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民主青年社，简称“民青社”或“民青”，这是抗战露出胜利曙光，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走向高涨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国统区建立的一个接受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青年进步组织。

　　民青社创建于1945年4月，成员以青年学生为主，还有一部分中、小学教员和其他职业青年，有七八百人。

　　民青社初建时，打算以西安为中心，向西北发展，后因形势逐渐恶化，仅限于在陕西国统区的关中、陕南一些地方的青年知识分子成员中建立组织。

　　民青社的上级领导为中共陕西省工委(前为关中地委)，鉴于民青社组织和活动处于秘密状态，不论是在关中地委时期还是省工委时期，都由汪锋直接负责领导。这种领导主要是通过两条渠道来进行的：一条渠道是汪锋通过长期在西安从事革命活动的陕西早期秘密党员杨明轩与民青社进行联系和指导，汪锋说，这也是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另一条渠道是由汪锋派出省工委联络员韩夏存(唐磊)同负责民青社常务工作的秘密共产党员李敷仁和王维祺保持联系，进行指导。有趣的是，1946年初汪锋第一次派韩夏存去西安与李敷仁联系时，汪锋让韩夏存找一个叫李扶云的人，韩夏存在西安城中莲湖公园约见李扶云，来的却是李敷仁。韩夏存是李敷仁的学生，韩便问李：“李老师是否知道一个叫李扶云的人。”李敷仁很纳闷：我这个“李扶云”化名只有汪锋和陕西省委极少数领导人知道，学生今天提到我的化名不就是代表省委、代表党组织和我接头吗?听说过这位学生参加了革命，没想到他就在汪锋身边。一想到这里，李敷仁一下子紧紧握住韩夏存的双手说，我就是李扶云。韩夏存向李敷仁传达了汪锋的指示，李敷仁向韩夏存汇报了八年来的秘密工作的情况。从此，民青社的工作和重大活动等由韩夏存向省工委书记汪锋直接汇报，并听取指示。各地各院校民青社的负责人，大多为共产党员，或原民先队队员，保证了共产党对民青社的绝对领导。由于西安当时还未建立中共的统一领导机构，各院校的中共组织大多尚未恢复，所以，民青社便作为共产党联系青年群众的纽带，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国统区青年运动的方针和斗争策略，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的独裁统治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发展国统区的民主运动和配合解放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上半年，民青社在大力发展组织的同时，把主要工作放在舆论动员方面，七大以后，民青社迅速将《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油印本传播到民青社成员和青年师生中去，向青年学生传播民主思想，报道民主运动动态，抨击国民党的思想控制和特务统治。

　　民青社的成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体从1945年上半年开始，主要是物色骨干，采取由李敷仁、王维祺、武伯纶等人分片单线联系的办法，建立民青社的基层组织。当时的中共关中地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长汪锋通过杨明轩指定李敷仁、武伯纶、王维祺、张光远、郑竹逸组成五人小组，作为民青社的领导机构。

　　第二阶段从1945年下半年开始，主要是民青社成员参加民盟组织，又以民盟的名义发展民青成员。因为民盟是合法的组织，西北民盟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和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有着密切关系，公开提出了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赢得了陕西广大青年的拥护。在此情况下，经民盟西北总支部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杜斌丞和组织部长杨明轩商定：已发展的民青社成员均参加民盟；以发展民盟成员为名发展民青社组织；民青社五人小组同时又是民盟西北总支部筹备委员会的青年部，又称青年委员会，由李敷仁任部长，亦称青年委员会主任。此后，一些地方和院校便以民盟名义发展一批民青社成员。民青社在民盟内部又是一个教育组织，有自己独立的机构，在组织上和工作上自成系统，成员另行立册，保持了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第三阶段从1945年底开始，民青社主要是在广泛开展院校社团工作中发展壮大自己。1946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前后，国统区的人民群众从“政协决议”和“停战协议”中，像看到了中国走向和平民主的一线希望，各地学校的学生团体，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起来，民青社犹如百花园中的一朵提前绽放的奇葩，争奇斗艳，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安进步青年组织的中坚力量。像西北农学院的亢丁社、新路社，西北工学院的新动向社、路社、旗社、学习社，西安师范的文艺研究会以及兴平的八一九兄弟队等。经过民青社做工作，都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独裁的旗帜更加鲜明，成了民青社的分支机构或基层组织。这一时期，汪锋领导的民青社工作生动活泼，不仅能够跟上全国斗争的新形势，而且推动了陕西国统区青年运动，高潮迭起，一浪胜过一浪。

　　1985年9月20日，汪锋在谈到当年中共陕西省工委对民青社的领导工作时说：“1941年到1942年党决定派一批青年干部，一部分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做工作，一部分在地方活动。到军队中去的那一部分，主要是参加杨虎城旧部开办的教导队；到地方去的这一部分，大都是由各县的负责同志兼抓的。”“在西安市区内，省工委是把王维祺同志派去搞青年工作的。当时，省工委‘外边’的这部分工作由我兼管，所以情况比较熟悉。把王维祺同志派出去，本想搞些社会活动，后决定让王维祺同志搞学校中的青年工作。周恩来副主席曾告诉我们，陕西上层活动让杨明轩同志负责，以民盟名义去搞。杨明轩同志是省工委在‘外边’的一个有特殊身份的秘密共产党员。当时还有李敷仁、武伯纶等同志，都是1938年陕西省委撤离西安埋伏下来，长期做地下秘密工作的。王维祺和杨明轩等人发生联系，想搞民盟青年，即以民盟名义活动的民主青年社。民青社成立前后，省工委(时为关中地委)指定韩夏存同志和王维祺建立关系。成立民青社一事，韩夏存同志曾向省工委做过汇报，是我们同意后才成立的，韩夏存那时一方面做省工委的联络员，一方面负责筹建中共西安市工委。”

　　汪锋还说：“1945年至1946年期间，国民党加紧反共，在西安市各学校派遣特务，这时我们的活动更是搞单线联系。一个人联系一个关系，也撤回了一部分同志，像西北大学。许多学校的组织不适应斗争形势需要了，王维祺他们就建立了新的组织，还开展了一些工作，各主要学校都有组织，加起来几百人，这些我们都是清楚的。他们的具体活动我记不太清楚了，韩夏存同志向省工委汇报过多次，主要是搞合法斗争，比如因一个人、一件事的起因到开展斗争。在党员活动方面，极力控制，不让他们暴露身份，要求他们按照西北局文件要求，主动参加国民党、三青团，深入敌人内部，就像莲花一样，入污泥而不染，广交朋友，消息灵通，耳目众多等。谈到这里要注意一点，不要追究这些同志为什么参加国民党、三青团，这是党的斗争需要。对民青的活动，我们主要是从方式方法上加以指导。”“民青社和省工委的联系，除韩夏存同志外，还有一个关系是杨明轩同志，杨明轩和民青社有领导关系。杨明轩的组织关系也在陕西省工委，但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一般人只知道他是个学者。通过杨明轩，民青社的情况也反映到省工委来。”①

　　汪锋领导的民青社从筹建开始，就十分重视宣传工作。民青社五人小组成员，都是几个进步报刊社的主要负责人。李敷仁原主办颇具地方特色和抗战色彩的《老百姓》报，后又主编《民众导报》。武伯纶主编《经世》，王维祺主编《文化周报》，李、武、王和张光远、郑竹逸又同是《民众导报》的编辑和《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及后来创刊的《新妇女》、《儿童旬刊》、《孩子报》的积极支持者和撰稿人。民青社通过这些报刊，去团结倾向进步的报刊，宣传、扩大民主运动的声势，在当时陕西国统区的思想舆论阵地上占了上风，给国民党当局造成不小的压力。继国民党当局先后制造重庆“沧白堂事件”、“较场口事件”，在全国各地镇压学生游行集会，策动反苏反共游行，指示暴徒捣毁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捣毁中共在重庆主办的《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民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封闭中共在北平主办的《解放日报》及其他多家报刊、通讯社。1946年3月1日，国民党陕西当局，由三青团出面组织，省教育厅下令，强迫西安各校师生进行反苏反共大游行。民青社五人领导小组根据陕西省工委发动各院校民青社组织，采取紧急措施，一方面在学生中揭露这一阴谋，劝阻同学不去参加游行，另一方面组织中途离散，瓦解了游行队伍。

　　据后来披露的史实，这次反苏反共大游行，实则为陈忠经为隐蔽自己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和政治主场，违心地会同国民党西安当局组织实施的。毛泽东也曾讲过这样的话：陕西三青团不同，在相当大程度上掌握在我们手中。

　　第一次反苏反共游行失败流产之后，国民党陕西当局和三青团把陇海铁路沿线的学生组织起来，又搞了一次所谓“声势浩大”的反苏反共游行。为击败第二次大游行，民青社在汪锋的领导下又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首先在《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上揭露游行阴谋和当局的欺骗伎俩；其次印发传单，散发到师生手中，组织学生对去不去游行展开讨论，多数学生认为游行没有必要。

　　为瓦解第二次反苏游行，民青社五人领导小组还同杜斌丞、张锋伯等人利用与校方领导的关系，使学校不要强迫学生参加游行。张锋伯去西安高中找校长侯良弼。张对侯说：“误人子弟，如杀人父兄，人家把娃送来念书，咱不能叫人家娃弄这事情(指反苏游行)。”侯校长当即向张表示态度，绝不会叫学生参加。侯校长对学生说：“爱国运动应该自动参加，谁去也可以，谁不去也可以，不过学校还要照常上课，否则功课就赶不上了。”因此，该校在4月16日那天，只参加了20多个三青团忠实分子。张锋伯又去见张凤翙，让张凤翙去找菊林中学校长骆子休，劝阻学生参加游行，结果，菊林中学那天也照常上课，没有人去参加游行。

　　经过民青社同仁的共同努力工作，国民党陕西当局付出了很大代价，原打算4月16日组织两万人到三四万人的第二次反苏反共大游行，结果只去了不过千人左右，在尴尬之中草草收场。

　　1958年2月26日，杨明轩在他撰写的《革命的一生》一文中提到：“李敷仁同志是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秋和杜斌丞等同志在西安建立民盟组织，并与武伯纶、王维祺、张光远、郑竹逸等同志组成民盟组织青年委员会，敷仁同志担任了这个委员会的主任。这个期间，他和这个委员会的其他同志一起领导的青年工作，在陕西、甘肃发生了很大的作用，有上万学生受到革命的影响……在陕西曾发动了反对反动派的反苏游行。这样就使得抗战初期党所领导的蓬勃发展的青年运动，在西北地区保持了活跃的状态，为1946年前后白区学生大批进入解放区准备了良好的条件。”②

　　李敷仁在1949年所撰写的《虎口余生记》一文中这样写道：“民盟西北总支部的青年部领导诸同志发展了‘民青’，团结并教育了西安及附近大、中、小学多数学生。1946年，西北大学学潮，闹得轰轰烈烈，驱逐特务校长刘季洪，接受校印，公审特务学生。当西北大学学生会代表到西安市呼吁求援的时候，我们曾做了些帮助工作，建议他们欢迎刘季洪进校，保持学生会进步学生的职权，设法打击特务学生，代表们完全同意。但是一回学校，反动派继续压迫学生，宪兵包围了学校，逮捕并开除了学生80余名。残酷黑暗，前所未有。纯洁可爱的学生和我们紧紧地携起手来。陇海铁路的反苏反共游行，反动派准备大搞，预计参加学生4万人以上，由于同志们的艰苦工作，使反动派得到的是失败，我们得到的是成功。”③

　　在反对、抵制和瓦解国民党陕西当局两次反苏反共游行中，民青社和《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起到了积极的舆论、宣传、组织和鼓动作用，因之也成了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便抡起屠刀欲置其于死地。

　　4月25日汪锋致电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和秘书长兼统战部长张德生，报告了西安民青社活动和西安时局。电文为：

　　(一)唐磊④已见李⑤归来，民青的文化工作均已布置，民群导报⑥已超过万份，普遍关中各县及运城、闵乡、兰州、天水等处，王友直⑦及馆长为维持本身威信，采取扶植与约束的两面政策，颇疑李为民盟，又不愿解退，人事任免多依李之意见，故可去人。目前最大困难为：甲、稿件需受馆方审查；乙、与党联系差，看不到文件；丙、经费颇受限制，发行之权归馆方，一囗(原电文如此，下同)事不能多赠送，但可以得到教育行政系统之协助为其便利条件。王友直拟令饬各县教育科着重其协助该报发行及组织阅读会并拟改为三日刊，增加人员，目前仍利用民教馆名义，将来准备独立。现在筹备民俗学会，以团结文化人，并以该报读者为基础，集股开设民俗书店及民俗印字馆。张秉仁等谈过工商报与秦风报准备分开互相呼应，吴亚力⑧与成柏仁谈话后，成表示欢迎，我们给韩派人。民意报等待调吴回后决定。李芙青⑨等正筹备一妇女刊物，以组织妇女。

　　(二)释杨运动⑩工商报已有社论呼吁，现已有张凤翙领衔发出二十九人之电报(略)，蒋仍未答。对此二十九人中除已有联系者外，现正设法继续联系中。此电主要系茹卓亭、李寿亭发起，韩威西虽签了名，但内心不愿，王宗山、张伯英不愿列名在内。在乡军人正拟通电，李虎城(11)愿领衔并拟发起万户签名运动，孙蔚如对此有其积极性，表示宁愿将官不做，要求朋友出来，决定于十五日先命王菊人、白子俊、飞标纯活动。此事已与李谈过，可经民青布置，华潼捕人案上诉无效，除已在秦公报(12)公布外，并已着李以囗民青发动声援，对师专几个党员亦已布置。西安律师公会已发起组织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

　　(三)杜(13)回陕后，以民盟中常委名义发表谈话，并见祝绍周(14)，祝无表示。杜公开后每日来客很多，民盟准备公开上层组织，但西安环境益险未成。民青在西安各校均有支书(15)或社员，以关中、医专、商专、师专为主，多十余人，医、商二校自治会并已在握。该社长安樊南乡支部曾召集农民学生数百人追悼昆明死难师生并募捐。现文、教、妇、青各界大囗于关中进步人士正酝酿成立各种群众团体。陕军官总队二万人，袁朴讲话时举行赞成政协者居半，反对者仅一人，工商报每日零售于该队者约千份。宝鸡工潮确有，为增资及会客自由而起，打死工人一名。国民党一般人对我党公开活动非常害怕，认为斗不过共产党，某些党务人员企图改行当官。

　　(四)三青团传出特工将统一于戴(16)系，以我党为中心进行暗杀政策，其次以民盟为对象。近又从军官总队调数十人训练为特工，分布西安，腊月捕去西安中学学生刘(喻)、索蕊(非党员)。传二陈(17)有护党护国运动，何、陈、胡(18)愿集会上海图谋推翻政协决议。

　　(五)祈求西安执行组当日成立，以便于和多方面联络。(19)

　　4月下旬，汪锋又以省工委名义，向西北局写出近6000字的《西安学生反苏反共游行概述》书面汇报材料。(20)

　　4月23日，国民党陕西当局，唆使特务秘密枪杀了《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法律顾问王任，5月1日光天化日之下绑架杀害(未遂)民青社青委会主任、《民众导报》主编李敷仁。5月3日，《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被迫停刊。西安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为了声援西安的民主运动，揭露国民党当局的暴行，中共中央于5月14日指示驻重庆代表团揭露“西安特务捣毁《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使其停刊，杀死王任律师，又暗杀《民众导报》副总编辑李敷仁，在西安已引起严重恐慌，使进步分子人人自危。特务并准备继续暗杀大批进步分子，而其打击对象是民主同盟人物”，“此事如不给以严重反抗，压下反动派嚣张之气，西安民主运动将走向消沉，望即与民盟商界，由民盟出面，在外交上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交涉，我们加以赞助，并在宣传上发动全国的抗议运动。在西安，两次瓦解反苏反共游行的成功，给西安以至整个陕西国统区青年学生民主运动带来了活力。引出了西北大学、兴国中学等学校师生要求成立反治会的斗争，西安高中和西安女子师范要求反动军事当局归还校址的斗争，西安二中反对更改校名的罢课斗争，私立中学教师成立教职会要求增薪的斗争等。这一连串的斗争大都以获胜告终，从而更加促进了民主运动的发展。斗争的烈火，不但燃烧在城市，民青社其他地方的组织也进行了强有力的斗争，最突出的是长安县民青组织由李志中负责，以长安县樊南乡汤房庙小学为据点，坚持民主办学，废除法西斯教育，在学生中进行民主思想教育。他们接受李敷仁指示，发动樊南乡民众代表选举郑竹逸为长安县参议员，并在樊南乡开展反霸斗争。1946年8月初，中共长柞工委成立，长安民青组织在长柞工委领导下，开展了许多配合地方武装的活动”。

　　1946年六七月份，抗战时期从西安迁往陕南，分散在汉中地区的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学院、西北医学院等相继回迁，使西安的高等院校达到七所，在校师生达5000余人，壮大了西安地区的民主爱国力量。

　　在汪锋的领导下，民青社的工作异常活跃。蒋介石亲临西安，胡宗南、祝绍周向蒋面告“民盟及共产党活动激烈”，蒋介石口授机宜，拟定黑名单进行逮捕暗杀，西安已成为恐怖的世界。时局如此险恶，各院校的学生团体仍然迅速发展起来，反对物价飞涨，要求改善生活条件，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罢课、罢教活动此起彼伏，争取民主权力的斗争如火如荼，在陕西青运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西北民主青年社与陕西国统区学生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36页。

　　②《西北民主青年社与陕西国统区学生运动》，第37页。

　　③《西北民主青年社与陕西国统区学生运动》，第38—39页。

　　④唐磊，即韩夏存。

　　⑤李，即李敷仁。后同。

　　⑥民群导报，系《民众导报》之误。

　　⑦王友直，时任陕西省政府教育厅长。

　　⑧吴亚力，即吴伯畅。

　　⑨李芙青，即馥馨。

　　⑩释杨运动，指要求国民党最高当局释放爱国将领杨虎城的运动。

　　(11)李虎城，即李虎臣。

　　(12)秦公报，指《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公系工之误。

　　(13)杜，指杜斌丞。

　　(14)祝绍周时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

　　(15)支书，系支部之误。

　　(16)“戴”指戴笠。

　　(17)“二陈”指陈立夫、陈果夫。

　　(18)“何、陈、胡”指何应钦、陈诚、胡宗南。

　　(19)《西北民主青年社与陕西国统区学生运动》，第4页。

　　(20)《西北民主青年社与陕西国统区学生运动》，第6—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