)，张西鼎很了解他，同他取得了联系。尤听说周、张是从延安来的，又有汪锋的亲口交代，高兴得不得了，赶忙吆喝用好茶好饭热情款待。

　　在尤继贤处，周、张商量决定，张西鼎留小南川，一面帮助尤继贤开展工作，一面好与三十八军联系，周仲英则前去陕县宫前，这里距离河南军区第二军分区和三十八军及陕县县城路程大致相等。

　　周仲英与张西鼎分手去宫前之前，3月28日先到洛宁县西村找到河南军区第二军分区领导人韩钧和刘聚奎。⑧向韩、刘两位介绍了前一段去三十八军的工作情况，请求利用第二军分区电台代向中央发电，汇报三十八军目前处境和部队动向，特别是与孔从洲师长的见面和谈话。4月5日电报发出，其内容为：

　　我在此间上月9日前后与孔正式谈话三次。在谈话中，他对国民党之吞并政策极表痛心，且已戒备甚严，但仍幻想合法存在，接受国民党供给。对我们表示好感，愿作友谊之联系，且希物质之资(支)援、行动之配合。但亦具疑心，唯恐靠近后而会失掉领导权，强调三民主义之立场与第四集团军之整体不能分割。总之，一切为着他自己团体的独立性。看来，若不到不得已时，是无法摆脱国民党之决心。目前孔靠近我们的程度，相距尚远，原来写信要人不当(动)而有主计走之危险(原文如此)。因为我们的态度关切他的利益，所以拖拉着。他谈话后则感久住不宜，他亦表示意见复杂，不便安插，故决定离开。于3月28日到韩钧处。党内关系大部已调整。如崔⑨、张⑩二团已有把握，刘(11)团则随孔行动转移的。我们临走时给部队同志们方针：若现有力量不能保存，遇有消灭危险时，尽量争取孔一致行动。若孔无心则局部拉出独立活动。目前因敌西进已失掉联系，部队已退至官道口与范里之肖口，现正设法联系中。今后究竟如何行动，请示，盼复。(12)

　　4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致第二军分区韩钧转周仲英电，指示周仲英行动方针，其电全文为：

　　卯(4日)微(5日)电收到，我们意见如下：

　　(一)仲英在孔处不能立足，即驻韩钧处，并仍保持与该方关系，但须严守秘密，防止暴露。

　　(二)同意仲英离该部时给同志们的方针，但必须是力量不能保存，有被日寇或顽方消灭危险时，才可按照来电的方针行动。行动时并应沿用原来之番号，同时必须与我们部队取得密切联系与配合。一切(以)保持势力为主。

　　(三)其余问题照仲英离延时所谈及上月给王、戴、刘关于此问题电告原则处理。(13)

　　中央来电同时任命周仲英为河南军区军政委员会委员。关于中央来电中第三点所提到的上月给王、戴、刘的电告，是指3月8日中央致王树声、戴季英、刘子久三人的电报。电报主要涉及对三十八军西调措置的问题。其内容是：

　　(一)三十八如确西调，有被国民党消灭可能，现既与我靠近，应设法说服孙氏(14)，不要该部轻易离开陕地。

　　(二)如国民党强迫西调，则将可能拖出者，坚决全部拖出之，拖出后干部、番号均不改变。表示继续拥孙、孔，但在实质上要逐渐做到受我们领导。

　　(三)拖出时发动口号如：1.反对蒋介石消灭异己阴谋；2.坚决留在前方抗战；3.为杨主任复仇。

　　(四)拖出后，你们要用全力支持该部并取得他们同意，派得力干部帮助整理部队。

　　(五)对国特分子，须彻底肃清。(15)

　　周仲英告别韩钧、刘聚奎，返回宫前，住在距离宫前三里外的一户农民家里。通过张西鼎的联系，周仲英把中央的指示、第二军分区提供的情况，转告三十八军工委，使工委成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旺盛的斗志。

　　在此期间，中央将周仲英、张西鼎去三十八军的工作汇报，及时地向西北局和参加七大的关中地委张德生、汪锋等负责人进行了通报。

　　汪锋指示蒙定军几次派员代表地委前去三十八军了解掌握部队动态，其中包括鱼化龙。

　　就在周仲英和张西鼎离开三十八军前往尤继贤处去之前，新三十五师中共支部书记鱼化龙受工委负责人梁励生的派遣，以交通联络员的身份前往西安，去找蒙定军，以便向关中地委和汪锋汇报三十八军工委工作，请求指示，直到6月中旬，蒙定军又找鱼化龙，转达汪锋的指示，指示鱼立即回前方告诉工委，做好起义准备工作，而且说，这次起义准备大搞，配合关中18县同时进行。前方配合部队除三十八军以外，还有九十六军。蒙谈的这些情况，反映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中地委以及汪锋等领导人根据时局的变化有了新的处置举措。

　　①彭真、毛泽东先后和周仲英的谈话内容见《丹心素裹》(3)，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47—50页。

　　②《丹心素裹》，第55页。

　　③《丹心素裹》，第55页。

　　④《孔从洲回忆录》，第207页。

　　⑤《丹心素裹》(3)，第58页。

　　⑥⑦《丹心素裹》(3)，第59页。

　　⑧1945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成立河南军区，直属中央军委，司令员王树声，政治委员戴季英，副政治委员刘子久。第二军分区司令员韩钧，政治委员刘聚奎。

　　⑨崔，指崔治堂，中共党员，时任三十八军新三十五师一〇五团团长。

　　⑩张，指张复振。

　　(11)刘，指刘威诚。

　　(12)《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文献卷)》，第285—286页。

　　(13)《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文献卷)》，第288页。

　　(14)孙氏，指孙蔚如，时任国民党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15)《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文献卷)》，第2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