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土地革命战争到解放战争开始，中共陕西地下党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在全省范围内，开辟了纵横南北东西的若干地下交通线，六七十个秘密联系点，这些交通线和联络点，有时有些可能被敌破坏，特别是1933年7月袁岳栋、杜衡叛变后破坏更为严重。但是，有破坏就有重新开辟和建立，始终生生不息，从不间断。

　　从20世纪30年代初就进入中共陕西地下省委，领导军事和统战工作的汪锋，在开辟交通线，建立联络点工作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汪锋负责领导国统区地下党工作，又开辟了多条秘密交通线，建立了若干联络点、交通站。

　　1939年春夏，蓝田地下党所处形势逐步恶化，中共蓝田区工委书记屈光身份暴露。8月，汪锋代表陕西省委通知商(县)洛(南)特派员王力来蓝田传达省委“荫蔽精干”工作的指示，安排中共康禾村支部书记赵子和为区工委副书记，负责区委主要工作，以减少屈光的活动。先后派严丕显、袁健、李廷弼、程远等10名党员到蓝田隐蔽工作。同时，王力按照汪锋的吩咐，由赵子和在鹿原地区建立地下交通站，接待和联络陕南各地来往陕北边区的地下党员和抗日分子。这个交通站，建在鹿走镇(吴村庙)，对外名义上是个中药店铺。还在西安东关仁太和药店建立了地下联络站，由党员陈志正负责以上两个站的工作。

　　鹿走，是白鹿原上的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交通不便，又与灞水相隔，国民党蓝田政府往往鞭长莫及，反而成为中共地下党活动的理想区域，自大革命以来，白鹿原成为陕西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共组织建立较早的地区之一。

　　1940年1月，中共蓝田县委在康禾村恢复，王力任书记。这年6月下旬，巩德芳、薛兴军等除掉商县反对抗日顽固分子冯麟生一伙后，国民党商县当局疯狂追剿抗日分子，中共商县县委在当地难以立足，汪锋通知王力积极营救，先将商县县委转移蓝田县境内，或实行异地领导，或进入边区。商县县委成员和部分党员来到鹿走药店。隐蔽人多了，外地口音杂了，容易暴露，赵子和和商县县委商量后，以收购药材为名，将一些人员派出去，疏散开来，又通过举办党员训练班，由陈志正、阎毓华负责，为商县县委筹集武器和活动经费，建立商县游击队。1942年春，交通站先后接送掩护巩德芳去马栏，巩德胜和巩全林由马栏来蓝田。

　　1942年10月，汪锋通知商县县委转移马栏，县委却想在转移之前回商县对顽固势力进行一次打击，不料，叛徒告密，县委书记王连成和委员巩德胜被捕遇害，蓝田地下党组织也完全暴露，国民党蓝田当局对白鹿原地区进行大搜捕，谢维杰、王化堂、王缠柱、王振杰、王登基、郝秉均、周宝航七名共产党员先后被捕，陈志正离开蓝田隐蔽，赵子和调往省委，蓝田县委停止了活动，药店随之停办，交通站名存实亡。

　　1944年10月，汪锋把正在马栏“德记店”柳林分店任经理的李世华叫去谈话，派李回家乡商县麻街建立联络站。汪锋对李世华说：“麻街自古以来都是个交通咽喉、关卡和要冲，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出进边区来往陕南的同志越来越多，在麻街建立个地下交通站，就便于接送掩护来往同志。因此，地委几位领导商量认为，派你回去比较合适，你是那里人，情况熟悉，只要广交朋友，利用关系，就能站稳脚跟，做好这项工作。”李世华，这位当年麻街一带的草头王，在汪锋的关照下，经过两年半革命熔炉的熏陶，已经成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了，他对于曾经崇拜过的“王均治”、又是自己革命引路人和直接领导人汪锋的谈话心领神会，二话不说，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为便于开展工作，汪锋还从教导团为李世华物色了另外两个人，一同前往。这两个人便是王治邦和赵文杰。

　　他俩和李世华一样也是麻街人。领受任务后，王、赵先行一步，回麻街察看了解一下情况，然后李世华绕道而行，先回到洛南县。王治邦、赵文杰回到麻街将情况一分析，认为麻街形势依然吃紧。三年前，胡宗南第八师对李世华的通缉令还未撤销，“旧账”在案，麻街一时不好回去，必须另寻办法。这时，胡宗南新一师师长、西荆公路守备司令谢辅三随师部驻在洛南石坡，主宰着商洛五六个县军政大权。随后，三人把主意打定在谢辅三身上。谢辅三驻防商洛，也在笼络利用商洛各方势力，李世华在麻街甚至在商洛北部一带也小有名气，曾被谢辅三看中过，只是遭通缉后，李世华的名字在谢辅三的脑海里渐渐消失。这一次，李世华兜着牛胆去找谢辅三，主动把第八师通缉自己之事说与谢辅三。人常说，最亲的人是亲娘，最感动人的是真心话。谢一看李世华心胸如此光明磊落，态度如此积极诚恳，连说：“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不必再提了，从今往后好好干就是了，别处不想去，在我这里干不也是一样，八师那里我可以给打个招呼。”

　　就这样，谢辅三留李世华在警卫连，不久谢部开往山西，李世华借故跟着新一师留守处去了郑州，之后又辗转回到麻街，这已经到了1946年的2月。凭借着谢辅三的余威和自己以往的关系，经多方周旋打点，李世华搞到商县一个空头“参议”和一个空头保安团第三营营长的合法位子，常驻麻街，招兵买马，延揽人才，很快有了势力。

　　有了这个“参议”名分和保安团营长的职务和实权，李世华把麻街辖区的乡长、保长进行了一番调整，亲自选定安排王治邦、赵文杰等几位“亲信”，把汪锋布置的建立秘密交通站、联络点的事情落实了，还成立了中共麻街支部，李世华为书记。汪锋、赵伯平还先后派出了一批批同志前来帮助工作。麻街成了李世华的天下。

　　1946年元旦这天，汪锋在陕西省工委机关小灶特地准备了两桌比往常较为丰盛的饭菜，设宴款待和欢送前往国统区的权秉华、尹省三、韩夏存等十余位干部，这些出边区的干部，主要任务是唤醒“睡眠”同志，恢复组织，展开活动。而权秉华和尹省三还有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恢复重建东府一带的交通线和联络站(点)。

　　1月3日，这十余干部从马栏陆续出发。这一天，纷纷大雪覆盖了马栏周围的山丘坡原，这是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天气异常寒冷，十来个人陆续在大雪天越过了封锁线，深入国统区。

　　要在渭南县早点确定立足地点，必须在学校放寒假之前赶到渭南，否则学校一放寒假，利用学校作为立足点的机会就失去了。权秉华冒着大雪，通过封锁线，不几天就回到渭南桥村小学，化名“权建忠”，以小学教员身份作掩护，领导渭南地下党活动，建立了中共渭南县工委，这已是汪锋第三次派权秉华回渭南恢复组织了。6月下旬，中原突围开始，中共中央指示陕西省委要在渭南、临潼、富平、耀县、蒲城、白水等建立地下交通线，以保障陕甘宁边区和陕南商洛一带来往人员物资的畅通无阻。为此汪锋通知权秉华迅速开辟一条从渭南县大王镇以南的南坡村，到渭河以北固市镇一带，再北通临潼、富平、耀县等地的地下交通线和若干个联络站(点)，物色一批十分可靠的交通联络人员。权秉华接到任务，立即着手选择交通线和联络站的合适地点、环境和可靠人员。同时还做了几手准备，一旦交通线发生意外，能够很快将人员物资安全转移到另外一个安全地方。权秉华与县工委成员商量后决定：交通线以南坡村刘正印家，刘柴沟张林森家，曹家庄张守仁家，严峪村王战功家，冯堡子村冯照荣家，苌沟小学，阳郭镇刘志道家酿酒坊和西耿村权秉华家，南滩村田转英家，炭村刘庄刘福全家，西板桥村左天恩家，桥村马小军家12个地方为地下交通站，沿着这些交通站，形成一条地下交通线。渭河渡口，国民党布有重兵、稽查和特务人员，是最难通过的地方，也是交通线的最难点，最后也是畅通无阻。

　　权秉华和渭南县工委之所以选择这些村庄和人家作为交通联络站，形成一条地下交通线，其理由主要有三点：

　　一是南坡村以北联络点大部分居渭南大王区。大王区地下党区委书记张守仁有能力、有魄力，遇事处置有方；区委班子健全，工作活跃；有党员30多人，既有农民党员，又有知识分子党员，还有掌握武装的党员，有些党员还任副乡长、会计、乡丁和保长。

　　二是大王区委统战工作很成功。马峪乡乡长王德民，大王镇北庄村人，原是二十六路军回乡军人，参加过北伐，一身军人气质，有勇有谋，建有一支私人武装，多年威震大王一带，控制着国民党大王区、乡、村政权，人称“马峪王”。既是一个真正的地方实力派，又是一位爱国民主人士，上下交往人士颇多。而他的弟弟王汝昭则是汪锋直接领导的杨虎城十七路军中共党员。西安事变期间成立独立旅时，王汝昭任李锦峰独立营三连连长，移防耀县，参加清除雷天一。独立旅改编五二九旅时，独立营改编为一七七师辎重营，王汝昭任营附，之后，驻守黄河西岸，1938年8月，到达中条山前线。在此，汪锋曾派特派员杨信与王汝昭联系，布置统战工作，此后几年，王汝昭先后任一七七师一〇五七团营长、五三〇团副团长、团长，一直战斗在抗日前线，参加指挥了著名的虎牢关战斗，得到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的器重和信任。后因身份暴露回到渭南大王家乡，稍住几天，1946年6月，便和妻子王力一起去马栏陕西省工委，向汪锋汇报工作。这时，正是汪锋指示权秉华和王德民联系开辟秘密交通线一事。汪锋即让王汝昭向其兄写信，支持权秉华的工作。王汝昭慨然应允，致兄书信一封，汪锋派交通员王毅速送渭南，交给权秉华。信中大意为：“兄：我已顺利地到达目的地了，请全家人放心!现托人和信面谈有关事情，请尽力帮助……”权秉华收到信后，非常高兴，凭着这封信，可以与王德民联系。权秉华先让王毅看看王德民阅信后的态度如何。王毅和王德民早已相识，王德民一看其弟来信，甚为高兴，两人相谈甚欢，诚恳表态，愿意帮助共产党工作。王毅回头向权秉华汇报后，即返回马栏，向汪锋复命。权秉华和渭南县工委商量后，决定由大王区区委委员王战功去和王德民具体联系、协商。在王德民的支持帮助下，加之王汝昭这个“国军”团长身份在大王一带妇幼皆知，秘密联络站建立也比较顺利，王德民确实起到了别人替代不了的作用。

　　三是渭南县有许多地下党员已经打入国民党渭南党、政、军、宪、特系统中。比如王志诚、冯照荣打入渭潼警备司令部，分别担任稽查处副处长和稽查长；赵全壁打入渭南县政府任军事科科长；王恩太打入渭南县政府民政科任保甲指导员；李仲实打入渭南县田粮处任调运科科长；张杰打入辛市乡乡公所任副乡长；王战功打入大王乡乡公所任副乡长；刘正印打入马峪乡乡公所任警卫班班长；李彦龙打入信义乡保警队任副队长。同时，还有孙敬堂、杜凤歧、靳志云、刘志儒、王普瑞、苌忠孝、王国栋、田钧瑞、宋维俊、郭天赦、傅忠照、谢庆忠、全定谋等，先后打入国民党县、区、乡政权系统，掌握了一定武装，结交了一些地方实力派人士。与此同时，权秉华和县工委还安排了一批党员采取一对一的办法，保证做好一个当地非法武装头目、地方实力派或有影响人士的工作，取得这些人的信任，当好这些人的好朋友，保证这些人不说不利于共产党的话，不做不利于共产党的事，使他们成为共产党的耳目、义务情报员、联络员。

　　和权秉华一起由汪锋宴请送行的尹省三(卫平、魏平)从马栏回到临潼，恢复整顿党组织，成立了中共临潼县工委，尹省三任书记，郎瑞亭等任委员。在整顿恢复组织后，尹省三即同县工委一起，恢复建立临潼地下交通线，建立联络站。

　　临潼地下交通线，是经过历届陕西省委努力，搞得最出色的交通线。1935年春，刘少奇由陕北瓦窑堡去北方局工作，2月15日，途经临潼，住在栎阳镇徐杨村杨宜翰家这个联络点，三天后从临潼乘火车前往华北。

　　杨宜翰是1930年入党的共产党员，1935年，他是一个掌握有200多支长枪、六七十支短枪的地方武装实力派人物，后来在谈国帆、王志温的领导下，建立“地下兵工厂”，为革命造枪，枪支数量大增，可调动枪支达1000多支。抗战期间的1939年10月，杨宜翰部下一仵姓卫兵投向国民党，暴露了杨和中共上级派来的地下工作领导者毛瑞甫的行踪。20日夜，杨宜翰和毛瑞甫正在栎阳镇一商店商量事情，遭到国民党临潼当局纠集的五六个匪徒的突然袭击，未及防备，毛瑞甫身中数弹，当即牺牲，杨宜翰闻枪躲藏还击，行凶者遁逃，此为临潼的“栎阳事件”。杨宜翰虽逃过一劫，事件后受惊染病，第二年11月逝世。

　　栎阳事件后，临潼还发生了“张锋伯事件”、“江洪王智德事件”、“赵庄子事件”、“交口事件”以及1944年春国民党大规模的“清匪”、“清乡”。临潼地下党受到严重破坏，一部分共产党员被捕杀害，一部分进入边区，一部分隐姓埋名，逃离他乡，还有一部分打入国民党内部，以公开合法职业掩护，地下交通线破坏严重，临潼境内的交通线成了有线无站，有站无线，与渭南、富平、西安等地交通线成了断头线。

　　汪锋派尹省三回临潼后，恢复重建了南从渭南大王镇以北的铁炉、马额、零口等镇，以及临潼县城到渭河以北的交口、栎阳、雨金、阎良等镇和聚合、老仵等村庄的联络站点，接通了南与蓝田，东与渭南，北与富平，西与西安的秘密地下交通线。在西安灞桥，有汪锋指示原特务二团团党委书记张一平建立在自己家的交通联络站。富平地下党组织也建立起县城至封锁线附近的洪水头交通站，巩固了三原洪水乡赵家村赵西秦家、礼泉县大路乡康子安家等联络点。汪锋安排布置开辟的地下交通线，打通了北边的陕甘宁边区和南边的豫鄂陕边区的地下通道，巍巍秦岭、滔滔渭河天堑，也无法阻挡两个边区的地下来往。通过地下交通线、联络站(点)，输送了大批干部、物资和器材，别的不说，汪锋、王力、刘庚、秋宏等就是通过地下交通线，从马栏到了豫鄂陕边区。中共中央原军区，中原军区，中原北路突围部队的领导人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戴季英、顾大椿等，就是通过地下交通线翻越秦岭，蹚过渭河，路过关中平原，从胡宗南眼皮子底下回到延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