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作虽然进行得较早，但真正开展起来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

　　为了加强地方保安工作，1941年底，陕甘宁边区在边区保安处之下，又在关中、陇东、三边、绥德四个分区设立了四个保安分处(亦称分区保安处)，在“边保”的领导下，开展各地情报保卫工作，汪锋兼任关中分区保安处处长，于桑为副处长。这就是说，汪锋在分工负责领导陕西国统区统战工作的同时，还负责领导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情报保卫工作。

　　延安整风运动进入审干、“抢救失足者”和锄(肃)奸阶段，为此，“边保”派有专人前来关中分区保安处领导和指导工作，负责人是师哲。当时也捕押了一些被怀疑的干部，这是整风运动中的一段插曲。后来中央对“审干肃奸”、“抢救失足者”运动发出八条指示，其大意是对于敌人打入的特务分子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反对逼供信；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对敌特分子加强教育，对坦白好的，立了功的分子给以出路等，“边保”坚决执行了中央的新指示。

　　按照这一新指示，汪锋兼任关中分区保安处处长期间，工作的侧重点是加强保安处的外勤工作，即加紧对敌特人员的侦察活动。汪锋参加完七大返回马栏以后，大约是在1945年的6月下旬到7月底，去淳耀县处理两件事情：一是国民党保安二团团长刘文华率部攻打保安司令部指挥李静谋及淳化县政府和党部，投奔陕甘宁边区的“六二六”淳化事件，二是保安三团共产党员宋增贤发动的方里镇起义，8月又参加了爷台山反击战。

　　9月，汪锋在马栏主持关中分区保安处，召开了各县保安科长会议，提出并讨论了关中分区保安处外勤工作，会议结束时，汪锋发表了总结性讲话，从三个方面对保安保卫工作的外勤特情工作提出了新思路、新任务和新要求。这三个方面为：

　　一是关于三个并重和三个为主的问题。

　　二是关于对待一些共产党员自首后担任外勤特情工作的问题。

　　三是关于特情人员参加国民党小组织的问题。

　　汪锋以上述三个方面总结讲话为重点，形成会议文件，报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这三个方面，体现了汪锋从实际出发，将国统区统战工作的一些做法，灵活而不失原则地运用到了保安保卫工作之中。

　　关于三个并重和三个为主问题，即是对国民党特务和特务机关采取打(进去)拉(出来)并重，以拉为主；质与量并重，以质为主；上(层)和下(层)并重，以上为主。

　　关于对待自首人员的问题。汪锋讲话和会后文件，主要体现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1940年冬，中共中央讨论陕西国统区党的工作时，有关领导人曾经指示，其大意是：党员被捕后敌人如确知党员政治身份，必要时，在绝对不危害党的利益，不暴露党的秘密的前提下，被捕党员可以承认其党员身份，履行一般手续。中央的这个精神，是对付国民党“自首政策”的一个新对策。这个对策的提出背景是这样的：自内战以来，国民党为了反共灭共，一直推行所谓的个别“自首政策”。自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又将个别登报自首的办法发展为数十人、数百人发表声明脱离共产党，脱离民先队、青救会，脱离抗大、陕公、青训班的所谓“脱党籍”、“脱队籍”、“脱会籍”、“脱学籍”的宣传自首运动，企图造成反共声势，搞垮共产党队伍。1941年春，中共陕西省委曾专门搜集研究了抗战时50名、内战时若干名办过自首手续的共产党员的具体情况。研究结果认为：这些人“绝大多数还是同情于党，愿意继续革命”的，应该对他们“分别看待，具体研究”，不能“一概拒之于党外”。此后，省委对过去办过自首手续、失掉组织关系，但并未暴露党的秘密，而且后来积极从事革命工作的一些人员，解决了他们的党籍问题。同时，将调查材料报送到中央。正是在上述的历史背景和统战工作实践中，中共中央才形成了对待自首人员的新政策。

　　关于参加国民党小组织问题。在“荫蔽精干”时期，为了长期埋伏，以待时机，允许在国统区从事秘密工作的共产党员在一定的条件下加入国民党，做到“外白内红”，或“外灰内红”，这主要是指统战工作而言。但是一般不允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特务系统，即国民党“小组织”，如CC、军统、复兴社，还有“党网”(国民党通讯网)这些特务外围组织。但是作为保安保卫工作的外勤人员，需要钻到敌人心脏，就必须有条件地加入其国民党小组织、“党网”，才能掌握敌人的重大机密，取得重要情报。为此，汪锋在总结讲话中，把国统区统战工作的这一做法，灵活地应用到外勤特情工作中来。实际上，关中分区各县保安科早已这样做了，汪锋不过是将这一做法作为经验加以总结和正式提出来坚持下去而已，而且得到关中地委特别是张德生书记的肯定。汪锋当时讲道：做保卫工作和做地下统战工作有所不同，做地下统战工作要尽量避开敌人，迷惑敌人，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而做保卫工作的外勤人员必须接近敌人，打入到敌人内部去。

　　汪锋担任关中分区保安处长和分工负责分区保安工作期间，按照他提出的上述保安保卫工作的新思路，外勤人员灵活地运用了变敌方特务为己方特情人员这一巧妙手法，获得了显著的成效，曾经攻下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在边区南沿设立的多个敌特据点，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三个据点。

　　第一个是湫头原四村据点。湫头原，又称九头原，是陇东董子原与子午岭相连的一个台塬地带，位于甘肃正宁县，即关中分区的新正县。这个敌特据点的主要人员叫董凤林，他是新正县保安科的老外勤人员，即特情人员。董已是敌特“党网”中一个负责人，系“党网”组长。原新正县保安科负责人贺生高已对董凤林做过一段工作，在此基础上，汪锋指示新任保安科长张化民给董送去一笔数目不菲的经费，提供了有关分区情况的假情报材料，不但使董得到了好处和实惠，而且也为董提供了向他的特务上级机关邀功请赏的资本，取得了上级的信任，继续担任这个特务据点的负责人，汪锋把这种做法叫“以宝换宝”。董手下还有两三个特务人员，和董一样后来都变为新正县保安科的外勤特情人员，为保安科提供情报。

　　第二个是新正县职田镇(今旬邑县)据点。这个敌特据点一直是新正县保安科和关中分区保安处十分重视的一个据点。这个据点设在新正县正南面，对新正县和关中分区威胁最大。当时，新正县保安科还有一个外勤特情人员已经打入敌特中去了，此外勤人员有文化，有能力，也是职田当地人，各方面关系也比较多。这个据点设立较早，抗日战争期间就有了，头头也比较反动，很顽固，新正县保安科虽下了一番功夫，做了很长一段工作，一直没有得手。1945年九十月间，按照汪锋的指示，新正县保安科改变手法，利用那个有能力的外勤人员，采取“软”、“硬”两手，将这个据点一个特务骨干人员拉了出来。攻下这个特务骨干，他向新正县保安科提供了这个据点的内部矛盾重要情报。然后，汪锋领导新正县保安科和分区保安处，从侧面利用这个据点的内部矛盾，抓住那个顽固头头的恶迹，以毒攻毒，迫使这个顽固头头离开据点，由那个能力强的外勤人员夺取了这个据点负责人的职位。后来，新正县保安科又为这个据点派去两个外勤人员，全面掌握了这个敌特据点，几个外勤人员也变成保安科和保安处的特情人员。

　　第三个是通润镇据点。这个据点位于赤水县(今淳化县)，在咸阳以北。赤水县保安科科长焦万海曾经向汪锋汇报说：“打算通过一个张姓外勤人员去争取通润镇这个据点。”但是后来争取工作困难颇多，因为这个据点也是敌特机关的一个主要据点，力量强，敌特人员很顽固，一时难以得手。后来采取的办法还是通过张某外勤人员，给这个据点提供了一些边区假情报，而且比给湫头原据点提供的还多一些，也花了相当的一笔经费。经过几个月工作，这个据点也拿下来了，据点的几个敌特人员，也变为赤水县保安科的特情人员。

　　王安庆原来是陕西省委领导下的一个秘密党员，具体由统战部分管组织工作的干部杨克联系。王原在国统区三原县从事地下工作，“荫蔽精干”时期回到家乡赤水县，在通润镇谋得一小学教员职业做掩护，其间不但参加了国民党，而且进一步参加了国民党特务外围组织秘密“党网”。1944年春，王安庆从赤水县来马栏，向当时的中共关中地委汇报工作，由汪锋接待了他。王安庆在向汪锋汇报中，谈及他参加国民党和“党网”一事及其详细经过。当谈到参加“党网”一事的原因时，王安庆说，因为自己家在边区内，国民党特务机关催促自己参加“党网”，以便为他们搜集情报。自己在白区的通润镇教书，一时又与组织无法取得联系，便答应参加了“党网”。我这次来马栏，专门向组织汇报这件事。

　　汪锋听了王安庆的汇报，觉得王还比较老实，所述经过比较符合所处环境的实际情况。同时，参加国民党，也符合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允许隐蔽在国统区的党员，可以参加国民党，打入其联保、社团、军队、文教等系统内开展统战工作的指示精神。唯有王安庆参加“党网”一事，关系比较重大，汪锋便和张德生书记交换了意见，达成共识，对于王安庆参加“党网”一事表示认可。同时指示王安庆返回通润镇，作为关中分区保安处的外勤人员专做特情工作，开展活动，从敌特内部搜集情报，王安庆的组织关系也由统战部交由保安处负责管理。王安庆离开马栏前夕，汪锋向他一再交代，打入敌特“党网”，一定要“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或尽量少合污”。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王安庆为党的保卫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全国解放之初，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在西安召开有关处理甘肃宁夏“西(吉)海(原)固(原)少数民族上层叛乱事件”座谈会期间，汪锋又一次和王安庆邂逅，提起往事，两人相谈甚欢。此时的王安庆正是西北公安部的一位在职干部，座谈会上的工作人员。

　　魏一鸣是陕西临潼县人，西安事变期间，许权中独立旅驻防蓝田，魏一鸣凭借和许权中同为临潼乡党而进入独立旅，任旅司令部少尉副官，和少校参谋汪锋相识，同僚几个月，但无深交。七七事变后，改编为五二九旅的独立旅奉命走上抗日前线，魏一鸣却离开五二九旅。1938年5月，担任陕西省委军事部长的汪锋，在西安许权中家中又一次与魏一鸣邂逅相遇，略作寒暄，便分手相别，此后汪与魏再未曾见过面。

　　1945年春，汪锋一位叫刘广机的朋友来马栏做生意，闲聊中刘谈及魏一鸣参加西安军统特务组织活动一事，汪锋便产生了把魏拉出做特情人员的念头。可是，汪锋知道刘广机在张汉民警卫团和警三旅分别当过机枪二连连长和参谋，是个心直口快，肚里藏不住话的直爽人，刘和魏一鸣虽认识，但无深交，不适合做给魏一鸣传话的中间人。和刘广机闲聊完毕，汪锋又想到另一个叫刘光智的人，此人是独立旅时的副官主任，魏一鸣的直接上级。汪锋便让刘广机回西安后给刘广智捎个话，让刘广智来马栏一趟。不久，汪锋因去延安参加七大，刘广智来马栏一事便拖了下来。七大以后，西北局发出“加强对敌侦察”工作的指示。9月，汪锋主持召开了关中分区各县保安科长会议，专题讨论外勤工作，汪锋又一次想到了拉出魏一鸣一事，并和分区保安处的任成玉、张季平一起商量了此事，都觉得保安处还没有打入军统系统中的外勤人员，便决定想办法把魏一鸣拉出来。派谁去西安给魏一鸣传话来马栏，汪锋曾物色了三个人选，一个是谈国帆，一个是许磨，另一个叫杨树芳，他们三个都是临潼人，正在汪锋直接领导的马栏教导团工作。后来考虑到谈国帆是临潼县委负责人，直接去找魏一鸣不合适，可能出问题。杨树芳又是杨宜汉的儿子，“交口事件”后杨宜汉受惊亡故，杨树芳也是敌特追捕对象，更不便去做这个工作，于是，汪锋便选定了许磨。许磨是临潼的一位上层人士，交往也比较多，认识魏一鸣。汪锋和许磨谈话时，许磨爽快地答应了。汪锋交代许磨说：“你去西安，以真心关心魏一鸣生活的说话口气，鼓动魏来马栏找我，还有许权中的老部下阎揆要、孟浩等，这些人可以帮他做一笔大生意(贩卖特货)，以此摸一摸魏的心底。”

　　许磨回到西安，魏一鸣却已调到国民党耀县专署特务处任职。许磨赶到耀县，同魏谈了去马栏做生意一事，魏很乐意，一直寻找着合适的机会。这年年底，魏一鸣终于从耀县柳林镇进入边区，来到马栏，由交通科科长孙生贤引领，见到汪锋，并谈了话，据刘广机讲，魏一鸣是军统系统特务，谈话之前，汪锋做了充分准备，决定采取先拉后打的办法。

　　谈话一开始，汪锋先与魏一鸣套了一会儿“近乎”，客套了一下昔日的“友谊”，拉了一下往日同僚感情：“我们都是许旅长的下属，许旅长光明磊落，对国家、对人民忠心耿耿，抗日有功，我们脸上都有光彩。你和许旅长又同为临潼乡党，光彩更亮。”魏一鸣哈哈一笑：“是啊，是啊，许旅长为咱临潼人争了光，也为咱陕西人争了光。我这次进边区，就是想见见许旅长身边的人，叙叙旧。”两人在说说笑笑中，消释了多年未曾谋面的隔膜，似乎拉近了“感情”的距离。

　　接着，汪锋逐渐把话题引入政治方面：“日本投降了，八路军、新四军原来的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了，现在已有十多个根据地和上百万正规军，几百万地方民兵，军民团结，力量大增，形势很好；而国民党过去消极抗战，现在又积极准备发动内战，所有国民党顽固派都是没有好下场的，特别是顽固做特务的，更没有好结果……”汪锋还关心地问魏一鸣：“你考虑过自己的前途没有?如果需要我帮啥忙，生活上有啥难处，尽管说，不要见外。”汪锋以亲近、关心的口吻言语几句，魏一鸣感激的话儿不停地蹦出了口：“还是老朋友有心，知人冷暖，这么多年还不忘旧情，实在令人感激。”

　　汪锋话锋一转：“正因为咱们都是许旅长的部下、同僚、朋友一场，我实在不忍心你继续迷路下去。说句你不喜欢的话，许旅长遇害，你是参与了的呀!”魏一鸣一听这话，心中不免一时惊恐，坐不安宁，立即申辩说：“我来找你，是‘信仰’你，我现在干的这一行(指特务)，是有罪的，早就想洗手革面，但身不由己，也许这次回去就有个眉目。但是，许旅长遇害我事前确实不知，是徐经济命令他的便衣队干的，我不是徐保安司令部的人，而是省调统室的，我对徐杀害许旅长也很不满，这是调统室人所共知的事。我之所以敢进边区来找你，因为我没有干过对不起许旅长的事情。如果你用得着我，我愿意尽力而为。”

　　汪锋“指责”魏一鸣参与杀害许权中，不过是诈一诈魏而已，实际上是看看魏对参加特务活动认不认账。汪锋看到魏还认账，便又和缓一下气氛，鼓励魏说：“我们共产党人愿意看到一切对人民、对革命犯过罪的人改邪归正，重新做人，像你这样参加过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人，从现在开始，抛弃过去，回归人民，为革命做事，也不算迟，这是看在咱们多年朋友的情分上，看在同为许旅长部下的份儿上。”汪锋这么一说，魏一鸣惊恐的心才平静下来。

　　魏一鸣自我介绍道：“1938年，我通过一个同学想找点事干，混碗饭吃。这个同学介绍我参加了陕西省特别工作队。谁知这个同学是个特务，这一下把我拉下水做了特务，不能自拔。我的罪过是在西安做过几件坏事，其中之一便是参与了监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魏一鸣还向汪锋详细交代了监视过程：“国民党陕西特务机关组织了一个监视小组，我是其中一个。省政府北门外有一所私立中学，操场边的一幢楼房靠近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特务组在楼房的墙壁上开了个洞，正好与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相邻，从这个洞窥视八路军办事处门前和周围清清楚楚。特务组几个人一般在楼上打麻将，派一个小喽啰化装成卖烧鸡的，在七贤庄马路上来回转悠，有时也派其他小喽啰在七贤庄马路上摆个香烟摊、钉鞋摊，八路军办事处就在小喽啰眼皮子底下，对一切来往进出办事处的人员，看得一清二楚。只要有人进办事处，小喽啰就大声喊‘烧鸡’、‘香烟’或‘钉鞋’，楼上的特务就从墙洞内窥探动静，记录下来，汇报上级。我在这里干了好几个月，实在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你和许旅长。”

　　汪锋觉得魏一鸣交代的比较符合事实，敢于承认自己的罪过，就鼓励魏说：“认识到自己的罪过，就是进步，还应当去赎这个罪过，把自己所犯罪过写个材料，我可以让边区有关人员同你谈谈，你也可以多认识边区几个朋友，他们会帮助你走自新的路，对你有好处，他们也不会计较你的过去。”

　　汪锋又叫保安处张季平同魏一鸣谈了一次，魏放下了包袱，写了个“禀呈”，文字虽不太长，但交代了他参加特务组织的事实，表示了愿意立功赎罪，改邪归正的愿望。然后，汪锋告诉魏说：“有事就来边区，无事来看看边区朋友也行，来去自由。”其用意无非是不再把弦绷得太紧，以免给魏造成思想压力。经与魏谈话，始知魏并非军统系统，汪锋仍然觉得魏还是有用处，便让保安处工作人员和魏约定了交通联络关系，魏临走时，保安处还为魏办了一些特货，魏很满意，心情也很轻松。后来，魏进出边区多次，直接和联络人员接触。

　　经过一段时间考察，魏表现尚好，提供了一些有用情报。还通过联络员给汪锋带来骆驼牌香烟，保安处也交给魏一些边区的假情报材料，以便让魏向他的上级交差。经过考察，保安处就将魏吸收为外勤特情人员。

　　1946年春夏，魏一鸣还找过一次汪锋，给汪锋带来了幸福牌香烟，提供了一些情报，汪锋对魏一鸣表示满意，给了更多的表扬和鼓励。汪锋不久去了陕南，与魏再未谋面，但是魏的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却费了汪锋的一番心思和辛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