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敷仁遇难脱险，安抵边区。可是，杜斌丞一直遭特务监视，失去自由。杨明轩已被列入黑名单，还有武伯纶、王维祺、张光远、郑竹逸等民青社主要成员，被特务紧追不舍，人身安全危在旦夕。陕西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人民教育家王尚德所在渭南赤水农校和家庭周围，特务日夜盯梢、跟踪，时刻会遭毒手。

　　陕西省工委在营救李敷仁的同时，也决定护送上述知名人士撤离国统区，进入边区，汪锋对此作了周密安排布置。

　　当韩夏存和张老汉、康振西护送李敷仁过了泾河，到达大盘，三人分手时，韩夏存赴西安就是为了完成汪锋交代他的这一任务。

　　韩夏存到西安，向杜斌丞、杨明轩、王维祺等人转达汪锋意见后，杜斌丞先生一方面表示他不进边区，另一方面却极力说服杨明轩尽快离开西安，进入边区，杨明轩也一再推辞。杜、杨不愿离开西安，其余民青社成员，也不愿离开。其实，王维祺的处境也相当危险。

　　王维祺不但是《文化周报》的主编，而且社会公开身份是陕西省建设厅的视察员。李敷仁遇害之前，老关庙街4号他家周围就有特务盯梢，跟踪他的行踪。5月5日他去咸阳寻找看望李敷仁，返回西安，再未去建设厅上班，也不在社会上露面，此时的建设厅厅长屈武去了新疆。5月11日，王维祺和李敷仁在三岔路口分手后回到西安，听说陕西省主席祝绍周5月7日就向代行建设厅厅长职务的徐企圣电话询问王维祺下落。徐企圣派人事科长毛惕安去祝绍周处汇报，打打圆场，毛谎称王维祺已于半个月之前辞职而去，祝绍周只好作罢。王维祺得知祝绍周对自己紧盯不放，列入黑名单，也不敢在家中居住，只得东躲西藏。与韩夏存再次见面后，王维祺便回了兴平县老家，以便摆脱特务纠缠，8月，王维祺由兴平县启程进入边区，韩夏存在西安征询杜、杨等人意见后，即返回省工委向汪锋汇报。

　　杜斌丞和杨明轩之所以不愿离开西安，进入边区，蔑视国民党当局绑架、暗杀等罪恶手段，这是因为他们都具有为民主自由解放崇高事业而奋斗的献身精神。

　　一向被中共一些人士誉为“杨虎城幕僚长”、“党外布尔什维克”的杜斌丞，从1942年起，就着手组建西北民盟，并三次到重庆、成都、昆明、桂林等地，与盟总及西南军政、教育、文化各界民主人士取得密切联系，使西北民主运动配合着全国民主运动有计划地广泛开展。他对发展民盟盟员的条件，明确提出“三不反”原则，即不反苏、不反共、不反人民，使西北民盟保持了高度的政治水平。他利用西北民盟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接近的有利条件，坚决依靠中共，与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蒋介石对杜斌丞的言论和行动，对其在西北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深为不安，采取一打一拉，边打边拉的手段，妄图使其就范。1938年，蒋介石曾采取利诱拉拢手段，指示胡宗南亲自登门杜家，许以军事委员会参议名义，酬赠高薪，杜斌丞一概拒绝，不做国民党的高官。

　　后来，蒋鼎文又派他的总参议李家鼎去杜家看望，馈赠巨资，杜斌丞婉言谢绝，分文不纳。

　　蒋介石在“拉”的同时，又祭出“打”的一手。

　　对于杜斌丞的个人安危，除汪锋代表陕西省工委多次催促，并安排他尽快回边区外，中共中央、西北局一直惦念和关怀着，多次建议、催促他回边区。

　　1945年1月3日，西北局书记高岗致电中共陇东地委书记段德彰，转告在陇东临时工作的西北局副秘书长曹力如，尽快找杜斌丞随员杜良明，告知杜斌丞，中共地下组织获悉国民党陕西军政当局阴谋密捕杜老的情报。正在陇东庆阳的曹力如即起程前去固原(今属宁夏)，与前来高桂滋十七军军部的杜斌丞秘密会晤。①

　　1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对蒋介石的新年文告发表时局宣言，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召集党派会议，产生战时举国一致之政府”；“开放党禁，承认各党派公开合法地位，并立即释放政治犯”；“废除特务及劳动营一类纯粹法西斯之组织”；“全国一切派系不同之军队，应本平等待遇之原则，统筹装备、给养、训练、补充之公平”。

　　16日，高岗又致电段德彰：“据确悉，蒋令胡宗南立即逮捕杜老斌丞就地适宜处理，望立即派一可靠同志绝对秘密地化装出去，通知力如转告杜，劝杜无论如何立即与力如一同来边区，以免遭暗害。力如最近有无消息及情况望立即电告。”②

　　杜斌丞在固原停留一个月，主要是在国民党第十七军军部，对军长高桂滋、副军长高健白进行统战工作。

　　曹力如与杜斌丞几次密谈之后，杜义正词严地表示：“就个人安全上着想，当然是到延安去为上策。但是，就革命的意义上着想，就要考虑在哪里工作的价值更大。我们不应当只顾个人的安全而忽略了对革命贡献的价值。”“解放区的政治工作固然重要，但蒋管区的民主运动尤为重要。来日的奋斗，将要日益艰苦，个人牺牲的命运随时要来临的。不过我们多活一天，就要多负一分责任，到了不能活的时候，那就为民主而死，这是极自然的。我们防范小人暗算是为了多尽责任，并不是为了苟且偷生。现在的民主运动已经高涨起来，人民的力量是不可侮的，乌云遮不住太阳的光芒，我想那投降帝国主义的儿皇帝不敢把我怎样。”③他的这一席话真是义正词严，令人感动。

　　2月8日，高岗又致电中共三边地委书记王世泰、副书记高峰：“请派人告曹某关于蒋介石手令胡宗南逮捕杜老事。”“请曹立派妥人将此消息转告杜老。”④曹某，即驻三边国统区新编第十一旅代旅长曹又参，系中共统战对象。

　　2月15日，中共陇东地委书记段德彰致电高岗：“西安确悉，本月初因民主问题，蒋令胡宗南立即逮捕杜斌丞就地适宜处理(此令曾有同志看到)，闻杜本人现在固原高桂滋处”。⑤

　　2月20日，周恩来、毛泽东在延安接见前赴甘肃河西武威第三集团军赵寿山处的医务人员张归仁时，毛泽东指示张路过西安时，请约见杜斌丞、杨明轩，转告杜、杨先生：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历史任务已完成，请回陕甘宁边区”。⑥

　　2月27日，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周子健，电报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杜斌丞已于23日返西安，高桂滋也陪同来此。”“孙(蔚如)事前曾向胡宗南询问当局之主见，胡担保无事。”⑦即无加害于杜先生的意思。

　　3月某日，杜斌丞与杨明轩听取王维祺考察重庆、成都抗日民主运动发展情况的汇报，指示加强民主青年的发动与组织工作。

　　4月，在汪锋的关心、支持和领导下，西北民主青年社在西安成立。

　　杜斌丞不但是民盟西北组织的创建者和主要的领导者，西北民主青年社的倡导者和实际组织者，而且还是民盟西北组织核心——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西北组织的创建者和领导者。

　　杨明轩是陕西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人，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就学期间，参加过五四运动。1927年春夏，担任以于右任为首的国民党联军驻陕总部教育厅长，陕西著名教育家。西安事变前的“西救”负责人，与“东救”负责人车向忱并肩作战，领导西安地区的爱国学生运动。他协助杜斌丞使西北民盟各项工作开展得坚实而有成效。1945年至1946年，屈武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期间，在陕逗留时间断断续续，以后又协助张治中处理新疆问题而离开陕西，杜斌丞又常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行动受到限制，杨明轩往往是勇挑重任，成为西北民盟工作的实际主持者。

　　1945年8月中旬，汪锋曾布置和派遣中共关中地委调查站联络员王国到西安，向杜斌丞和杨明轩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政治形势和关怀他们的人身安全的意见，并交代杜进边区，可由中共接送。杨明轩也劝杜接受汪锋的安排，杜仍然不回边区，坚持与杨一起领导西安的青年民主运动。

　　王国见杜后被西安特务逮捕，经李茂堂营救出狱回马栏。杜斌丞去了陇东平凉，会见民盟甘肃组织领导人任谦、吴鸿宾，告诉任、吴二人：“要走共产党的道路，联络各方人士，特别是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人士，开展工作。”

　　1946年3月上旬，孙蔚如赴重庆出席国民党三中全会，蒋介石在孙面前对杜斌丞多有诋毁。孙曾托王菊人转告杜斌丞，主张杜“暂离西安徐图后举”，杜当时以工作关系，不愿离开。

　　与此同时，他还派他的堂弟杜理丞赴东北，去做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的策反工作，因为他们同为陕北米脂县城杜氏本家。

　　4月1日，汪锋指示吕剑人，以中共陕西省工委统治部的名义，向上汇报西北民盟“改组”后的情况：这次改组，鉴于“杜斌丞为总盟常委，兼军事考察团及政协会顾问等职。杜返西安后，西北民盟组织，有所更动及调整，杨明轩为总负责人兼组织，王菊人为秘书兼军事，成柏仁负责宣传，郑伯奇负责文化，韩兆鹗负责交际，新设青年部，由李敷仁负责，武伯纶负责组织，王维祺负责宣传，并已有交通员一人”。

　　蒋介石挑起内战迫在眉睫，对民主人士的迫害逮捕和监视也在日趋加剧。

　　此时，赵寿山从甘肃武威第三集团军总部返回西安，汪锋指示省工委驻西安调查站站长吴伯畅与赵联系，请赵出面，说服杜斌丞和杨明轩回边区，赵寿山此时也有此意，即满口答应。

　　此后，赵寿山先在甘露巷家中与杜面谈。赵对杜说：“杜兄，长安虽好，但绝对不是你久居之地，赶快迁到别的地方。西安僻陲西北，就不如大都大邑好隐蔽呀!你若不走的话，那目标就太显亮。我以为，毕竟站在有风处、风大处，还感觉不到有风嘛!而偏僻阴暗的地方，甚或门缝、窗孔中的小微风，一吹到人的身上，就会引起严重的感冒。”杜斌丞听了则满面笑容，捋了捋胡须一连说了几个“不要紧，不要紧”!⑧一天，赵、杜相约同在第三集团军驻西安建国路信义巷办事处相谈。赵寿山又提起在甘露巷家中的话题：“杜兄，你坚持不走的原因我判断，在你的思想中是依靠三座大山，所以说才不愿离开西安。这三座靠山：一是杜聿明；二是军队中有朋友；三是西北地区的民众。我分析，这都不是坚固有力的石山，而是无力的雪山。先说杜聿明吧，人家是为他的主子服务的，唯他的主子命是从，而绝对不是你家顶门杠子和看门的狗。其次，你在军队中固然有很多朋友，但你就没有考虑到，人数虽多，而其中哪一个朋友是能够真正地、负责地、挺身出来给你卖气力呢?又是无力的雪山。第三再说西北的民众。在人家的心目中只认枪杆子，他们才不管民众不民众哩。假使你现在完全依靠这些雪山，其结果，非失败不可，所以我还是希望你早点走开为是。”⑨

　　赵寿山的话很实在，语气很重，似有点挖苦，只有知己者才能说出这样的知心话来。杜斌丞听后回答说：“猪烧肘(祝绍周)不过是个小鬼，能奈我老杜何!”⑩

　　不久，赵寿山和夫人又约杜斌丞在天赐楼饭馆二楼雅间聚餐面谈。赵旧话重提，催促杜斌丞离开西安。赵这次说话虽声小调低，但话语更加沉重、尖锐，甚至更加挖苦：“杜兄啊!我几次劝你走，而你总是不听，也罢，我也没有啥办法了。将来人家要你的头，希望你死得‘光棍’些，不要窝囊，别给陕西人丢人。到那时，我只能回来给你收尸了，开追悼会，送花圈。”听了赵寿山的一番善意的“挖苦”，还有在座其他友人的相劝，杜斌丞仍然很坦然，一边起立一边请赵寿山夫妇和多位朋友举杯：“放心吧，对事物的向前发展，我们不要看得太悲观了。没有什么关系，请大家喝酒。”这一下，席间再无人谈及此事。

　　正如赵寿山所言，4月18日，杜聿明在东北指挥10万大军，进攻四平，5月18日占领四平。

　　此时，杜斌丞住宅王家巷附近有特务监视其行踪，民盟中央王昆仑托人从重庆给杜斌丞带来一信，以组织名义劝杜暂时离开西安，以保安全。杜对王的来信很感动，但又说：“如果为着个人的安全离开西安，那目前所担负的这一摊子工作，又将交给谁呢?”

　　汪锋一直关注着国民党特务暗杀民主人士的情报。4月25日，汪锋给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秘书长张德生的电报中提到：

　　三青团传出，特工将统一于戴(笠)系，以我党为中心，进行暗杀政策，其次以民盟为对象。近又从军官总队调数十人训练为特工，分布西安，腊月捕去西安女中学生刘(喻)、索蕊(非党员)。(11)

　　营救李敷仁的韩夏存，根据汪锋的事先安排，将后一段路程护送任务交给张老汉，他来到西安，说服并接杜、杨二位进边区，但是，杜、杨二位坚决不离开西安，韩夏存实无办法，只好回省工委向汪锋汇报。

　　6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任弼时根据汪锋的报告，致电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处长周子健：

　　因西安环境险恶，可请杨明轩与吴伯畅妥商秘密进边区办法。杜(斌丞)如还能在西安立足可不必来，但杜欲来则与杨(明轩)同来。(12)

　　7月11日，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击杀于云南首府昆明街头，15日，另一位民盟中央委员闻一多，又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主持李公朴追悼会的归途中。噩耗传到陕西，人们都为杜、杨二位的安全更为担忧。汪锋即派韩夏存再次来西安，接杜、杨二位进边区。

　　韩夏存来西安后，和吴伯畅一起分别向杜斌丞、杨明轩转达了汪锋代表陕西省工委，请二位进边区的意见。杜在甚表感谢的同时，却说：“李公朴、闻一多代表的是真理，强权并不能毁灭真理。我们只怕没有人来发扬真理，并不怕蒋介石毁灭真理。”(13)

　　韩夏存只好负责护送杨明轩回边区。他们原拟定好从同官方向进入边区，但上火车后发现有特务跟踪，途中在三原车站下车，去县城邓宝珊家中小住，再折返回西安，住在赵寿山女儿赵铭锦家里。7月19日晚，杨明轩由赵寿山的副官袁继启护送，韩夏存扮作杨明轩的儿子，暗中陪同，乘火车离开西安，在兴平车站下车，由韩夏存护送，经过康子安家，由康安排，又骑上送李敷仁的那头小毛驴北上。汪锋又安排通过董策丞防区进边区。25日，杨明轩到达马栏，受到汪锋和省工委人员的欢迎。8月7日，汪锋派警卫人员，护送杨明轩继续北上，13日到达延安，受到中共中央、边区政府的热烈欢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等先后会见了杨明轩。

　　8月10日，汪锋前赴陕南。

　　8月17日，西安情报处处长王超北电报中央：“据杜清同志告：军统将陕西名流及教育界进步人士和十七路军退休军人：张翔初、杜斌丞、成柏仁、杨志廉、李虎臣、王菊人、杨明轩等百余人列入要加害的黑名单。”这位“杜清”，即西安情报处副处长，公开身份为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陕西调查统计室主任李茂堂。

　　1947年3月18日，蒋介石密令胡宗南和陕西省政府主席兼全省戒严总司令祝绍周：“杜斌丞、白伯英、王菊人等通匪有据，速即查办。” 蒋的这个密令，王超北通过李茂堂得悉后，即当面转告杜斌丞，杜没有接受王超北的忠告，决心迎接蒋介石的挑战。

　　3月20日下午，也就是胡宗南进占西安的第二天，西安市警察局长萧绍文，根据祝绍周密令，派特务警察200余人，栽赃陷害，以“贩毒”之罪名将杜斌丞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王菊人等。10月7日，杜斌丞于西安玉祥门外英勇起义。

　　汪锋在营救李敷仁接送杜斌丞、杨明轩的同时，还派权秉华去渭南，安排接送王尚德进边区事宜。早在1946年初，权秉华被派前往渭南时，汪锋就指示杨克和权谈话，要权向王尚德转达省工委意见：“鉴于王刚出狱，如果在地方上站不住脚，请即速回省工委。如果能站住脚就和杨明轩等人联系，搞民盟工作。”

　　王尚德当时表态说：“可以站住脚，暂不回省工委。”权秉华通过交通员王毅，将王尚德的意见带回省工委，汪锋同意了王尚德的意见。

　　6月，鉴于李敷仁被害一案发生，汪锋通知在渭南大王镇地区建立交通站的权秉华，向王尚德转达“离开渭南，进入边区”的意见。王尚德正忙于赤水农校事务，处理渭南集成、振兹两个小学的人事安排工作，这关系到渭南地下党的活动安危问题，而不愿离开。8月13日，渭南县三青团和军统驻渭南县调查站，派十余特务，把王尚德杀害于赤水农校西侧的大路上。

　　①②《杜斌丞年谱》，第361页。

　　③《杜斌丞年谱》，第363页。

　　④《杜斌丞年谱》，第365页。

　　⑤《杜斌丞年谱》，第363页。

　　⑥《杜斌丞年谱》，第365页。

　　⑦《杜斌丞年谱》，第366页。

　　⑧《杜斌丞年谱》，第404页。

　　⑨《杜斌丞年谱》，第404—405页。

　　⑩《杜斌丞年谱》，第405页。

　　(11)(12)《杜斌丞年谱》，第410页。

　　(13)《杜斌丞年谱》，第4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