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共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他们代表着全国121万名党员。这次大会，是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莫斯科六大之后相隔17年召开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汪锋作为正式代表之一参加了大会。

　　次大会之所以能够举行，是因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一个个重大胜利，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国抗日战争露出了胜利的曙光。

　　经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在思想上、理论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在组织上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并进一步成熟起来。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即将取得伟大胜利的前夜，七大的胜利召开和产生的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领导集体，为中国人民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战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设新中国，奠定了政治和思想基础。

　　汪锋和其他与会代表一样，听取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分别向大会所作的《论联合政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论解放区战略》三个报告，听取了周恩来《论统一战线》的重要讲话，听取了任弼时、陈云的大会发言，参加了学习讨论，履行了一个大会代表应该履行的权利和义务，思想上、理论上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与提高，看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战争的胜利曙光，鼓舞了工作战斗的信心和勇气。

　　除此而外，在七大期间，汪锋还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前面所提到的，为在延安的七八个渭南地区的共产党员作甄别结论，这里不再赘述。另一件事就是联名向大会提议追认三位被敌杀害同志为革命烈士。

　　这三位同志分别是张汉民、崔廷儒和许权中。

　　红二十五军错杀张汉民八年之后，在1942年秋冬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于12月12日形成的《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中，对此已经作出了结论，为张汉民平了反，但是张汉民还没有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崔廷儒在杜衡叛变后，几次出任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秘书长或分管军事工作，1934年秋在汉中勉县与汪锋曾经见面，进行了长谈，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汪锋离开陕南去上海，崔廷儒一直隐蔽在张汉民警卫团。成立警三旅后，崔又隐蔽在该旅阎揆要团，直到1935年4月9日“九间房事件”中，崔廷儒因脚部有伤，行走艰难，掉队在后逃过一劫，事件后离开阎揆要团回到西安。

　　脚伤痊愈，崔廷儒即赴临潼交口镇，同周芝轩等协商，于这年5月成立了中共渭北工作委员会，先后下辖三原、蒲城、临潼、富平四个支部和一个特支。周芝轩任书记，唐玉怀、孙一君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谈国帆负责军事、统战和交通，并组建起一支30多人的革命武装。8月，崔廷儒又和高克林、孙作宾重建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担任临时省委秘书长，分管西路工作。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到20天，崔廷儒就向渭北工委书记周芝轩转达临时省委指示，由工委尽快派人前往陕北，向中央汇报陕西国统区情况。周芝轩按照崔的指示，把工委负责统战工作的谈国帆叫到蒲城，布置了去陕北的具体任务和行走路线。11月9日，谈国帆从临潼动身前往陕北，路过陕甘边南区区委所在地南邑村时，由区委武装交通队队长黄罗斌等护送到瓦窑堡，待了一个多月，向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张浩汇报了渭北工作情况，学习了瓦窑堡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和瓦窑堡活动分子会议文件。1936年1月17日，谈国帆、贾拓夫、张德生等以及另一女青年干部，陪同前去北方局的刘少奇，从瓦窑堡出发，南下关中，刘少奇化名胡服。贾、张二人是在陪同刘少奇一段后，去南邑村关中特委上任的。这天正好是农历乙亥年腊月二十三日，民问习俗送灶王爷“上天言好事”的日子。途中，贾拓夫、张德生经刘少奇同意，派谈国帆先行回临潼，安排刘少奇过关中的行走路线、住宿、安全等事宜。一个月后的2月15日(农历丙子正月二十三日)，谈国帆回到临潼交口，同渭北工委同志作了周密安排，此后，刘少奇通过谈国帆安排的路线，在临潼徐杨秘密交通站杨宜翰家住了两天，转赴北方局。

　　就在崔廷儒派谈国帆去陕北汇报未归，汪锋作为毛泽东的密使正在西安期间，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又派崔廷儒前往陕北向中央汇报。1月13日，崔廷儒携带杨虎城西安绥靖公署护照，身着军装，顺路取道旬邑家中，第二天便换上便衣转赴南邑村，途中遇到贾拓夫和张德生。崔廷儒向他们汇报了杨虎城的意愿，贾拓夫向崔廷儒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转告了汪锋正在西安与杨虎城谈判一事，崔廷儒便折身返回，2月5日又回到旬邑家中，转赴西安。1936年夏，三原辛字区、武字区一带的渭北游击队受到国民党武装“围剿”，崔廷儒及时安排游击队暂时化整为零，转移到西府麟游山区，与赵伯经领导的武装会合。

　　六七月间，崔廷儒又派谈国帆去陕北，完成两项任务，一项是陪同一个叫大刘的同志，把美国进步作家埃德加·斯诺在西安采购的一皮箱用品安全送到保安，另一项是为许权中接通与中央的组织关系。

　　谈国帆按照崔廷儒的指定地点，在西安市东大街西北大旅社接通关系，乘坐东北军军车到达富县，由中共陕甘省工委书记兼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欧阳钦接到保安中共中央驻地，大约住了一个月。其间由张浩引见，谈国帆先后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和谈话，谈向两位领导人汇报了渭北工委的工作和护送刘少奇安全过关中的经过。谈还向周恩来汇报了许权中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回到临潼家乡的情况，询问如何接通许权中的组织关系问题。周恩来对渭北工委安全护送刘少奇给予充分肯定和表扬，并指示谈国帆想办法把苏区通往关中、西安的交通线搞好，一再强调：“这是至关重要的。”关于许权中的组织关系问题，周恩来在此后的9月间，派汪锋在西安办理了此事。

　　西安事变期间，贾拓夫、张德生等来西安，重建陕西省委，崔廷儒把谈国帆从临潼叫到西安，为贾拓夫、张德生等寻找一处住房，谈国帆在西安二府街找到一个叫二府园子的地方。这家主人叫李焕卿，共产党员，是杨虎城十七路军参谋长王一山手下的一位工作人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返回南京的当天，由中共中央派出的贾拓夫、欧阳钦、张德生、朱理治、李一氓、彭加伦、惠子俊等在西安二府园子重建中共陕西省委，贾拓夫任书记，同时与会的还有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秦邦宪(博古)、罗瑞卿。稍后，崔廷儒接替彭加伦担任省委秘书长。1937年三四月份，省委派崔廷儒来到耀县找汪锋，了解许权中独立旅情况，派进一批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崔廷儒来后，住了一段时间，协助汪锋掌握独立旅党组织。

　　七七事变后，崔廷儒通过西安广仁医院护士胡秀英(即胡敏)，联系同仁医院外科医生、基督教徒罗锦文，由罗和胡出面联络西安广仁医院、陕西省立医院、洛阳一四六后方医院、陕州二十六后方医院、泾阳三十八军医院、西安同仁医院共9男5女14位医生护士，组成全国第一支上前线青年救护队，经西安“八办”伍云甫处长精心策划安排，朱德总指挥批准，赴山西抗日前线。

　　1938年初，汪锋从抗日前线返回西安，参加省委工作，三四月间，曾和崔廷儒、张中，还有一位女同志陈晶，住在案板街一处地方，崔廷儒和陈晶扮作假夫妻，张中来自广东，扮作崔廷儒的舅舅，汪锋扮作崔廷儒的姑表兄，这几个人凑在一起，名义上是个家庭，实际上是省委的一个秘密据点。这年八九月间，白色恐怖笼罩西安，汪锋和崔廷儒一起，作为省委机关最后一批人员撤退到泾阳云阳镇。

　　早在这年4月，省委将原中共西路工委(又称西兰工委)改为西路特委，由崔廷儒任特委书记，工委和特委下辖礼泉、永寿、麟游、乾县4个县工委和长武特支、彬州师范支部，一度还包括甘肃的天水、秦安、平凉、泾川、陇西、莲花城直至兰州一线。在如此广大辽阔的区域内开展地下工作，可以想象是何种的艰辛和困难。

　　1939年冬，在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同时，日军向绥远西部发动攻击，宁夏局面极度混乱，中共中央决定派崔廷儒担任中共宁夏工委书记，开创宁夏工作新局面。

　　崔廷儒赴任宁夏之前，去云阳省委机关向汪锋汇报西兰工委工作和告别，请汪锋派人去天水检查了解那里的地下党组织状况。崔廷儒走后，汪锋派上官克勤去宝鸡、天水、秦安一带，传达中央“荫蔽精干”的政策，并叮咛道：“听说天水党组织遭到破坏，你去后要谨慎从事，发现那里的党员确实可靠，没有出卖组织，再接通关系。”上官克勤到天水后，按照汪锋的交代，与当地原东北军一部党组织负责人见面，了解了情况，根据这位负责人介绍，然后到六十里铺，见到一位大学生，这位大学生说他差点被捕，现在要赶紧离开天水，到青海去。上官克勤靠近他身边，小声问道：“你认识汪锋吗?”他一听“汪锋”二字，眼睛睁得老大，既惊又喜。上官克勤就把汪锋的信交给他，叫他转移。这个同志和前面提到的原东北军一部党组织负责人，都是汪锋派遣出去的地下工作者。上官克勤后来讲：“我那一路回来，才知道西兰工委负责的地方有多么大。那时崔廷儒在这么大的地盘上跑来跑去，真是辛苦啊!”

　　宁夏地处西陲，荒凉贫瘠，回族聚居。1940年初，崔廷儒化名崔景岳，风尘仆仆赶到宁夏中宁县“协吉号”商店，与原宁夏工委负责人李仰南接上关系，来到银川。面对国民党反共高潮，崔廷儒经过一段艰苦工作，在银南、银北十几个地方，分别恢复健全了组织，初步打开了局面，站住了脚。3月初，成立了新的中共宁夏工委。此时，日军在占领银北磴口以北广大地区的同时，并派飞机轰炸银川、吴忠和黄河以东重要城镇，国民党也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制造一系列摩擦事件，国民党宁夏省主席、地方军阀马鸿逵借口反共防共，大肆进行镇压，特务军警林立，四处进行阴谋活动，跟踪、盯梢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4月13日，到宁夏工作不到5个月的崔廷儒，因叛徒出卖，被特务跟踪监视，马鸿逵下令宁夏国民党省党部调统室主任马效贤、军法处处长程福刚，带军警宪兵数十人，于这天深夜，将崔廷儒逮捕，作为l号要犯，投进宁夏第一监狱。崔廷儒受尽酷刑，正气凛然，不失革命气节，1941年4月17日深夜，同难友、同志孟长友、马文良一起迎着塞上凛烈的寒风，走上刑场，英勇就义。

　　七大召开前夕，长期和崔廷儒战斗工作在一起的汪锋和欧阳钦、张德生、赵伯平等一起联名，向西北代表团书写了《关于陕西省委选举七大代表成立的声明和意见》，根据崔廷儒1939年9月曾在陕西省云阳当选为七大代表和他的一贯表现，提议保留崔廷儒的七大代表资格。

　　许权中率五二九旅参加忻口抗战、晋南抗战之后，长期的戎马生涯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1939年奉中共中央指示，以养病为名，利用一七七师中将参议和陕西省保安司令部参议的合法身份，在家乡临潼开展地下工作，他竭力为谈国帆、王志温等领导的临潼地下武装出谋划策，将家乡一批进步青年送往边区。许权中的活动受到国民党特务监视，蒋鼎文、胡宗南也曾劝他登报声明脱离其与共产党的关系，遭到他的拒绝。1942年夏，许权中在家乡无法立足，不得不暂时移住西安灞桥读书村岳父家中，不久又遭特务监视盯梢。许权中决定先去驻河南洛阳的老部队九十六军，然后再赴四川，转道去延安。许权中到洛阳后，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任命他为集团军中将参议，兼集团军眉县万家塬垦区主任。这样，许权中便放弃绕道赴延安的决定，将计就计，利用第四集团军垦区主任这一公开、合法职务，以搞生产为名，回到陕西西府地区的眉县，在秦岭北麓一带和陇县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已组织了两个连的武装。

　　许权中搞军垦，经常和附近村民一起翻土种地，下种锄草，谈起庄稼农活，在理在行，当地群众十分钦佩这位“将军农民”，其名声在眉县以至西府地区传闻遐迩。但是胡宗南和陕西省保安处处长徐经济连同驻地眉县保安大队长崔镇山却嫉恨不休，先是在垦区安插了特务背地里监视，后是策划密谋，企图暗算。早在1943年8月，胡宗南就向徐经济下达过“即时处决”许权中的命令。

　　1943年12月上旬，许权中和三十八军军垦主任、共产党员任耕三一行数人赴宝鸡北部的千阳县察看地形，部署工作，返回途经凤翔县，许权中看望了昔日的老师李子萼。12月9日，许权中同任耕三和两个警卫员一行四人，乘马途经眉县槐芽镇洪水沟时，遭到拦路枪袭，四人全部遇难。枪杀之前，徐经济指示崔镇山和槐芽镇保七团大队长汤翰如事先将原汤部两个在押抢劫犯史三友、傅全信释放出狱，纠集二三十名武装暴徒一起先行侦探，后埋伏射击，致使一代抗日名将玉陨星沉。

　　杀害许权中、任耕三两位资深陕籍共产党员、抗日将领，是蒋介石、胡宗南继1938年迫害几位“抗日县长”，暗杀八路军高级参议宣侠父、商洛工委书记王柏栋以来极其严重的事件，暴露了国民党竭力反共，消极抗战的真面目。许权中被枪杀的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当时曾询问：“为什么不早点把许权中接回延安?”后来还对许权中在云南讲武堂韶关分校同学童陆生说过：“许权中同志死了很可惜，如果调回延安就没事了。”童陆生时在延安吟诗《悼许权中将军被难》一首：

　　同学别后久分离，面相仍然记依稀。

　　抗战相逢重共事，疆场策划定戎机。

　　秦中不少英雄事，忻口还留战骨泥。

　　今日闻君为奸害，保身休世也难栖。

　　周恩来曾十分感慨又惋惜地对当年和许权中一起参加渭华起义的张归仁说：“如果许权中早回延安，不会被暗杀。”毛泽东、周恩来对许权中的罹难如此震惊、关注和惋惜，也是对这位早年由李大钊介绍入党，又经过苏联中山大学、红军大学学习的党内高级军事指挥人才、抗日名将一生革命精神的肯定和评价。

　　许权中罹难之后，正在马栏的汪锋得此噩耗，惊讶悲痛，曾吟诗悼念。可惜原诗在战乱中散失。1985年10月7日，他又吟七言绝句一首，名为《再悼许权中》：

　　将军戎马廿三年，踏破山川欲换天。

　　血洒神州千古碧，骨埋秦岭谷生岚。

　　七大期间，汪锋和西北代表团部分成员，向七大主席团提出建议：将遇害的张汉民、崔廷儒、许权中三位同志追认为革命烈士。中共中央组织部将三位烈士列入《死难烈士英名录》。全国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为三位烈士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证”，进行了照顾和抚恤。多年以来，三位烈士的亲属都受到汪锋的多方关心和照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