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为了争取和平、民主，制止蒋介石制造内战，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中共中央、西北中央局决定，在唤醒“睡眠”同志，恢复和加强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与关中、陕南各地党组织和党员取得联系的同时，1946年1月，西北局决定，从关中地委抽出一批干部，组成中共陕西省工作委员会(简称陕西省工委)，领导恢复、发展国统区共产党组织，并逐步建立起一批游击武装组织。

　　新成立的陕西省工委，隶属于西北局领导，机关设在马栏，任命汪锋为陕西省工委书记。

　　陕西省工委根据西北局关于《整顿恢复组织，注意发展党员指示》，在抗战胜利前后恢复和发展组织的基础上，继续向关中和陕南各县秘密派出干部，人数达337名，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陕西省工委先后建立了中共蒲(城)澄(城)工委、平(民)朝(邑)工委、泾(阳)三(原)工委、富(平)同(官)工委、蒲(城)白(水)工委、东府工委、渭北工委、华(阴)潼(关)工委和陕鄂边界工委等跨县区的地方工委，以及眉县、韩城、渭南三个县委和临潼、高陵、周至、咸阳、凤翔、澄城、耀县、户县、三原、泾阳、乾(县)永(寿)、礼泉12个县工委。同时，唤醒“睡眠”状态，恢复联系的党员多达225名。

　　上述数字，是当时截至1946年11月底的统计结果。汪锋虽然在8月中旬赴任豫鄂陕根据地，但是在任期间已经做了大部分工作，为后来的工作开拓了路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汪锋在任期间，在恢复与发展党组织的同时，积极发展游击武装，逐渐建立起一支支武装组织。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采取多种方式，包括重庆谈判，向国民党蒋介石，向全中国人民以至全世界表达了通过和平途径实现中国进步和发展的诚意和愿望，也得到全中国、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一致理解和响应。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做好了两手准备，以应付时局的骤变。针对国民党的战略企图，中共中央适时地确定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建立三块根据地，一个是陇南山区，一个是麟游山区，一个是陕南山区，作为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三道“屏障”，同时可作为日后进一步发展的跳板，而陕南是主要地区。西北局也发出关于“建立和发展地方武装及群众组织的指示”，号召各地党组织积极开辟游击区域，领导各地建立地方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同时积极领导开展群众运动，建立群众组织，配合陕甘宁边区的自卫战争。

　　中央所提到的陕南地区，主要是指陕西商洛一带及其相邻的豫、鄂省区边界地区。商洛地处秦岭山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又是中南地区通往陕西关中的门户，是遏阻国民党军队由陕东南进入陕境的主要屏障。

　　1945年10月，汪锋代表关中地委，派遣“德记店”经理巩德芳率商洛籍的一批武装人员返回家乡商洛，组建武装，开展斗争。巩德芳回到商洛，与早期由汪锋从“德记店”派遣的同志一起，在短短的时间里，组建起100多人的游击队。巩德芳按照汪锋的临行前交代，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开展统战工作，收到极好效果，再也不愿打内战的开明绅士也为游击队提供情报，开路条，筹粮款，送武器弹药。大多保甲人员，也愿意靠近游击队，提供方便，设法掩护游击队活动。

　　商洛山区，自古以来就是土匪出没、各色地方武装群雄逐鹿的地方，但也不乏具有民族正义感、官逼民反、梁山英雄式的武装首领。丹江之滨的竹林关、龙山一带，张奎、谭道鹏两个武装首领就为当地老百姓所称道。巩德芳为了争取团结张、谭两首领，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斗争，他顶风冒雪，寒冬腊月穿草鞋，打裹腿，南渡丹江，来到深山密林中的瓦房沟，与张奎推心置腹，赤诚相谈。张奎满含泪水，向巩德芳历数了自己的苦难遭遇和目前的险恶处境，一再请巩德芳为自己排忧解难。巩德芳不愧在马栏学习了三年时间，讲起革命道理来头头是道，巩德芳的一句话：“一切坏根子都在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那里，不说别的，单是烧、杀、抢、掠就把老百姓害苦了!”张奎一听，扯开嗓门：“你说的谭道鹏的父亲就是被国民党杀害的!”巩德芳接过张奎的话茬儿，“共产党就是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给穷人报仇”!张奎立即表明心迹：“不瞒巩老哥，我不是没有这个心，就是势单力薄，斗不过他们。”巩德芳顺着张奎的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从现在起，我们联合起来，拧成一股绳，势力不是就大了吗?”张奎对巩德芳的话十分赞成：“要联合，再把谭道鹏一块儿联合起来，我去找他。”不久，张奎、谭道鹏两股地方武装，先后加入了巩德芳游击队。

　　1946年3月，汪锋又派王力和教导团的薛兴军两个负责人到商洛，加强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对巩德芳游击队武装的领导。在此前前后后，西北局和陕西省工委派往商洛地区的干部达50余名，5月13日，在商县甘河沟、青岗坪成立了中共商洛工委，王力任工委书记，巩德芳、薛兴军为工委委员。6月初，在商县留仙坪(今属丹凤县)成立了陕南游击队指挥部，巩德芳任指挥，王力任政委，薛兴军任副指挥。这时，游击队已发展到800余人(一说千余人)，编为三个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由薛兴军兼任，政委何史杰，主要活动于豫陕边界的洛南、卢氏、商南之间；第二大队大队长李念劳，政委谢华，主要活动于商县、山阳、镇安、柞水之间；第三大队大队长张奎，政委余谦，主要活动于鄂陕边界的郧西、郧阳、商南之间。6月下旬，又成立了200余人的独立大队，田申荣任大队长，刘兆英为副大队长。与此同时，商洛工委还掌握统战武装2000余人。

　　王力出发商洛前，汪锋根据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对王力作了详细交代，特别强调：“商洛具有建立根据地的条件，它对于保卫延安、解放大西北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商洛地区尚处于国民党统治区，四周有国民党重兵包围。虽敌人在此统治较弱，但整个来看，敌人尚占有绝对优势。在目前的情况下，应当在这里着手建立隐蔽根据地。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必须开展军事活动，广泛开展统战工作。”汪锋的这些交代，也体现在陕西省工委1946年关于商洛区工作报告的正式文件中。

　　王力主持成立商洛工委后，6月上旬在洛南县上庄坪(今属丹凤县)又主持召开商洛游击队全体指战员会议，对游击队进行了全面的思想政治动员教育和组织纪律整顿，传达了汪锋的指示精神，从上到下，统一了商洛工委和陕南游击队的认识和步调。之后，商洛工委领导陕南游击队，按照各大队划分区域分头行动，采取“多游少击”，“击必获胜”的战术方针，分别取得了几次胜利，进一步扩大了陕南游击队的政治影响。当时的国民党《西京日报》、《正报》对此都有所报道：“四区股匪猖獗”，“窜扰上述每一乡镇”。这个“四区”当时指的就是商洛地区。

　　为了既适应游击活动，又便于开展地方工作，解决游击队日益骤增的给养困难，6月中旬，王力、巩德芳按照汪锋的新指示，在商县两岔口碾子沟主持成立了两岔口区民主政府，任命刘文哲任区长，负责领导和发动群众，为游击队筹集粮款，通风报信，打击土顽势力，产生了很大影响。继而，中共商洛工委和陕南游击队，在丹江流域建成了以龙驹寨南北二山为中心，北至豫西卢氏县境，南至鄂西北郧西关防、大小石门一带，东接豫陕边境，西到商县黑龙口、牧护关广大区域的隐蔽根据地。

　　就在汪锋派巩德芳回商洛建立游击队的同时，孙宪武带着汪锋的指示，在恢复重建西府扶风县工委之后，立即着手组建游击队武装。孙宪武同韩象纬、吴彦俊等工委成员四处奔走，找熟人，托关系，与当地几股“非法武装”和地方武装建立了统战关系。以魏文德为头目的“非法武装”活动在扶风北部山区，九人九枪，经过一番争取改造，成立了扶风县第一支游击队，魏文德任队长，隶属扶风县工委领导。之后，孙宪武和共产党员魏明山一起，争取了眉县槐芽镇保警队队长陈德功等人，建立了一支秘密武装，向马栏运送枪支弹药、布匹、棉花、医药用品等。与此同时，孙宪武还活动岐山县岐阳保警备班班长冯兴汉建立了一支游击队。当时，冯兴汉在岐阳保负责当地治安，曾经以做生意为名进出边区，对共产党的主张略知一二，与边区的几位西府籍共产党员有过来往，虽不知他们的政治身份，但朋友间相处不错。孙宪武掌握这些情况，也了解冯兴汉的为人，他来到冯家，两人谈论了时局，冯对现实不满，倾向革命，孙宪武即建议他拉出警备班，组织游击队武装，跟共产党打天下，冯即表示同意。1946年6月15日，冯兴汉游击队在岐山县京凯石沟宣布成立，冯兴汉任队长，孙宪武任党支部书记，并介绍冯兴汉加入中国共产党。县工委决定游击队番号对内不对外，任务是抗粮、抗丁、抗款，和魏文德游击队、麟游游击队相互配合，相互策应，创建北山游击区域。

　　1946年8月初，王震率领从中原突围的三五九旅奉命返回延安途中，蒋介石、胡宗南部署重兵堵截，企图聚歼王震部于西府北山地区的千阳、麟游、陇县一带。为了牵制胡宗南部，接应三五九旅，并以麟游为依托，开展游击斗争。汪锋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马栏组建了中共西府工委和西府游击支队，隶属陕西省工委领导。这时，汪锋也接中共中央命令，去陕南接应李先念等中原突围部队，临行前，他还和西北局张德生，接任陕西省工委书记的赵伯平等安排好了西府工委组成事项。西府工委负责领导的区域相当大，包括现在的宝鸡、咸阳和陇西地区，其中有彬县、长武、永寿、乾县、礼泉、兴平、武功、扶风、麟游、岐山、凤翔、宝鸡、千阳、陇县和甘肃灵台县等地。

　　西府工委由陕西省工委教导团团长赵伯经任书记，严克伦任副书记，关中警备区参谋长刘懋功任常委，兼管军事工作。西府工委领导的西府游击支队，由西北局抽调的干部和关中警备第一旅的两个加强连共300余人组成，赵伯经任司令员，严克伦任政委，刘懋功任副司令员。西府游击队成立后，即奉命越过封锁线，奔赴麟游山区，在这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得到魏文德、冯兴汉游击队的配合，牵制胡宗南部，减轻王震三五九旅的压力。经月余时间，顺利完成任务。8月30日三五九旅回到边区，西府工委和西府游击支队于9月下旬撤回马栏。原警备第一旅的人员仍回原部，但西府游击支队仍留一部分骨干深入西府各县开展地下游击斗争，建立发展和收编当地地方武装，先后组建麟游常乐游击队、礼泉游击支队和乾县武工队等地方武装力量。

　　余政是汪锋1946年夏派到西府眉县恢复组织、组建游击武装的。按照汪锋的交代，余政到眉县后，先与1943年打入敌人营垒，时任眉县三青团干事长的共产党员李骥德接头。李骥德的身份和任务是搜集情报、以公开合法身份掩护当地中共组织活动，但不直接与地方组织发生联系。余政在李骥德的掩护下，担任了眉县三青团干事。他在协助李骥德搜集情报，秘密送往马栏汪锋手中的同时，恢复了王配言等同志的组织关系。不久，汪锋先后派马德和眉县籍共产党员张衡、赵乃鼎、汶鹏(汶湃)、庞生春等回县建立乡组织，组建武装，开展斗争。9月中旬，中共眉县工委在横渠镇成立，马德任书记，余政任副书记，张衡、庞生春负责组织，汶鹏负责统战工作。

　　为了打开工作局面，站稳脚跟，根据汪锋事先安排，首先抓好武装组建工作。他们以地下党员为骨干，团结进步青年，改造武彦昌的“非法武装”，组建武工队。

　　武彦昌曾因枪杀眉县恶绅、县自卫队分队长陈芳彦而遭当局追捕。为了求生，陆续纠合起30多人，组成一股“非法武装”，与当局作对，劫富济贫，利用秦岭北麓浅山丘陵，河谷沟岔，密林丛草掩护，四处奔波游荡，坚持七八年之久。县工委与武彦昌取得联系，多次商谈，而渴望寻条出路的武彦昌愿意与共产党合作共事，终于达成收编共识。收编后，县工委掌握这支武装，横渠成了眉县共产党活动的安全区域。在这支武装的掩护下，眉县中共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

　　“荫蔽精干”时期，随赵伯经一起进入边区的十七名麟游籍共产党员，经汪锋和教导团团长赵伯经研究后，于1946年6月派他们陆续重返麟游，组织游击武装。返回后，他们分别组建起麟(游)扶(风)岐(山)武工队和乾县武工队，在麟游和乾县山区开展武装斗争。

　　1946年12月，汪锋先后派李苏林、穆文清、穆彦龙、周斯瑞、穆志杰、穆明、周全舟等到蓝田东川发展地下武装，他们与当地的穆俊杰、穆志远、刘堂印等一起组建起一支游击队。5月，汪锋又派刘安华、祝彦平(一说祝彦虎)、穆继曾等人从马栏回蓝田许家庙，重建游击武装。他们按照临别时汪锋的交代，一面寻找隐蔽在东山一带的游击队员，一面与霸龙庙乡保安队队附杨天智联系，转达汪锋要他利用合法身份，购置枪支弹药，为重建游击队作准备的消息，八九月间，终于建立了蓝田县游击队蓝洛支队。

　　长安、柞水两县南北相连，地处西安正南方向，秦岭雄峙中间，是豫鄂两省通往关中腹地的前沿要冲。为了配合李先念率领的中原突围部队在陕南开展游击活动，创建豫鄂陕根据地，陕西省工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长、柞地区党的工作基础上，建立起长、柞工委和游击武装。1946年六七月间，西北局就指示陕西省工委建立中共长柞工委，7月底前后，汪锋、赵伯平和前来陕西省工委加强工作的西北局统战部长张德生一起研究决定，派严丕显、李浩等前往建立中共长柞工委。8月初，长柞工委正式建成，严丕显任书记、李浩任副书记，隶属陕西省工委领导，李志中、张鸿泰、师谦任委员。主要任务是组织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活动，接应中原突围部队。建立起一支40余人的长柞游击队，李志中任队长，在秦岭地带的陈家沟、大荆坪、汤房街、上桥桥口、行者桥等地建立了10多个联络点，在伐木场、大峪口、大瓢等处，开辟了活动据点。游击队为中原部队筹集粮草，安置伤员，传送情报，配合了豫鄂陕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