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秋的一天，我接到延安枣园机关的来电通知：从西安来边区的几位‘可能你不认识的朋友’，要经过马栏来延安，请你们负责接待，并且为他们提供方便。”这是1985年2月19日，汪锋为《来自秘密战线的报告》一书所作序中一段回忆。汪锋还说：“以往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有许许多多的同志经过我们的安排，顺利地到了延安。对于他们的姓名、身份、任务等等，我们严守组织纪律，从不多问。但这两位‘可能不认识的朋友’一到，我们就发现都是老熟人，其中就有王超北同志。”汪锋还接着说：“我和王超北同志是在大革命时期(应为1931年)，经白水县的郭瑞生介绍认识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遵照党的指示，到杨虎城将军的十七路军做党的工作，当时超北同志也在张汉民同志领导的警卫团工作，公开职务是军需主任。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有时也同在西安活动。1941年，我们的(省委)机关迁到陕甘宁边区，超北同志仍在西安主持情报处的工作。”

　　在短短千字出头的序中，汪锋不可能把他和王超北关系的一些详细情节一一道来，不免给人们留下一些遗憾和悬念，在这里，我们不妨将其二人之间的关系透露一二。

　　王超北时任西安情报处(简称西情处)处长，陕西东府澄城县人，大汪锋七岁，1924年在上海大学加入青年团，1925年转为共产党员。参加过西安反围城，在于右任的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工作过。中学时代，他曾在山西新绛，即今绛州中学上学，同张汉民结为同窗好友。1921年，王超北转回西安省立二中上学，张汉民则从新绛中学毕业后考入杨虎城部陕北安边教导队。1931年春，汪锋在杨虎城卫士营干训班开展兵运工作时，与王超北相识。汪锋离开卫士营干训班，回到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工作，负责组织，不久又担任省委军委书记，主管杨虎城十七路军中共组织工作。其间，与王超北接触就频繁起来，互知是同志，心照不宣，但无组织关系，仅仅是工作上的联系。1932年1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后开始整训，高岗和阎红彦去西安，向省委军委请示汇报工作，见到汪锋，汪锋又通过王超北、史唯然安排张汉民与高、阎见面，张汉民后来给了些枪支弹药。

　　1933年7月底，袁岳栋、杜衡被捕叛变，省委遭到严重破坏，红二团南下失败，汪锋赴任陕南巡视工作，恢复、重建陕南特委和特委军委，与王超北又重逢于张汉民警卫团。此时王超北担任警卫团军需官。在汪锋来陕南巡视之前的两年期间，尽管张汉民对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领导的西北反帝同盟军、陕甘红军游击队提供大量武器、弹药和通讯、医药器材，援助配合红军活动，在西安、彬县设立过几处联络点，接送掩护过刘志丹、高岗、阎红彦等，但是由于受王明“关门主义”错误影响，省委却仍视张汉民“根本为无产阶级的叛徒”，批评陕南特委“对叛徒张汉民的幻想，也是特委立三主义投机阴谋的反映”。①

　　据汪锋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所在的省委军委几个人包括高维翰和我等，和省委在对待张汉民的看法上是有分歧的。我们当时认为，张汉民是1925年的老党员，即使现在没有党的关系，从表现上来看，至少也是党的同情者，也或许他与其他人有党的关系，我们不知道而已，不至于是‘无产阶级的叛徒’、‘革命投机分子’。为此我们当时还受到省委一些同志的批评。”正因为如此，汪锋在杜衡被捕叛变后，一再要求去陕南张汉民警卫团，张汉民给予了种种方便和掩护。

　　这年秋季，汪锋恢复了陕南特委，以省委特派员身份负责陕南特委和特委军委工作，与连遭破坏的陕西临时省委切断关系。据汪锋后来回忆：“大约是在张德生来汉中之前，担任警卫团军需主任的王超北向我委婉地透露了他的身份，大意是说他与上海党有联系，张汉民原是共产党员，后来失去关系，又与他联系上，张又成为党员。王超北即与中共陕西省委方面割断关系，主要与张汉民进行联系。”②汪锋说：“经王超北这么一说，才证实了我和高维翰当时对张汉民身份的估计是正确的。”③事实也的确如此，除王超北和上海中央局军委知道张是共产党员外，别人是不知道的。1993年5月，经中共陕西省委批准，由省委党史研究室和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陕西省党史资料丛书第二十六辑——《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回忆资料卷1937—1949)》一书，收录了王超北《回忆张汉民》一文，文中写道：“张汉民是中共上海中央局军委的秘密党员和陕甘边特派员，化名前慎颐，搜集国民党中央军和陕军‘围剿’陕甘游击队的情报，以及陕西地方军阀内部矛盾的情报。”

　　汪锋在陕南特委期间，与上海中央局和上海中央局军委接通关系，其中之一便是通过王超北这一渠道的。汪锋之所以能够前去上海治疗腿伤，也是王超北事先告诉上海中央局军委汪锋伤情的。当王超北将他与上海中央局军委、张汉民之间的关系透露之后，汪锋才水落石出，心中有数。1935年春，上海中央局军委之所以派汪锋回陕与张汉民联系，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物资供应极端困难，粮食、医药、器材、军事通讯设备等则更甚。1936年2月，汪锋完成与杨虎城的谈判任务，和王世英返回陕北苏区，途经驻防淳化特务二团，同阎揆要、王超北就如何帮助中央和红军解决物资供应问题进行了商量研究，阎揆要建议让军需主任王超北以给十七路军购买军需为名，前往上海，采购医药、卫生和军事通讯器材，购买后运回陕西，转送给中央和红军。关于运送物资一事，1936年9月，周恩来派汪锋来西安，传达中央对十七路军统战工作的新指示，同时携带给阎揆要的信中也提到过：“前次约与王兄运入各种货物，亦均已收到。党的最近主张，除汪兄带去文件可以参照外，一切托汪兄面达”，信中的“王兄”指王超北、“汪兄”指汪锋。汪锋和王超北更是了解了彼此均为中央军委人员，接受周恩来的领导。

　　抗战初期，王超北先后在八路军驻南京、武汉、重庆、西安办事处工作。1937年秋，受林伯渠委派，以八路军总部运输科长身份前去上海，在日军飞机大炮轰炸下，抢运出500多吨上海各界人士捐献的军需物资。1938年7月，又遵照八办驻陕代表林伯渠的指示，前去香港购买医药、无线电台、通讯器材等，运回香港同胞、国际友人、海外华侨捐赠的物资。全部器材、物资大约装了25辆大卡车，为了避开日军、蒋军、特务、海盗、土匪拦截抢劫，他取道越南，经海防、镇南关，入广西，过贵阳、成都，沿川陕蜀道西经宝鸡，回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历经千难险阻，完成了运输这批物资的任务，林伯渠也高兴地说：“我们是得道多助啊!”

　　1939年10月，武汉沦陷，国民党顽固派积极推行反共政策，王超北根据林伯渠指示在西安开展隐蔽斗争，组织团结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建立起一个情报机构，即西安情报处，简称“西情处”。利用敌人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派系斗争，深入敌人要害部门和关键岗位，在军警宪特多如牛毛的古城西安，机智勇敢地搜集情报，掩护同志，开辟东、西、北三路地下交通线，护送中共重要干部、爱国人士、进步青年及物资、资料。为保卫延安，解放大西北，立下卓著功勋。

　　同王超北一起同行，来到马栏的另一位“不认识”的朋友叫李茂堂，西情处的副处长(此时还未经中央批准)，也是汪锋的老相识、老部下。

　　王、李二人这次途经马栏去延安，负有特殊的使命，其中之一便是与李茂堂有关。

　　李茂堂的真实姓名叫李自靖，茂堂为号，叫他号的人多了，便以自靖为号、茂堂为名了。李茂堂是陕西渭南下邽(今下吉)人，同北宋名相寇准为乡党，生于1907年，小王超北四岁，大汪锋三岁，1926年西安反围城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4岁时开始学习无线电电报专业，曾充任西安、北京、杭州、开封等地电报局话务员。1930年李茂堂回到陕西，任渭南电报局局长，因搞农民运动被当局撤职，回到中共陕西省委，搞了一段交通工作，与汪锋相识。后又遭通缉，去了上海，正逢“一·二八”事件，复回陕西，利用关系，1932年春任陕南安康电报局局长，与梁步鲁、陈子敬组建中共安康特委，任特委书记，省委正式委员。这年冬，贺龙率红三军转战安康，李茂堂组织特委予以配合。不久李茂堂被安康绥靖军司令张飞生逮捕，驱逐出境，离开安康，回到西安向省委汇报后，不久又复派汉中，见到陈子敬。1933年4月，陕南特委派李茂堂和陈子敬一起去安康传达省委指示，李、陈二人安排好安康组织工作后取道镇安柞水返回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省委又派李茂堂、陈子敬分别去红二十六军和蒲城工作。李茂堂到红二十六军时，汪锋又与李茂堂重逢。几十天后，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随队的李茂堂被汪锋派回西安，与省委联系。杜衡被捕叛变后，李茂堂离开西安去了河南，1935年在郑州被叛徒出卖，被捕后押解南京反省院。其间有失节行为，一说是中央特科领导人王世英让王超北给李茂堂捎话，让李假自首，参加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历任国民党中统特检处南京电报检查员及湖南长沙、常德邮电检查所所长。西安事变发生后，李茂堂被派往西安营救蒋介石，结果被杨虎城部抓获。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李茂堂随蒋介石返回南京。

　　李茂堂因“救蒋有功”，被中统头子徐恩曾捧为“对党国忠诚可嘉”而得到重用。

　　李茂堂与汪锋、王超北过去长期来往，李被捕失节陷入敌人营垒之后，汪、王从此与李分道扬镳，彼此失去联系。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影响日益深入人心，国民党营垒中一些具有爱国之心、民族感情的人拥护抗日，李茂堂也不例外。1941年，他主动向党组织靠拢，通过他的表兄武少文来找王超北，表示了愿意为党工作，回到革命队伍的意愿，态度看起来比较诚恳。王超北考虑到武少文是自己同志，又与李茂堂有表兄弟关系，便以1940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论政策》为依据，作了慎重考虑，答应要向上级请示后再说。

　　毛泽东在《论政策》中这样写道：“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条件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④

　　当时，正值蒋介石反共高潮，抗日战争进入困难阶段，党在国统区活动进入“荫蔽精干”时期，如果共产党在敌特机构没有耳目，不但活动困难，且有危险常随。王超北根据中共中央的现行政策和李茂堂的诚恳态度，便向西安“八办”伍云甫处长作了请示汇报，伍云甫请示了中央，中央同意争取李茂堂工作，并由王超北负责联系。

　　当时，李茂堂在中统局兰州站负责。为了联系工作方便，王超北要求他设法调到中统陕西省调查室来。后来，李茂堂果然调来陕西，而且利用中统上层朱家骅派系与陈立夫、陈果夫派系，即CC系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挑起一场狗咬狗的争权夺利斗争，坐收了渔翁之利，谋取了中统西北局副主任专员和陕西调查统计室专员的宝座。

　　调查统计局和调查统计室，分别是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特务组织机构的名称。“专员”也叫“中统专员”，实际上就是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派往陕西的特务头子。李茂堂谋取这个千金难求的关键职位，又有CC系老板陈立夫、陈果夫兄弟撑腰，要多神气有多神气。1945年4月，李茂堂又被任命为中统西北局专员。在上，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谷正鼎；在下，与CC高级特务万大宏、陈建中(即程建文)、杜衡等关系密切。胡宗南也很器重，另眼相待。李茂堂还与陕西中统另外的大头目如朱宜子、吴若萍、李犹龙，以及其他CC骨干分子关系非同一般，与陕西军统的头面人物胡国桢、文强、徐远举、金树声、王鸿骏、萧绍文等也混得很熟。在王超北的领导下，李茂堂以自己的合法身份和有利地位，在错综复杂的魔窟中利用矛盾，左右逢源，为共产党做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有益工作，挽救了许多被捕同志的生命，送出许多至关重要的情报，关于这些，在王超北请求汪锋作序的《来自秘密战线的报告》一书中有比较详尽的披露。

　　1945年春，抗日战争形势好转，胜利在望。中共中央要王超北上延安一趟，汇报工作，接受新任务，李茂堂也想去延安，解决他的党籍问题。王超北请示中央，中央表态，按照规定，李茂堂不得重新入党，但可以作为一个特殊问题来解决，必须经中央直接审查和批准。中央还指示在适当的时候由王超北陪同李茂堂一同去延安。

　　去延安一事早已确定了，但一直未能成行，一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0月才动身。

　　和李茂堂一起去延安谈何容易，以什么名义?是公开还是秘密?和谁一起去，李茂堂向胡宗南和特务机关如何托词交代，都得有个三思而行的万全之策。

　　经巧施妙计，李茂堂“闯”进胡宗南小雁塔长官部“白虎堂”，经与胡一番周旋，胡终于答应李茂堂去延安一趟。李茂堂延安之行，其“任务”是以国民政府中央交通部邮电视察员的身份，化名张怀中，视察邮电工作，直接去找正在延安邮电部门的李秉昆，搞延安的高层绝密情报。因为胡宗南以往想搞到中共的高层情报真是难于上青天!李茂堂毛遂自荐、挺身而出亲自去搞，胡宗南当然是求之不得，乐见其成，而且是急不可待。对于延安来说，李茂堂有了胡宗南的上方宝剑，可以堂而皇之以公开身份成行，也免了各方怀疑。李茂堂还一再向胡宗南进言，使出好计，让堂兄李茂荣陪同自己去延安，堂兄是个商人，去延安做点生意，可以免了中共的怀疑。同时，建议由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给原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发一公函，请其一路加以关照，这些胡宗南都一一答应和满足。

　　李茂堂所说的堂兄李茂荣，不是别人，正是雍茂商行经理王超北。这个“商行”，其实就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秘密机关，也是上海中央局特派员联络站，地点在西安雷神庙门。

　　秋末冬初，太阳尚暖，西安街道两旁的古槐逐渐由茂盛变得苍老，稀疏的落叶打着旋儿哗哗坠地。

　　王超北顶着秋阳，披着大风，化装成富商大贾，长袍短褂，戴着墨镜，俨然一位阔佬。李茂堂则西装革履，潇洒干练。清早，他俩从西安乘火车，经咸阳、三原，到达耀县下车，过柳林、老爷岭，第二天下午4时左右，到关中地委所在地马栏，汪锋便出面接待。

　　一见面，汪锋不觉哈哈大笑，彼此感到十分亲切，免不了一番别后重逢长叙。王超北在他的回忆录《来自秘密战线的报告》一书中讲道：“省委迁驻马栏后，西情处的交通员常到马栏，多次受到汪锋的亲切接待，我们的情报工作得到了汪锋和陕西省、西安市党组织的大力支持。汪锋离开西安后，彼此虽然不能见面，但我时常想念他。每当我们的交通员李甦生、史剑北、史乾同志从马栏回来，谈及汪锋对他们的热情关怀，我更是对汪锋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对于这次见面，王超北回忆说：“老友重逢，分外高兴，汪锋向我介绍了革命根据地的光辉斗争事迹，并频频询问西安同志的消息，我亦向他介绍了西安斗争的情况。只觉夜短，二人秉烛长夜。”两人还吟诗感怀。可惜汪锋诗作佚失，王超北诗作尚存，正是：

　　关中遇故知，促膝长夜谈；

　　天明赴前程，频频回首看。

　　汪锋和李茂堂交谈的，除了照金一段经历和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往事外，更多的是关于王、李二人来马栏之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

　　8月中旬，日本宣布投降，八年抗战终于迎来胜利的喜讯。十多天后，汪锋亲自向关中地委调查站总务科科长、联络员王国布置任务，让他前往西安，通过蒙定军，向西北民盟杜斌丞等负责人传达中共中央有关对当前国内外形势的估计和对策，转达中央对他们的关怀之意，邀请他们最好尽快进边区，中央可以组织负责安排接送他们。同时，汪锋还要求王国返回时将给延安购买的一些机器设备运回边区，并从关中地委西安调查站吴伯畅那里带回有关情报，这个调查站是由汪锋直接领导的。王国是一位出生入死、胆大心细、遇事不慌完成过无数次艰巨任务的好干部。汪锋交代完任务和注意事项，王国便先以商人身份从马栏前往封锁线国民党部队某连连部，与连长谈妥，贩运回机器通过封锁线后，给予丰厚的报酬。然后过封锁线到达三原县城，化装成国民党少校军官前往西安，当天再换成便衣，先后约见了吴伯畅、蒙定军。第二天掌灯时分，王国、蒙定军按约定到建国路高桂滋公馆花园地下室，向民盟负责人杨明轩、王菊人等转达汪锋的意见，杜斌丞因有事未到，杨、王答应他们事后再向杜斌丞转达。

　　这次约见后，王国便将所要运回的机器设备着人先运到三原，返回时再从三原运回边区。

　　9月8日下午，王国前往二王巷吴伯畅住地和莲寿坊联络点，寻找看门人裴老太太。行走到二王巷东口，国民党陕西省调统室特务们一声喝令：“站住!”突如其来的变故、危险，王国仍然头脑冷静，巧于对付。他即大声喊道“大白天竟公然抓人，是土匪行为”等等，其用意是以声传话，把被捕的消息传给吴伯畅，也传给附近的平民百姓。特务再三持枪威胁，王国仍然大声抗争。一时间，围观群众愈来愈多，群众中有人喊道：“抗战胜利了，土匪又来抓人了!”特务哪管群众叫骂，将王国捆绑，蒙上眼睛，推上人力车，拉出东城门，关进东关一个看守所。途中，王国机智地将所带材料、护照等随手放入人力车座位下边，避免敌特抓住证据。王国被捕是与关中分局派往西安的马某被捕叛变有关。

　　王国被关进看守所，特务搜去了他身上带的钱，第二天被拉出审讯。审讯中，特务指称：“你叫王国，是从延安来的?”

　　“我叫王建基，是从山西来做生意的。”王国反驳道。

　　一连审了三天，特务软硬兼施，王国从不低头。第四天提审，王国只见眼前摆了几道菜，一位年近40岁，中等身材，身着中山装的人出现在自己面前，他对王国说：“饭还是要吃的。”说罢就离开了。第七天提审，那个穿中山装、劝王国吃饭的人又进来，并自我介绍：“我叫李茂堂。”王国借机说：“汪锋希望你少做坏事!”

　　王国虽不认识李，但对李的特务头子的身份，以及与汪锋过去的关系早有所知。王国此时端出汪锋，是因为他知道汪锋兼任着关中分区保安处处长(此时已不兼任)，是专门对付特务的。李茂堂其实也心中有数，训斥王国说：“生意人放着生意不好好做，为何要贩卖毒品!”

　　王国不明其理，当即否认说：“我既没贩过毒，也不会吸毒。”

　　李茂堂不理王国否认与否，只是对王国说：“你得找个铺保，有人具保我们可以放了你。”接着又唤特务进来，当着特务的面对王国说：“他们从你身上拿的几千元不要再要了。让他们出去给你找个铺保。”

　　说罢，特务们出去找铺保，李茂堂趁审讯室无人，对王国说：“晚上10点，你去东木头市我家一趟。”顺手递给王国一张名片。

　　王国还是多了个心眼，他恐特务放长线钓大鱼，未接受特务们请来的铺保，而是另找了一个熟人写了一份“证明”，证明王建基没有贩毒吸毒行为的保状。随后李茂堂即以王国“贩卖毒品无据”⑤而予以开释。当晚，王国经再三考虑后，如约前往李茂堂家中，适李有要事急办，不在家中，留便条即走。

　　但是，王国对此次捕与放始终迷惑不解，仍告知一些地下党员提高警惕，9月17日便离开西安，直奔三原，得知机器设备也安全藏好，第二天便又以商人打扮，跟随卖炭脚户返回马栏。见到汪锋，才始知自己是汪锋经中央社会部这条线，通过王超北交由李茂堂营救出来的。中央社会部曾经向关中地委证明：“王国同志被捕后无自首变节行为。”⑥

　　李茂堂这次来马栏，才比较详细地向汪锋谈清了营救王国的详细经过，以及王国在被捕关押期间的良好表现。

　　王超北、李茂堂在马栏停留时间很短，便北上延安，汪锋派出警卫人员送行。到延安后，李克农、罗青长、师哲等中央社会部的同志热情予以欢迎接待，安排王、李二人住在枣园对过的侯家沟。王超北向中央汇报了西情处几年来的工作和李茂堂的表现。李茂堂提出了他重新入党的请求。主持会议的李克农和中央领导都肯定了西情处几年来的情报工作，同时也指出了一些不足和注意事项，提出了新形势下的情报任务和工作方向，同时，正式宣布西情处为“中共中央西安情报处”并任命王超北为处长，李茂堂为副处长。毛泽东指示让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罗青长和二室主任汪东兴做李茂堂入党介绍人，解决了李茂堂的党籍问题。李茂堂重新入党，是作为在特殊情况下，由中央直接审查批准的。

　　为了迷惑胡宗南，中央把“七大”文件《论联合政府》和《论解放区战场》，还有中央对时局的政治态度等文件，交由李茂堂带回，作为从延安搜集到的共产党“高级情报”，送给胡宗南。离开延安的那天，新华社发表了一条简短消息，以掩人耳目：“国民党邮电视察员张怀中，到延安后，不按双方协议，擅自行动，并发表攻击边区言论，很不友好，不利国共合作，本社授权声明：张怀中为不受欢迎的人。”

　　1945年11月30日傍晚，王超北、李茂堂又经汪锋处回到了西安。延安之行，大大增强了李茂堂在中统内部的地位，为党的情报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王超北、李茂堂回西安不久，派交通员史乾去马栏，给汪锋递交一份重要情报。返回时，汪锋又交给史乾一个用油纸密封的小包，并叮咛史乾：“这是一份极端重要的东西，千万不能弄丢了。”史乾只知道这东西特别重要，究竟是啥东西他并不知道。史乾开始把小包藏在大腰带里，大腰带是关中男子冬季的一种常用装束，带子长约七八尺，宽约一尺，缠在腰间用以防寒。快到封锁线时，史乾觉得不保险，又把小包藏在袜子底部。关中汉子冬季穿的袜子一般用两层粗布做成，像靴子一般。到了敌人碉堡前，哨兵在炮楼上大声吆喝：“站住!”接着便是持枪下炮楼，周身搜查。哨兵叫史乾解开大腰带，脱下棉褂子，直摸横捏，上下拍打抖擞，还要史乾脱鞋，眼看快要“露馅”了，史乾不免心怵起来，他强装镇静，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不露声色，慢慢脱下鞋，穿着袜子直立在地上。哨兵不依不饶，恶狠狠地叫嚷：“把袜子也给我脱下来!”哨兵这一招，史乾携带的油纸包不是全露馅了吗?他心中不免一惊，又急中生智，不慌不忙，用手捏住袜子硬底，也捏住了油纸包，手提散发着臭味的袜子，向接近哨兵的脸部抖搂抖搂，哨兵立即闻到一股脚汗臭味，直皱眉头。连声吆喝道：“快滚，快滚!”史乾在险情之中安全通过了鬼门关。

　　那个油纸小包，正是中央社会部通过汪锋转送给王超北的密电本。

　　①《斗争与学习》(1933年3月4日)，中共陕西省委内部刊物。

　　②③1983年5月15日、25日两次在北京访问汪锋时的谈话。

　　④毛泽东：《论政策》，《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7—768页。

　　⑤摘自王国1960年4月19日所写的《简略自述》和甘肃定西地区1977年7月21日《关于王国同志问题复查报告》。

　　⑥摘自王国1960年4月19日所写的《简略自述》和甘肃定西地区1977年7月21日《关于王国同志问题复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