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荫蔽精干”时期中共地下组织活动状况，人们把它形象地比喻为“睡眠”或“休眠”状态。日本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中国人民迎来了国内和平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采取各种方式表达通过和平途径来实现中国进步和发展诚意的同时，对于蒋介石为实行独裁统治，发动内战也做了充分的估计和各种准备，其中之一便是结束“休眠”状态，唤醒“睡眠”同志，重新恢复组织活动，开展新的斗争。自从抗战胜利后到解放战争开始，中共关中地委、陕西省工委，将原来调进边区的300多名干部陆续派到陕西国统区各地，采取走亲访友、寻访故旧、联络感情等方法，唤醒“睡眠”的同志，恢复重建党的组织，开展活动。

　　其实，唤醒“睡眠”同志的工作早在1944年下半年就开始了。当时根据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和中国抗日战场出现的有利形势，按照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关中地委开始恢复党在国统区的工作。8月10日，关中地委书记张德生就书面报告西北局，提出：“要正确对待陕西国统区的党组织、党员和干部，正确对待国统区党的工作，加快对从国统区来的党员干部的甄别，以利于重新部署党在国统区的工作。”9月底10月初，关中地委统战部召开部务会议和各县委统战部长联席会议，具体部署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汪锋主持两个会议并作了工作报告，张德生在联席会议上作了结论报告。两个报告认为：“中央肯定陕西党在执行中央新的策略路线和组织路线中是有相当成绩的。我们陕西党要正确估计自己的力量，把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做好。”“各地要从陕西的特点出发，恢复党在国统区的工作。”“主要不是武装斗争，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城市只搞短小精干的堡垒。”并决定“派人外出联系，恢复组织，发展组织，巩固党员的社会职业”。

　　会议之后，关中地委派出一些党员干部到关中、陕南了解情况，考察党员、恢复党的组织，建立秘密武装，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权秉华是联席会议后由汪锋派出的第一批党员干部之一。权时任关中地委联络员，又是警一旅特务营营部书记，权临行前，汪锋指示统战部副部长王俊给他布置了任务，主要是去渭南一带了解、整顿党的组织。同时通过地下党组，揭露国民党动员10万青年从军企图反共打内战的阴谋，要求地下党员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说服自己的亲朋好友，让自己的孩子不要去参加青年军。

　　权秉华到达渭南的时间，大约是在1944年11月中上旬。首先恢复了刘志儒丰塬地下区委书记的职务。刘志儒是渭南木刘村人，曾任丰塬区委书记四年，一度被捕，释放后在丰塬西官村小学教书。权秉华来到西官村小学，刘志儒给权详细汇报了自己被捕的经过，当时一起被捕的共四人，是在国民党渭南县县党部举办的小学教师讲习所逮捕的，被捕的几个同志一起被押往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刘志儒与其他三人并不认识，互不牵连，刘始终坚决不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只承认参加过国民党组织的“抗敌后援会”，宣传过抗日，搞过募捐活动。省、县党部因未掌握刘志儒的确凿证据，关押时间不长，即找保释放。权秉华听了刘志儒的汇报，又了解了刘领导的30多名共产党员一个也没有因刘被捕而被捕，组织未受破坏，说明刘志儒的汇报是真实可信的。权秉华根据刘的汇报和自己的职权范围，决定刘继续担任丰塬区区委书记，同时给刘布置了工作，让其整顿组织，开展工作，劝阻青年从军。

　　其次，恢复了三张镇党支部。这个支部除支部书记李景白是个小学教员外，其余五六个都是农民党员，转入“睡眠”状态后，长期埋伏，没有什么活动。权秉华找到李景白，向他讲解了抗日形势和任务，让其“唤醒”其他党员，开展工作。

　　最后，恢复了两个党员的关系。这两个党员，一个叫李致祥，又名李新，已打入国民党中央社，为驻陕记者。另一个叫王介民，已打入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建设厅，任秘书。他们二人虽在西安工作，党的组织关系仍在渭南。权秉华派下邽张村党员惠春霖前去西安与二人联系，经了解，李、王二人“荫蔽精干”期间均未发生问题，便给他俩传达了党的指示，布置了任务，要求二人尽快开展工作。

　　权秉华这次去渭南县工作了一个多月，除赤水、固市两个区外，将全县的党组织基本上恢复起来，陆续开展活动。

　　权秉华再次去渭南恢复组织是在1945年7月中上旬。七大闭幕后张德生、汪锋等关中地委代表回到马栏，传达七大精神，决定派一批同志到国统区传达七大精神，叫醒“睡眠”同志，恢复组织活动。七大期间，被汪锋通知到延安，为渭南几位党员做甄别平反结论工作的权秉华也回到马栏，听取有关七大精神传达后，张德生、汪锋再次派他去渭南工作。7月中旬，权秉华到达渭南，着重解决了五个问题：

　　一是成立赤水区委。前几次，权到渭南，均未去赤水，原因是对赤水组织遭破坏后的情况不明。1941年5月下旬，由于叛徒出卖，赤水组织先后有王尚德、赵葆华、刘德兴、贾增东、张思孝五人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几位进步青年学生，这是国民党特务组织蓄谋已久的罪恶活动，企图从这些人身上开刀，一举将渭南地区中共地下组织一网打尽。另外，1943年2月，中共中央掌握一个重要情报，并以电报及时通知关中地委。这个情报反映国民党特务机关掌握了在关中地委工作的权秉华、王杰和在渭南当地隐蔽的姜兴舟、雷裕民、姚碧池、吉志发、马振瑞、郭天赦、张克斌等渭南地区20多位地下党员的名单。名单中写明了每个人的家庭、职业甚至面貌特征等。权秉华和王杰从关中地委秘书长张中那里看了这份电报，两人判断，党内肯定出了叛徒，出卖了同志。所以，前几次到渭南来又不便去和电报上所列的这些党员去联系。这次，权秉华到渭南，先了解姚碧池的情况，了解的结果，发现姚政治上没有问题。姚在集成小学任教，权到姚家里，姚向权汇报了赤水组织状况，同时汇报了几位被捕同志狱中表现，权决定由姚担任赤水区委书记，吉志发任区委副书记，还向他们传达了七大精神，研究了他们的工作，赤水组织便恢复起来。

　　二是成立固市区委。固市也是权秉华上次未能去的地方，这一次到固市，权秉华便成立起固市区委。此时，固市中学只有孙尚武一名党员，他是固市中学图书馆管理员。另外，固市桥村马小学校长左天恩和渭南县民教馆干事张锡令也是党员。经了解，此三人政治上没有发生过问题，权秉华便将三人召集到左天恩家中，传达七大精神，成立了固市区委，其组织名称叫中共固市中心区委，并决定由张锡令担任区委书记，左天恩、孙尚武分别担任组织和宣传委员。除了恢复原有的党员关系外，还由孙尚武在固市中学物色了几位以前的培养对象，发展了十来个党员，成立支部，主要在师生中开展工作。

　　三是成立了交斜区委(包括孝义地区党的组织)，由拜志正任区委书记，谢宏恩任组织委员，赵青华任宣传委员。权还给交斜区委布置了工作，主要任务是整顿组织，广交朋友，发展党员，设法打入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内部，抓好武装。

　　四是进一步了解了李凌云的情况。李凌云在“荫蔽精干”时期，曾打入国民党渭南县政府教育科，任教育委员。早在1942年5月，权秉华被张德生、汪锋派回渭南，向地下党组织传达形势和任务，配合中共中央和边区军民粉碎胡宗南集结重兵、进攻边区的图谋。权到渭南后，李凌云向权报告了他的身份可能暴露，有被捕的危险，权秉华当即决定李撤离渭南回边区。可是李以前妻病故，后妻虐待孩子为由，不愿进边区。权根据李的态度，向他传达了省委“关于对付国民党特务自首政策”的措施。第三天李凌云被捕，关押在华县狱中。权秉华即赶赴渭南东塬，布置和李凌云有关系的同志迅速转移。1943年，李凌云被释放，在永庆寺小学任校长。

　　李凌云获释后，党籍尚未恢复，权秉华这次临来渭南之前，张德生、汪锋就交代他，这次在渭南应弄清李凌云被捕前后表现情况。权秉华回到渭南，便去李凌云家面谈。李告诉权：“1942年被捕后我按照省委指示精神，只承认了在渭华起义时是共产党员，早已脱离组织，不是党员了，我没有暴露组织，没有出卖同志。后来，把我押往西安劳动营受训，因病情严重，保外就医回到家里，又经多方活动，再没有去劳动营。特务也再没有找过我的麻烦。”①权秉华听了李凌云的自我表述，又经多方了解，认为李凌云的表述是真实的。

　　五是找见了冯照荣。冯是渭南县冯堡子人，一位老党员，1938年起长期担任渭南县城关区区委委员。这时，他已经打入国民党渭(南)潼(关)警备司令部稽察处，任稽察员，住在华山脚下的华岳庙，汪锋指示权秉华转告冯照荣，让冯设法打入“军统”。权乘火车赶到华岳庙，给冯传达了七大精神和汪锋的指示，冯回答说：“稽察处的人，大部分是军统兰州特务训练班出来的，这些人鬼得很，我没有参加过‘兰训班’，打进去很不容易，他们一般不发展党员。”后来，冯虽经努力，仍未如愿打进去。

　　9月下旬，权秉华结束了两个半月的渭南巡视，回到马栏，向关中地委和汪锋作了详细汇报。10月上旬，关中地委召开会议，研究李凌云的党籍问题，由汪锋主持会议，汪锋在会议上做出如下结论：“李凌云被捕后，政治上未发生问题，可恢复党籍。”并由杨克起草书面决定。决定中写到李凌云的缺点，主要是家庭观念太重。应当向他严肃指出。

　　全国解放后，权秉华在渭南工作期间，曾对李的党籍问题研究过多次，因种种原因，李凌云的党籍问题一直未再恢复。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谈判期间，蒋介石却边谈判边加紧进行军事部署，为发动内战作准备，西北局和关中地委根据中共中央战略方针，先后发出《整顿恢复党组织，注意发展党员》和《保卫关中，制止内战的紧急指示》两个文件。关中地委继续派出人员去国统区叫醒“睡眠”同志，恢复组织活动。这一阶段，派出的同志比较多，权秉华也是其中之一。这一次，权秉华还是被汪锋派往渭南。据他回忆：“关中地委派我到渭南传达重庆谈判后国内形势和地下党的任务，要我向地下党员普遍传达，讲清楚重庆谈判虽然签订了《双十协定》，蒋介石虽然承认国共合作建设新中国，和平有希望，但协议只是纸上的东西，不是现实，国民党也可能发动内战。我们的方针是争取和平，努力学会合法斗争，如果国民党发动内战，我们要争取自卫战争，击败其进攻。”对此，要求地下党员“要有清醒的头脑，不能因为有了一纸协定，就盲目乐观”。11月中旬，权秉华到达渭南，走遍了各区委党支部，做了大量的工作，叫醒了“睡眠”同志，发展巩固了渭南地下党组织，一个多月后的1946年元月中旬，回到马栏，向汪锋做了汇报。

　　与权秉华一前一后被汪锋派到东府华阴一带的有王杰。王杰到华阴后，先立脚在台头堡一个叫王润亭的同志的家里，开始传达时局任务，整顿恢复组织。通过王润亭把在潼关的邓达九叫回台头堡，接着又和袁守中、薛广池、王云霞等同志见面谈话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华阴地下党组织，自1941年贯彻“荫蔽精干”政策之后，活动基本停止了，30多名共产党员主要分布在敷水一带，县城只有一个党员叫王云霞，潼关只有邓达九一人。根据华阴、潼关的实际情况，王杰从实际出发，按照小型精干、分散自然、分片单独联系，按照居住自然点，指定专人负责，开展活动。

　　王杰在华阴传达恢复一个多月，又到潼关、大荔、澄城等县工作，再返回马栏汇报。汇报后，汪锋代表关中地委指示，要以华阴为中心或基地，向潼关、大荔发展扩大党的力量，又派王平凡前去华阴工作。1946年春，刚刚上任中共陕西工委书记的汪锋又派王杰从马栏出来去大荔、澄城一带工作。王杰先在澄城县韦庄镰山中学找了个教师职业作掩护，进行过渡。不久，王平凡到镰山中学与王杰见面，王杰让王平凡先去潼关县南园桃小学教书，这是事先和邓达九联系商量的。王平凡在潼关发展了三个党员，其中两个调进边区，后来王平凡和张万照先后回华阴，经过一年的恢复和整顿，华阴、潼关、大荔、澄城党的地下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王云霞在华阴县城发展了邮电局局长张克文等人，两年之后，华阴有党员五六十人，潼关有五六人，大荔中学有姚一征、张质平，还有县政府的骞克斌、农林职校的黄绪森等。王杰在华阴、大荔、潼关、澄城一带工作一年时间，才回马栏汇报工作。这时汪锋工作已有调动。赵伯平听取汇报后，决定成立中共华潼工委。

　　中共扶风县工委成立较早，1940年遭破坏后，党员分散隐蔽，组织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与陕西省委、关中地委失去联系。1945年初，张德生、汪锋派李特生从马栏回扶风，向原县委负责人孙宪斌传达了关中地委指示，要求对原有党员进行考察了解，该联系的联系，恢复组织，开展工作。不久，孙宪斌来到马栏，向关中地委汇报地下党状况，根据张德生、汪锋的指示，又返回扶风，恢复了吴彦俊、魏明山、牟富生、韩象伟、孙生喜、高真民等人的组织联系，同时发展了白清珍、孙贻鳌、陈仲平等青年知识分子入党。这年8月，经关中地委批准，中共扶风县工委成立，孙宪斌任工委书记，牟富生、吴彦俊任委员。这是自1940年执行“荫蔽精干”政策，地下党组织进入“睡眠”状态以来西府地区恢复的第一个县级组织，起到了示范作用。

　　抗战胜利后，张德生、汪锋派老交通员王生春先生去西府凤翔、岐山等县了解情况，王和凤翔县地下党员邰明珠、岐山县地下党负责人康令志、成景贤以及蔡家坡地下交通站王锦芝取得联系，然后和邰明珠等回马栏汇报。

　　邰明珠来到马栏，汪锋安排统战部杨克和研究室邰光瑞听取汇报。邰光瑞是“睡眠”时期调进边区的原中共凤翔县县委书记。

　　邰明珠向杨克、邰光瑞汇报了凤翔县地下党员的表现，同时还汇报了乡保人员及国民党驻县军、警、宪、特人员情况。

　　随后，汪锋派邰光瑞返回凤翔，恢复整顿组织。邰光瑞在交通员王生春的陪同下回到凤翔，与欧阳信、邰明珠、王文华、蒲光、亢甫等取得联系，经过40多天的考察了解，恢复了30多名党员的组织联系，还有10多名党员，因种种原因，不便进行组织联系，邰光瑞请示汪锋后，割断其联系。恢复整顿工作结束，邰光瑞担任中共凤翔县工委书记。

　　其间，岐山县康令志、成景贤向关中地委和原岐山中心县委书记王宏谋汇报了岐山县地下党员的表现，根据汪锋和关中地委的指示，王宏谋和康令志、成景贤、王有令等商量决定，在唤醒“睡眠”同志，发展党员，扩大组织的同时，将原益店区委划分为周原、岐阳、龙尾三个区委，同时恢复南区区委。上述工作取得一定成绩后，陕西省工委任命王宏谋和康令志、成景贤、王有令组成中共岐山县委工委，王宏谋任书记。县工委成立后，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发展了数十名党员，重点抓了被称为“枪窝子”的西(安)宝(鸡)交通要道、工厂及城镇的武装工作。

　　1945年8月，汪锋派李学白回周至恢复党组织，先后建立了终南、何家寨两个支部，恢复了马召支部。其间，汪锋和范明在白区布点中，又派刘生机回到周至，与党员李崇信、赵汉鼎等原三十八军中的党员取得联系，并取刘生机、李崇信、赵汉鼎三人名字各一个字，成立了中共“刘崇汉”小组，发展党员，在当地建立了六个支部，有30多名党员。

　　9月，汪锋派祝瑞平回蓝田恢复党组织，先后在横岭一带发展魏玉铭、王志武、高守仁加入共产党。1946年1月，汪锋又派周斯瑞回蓝田恢复党组织，与葛牌镇铁索桥小学党员辛凤翔一同于当年5月恢复重建了铁索桥小学支部，发展了铁索桥小学教员史经维等加入共产党。6月，汪锋派赵子和、田涛去陕南恢复工作，让他俩路过蓝田时，视情况恢复和发展蓝田党组织。赵、田二人途经蓝田，同隐蔽在白鹿原孟村的原蓝田西区区委代理书记惠尚贤取得联系，恢复了西区区委，7月建立了西区张家河支部。

　　户县组织恢复工作更早一点，抗战胜利前的1945年1月，中共关中地委就派交通员李对章到户县与当地地下党负责人曹希文、曹治中联系，了解户县地下党情况。2月，统战部户县籍干部杨克，向来到马栏的户县地下党负责人曹治中传达张德生、汪锋的指示，要求户县地下党员要职业化、社会化，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开展工作。曹治中返回户县，向曹希文等一些党员传达了张德生、汪锋的指示。从此，“睡眠”了三年多的户县地下党，又重新开始了秘密活动。11月，汪锋又派薛高涛到户县，与三十八军回乡隐蔽的共产党员白常春、史景华、康建国、雒崇权等人取得联系，成立三十八军回乡军人党小组，主要在咸阳、户县、长安三县交界地区活动。1946年6月下旬，汪锋又派康行(即赵延平)回户县开展工作。康行回户县，与曹希文、曹治中取得联系，恢复了一些党员的组织关系，发展夏康泰、郑成魁、司玉寅、王信明四人加入共产党，成立了皂峪河党小组。

　　抗战胜利前后，在唤醒“睡眠”同志过程中，咸阳地区先后恢复重建了中共乾(县)永(寿)工委、云阳特支、泾阳工委、礼泉工委、咸阳工委等。唤醒“睡眠”同志，恢复重建党的组织，为解放战争做好了组织准备。

　　①权秉华：《我的回忆》，内部刊印本，第4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