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8月至9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中着重强调指出，为实现“荫蔽精干”方针政策，必须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在策略上抓紧争取中间势力的中心环节，纠正对中间势力认识不够与要求过高的有害倾向。只有大量争取中间势力，才能更广泛地多交朋友。

　　中央《决定》中所讲的中间势力，是指地方实力派及地方士绅，地方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和下层保甲人员，文化教育界的高等、中等及初等学校广大教职员和文化人士等。

　　对于如何争取中间势力扩大统战工作对象和范围，汪锋根据中央精神，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那次长篇讲话中，从四个方面阐述了争取中间势力的理由与必要性和可行性。整个讲话实事求是，切合实际，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操作性很强，其内容为：

　　其一，在抗战相持阶段，陕西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就大后方的地位来说，陕西是比较巩固的省份，自日军确定南进战略，滇缅通道封闭，西南国际路线断绝之后，西北成为唯一的国际路线，在军事、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都显得更加重要。国民党对西北更加重视，集中20个以上的师，十多个炮兵团及部分机械化兵团进入西北。其二，国民党在陕西地方有力量。陕北是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所在地，陕西成了国民党反共、防共的前哨阵地。顽固分子、汉奸、CC、复兴社及其他特务组织活动嚣张。其三，陕西地方党，也是一个力量很大的组织，有长期的历史与三年多的统战工作经验，陕西且是统战工作的发源地。其四，西北地域与苏联较近。

　　汪锋按照中共中央决定，回顾检查陕西党的统战工作，他认为：我们过去的统战工作范围不大，只是注意到进步人士及上层的工作，而没有去接近广大的中间人士，因此统战工作的缺点是：只统战上层进步人士，不管或少管广大中间分子，进步团体有工作，灰色团体则无工作。

　　在阐述四个必要性和理由，寻找不足的同时，汪锋还以大量、翔实、有力的数据，进一步阐发了扩大统战工作范围，更多地争取中间势力和中间分子的可能性。

　　汪锋主要列举了三个方面的数据，加以对比和说明。汪锋说：

　　一个是据统计四个县44个联保主任，其中同情我们的有12人，占27％；中间分子22个，占50％；顽固的10个，占2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间分子是占大多数的。

　　这44个人中，有13个与我们有关系(以公开党员的面目)，占29％；有4人与我们以灰色面目交朋友，占9％；与我们无关系的17人，占38.5％；还有10个人对我们态度不明，占22.7％。从以上这些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广大的中间分子与我们关系很少，很多同志因清高不愿与其来往，因此，不少的亲戚朋友关系没有利用，致使我们的工作范围非常的狭小。同时，仅有的一部分关系，又多半是以公开党员的面目出现，这是一种极不好的方式。

　　再一个是在关中道内就22个县县长统计中可知：政治背景系复兴系的有9人，占40％；CC的7人，占31.8％；正学系的1人，是个老滑头，占4.5％；情况不明者5人，占22.7％。

　　在这些人中，对反共的态度上，复兴系9人中反共的有2人，占22.2％；CC 7人中反共的有5人，占77.4％(这5人中有2人为叛徒)。在总的方面，反共的共7人，占全数31.8％；滑头1人，占4.5％；无所谓的10人，占45％；同情者4人，占18％。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县长并不像某些同志所说的全是顽固分子，争取县长的工作，还是可以做的。

　　三是再从90个不完全的、初步的、在乡军人的统计中可以知道：中将11人，占32％；少将27人，占30％；上校25人，占27.77％；中校9人，占10％；少校18人，占20％；在这90个人中，进步的有30人，占35％；中间人有55人，占59％；稍顽固的有7人，占8％。这个数字告诉我们，在乡军人大部分是好的，很少有坚决反共的顽固分子。

　　汪锋认为，西北失意军人特别多，也是有原因的，这些人有些是过去参加靖国军的，有他的民主革命传统，但大部分是参加“双十二”事变，或因不满国民党中央而退职的，这是西北军人的革命传统。

　　汪锋列举以上三个方面的数据之后，又告诉人们：“可以看出，中间分子都是占半数以上，在乡军人比联保主任好，联保主任比县长好。”

　　汪锋通过对上述翔实可靠的数据分析比较，他在讲话中指出：“今后要认真地扩大统战工作范围，抱定对党的组织要巩固、巩固、再巩固，对统战工作扩大、扩大、再扩大的原则，进行广泛的交友工作，以各种方式出现，利用一切社会关系与之接近，接近时要以灰色的面目出现。”

　　汪锋特别提醒大家：“我们过去的缺点是对朋友要求过高，只顾自己利益，不顾别人利益，始终以狭隘的观点出发这些是今天务必要克服的。”

　　汪锋还认为：“即使是顽固分子也可以与之交朋友的，朋友愈多愈好，多多益善，同时要注意不要仅仅从我们自己的利益出发，说话要负责，要诚恳、坦白，不要使其理解为我们给他上圈套。”

　　汪锋在讲话中，还针对以下四种不同类型的中间势力或中间分子提出了不同的统战方法与原则。

　　一是对友军的统战工作。

　　汪锋指出：我们今天应该坚决地、无保留地执行中央关于友军工作的决定。有党组织的友军中一律停止发展与党员的组织生活，适当灵活地处理一些干部，红色的应当退出，灰色的让其继续存在里边，以便广泛交朋友。“我们工作的目标要做到争取200万友军与我们坚决抗战，争取他们成为八路军、新四军的外围军。”

　　汪锋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对于隐蔽在友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要继续做交朋友的工作但不交纳党费，不发展党员，以前的党龄还是要算的。

　　二是对公务人员的统战工作。

　　汪锋在讲话中强调：开展国民党政权机构中的统战工作，乃是各地统战工作的重要一环。隐蔽在国民党政权机构中的共产党员，对其周围的公务人员统战工作的一般原则是：“巩固自己的地位，争取周围大多数的中间分子，争取与发展进步分子、孤立分化少数顽固分子。”为此，汪锋对从事这一方面统战的共产党员提出了如下七条具体要求：

　　一要尽可能地奉公守法。要适应在地主资产阶级的腐化政权机构中做事情。如果认真地奉公守法、一丝不苟就不能适应腐化的环境，也容易表现出特别。同时，如果完全遵守退步的法令，也可能危及革命的利益，所以尽可能地奉公守法才能够保持地位。

　　二要“巴拉压”。“巴拉压”是旧社会一般人做官的法宝，而我们呢，要做官也必须“假巴”、“多拉”、“少压”，不要“不巴”、“不拉”、“不压”。对上要“假巴”，如完全不巴就不能得到上级信任，自己的地位就不会有保障，也不能争取其进步的事情。只有“假巴”，才可以应付上级，取得信任，争取进步，地位稳固。对同级同事及各方面人士要“多拉”关系，没有多方面关系，就连做事也做不成。多和各方面人士拉关系，取得联络、支持和维护，才不至于孤立无援。对于下级，在官僚化的国民党政权机构中，完全不压是不行的，但可以一方面“少压”。以应付环境，还可以得到下级(或人民)拥护。一面不要多压，免得引起下级反对，容易给别人造成打击我们的借口，而动摇自己的地位。

　　三要一般化而不特殊化。一般化就是要和别人看齐，社会化，大众化，学会国民党的一套作风，不可学陕北作风。穿衣说话都要注意，某某处一个公务员因穿草鞋而被人家认为是“民先”、“西青救”而撤职，这都是由于搞“特殊”。不要搞特殊化就是勿突出、清高，不要搞“左”的一套作风，不这样马上就会被人家赶走。

　　四要同流而少合污。共产党员在旧社会做事情，就像莲在水中一样，我们不能离开这腐化污浊的旧社会，并由其中生长起来。但莲花虽生污泥，却不污染，开出纯洁的莲花。我们共产党也正是由旧社会中生长出来的优秀部分，要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创造出自由幸福的新社会，我们必须要和人家“同流”一道来干，影响和改变他们。我们共产党人是不贪污的，我们可以“同流”，却不能够合污，但可以少“合污”，完全不“合污”就站不住脚。同时要把不得已“合污”来的钱财都用在公益事情上，就是少取非法之财，多做有益事情，这样才能保持巩固地位。

　　五要取得了相当地位以后，在用人时，少用党员及进步分子。党员及进步分子多半惹人注意，作风特殊，这对自己的地位和工作都会受到损害。要多用中间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一样可以做许多事情，还不至于影响自己的地位。

　　六要不做表面工作，不留赤色痕迹。一个学校纪念五四青年节，写了一条“纪念五四要迎接新的战斗”标语，被县长巡视时看见了，认为写标语的是共产党，要撤职，送劳动营。还有一个学校，教员都是同志，他们领导一个乡工作团，写一条“新四军万岁”标语，而被县长查出，同志全部被人家赶跑了。所以，在工作中表面工作不要做，一点赤色痕迹不流露，不至于暴露面目。

　　七要善于利用矛盾。国民党的政权机关中，相互矛盾是很多的，如党、政、士绅、联保、团队，相互间有着不少利益冲突与矛盾。还有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复兴系和CC系的矛盾等。我们要善于利用这些矛盾，不固定地援助有利于我们的某一方面，做我们的事情。

　　汪锋在提出七点要求的时候，就如何对待国民党政权机构公务人员中的特务分子、反共顽固分子，也提出了具体的对待方法和工作要求。

　　三是对在乡退伍军人的统战工作。

　　汪锋在分析陕西退伍军人的特点时这样认为：

　　其一，陕西在乡退伍军人，在西北各省中数量最大，其原因是陕西在西北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以至军事上都占主导地位，过去的几次大变革，陕西都曾处于西北中心地位。其二，陕西退伍军人大多是中小资产阶级、中小地主。他们受着东南大资产阶级及大地主的压迫，只有一小部分开始向大资产阶级发展。其三，陕西退伍军人非中央嫡系，因而被排斥，对国民党中央不满，对东南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也不满。其四，陕西退伍军人有武装力量，或者还和在野武装有密切联系。他们大部都有枪支，多者几百支，最少者也有几支短枪。这些退伍军人大都不是黄埔毕业，而是“黄龙山毕业”，都是自己拿枪杆子干出来的，他们晓得枪杆子的可贵。当他们退伍时，不愿弄一笔大钱到城里住闲，而宁愿寻一批枪押起来，时机一到就可以再干。他们中的许多过去曾当过土匪，跟各地的股匪还有联系，退伍时便派自己的下级干部到这些在野武装中去，以掌握这些力量。其五，陕西退伍军人有革命传统，他们是由两大系统产生的，一些是靖国军的干部，一些是杨虎城系，这个系统曾坚守过西安，曾经历过北伐和“双十二”事变等，他们接受过革命的洗礼，这些退伍军人在自己的家乡影响大，在老百姓中是很受尊敬的，他们的好与坏会影响很多的群众。他们退伍的原因，根据对90个人的调查情况看来，因非中央嫡系，且表现进步的有39人，占43％；对中央不满的占19％；退伍原因不明者19人，占21％。从而可知，有43％以上是被国民党中央排斥出来的，所以他们对大资产阶级怀着仇恨的心理。这些人大都持待机而动的态度，有人还想再来一次西安事变。在这90人中有31个，占34％多一点。他们大多数是主张民主、抗战、团结的。

　　汪锋在分析退伍军人抗日态度时指出：鉴于这些退伍军人在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应该成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一环。这些退伍军人按其经济基础，按其历史，将来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同盟军。但也有可能被顽固派利用，作为反共工具的危险性也存在。他们的重要地位主要体现在：一、在社会上有地位，多为当地名流、土皇上，如韩威西在兴平因提倡工业，得到全县人士的信仰；孙辅臣在蒲城，对全县人民都有很大的影响。二、多数有武装，有实权，有力量，如孙辅臣枪最多，短枪百余支，韩子芳也有百支，都形成地方上很大力量。三、多与地方上实力派(团队)有关系，如刘文伯和乾县、商县一带的团队有关系，许权中(秘密共产党员)和临潼、二华一带团队有关系。四、多与地方行政机构联系密切，如杨党天与三原县府有联系。五、多与在野的实力派(土匪)有关系，沈西亭与安康紫阳一带土匪最密切，胡老三(景铨)与富平一带有着一定联系。六、和当地士绅有关系，如王一山在安康，李文卿在三原，韩威西在兴平，张飞生在西安都和当地大绅士来往密切。七、和在职军官有联系，韩威西和孙蔚如关系最好，杨觉天与胡宗南二十四师师长廖昂、七十六军军长李铁军都有关系。八、和一部分群众有关系，他们多半参加过青洪帮，在里边有地位，或是一部分群众崇拜的偶像。

　　在通过上述分析后，汪锋指出：国共两党对于在乡退伍军人采取方针政策是不同的，国民党采取的基本政策就是削弱他们，直到最后消灭他们。而我们共产党对他们的态度和方针政策则是：其一，集中力量争取他们，使他们成为我们的同盟军。争取对各种不同的退伍军人采取不同的办法，对进步的主要是帮助其发展；对中间的，争取接近团结他们；对有成见的，多做解释工作，消除对我们的误会。其二，工作方法主要是交朋友。交朋友时注意礼节礼貌，逢年过节要送礼物，要帮助这些人做事，多和他们见面、多谈话、多恭维、多谦让，不要轻易打击这些人。其三，工作的目的主要是使这些退伍军人靠近共产党，争取他们成为和共产党一起抗战的同盟军。

　　四是对地方武装的统战工作。

　　汪锋在讲话中分析认为：陕西民间所存枪支与地方武装是多于西北任何一省的，据官方以前的统计，枪支在10万以上。这些枪支一般地是掌握在地方人士手中(指地方中小资产阶级及中小地主)，而中央系则没有多少，因此就引起了国民党中央系对地方武装的注意和争取。他们想将这些枪支从地方人士手中，完全转移到他们手中，以便利于他们江浙财阀势力在西北的发展，并使地方中小资产阶级及中小地主归服于他们的统治。相反地，如果枪支掌握在地方人士手中，就是中央在西北发展统治的最大障碍。因此，我们就不能不注意这个事实。这一部分武装为进步人士们掌握，则可成为争取民主、团结、抗战的一部分力量。如果为顽固分子所掌握，则成了妨碍革命和抗日的力量。

　　汪锋在进一步分析这些地方武装的来源时，总结出大概有五个渠道：第一个渠道是由于西北特别是陕西多年来的军阀混战，失败者不是弃枪潜逃，就是遭到人民群众的解决，这样给陕西地方留下了大批的枪支。其中，有陕西靖国军官兵，多系陕西人，胡笠僧、于右任、李虎臣、刘允臣、姬汇伯等都是靖国军的主要领袖，他们失败后，其官员将枪支带回家中埋藏了起来。其中再有，豫西军阀刘镇华将西安城围困了8个月，失败后，士兵急于逃命回家，遭到陕西人民组织的红枪会的到处袭击，刘部全部瓦解，给关中特别是渭南、华阴、华县、大荔、临潼、蒲城、蓝田、商县一带留下了大部枪支。其中还有蒋、冯、阎中原大战时，陕西是冯部刘郁芬为主席，冯在战争中失败，刘郁芬部即向山西撤退，沿途遭到袭击，刘在大荔当了十七路军俘虏，所有的枪支，包括机关枪、大炮，尽遭人民没收，这些枪支大半散落在蒲城、富平、临潼、渭南及韩城、合阳一带。第二个渠道是，晚清李鸿章训练新军时陕西有一部“洋炮队”，辛亥革命后，新军在同盟会领导下，参加了反清运动，此后即为北洋军阀所把持，北洋军阀在陕的代理人陈树藩失败后，枪支也留在了陕西，今日之“老套筒”，多属此时所遗。第三个渠道是，杨虎城入关后，他想完成他大西北主义的计划，一方面将陕西全部武装放在他的统治之下，以给他的大西北主义打下基础，因此各县皆设民团，西安三五县合设一个民团总指挥；另一方面给民团下发大批枪支，以充实各民团的武装。同时，各地豪绅也在“防共”名义下向政府出钱购买了一部分枪支。第四个渠道是，各在职军人为准备失败后的出路，他们在职时先将部分的武装运回家中，私自收藏或交给故乡民团团长(自然是自己的可靠朋友)，准备失败后作为自己的势力，如孙辅臣、李虎臣、李定五、韩子芳等，这差不多成了陕西一般军人一贯的作风。第五个渠道是，陕西工人造枪方便，小型造枪工厂在陕西各地都可以找到，如蒲城、渭南、华阴、泾阳、安康、商洛等。各地的小野心家，甚至一个联保主任也可以设立一个小型工厂造枪，这就是土造七九枪在陕西极多的原因。

　　汪锋在分析陕西地方武装现状时指出：陕西地方武装形式主要是国民兵团，直属三种不同名称、不同性质与不同任务的武装组织，有常备队、后备队，另外，还有自卫队、警备队等。

　　汪锋特别强调：对这些武装开展统战工作，除了一般的适合在乡退伍军人的工作方针以外，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其一，揭穿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阴谋，使他们明白，利用地方武装力量“反共”，是大资产阶级坐山观虎斗的一贯政策，以便两败俱伤，坐收渔人之利。

　　其二，帮助他们识破国民党让其“住军校”、“升官”、“编入中央军”的阴谋，这种阴谋是为了使其离开自己的地盘，必然造成“虎落平阳遭犬欺”的被动局面。

　　其三，帮助他们加强内部团结反对吞并政策，建立自己的合法据点。

　　其四，在某些地方武装非离不可的情况下，帮助他们设法保存自己的力量，以图东山再起。①

　　汪锋的这个讲话，对如何扩大统战范围，争取中间势力，多交朋友的工作思路和方法，阐发得很具体、很详细、很适用，具有极强的操作性。从讲话内容中可以看出，汪锋不愧是一个年轻的统战工作行家里手。这个讲话精神，在后来争取中间势力的统战工作实践中，取得了极好的效果。

　　省委常委会结束之后，汪锋前往赤水县一带，检查指导和落实对封锁线上国民党保安团队上层人员的统战工作。路过桥山山脉东南主峰石门关，这儿横跨今陕西淳化、耀县、旬邑和甘肃正宁四县。梢林密布，巉石竦峙。这天正是重阳节(10月9日)，汪锋触景生情，吟诗《石门关》六首：

　　一

　　策马石门关，举首望秦川。

　　潼关狼烟激，长安酒肉欢。

　　二

　　驰马上桥山，极目秦晋间。

　　酷吏豺狼多，人民泪斑斑。

　　三

　　寇兵侵河边，炮火击潼关。

　　百姓争抗日，万村无炊烟。

　　四

　　遥望北国天，刀光半狼烟。

　　为民争捐躯，尸骨沟壑填。

　　五

　　逃难哭惨然，饥饿糠菜填。

　　村荒草盈尺，狐狼栖内边。

　　六

　　抗日根据地，自由独有天。

　　人民生活乐，深耕无灾年。

　　①汪锋这个长篇讲话，经删节后，刊载于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一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3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