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针对蒋介石边进行重庆谈判，边搞摩擦，调兵遣将，加紧进行内战准备的两面手法，采取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其中之一便是白区布点工作。所谓“白区布点”，其实就是派人设法秘密打入国民党的军队系统，特别是地方武装团队之中，建立秘密据点，开展统战工作，搜集情报，掌握武装，为的是将来在解放战争中“开城门，放吊桥”，进行武装内应，迎接人民解放军入城。

　　为此，中共中央于1945年9月，在延安召开了有关白区布点工作会议，西北局书记高岗参加了这次会议。接着高岗又主持召开了西北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的这个决定。高岗在传达中央决定时，首先讲明了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准备打内战的迹象已很明显，我们一方面必须和平建国；另一方面必须利用大好时机，大力开展白区布点工作，建立一支强大的地方统战大军和地方武装大军。高岗还讲道：抗战胜利前夕，中央对白区布点工作已有设想，一次他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毛泽东就当面点名由范明(即郝克勇)负责西北局的白区布点工作，可以把三十八军系统的党员干部和非党进步干部分别派到西北五省区，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地下党军事据点。①高岗还指示范明，这个工作要和关中地委一起去搞，得到他们的支持与配合。范明此时任西北局统战部处长。

　　西北局常委扩大会后，范明即去马栏，行前高岗给张德生和汪锋写了一封信，内容大致和毛泽东讲的差不多，并要求关中地委将边区内外的原三十八军系统党员干部和非党进步干部关系交给范明，以三十八军的这些干部为基础，并结合关中地委原在各地的此类力量完成这一重大任务。

　　范明大约在10月中旬赶到马栏，说明了来意，将高岗的信交给张德生和汪锋。这时，高锦纯继张德生任关中地委书记，主要抓军队工作，关中地委主要由副书记汪锋主持工作。关中地委分工汪锋配合、支持范明着手开展布点工作。

　　参加布点的上述三十八军干部，大约有100多名，其中大约有五六十名参加了关中地委在马栏举办的干部训练班教导团学习，班主任是汪锋。这100多名干部一部分是被张耀明排挤出来的，另一部分是中原战役中，因国民党中央军汤恩伯20万部队大溃败，致使三十八军被日军包围，打散回到马栏的。

　　白区布点工作既特殊，又十分机密，范明需要一个得力的人员来协助。范明和汪锋商量后，决定了一个合适的人选叫邓元温。邓正是训练班教导团的学员，汪锋派教导团领导人秋宏通知邓元温到范明处报到，协助工作。

　　邓元温曾跟随范明工作过五六年时间。那是1939年的春天，三十八军工委成立不久，赵寿山军长和三十八军工委需要与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联络，在三十八军设立了一个秘密电台，直接由工委领导。在电台工作的先后有10多人，邓元温任译电员。

　　汪锋向范明交代了原陕西省委和关中地委几年来秘密打入敌人军事营垒的一些人员名单，又和范明一起确定了从马栏教导团中挑选的一批学员名单，连同在延安中央党校一部学习的几十名三十八军党员干部，还有从其他部门、单位抽调的干部。加上蒙定军掌握的一些关系，前前后后，共有625名，设立125个点，各点按序编号，分布在陕西、甘肃、青海、四川、河南五个省的国统区，尤以陕西布点最稠密，原三十八军的干部有200余名。邓元温主要负责记录范明、汪锋与派遣人员的谈话，登记、保管被派遣人员的有关材料。派遣人员外出时，汪锋还派关中地委的干部梁浮来干一些具体工作，负责给派遣人员化装，领发路费。对于这些派遣人员的临别赠言一般都是要求他们“逢地插柳，到处留根”。11月，经汪锋和范明商量决定，调蒙定军从西安回马栏，因为他对三十八军党员干部熟悉，也曾派出过一些人员潜伏下来，这些名单一并交给范明。到了12月20日左右，布点工作结束，范明回延安，向西北局汇报，此前，高岗已去东北工作。行前，汪锋和范明决定，由邓元温将布点人员详细名单抄写一份，交关中地委秘书长张中保存，然后随同范明前往延安的西北局机关。

　　60多年过去了，除少数人外，白区所布各点，已经基本上失去保密时效，根据范明、汪锋、蒙定军、邓元温等人的回忆，以及历史档案材料披露，在这里可以提供部分当年“白区布点”的情况，以飨读者。其中有：以韩增友、罗曼中为首的同(州)朝(邑)据点，以雷寒柏为首的合阳黑池据点，以王静远(王刚)、吴敬堂、张万北、王拯中等为首的二华(华阴、华县)据点，以韦应文、魏永清等为首的蒲城据点，以杨培材(振魁)、田焕贵为首的白水和白同(官)据点，以薛高涛(宗厚)、李崇信等为首的周至、户县据点，以李云轩为首的咸阳据点，以杜刚、李康为首的高陵据点，以任峰山(任力)、高秦生、宋世元、赵一平、武刚毅等为首的川北、汉中、安康据点，以王廷杰、路志青等为首的天水、武都据点，以郝步青、王尚信等为首的开封、南阳、巩县据点，以高慎之等为首的保安团据点，还有以孙乃华为首的孔从洲新三十五师据点。另外还有蒙定军直接领导的西安军事通讯组和国民党第七补给区杨荫东军事情报组等125个据点，除周至县据点遭敌破坏外，其余各点，他们利用各种关系，采取各种方式方法和策略，打入敌人营垒，掌握了武装和情报，在解放战争中，里应外合，率国民党地方武装团队适时起义，“开城门，放吊桥”，迎接大军入城，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其中主要的起义有：朝邑起义、白水起义、川北和汉中起义、安康起义、天水起义、武都起义、蓝田起义、西安的部分保安团起义、国民党三十八军十七师的紫荆关起义，还有三十八军的河南开封、南阳、巩县起义等。

　　白区布点工作，既是军事工作、情报工作，又是统战工作。彭德怀对白区布点在西北解放战争中发挥的独特巨大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

　　1947年2月底3月初的宜瓦战役(亦称瓦子街战斗)之后，彭德怀在白水县召开的西野前委总结大会上曾深有感触地说：“毛主席不仅是解放军的统帅，实际也是牵着蒋介石的鼻子走，指挥国民党军队的统帅。从现在多路统战同盟军起义和地下情报军所起的重要作用来说，而且还是统战军、地下情报军这四大方面军的统帅。由此可见，毛主席曾预言三年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是有科学依据的战略论断。”②

　　彭德怀之所以如此高调评价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是因为统战和情报工作对取得宜瓦战役胜利确实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而统战、情报工作的关键作用，正是在党中央西北局的领导下，由范明、汪锋、蒙定军等具体实施白区布点工作的结果。

　　1946年1月，按照周恩来指示，由蒙定军将原三十八军教导队共产党员、教育副官、赵寿山的随从参谋杨荫东安排打入西安第七补给区司令周士冕身边，直接接受蒙定军的领导。杨荫东在周士冕身边，掌握着胡宗南以至整个西北国民党军队步兵团以上，特种兵营以上的军官姓名、驻地、人数、军械装备、调动作战、补给等情况，并绘制出《兵力配制补给情况一览表》，随着部队变动，随时更改，一目了然。这个随时可以更改变动的“一览表”，一份在周士冕手中，另一份通过秘密交通员送到毛泽东、彭德怀手里。其实，周士冕的那一份也由杨荫东保管着。杨荫东提供的准确情报，在西北野战军取得的蟠龙战役、沙家店战役、清(涧)延(延长、延川)战役、宜瓦战役等重要战役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此，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曾对杨荫东及其所在的军事情报小组奖励数十两黄金。

　　杨荫东这个情报组，是“白区布点”工作特别成功的范例之一。2002年9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了由王诗吟、许发宏二人合作撰写的《解放战争时期的西安军事情报组纪事》一书，较为详尽地介绍了这个情报组的来龙去脉和它的卓著功绩。

　　田焕贵原系赵寿山三十八军教导团地下党员，白区布点时，范明在延安将田派回家乡白水县。田回白水县时，范明向他介绍了已在白水养伤的中共党员田世俊和培养对象张之中、吴自强、高克义等十几个进步青年。范明到马栏，又和汪锋将马栏教导团学习的杨培才派往蒲城、白水一带，以蒲城为据点开展工作。杨培才来到蒲城，按照范明、汪锋的吩咐，与田焕贵、田世俊取得联系，并向二人传达了西北局和关中地委的新指示。1946年6月中旬，杨培才得知田焕贵的活动引起白水当局的注意，他即赶回马栏，向已担任陕西省工委书记的汪锋汇报。6月20日，汪锋立即召集省工委组织部长王俊，统战部长吕剑人等开会，由杨培才汇报白水、蒲城“点”上的情况，研究蒲、白一带地下工作。会议决定，杨培才返回蒲城，千方百计地打入蒲、白国民党地方武装内部，隐蔽起来，等待时机，待条件成熟时，派人联系，配合完成重大任务。杨离开马栏时，汪锋还向杨培才介绍了蒲城孙镇的一个关系，介绍了白水县新任县长崔孟博的情况。7月1日，杨培才化装成第三集团军中校副团长，与妻子、中共党员武素梅安全通过封锁线，来到蒲城。但是通过汪锋介绍的关系，打入当地武装的计划未成，又回到白水。按照汪锋的交代，去找县长崔孟博。崔县长二话没说，立即召见，任命杨培才为白水县政府保警队队长。不久，崔县长调离，杨培才利用统战关系和自己的“良好表现”，取得了新任县长饶国钧的信任，同时洗刷了田焕贵“红”的嫌疑，杨培才不但保住了保警队队长职务，经一年努力还促成田焕贵和杜子厚分别担任了县警察局预备队和武装便衣队队长的职务，三支武装人数达到250多人，内有共产党员50多人，就连县政府军事科、电台、机要交通部门和关键岗位也由共产党员所掌握。杨培才、田焕贵他们所控制的武装长枪已达400余支，短枪百余支，机枪三挺，子弹上万发。

　　1947年9月下旬，王世泰率领的西北野战军四纵南下蒲城、白水一带，24日，杨培才、田焕贵率三支武装在白水县城举行起义，配合西野攻克白水。他们打开白水县城东门和北门，迎接西野高锦纯旅长率领的警一旅入城。同时，起义武装还解除了县警察局武装，收缴了县政府警卫班武装，控制了县长饶国钧，逮捕了县党部书记长刘寄安，关押了县党、政、军、警、三青团400余人。

　　西野第四纵队司令员王世泰和高锦纯旅长进城后，成立了白水县解放委员会，起义武装改编为白水游击支队，杨培才、田焕贵分任正副支队长，警一旅选派石生芳任支队政委。

　　警一旅撤出县城，北进黄龙山，杨培才、田焕贵率游击支队也曾一度主动撤出县城，扩大武装，经20多天艰苦斗争，摧毁了白水全县所有保甲制度，新建立了部分农村基层政权、收缴了600余支民间枪支，先后打开城关、尧禾、西固、林皋等地粮仓，发放5000石粮食救济贫苦农民，游击支队很快由300多人发展到700余人。

　　1949年2月，白水游击支队更名为路东总队第一支队，直属黄龙军分区，后又改为第四支队，划归第一野战军序列，编为一野后勤监护营，随一野进军大西北。

　　1945年10月，白区布点工作开始之初，范明布置正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原三十八军党员干部韩增友、罗曼中去平民③、朝邑④、合阳一带开展活动。韩、罗二人当月由延安动身，到达朝邑、大荔、澄城、合阳沿黄河几县，与在乡的原三十八军一些共产党员接上关系，还发展了十几个新党员，建立了十多人的地下武装。

　　1946年6月，韩增友返回马栏，参加中共陕西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一个重要会议。会议由省工委书记汪锋主持，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平(民)朝(邑)工作委员会，安排韩增友为书记。7月，韩回平、朝后，成立工委，由刘仲谐任副书记，罗曼中、党文伯为委员。工委成立后，工作重点便是着手设法打入和掌握国民党地方武装，首先掌握了朝邑县保警大队和常备大队两支武装。接着，又掌握了平民县民众自卫总队、保警大队两支武装。

　　1948年10月初，平朝工委所掌握的朝邑县地方武装，1200余人携带1200余支枪宣布起义，配合西北野战军发动的荔北战役。起义后，俘虏了国民党朝邑县县长、县党部书记长以及党政机关人员、特务分子和情报人员。没费一枪一弹，没死一人一畜，顺利攻克朝邑县。起义武装人员和人民欢呼雀跃，敲锣打鼓，迎接人民解放军入城。

　　朝邑起义后，韩增友担任中共朝邑县县委书记，刘仲谐任县长，起义武装，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朝邑大队。中共党员杨海朝任司令员，罗曼中任政委。

　　范明、汪锋布点时，将甘肃武山籍的王廷杰派回家乡开展活动。王廷杰1937年10月加入共产党，在三十八军任过排、连长，布点时，正在马栏教导团学习。王廷杰17岁离开家乡，在外十多年，接受任务后，曾一度有所顾虑，毕竟对家乡武山不大熟悉了。

　　王廷杰回到武山。1946年11月，他与中共甘肃工委高健君接上关系，此后，中共陇右工委成立，他在甘肃工委和陇右工委的支持下了解熟悉情况，开展工作，发展组织，串联地下武装，到1949年8月三年时间，发展党员500余人，建立了50多人的地下武装，还控制了国民党甘肃师管区二团在武山接收新兵的赵西武营、武山县自卫大队和几个乡(镇)公所武装。1949年3月，王廷杰和陇东工委组织的地下武装在武山县西部鸭儿峡，袭击了由甘肃东去陕西的国民党二四七师，缴获部分枪支、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扶眉战役后，胡宗南部队一部分向西溃退，王廷杰和陇东工委组织起14个游击小组，分布在沿线，配合赵西武营，武山县自卫大队，袭击溃军，劝降争取了胡宗南溃军一一九军骑兵团起义，迫使一度围攻武山县城的溃军骑兵十二旅撤出县城周围，武山解放，缴获各种步机枪手枪250多支，各种炮30门，弹药500余箱，胶轮大卡车80余辆，还有几十匹战马和大量军用器材物资。

　　武山解放后，参加起义的赵西武营、武山自卫大队十队和警察大队、一一九军骑兵团，以及溃军起义归来的两个步兵营，编入第一野战军第二军，编成三个团，随大军继续西进。

　　原三十八军军部参谋兼教导队地形教员张德广，是汪锋和三十八军工委掌握的统战对象，后来，因所谓的“汉奸”嫌疑被军部逮捕，押送到洛阳处理。弄清真相后，因其长于英文军事翻译和军事素养，受胡宗南赏识，做了胡的副官。但他与中共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纳入白区布点的成员队伍，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条件，多次掩护了西安地下党组织和三十八军在西安的地下党员，多次送来有分量的情报。

　　西安解放前夕，他是胡宗南留在西安的特务组织负责人之一。他将计就计，“暗藏”下来，西安一解放，他与中共组织取得联系，讲明了身份。中共组织又派他随蒋军南下，取得蒋特机关信任，带着全部潜伏在西安、陕西境内的特务名单，仍回到西安，人民政府根据张德广提供的名单，将潜伏在西安、陕西境内的特务一网打尽。

　　①《范明回忆录》，第331—332页。

　　②《范明回忆录》，第335页。

　　③平民，旧县名，位于黄河西岸，解放初期撤销，原县城变为黄河滩。

　　④朝邑，旧县名，1958年撤销，并入大荔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