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8年夏季开始，在国民党当局不断制造反共事件的危急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国共合作抗战的统一战线，中共组织由抗战初期实行的“大发展”政策，初步开始实行“发展中巩固”的方针。

　　12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在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上作出决定：“继续巩固与扩大陕西我党的组织，同时帮助友党的巩固与发展。”同时将已公开共产党员身份的原一七七师一〇五七团团长阎揆要撤出友军，补选为省委委员。

　　1939年4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作出了《关于秘密工作的几个决定》，《决定》指出：“由于抗战的长期坚持，汉奸敌探和反共分子对于本党的进攻和阴谋破坏大大加紧与更系统化。严格地注意党的秘密工作，这是严格巩固党的组织的中心工作。”

　　1940年1月9日，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德生，在省委召开的第三次扩大会议上又作了《关于巩固党的工作报告》，提出了“党的任务是巩固党”。

　　1月11日，中共陕西省委以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名义，向毛泽东、洛甫并中共中央致电，报告了省委扩大会议的三个议程和会议讨论情况以及贯彻意见。三个议程包括：(甲)时局问题。(乙)统战与群众工作。(丙)巩固党。

　　8月1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中央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决定》在肯定陕西党自全面抗战三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一年来，开始了一些巩固党的工作的同时，要求陕西党必须严格执行党的荫蔽精干的政策，加强党与社会及群众的广泛联系，以达到长期埋伏与积蓄力量的目的。

　　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这个《决定》，中共陕西省委于9月上旬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德生向会议作了有关如何做好巩固党的工作报告。省委常委、统战部长汪锋向会议作了《集中力量广泛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长篇报告。9月7日，省委书记杨清(欧阳钦)对会议讨论《中央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作了结论。

　　汪锋的长篇讲话，通篇贯穿一个精神，就是“多交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在统战工作中尽可能地通过交朋友，把自己置身于人民群众之中，置身于社会之中，才能真正地实现荫蔽精干。

　　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自古以来，是流传在人民群众之中的一句口头禅，在汪锋的眼里，却成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最基本的宗旨和任务，也是汪锋多年从事统战工作实践的基本总结和体会。抗战之前和以后，陕西党组织在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过程中，做了大量交朋友的工作，这是陕西党的光荣传统和工作特点，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汪锋本身就是这一工作的长期实践者和领导者。1941年5月，中共陕西省委又作出《关于目前支部工作的指示》，年后，在毛泽东、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导下，做出《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以西北局名义发出，将“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进一步具体化。中共陕西省委按照这个《决定》精神，在缩小组织，减少组织上下联系的同时，两年间又先后调离了几百个暴露的干部和党员进入边区，调换了上百个不称职的干部，审查了20多个县委、县工委2000多名共产党员，清洗了1000多名出党。发现与开除了近百个自首变节和嫌疑分子。据统计，延安整风开始前，陕西支部以上党员干部约1380人，而其中隐蔽在国统区的有86人，占6.2％，减少了40％。整风运动开始后，又减少了一批隐蔽在国统区的区乡一级党员干部。

　　在贯彻执行荫蔽精干政策与策略期间，陕西党从斗争实际出发，对国统区的工作方式方法进行了适时地、巧妙地调整，一律取消地委一级组织，改为特派员制度，在几个中心县区成立中心县委，对隐蔽下来的党员采取了单线、自然、多头、插花、异地等多种领导形式，并让其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甚至对党员提出“不暴露、站住脚即是成绩”，任何“危害隐蔽的事都不能做”，对付国民党的硬办法就是以软的办法相应对，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可以加入青洪帮，以灰色面目出现，丹心素裹，同流而不合污。指示党员还可以“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要把人当人，提防鬼捣鬼”，“广交朋友，少树敌人”，“结交知己，耳目众多，消息灵通”，“做事情，顺乎情理，合乎人情，好人都赞成，坏人难反对”，这些隐蔽的方式方法的提出和运用，纠正了党内长期“左”倾幼稚现象和“关门主义”残余影响，使党员懂得并善于运用公开合法的身份和手段进行社会活动，克服了过去孤独乖僻，不会结交朋友，不会适应环境，不会适应社会，不会适应国民党，而一味地追求大轰大嗡，喜欢显山露水，抛头露面，唯我革命，脱离群众，经常暴露，自己吃亏的现象。此后，打入国统区的党员干部，在统战工作中结交了许许多多各方面、各阶层、各系统、各色各样的朋友。其中有国民党党政机关中的公务人员、保甲人员，还有地方士绅、知名人士，地方民团头目以及军、警、宪、特人员等。汪锋不仅和孙蔚如、赵寿山、李兴中、陈志坚等原十七路军的将领、旅团长保持着友好关系，还和陕西当局的五六个保安团长以及一些退伍在乡军人保持着朋友关系，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出现了新特点，呈现出新局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根据汪锋1988年和1989年两次谈话记录，为汪锋整理出《抗日战争时期陕西省委工作回顾》一文，其中这样写道：“1942年元月，省委在马栏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关于进一步贯彻执行荫蔽精干政策的指示精神，讨论西北局《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我和赵伯平在大会上发了言，会后省委派出干部到各地传达西北局和中央文件精神，或将有些干部调回省委学习，如西路的吕剑人，沿河的王俊。这一时期，我们按照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将暴露身份的党员调回省委机关，没有暴露的隐蔽下来，在敌人营垒里交朋友，从而使这些党员从没有职业转变到有职业，很多共产党员有了公开的合法身份。一批党员打入敌人的保甲、民团、县党部，担任了联保主任、民团团员等。如张中涛、李骥德，分别打入临潼、眉县国民党三青团任书记长，这样不仅保护了自己，也掩护了党的组织和同志。虽然隐蔽后与省委减少来往，但关系仍在，必要时省委派人出去传达文件、指示，或叫回边区学习。虽然也有个别党员遭敌逮捕，但由于严格执行秘密工作纪律，这些同志大多没有向敌人屈服，没有暴露党的组织，有的甚至牺牲。虽有个别跑掉或自首的，但对党组织没有带来多大的破坏。”

　　汪锋的谈话基本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史实。正是由于广交朋友、多交朋友，陕西地下党工作虽然险象环生，但与群众患难相交，广泛联系，往往就能摆脱困境，绝处逢生。

　　1939年7月，国民党教育部控制了设在陕南汉中的西北联大，用肢解的办法将部分学院从西北联大中分离出去，西北联大改名为西北大学，只留文理、法商两学院。1941年上半年，汉中警备司令祝绍周为了扼杀西北大学的革命思潮，继续与西北大学反动党团狼狈为奸，迫害进步师生，当年暑期毕业前夕的6月21日，祝绍周竟列出姚文焕等40个毕业生的名单，诬称他们为“奸党活动嫌疑”，一面上报国民政府教育部，一面密令校方进行“个别谈话”。毕业典礼结束后，祝绍周又派亲信对“嫌疑分子”训话。这还不够，祝绍周又把这些“嫌疑分子”拉回汉中警备司令部“谈话”，令其今后不再参加违犯三民主义政治团体，必须找保人具保才能开释。

　　因有六名“嫌疑分子”未去汉中“谈话”，祝绍周认为“嫌疑重大”，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发来专函，勒令对六人“查明报部”，祝绍周派出特务搜查追捕，仅将一位党员靳爱鸾当作六人中的另一位女党员陆玉菊逮捕，其余则一无所获。靳爱鸾将自己的学生证拿出否认自己为陆玉菊，敌特不得不予释放。此时的陆玉菊和其余20多名比较暴露的党员和进步青年，已在西北大学进步师生的掩护下离开汉中，翻越秦岭，北上省委驻地照金，汪锋接待了他们。

　　当他们路经西安时，得到进步同学王建及其兄、姐的大力帮助。王建是西北大学党组织领导的读书会“展望社”文艺学习社骨干，“读书会”是在欧阳钦、汪锋指导下由西北大学地下党组织成立的外围组织，王建之兄王豫成是铁路职工，住西安红埠街，其姐王淑英寡居王豫成家。当时西北大学这批党员和革命青年途经西安时需要找一个联络员，王建即表示：“我是非党(共产党)，也愿意干革命。”于是，将其兄王豫成家作为联络点。当时王建尚未工作，王豫成收入也微薄，又负担二姐王淑英及其儿子生活费用，家境不裕，但他们姐弟三人却心甘情愿，不计报酬，不取分文，为20多人保密，警戒，备茶招待，担当风险。为了大伙吃饭，王淑英偷偷卖掉自己的金戒首饰，王豫成给大伙接济了部分路费，这才使大伙顺利通过西安。后来，王建在国民党兰州贸委会西北办事处西安陇海铁路会计处工作时，继续帮助路过西安去边区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爱国青年进入边区。王建姐弟三人革命事迹当时在省委一度传为佳话。

　　1941年9月，岐山县中心县委负责人孙生贤，以益店小学教员职业为掩护，领导岐山、扶风、武功等地中共地下党工作。不幸，孙生贤过去一位西安师范同级同学叛变后出卖了孙生贤。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调查统计室派岐山籍的一个特务前去侦查孙生贤的底细，这个特务假称买麦子到了益店，因孙生贤已起用化名，改了籍贯，特务没敢轻易下手。但是，据岐山教育界知名人士雷星阶告知，和这个叛徒特务同行者数人，携带短枪，说明孙生贤已被特务盯梢。在雷星阶等党外朋友的掩护下，孙生贤很快撤离回到照金省委。

　　1941年4月，陕东濒临黄河西岸的朝邑县，发生了一名女共产党员英勇机智逃脱囚禁的事件，震惊了国民党陕西警特系统。这位女共产党员名叫张铁镰，即张振文。张曾在西安女子师范学校就学，加入共产党。西安事变期间，张铁镰回乡参加救亡宣传活动，比较活跃，人所共知，毕业后，由省委安排回朝邑打入县党部开展工作，张即先回到本县东街小学任教。她为人善良、直率，结交了不少妇女朋友。敌特机关从张铁镰与同州师范同学的通信中，得知张支持同情同学对当局检查书报发泄不满情绪。国民党朝邑县党部书记长董正宁和大荔县书记长李世芳，手持国民党大荔专员蒋坚忍手谕，于1941年4月3日凌晨2时，在家中将张铁镰逮捕，还对其家和学校居室进行了搜查，指控张铁镰为共产党交通员，关押在朝邑县两宜镇，当即由两个县党部书记长和朝邑县陈县长轮番审讯。4日清早，又把张铁镰押至朝邑县党部，当晚再次审讯，逼张承认“交通员”身份，诬指所搜查出的二三百元钱是“共党活动经费”(实为工资)。张铁镰对指控一概拒绝承认。当晚审讯结束，张铁镰被锁进一间房内，交由朝邑县书记长董正宁老婆看管。当夜，张铁镰谋划逃脱，她假装拉肚子，几次喊叫开门上厕所。5日凌晨，鸡叫两遍，县党部勤杂忙于打扫，开门走后疏于加锁，张即借此机会溜出房间，沉着冷静地走进审讯室，找到审讯笔录和那封与同学来往的信件，藏于衣下，趁机走出县党部大门，跑到一位同学家。同学不在，趁同学母亲买早点时，将衣下藏着的笔录和信件塞进炕洞，即速赶往城门。这天正好是清明节，张被捕时伯母去世，正在行孝穿着白鞋，戴着孝袖，她以出城上坟烧纸为名催促守城士兵打开城门。

　　出城后，张铁镰躲在防空洞内，黄昏时分与赵渡村党员谢瑶见面，落脚在好友李云霞家中。李父早亡，李母寡居，倒也清静无人，便于隐蔽。不料，李云霞的伯父晚上来李母处过烟瘾、说家常，李伯父又是县绅，弄得张铁镰心情忐忑，走留不得。好在晚上10点左右，李伯父被乡公所来人叫去，接听县府电话。李伯父返回后，对张铁镰和李母说：“县政府通知各乡镇、村保注意盘查来往行人，说是要寻找一个20多岁的女共党分子。”张铁镰佯装惊异，说：“大概是外地跑来的，咱们朝邑没听说过有女共党分子。”“全县女人多得是，脸上也没刻字，谁能认得谁是共产党。”李伯父也说，“半夜三更瞎灯失火的，到哪里去搜查。”

　　说完话，李伯父走了，张铁镰和李云霞母女同宿一晚。

　　第二天清早，张铁镰移住沙坡村，这是东街小学同事王师根的家。王非共产党员，和张铁镰交往时间也不算长，但他对张比较钦佩，认为张虽然是女辈，其言谈举止好像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王留张铁镰在家住了四五天，王秘密去同州师范，找张铁镰的同学、好友，为张筹措了路费。汪锋、张德生得知张铁镰被敌通缉消息后，派人去陕东一带秘密寻找，终于由省委交通员韩夏存联系王师根的堂兄，到华县柳枝火车站陪同张铁镰一起上车，辗转返回省委，脱离了险境。

　　张铁镰从国民党朝邑县党部脱逃四个小时之后，敌特才发觉，当即关闭城门，在城内挨家挨户进行一番大搜查。在朝邑至同州的大道上一里一哨，二里一岗，严密封锁，搜查行人，仍一无收获。这件事震动了陕西东府各县，国民党朝邑县县长陈某在县府员工面前大骂下属都是些“饭桶”、“笨蛋”，连个女人都不如。其实他手下并非“饭桶”，也不是“笨蛋”，而是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失掉了民心，失道寡助。

　　张铁镰回到省委后，省委领导欧阳钦、张德生、汪锋等都与她谈过话，对她的英勇机智脱险大加赞赏，给以鼓励，她也向省委写出书面汇报材料，她曾这样说道：“危难时我思考的并不是个人生活琐事，也不是个人生死，而是想到有人民群众、有许多朋友会帮助我逃脱，我绝不能做对不起党的事情。”

　　诸如以上人员的脱险，是在实行“荫蔽精干”政策初期，一些基层组织和党员，对这一政策还理解不够执行不力，容易遭到敌特破坏和逮捕。随着国民党反共气焰越来越嚣张猖狂，“荫蔽精干”政策才一步步得到贯彻落实。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以上组织和党员的幸运脱险，都是得到党外朋友的鼎力掩护和帮助。这也说明1940年9月汪锋在常委扩大会议讲话中强调的广交朋友、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的统战工作思路是符合国统区统战工作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