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锋在主持省委军事部、统战部，开展对抗日前线友军系统统战工作的同时，对后方国民党地方党团系统的统战工作也搞得卓有成效。

　　地方党团统战工作的对象，主要包括国民党地方党、政官员，警、宪、特组织，社会贤达、士绅、土豪、地主、恶霸、地方武装头目、在乡退伍军人等上层人士，以及文教、社团等社会团体。

　　西安事变期间，国民党在陕西的大多数党政机构被摧毁或瘫痪，警、宪、特务组织瓦解，土豪劣绅、地主恶霸等恶势力惶惶不可终日，反动社团基本停止活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到七七事变爆发，国共两党抗日统一战线逐步形成，陕西全境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十分活跃，中共组织进一步发展壮大，全省军民抗日热情高涨。时隔不久，国民党虽然恢复和加强了反动统治，对共产党有所防范，对民众抗日活动有所限制，一些共产党员和爱国青年被捕，但是，就总体而言，在全国军民抗战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的抗战总趋势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到了1938年五六月间，国民党及其陕西当局反共面目明显暴露，抗日统一战线遭受严重威胁，抗日环境开始恶化。蒋介石下令取消解散了陕西13个民众抗日救亡团体，先后逮捕了几个救亡团体的负责人和时称“爱国五青年”。6月中旬，免去了孙蔚如省政府主席职务。7月25日，杀害了中共商洛工委书记王柏栋。7月31日，绑架杀害了时在西安的八路军少将参议宣侠父。还有许多进步人士遭恐吓、盯梢和监视，军警、特务、侦探，以及“抗协”、“抗先”等反动骨干分子四处搜查中共地下组织，逮捕共产党人。中共陕西省委几位领导人，不得不陆续回到云阳镇省委机关。这时的省委机关，设在云阳镇北街一个叫毛老五的家中，对外称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汪锋对外称留守处主任，化名汪鉴。

　　1939年4月至11月，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对八路军、新四军发动多次袭击，制造了山东“博山惨案”，湖南“平江惨案”，河北“深县惨案”，河南“竹沟事件”，以及山西阎锡山的“十二月事变”。年底，中共中央指示陕西省委搬出云阳镇，移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淳化县安社镇，1940年夏又迁到照金镇，1941年底迁到关中分区马栏镇。

　　省委机关迁往安社镇后，汪锋主持的统战部，携带电台，继续留在云阳镇，直到1940年4月才移住安社镇，汪锋在云阳镇多待了两个多月。在这里，一是便于与抗日前线的三十八军以及整个第四集团军地下党进行联系；二是汪锋直接掌握着省委两个连队正规武装；三是赵寿山军长在三原留有一个团，团长、副团长都是共产党员，汪锋与他们也有直接联系，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团队一般不敢轻易来骚扰汪锋他们，相对比较安全一些。

　　在西安和云阳，汪锋领导军事部、统战部对国民党地方党团系统开展统战工作中，其中之一便是支持、保护和营救了几个“抗日县长”。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1937年2月1日，孙蔚如接陕西省主席印信，到府视事。1938年6月15日，蒋介石免去孙蔚如省主席一职，任期一年零两个月。其间，孙蔚如先后任命了十几个进步县长，因为他们为抗日做了不少事情，被民众誉为“抗日县长”，其中有合阳县县长苏资琛，渭南县县长崔孟博，华县县长吕向辰，临潼县县长张锋伯，长安县县长韩兆鹗等。对这些深受民众拥护的“抗日县长”，国民党陕西当局却向他们一次次伸出毒手，加紧迫害，苏资琛是最早被迫害的一位县长。苏是韩城人，1927年初到西安，曾参加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工作，结识了共产党员刘伯坚、宣侠父，并受他们影响，结为好友，参加过北伐。杨虎城主陕后，苏深得杨的信任和器重。苏掩护和营救过上百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脱险，其中之一便是遭通缉的许权中。西安事变期间，苏资琛代表十七路军参加西北民众指导委员会工作，任组织部长。

　　1937年冬，日军占领晋南，黄河西岸的陕西韩城、合阳、朝邑、平民、大荔、潼关一带成为抗日前线。苏资琛向省主席孙蔚如自荐合阳县县长，1938年1月赴任时，他约了几位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分任县府秘书、科长和合阳中学教职员等。此时的合阳，已建立起中共支部，书记为管建勋。三十八军一七七师也进驻合阳，师部驻县城，全师有大批共产党员和基层组织，师司令部的梁步鲁、姜树德，辎重营营长李锦峰、营附王汝昭，五三〇旅的卢松轩、刘达森，许权中参加忻口抗战后，调任一七七师副师长兼参谋长，这些党员大部都与汪锋直接联系并接受汪锋的领导。

　　在一七七师师长李兴中、副师长许权中和当地中共组织的支持配合下，苏资琛改组了县政府，成立了合阳县抗日民众运动委员会和县民众抗日自卫大队指挥部，各联保、各保分别成立了中队和分队，县指挥部还成立了基干队。部分自卫队员随军渡河，骚扰袭击日军，日军多有伤亡。

　　民众抗日自卫队大队是苏资琛县长首创的民众自卫抗日武装组织形式，他兼任大队长，并通过李锦峰营长选派梁步鲁担任副大队长，大队有两万余众。苏资琛和梁步鲁还组织举办了自卫大队干部训练班，全县23个乡、保自卫队中队和分队都派有骨干人员参加训练，一时搞得热火朝天。此时，苏资琛感到人手不够，梁步鲁即给汪锋写信：“生意兴旺，我是个学徒，深感不行，请另派经理来此经营，再带货物(文件)。”①并派辎重营一位党员直接将信送给正在云阳的汪锋手中。汪锋接信后即派省委联络员吕剑人带文件前来合阳，全面负责一七七师中共地下党工作，汪锋还从安吴青训班物色了20多个学员前来支援训练班。

　　苏资琛县长首创的民众抗日自卫武装组织活动，遭到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和阻挠，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省政府等八个单位派员前来调查，国民党嫡系三十五师进驻合阳，当地一些顽固分子也扬言查账，矛头直指苏资琛县长。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苏资琛和管建勋等几个暴露的共产党员不得不离开合阳回到家乡韩城。国民党驻韩城新八师师长蒋在珍又奉命对苏资琛进行“便宜行事”，苏资琛又不得不离开韩城。汪锋通过杨明轩、姚警尘等，邀请苏资琛到第四集团军，并由孙蔚如保荐担任集团军总部国民党特别党部书记长。但国民党当局未予批准，苏资琛又在赵寿山和三十八军地下党的安排下，走上中条山抗日前线。两年之后，苏资琛离开三十八军，返回韩城，被选为韩城县临时参议会议长，深得民众拥护，成为省委统战部重点掌握联系的统战对象之一。汪锋和省委组织部部长张德生、社会科科长罗文治研究商量后，通过韩城地下党组织，加强对苏资琛的人身安全保卫工作。大荔专员蒋坚忍是个顽固分子，为封锁陕甘宁边区，集资修建韩(城)宜(川)公路，遭到苏资琛抵制，韩城民众不愿出工，蒋坚忍企图加害苏资琛，在地下党和人民群众的保护下，蒋坚忍始终未敢下手。全国解放后，苏资琛曾担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张锋伯是陕西长安县人，曾先后就读于天津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参加过五四运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1934年前往山东泰安，任冯玉祥机要秘书，曾代表冯玉祥前赴广州联系李济深反蒋。张锋伯体态魁伟，相貌堂堂，酷似冯玉祥，李济深称他为“假冯玉祥”，人们称他为“冯玉祥第二”。1935年12月，冯玉祥赴南京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张锋伯以冯机要秘书身份随行。1936年张锋伯秘密加入共产党，由中共中央军委交通科科长吴德峰直接联系。

　　全面抗战开始后，张锋伯先后任冯玉祥第三战区长官部上校军法处处长。1937年底前后，正在武汉的中共代表李克农派张锋伯回陕西，在关中一带组织民众进行抗日活动。他以长安县大吉村为据点，沿沣河一带逐村演讲，宣传抗日。可是，国民党顽固派下令长安县取缔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3月，张锋伯被孙蔚如任命为临潼县县长。到任后，张锋伯在临潼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专门成立了一个“抗敌室”，集中30多名青年骨干，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办训练班，举行抗日力量大检阅，鼓舞人民群众抗日斗志，查追关押敲诈商民的国民党军官，清剿破坏抗日的土匪武装，为民除害，亲自圈定由中共临潼地下组织推荐的人选担任联保主任。他拿出个人积蓄，变卖家产，捐助抗日运动。张锋伯毁家纾难、一心为着抗日的坦诚举动，遭到国民党地方顽固分子的谗言陷害和人身攻击。1939年3月初，顽固分子以“任用民先分子实行赤化”、“侵吞公款”、“剥削商民”、“戕杀良民”等罪名，向国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天水行营进行控告，指责张锋伯“思想左倾”，标榜所谓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联合战线”，“言行卑污”等，请求天水行营和陕西国民党当局彻查严办。张锋伯恐敌下手，先安排身边不好站脚的10多个人离开临潼，前往延安抗大，将所掌握的枪械运走，又将进步书刊、文件一一销毁。3月16日，县政府即被查抄，张锋伯被敌逮捕，关押于临潼驻军七十一军军部，军长宋希濂和地方顽固分子令“妥为看守，勿令他逃，以便就地正法”，欲置张锋伯于死地。张锋伯威武不屈，从容应对。

　　中共陕西省委得悉之后，一方面报告中共中央，转告冯玉祥设法营救；另一方面，汪锋除指示中共临潼县委书记刘庚设法营救外，还与杜斌丞、刘文伯，以及正在临潼家乡养病的许权中取得联系，通过他们与陕西有名望的八大老人张凤翙、李定五、李元鼎、寇遐、景延徵、张寒松、韩望尘、惠春波联名具保，又由大陆汽车行经理张佑庭为铺保，经多方努力，张锋伯才得以获释。获释后的张锋伯即前往重庆，国民党特务再次追究时，张锋伯已寓居重庆冯玉祥处，而幸免于难。1948年初，张锋伯一度去陕北。1948年12月赴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中共中央所在地汇报工作，经周子健、林伯渠引荐，受到毛泽东接见，1949年3月回陕。全国解放后，曾任西安市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韩兆鹗是陕西户县人，曾就读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史地专业。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先后从政8年，历任陕西绥德、米脂、安康、南郑、长安等县县长。1929年2月，陕西著名共产党人李子洲因叛徒出卖遭逮捕，关押于西安西华门看守所，遭受百般摧残折磨，病情恶化。作为李子洲的密友，时任陕西省教育厅视学科长的韩兆鹗，请来名医王志蔚前往狱中治疗。同年6月，李子洲被折磨病逝狱中，韩兆鹗自费买棺殓尸。1933年，韩兆鹗同杜斌丞巧妙周旋，从陕南国民党南郑监狱营救联中校长、共产党员周影如，五中进步校长易厚庵，教员冯幼平等多人。西安事变时，韩兆鹗被杨虎城任命为长安县县长。长安县政府设在西安市西大街，中共西北特支负责人之一的徐彬如，在韩兆鹗的办公室召开了西安各界群众救国团体会议负责人座谈会。韩兆鹗还在长安县府成立了接待站，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中共人士几次前往接待站集众讲话，接触群众，宣传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和主张。周恩来亲昵地称韩兆鹗为“我们的胖县长”。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韩兆鹗按照国共两党达成的共同合作抗日协议，积极支持配合中共长安工委成立了长安同学会总会，总会组织师生分赴东、南、西、北四乡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建立起“新筑区救亡临时工作委员会”、“民先队”、“联保抗敌后援会”等组织，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分子，在稻地江村组建了农民游击武装。1939年3月，在国民党反共高潮的恶风浊浪中，韩兆鹗几次受到省主席蒋鼎文的施压和威逼，不得不辞去县长一职。

　　韩兆鹗辞职后，前往中条山第四集团军九十六军一七七师驻地躲避。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和九十六军军长李兴中，安排韩兆鹗担任一七七师军需处处长。1940年的“四一六”战役，部队伤亡惨重，撤退时，韩兆鹗曾将约十万元军饷埋藏起来，以免损失，事后取出，孙蔚如总司令十分满意。汪锋代表省委、省委统战部，通过赵寿山和三十八军工委，一七七师副官处长周益三和无线电连连长姜树德等秘密保护韩兆鹗的人身安全。1941年底，孙蔚如任命韩兆鹗为第四集团军总部驻重庆办事处处长。在重庆期间，韩兆鹗经严信民、章伯钧介绍，加入民主政团大同盟，从事民主运动。新中国成立后，韩兆鹗曾任陕西省副省长、政协陕西省副主席。

　　崔孟博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1926年一度赴日本东京，第二年初回上海，结识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崔孟博回到西安，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其间，受省委派遣前赴临潼交口镇，向史可轩传达省委关于政治保队的行动方向和行军路线。史可轩遇害后，他说服许权中出山设法保存这支革命的有生力量，这就是后来参加渭华起义的许权中旅。杨虎城主陕后，崔孟博任省政府秘书、西安绥靖公署组织科长。1935年12月，汪锋作为毛泽东的密使，携信面见杨虎城，杨为证实汪的身份，派崔孟博前往天津去找南汉宸。

　　西安事变期间，杨虎城派崔孟博去西安绥靖公署政治处任组织科长，处长王炳南，副处长申伯纯。1937年二三月间，在中共陕西省委的授意下，崔孟博正式声明退出组织，但同时声明，愿继续为革命工作。七七事变后，中共陕西省委鉴于全国抗日的新时局，决定让崔孟博留在国民党营垒开展活动。1938年2月中旬，孙蔚如任命崔孟博为渭南县县长。刚上任，日军侵占黄河天险风陵渡，炮轰潼关，轰炸华县渭南。他东联华县县长吕向晨，西联临潼县县长张锋伯，在中共渭南地下组织配合下，成立了渭南县战时动员委员会，出任主任委员。并组建了渭南常备抗日义勇军壮丁队，担任队长，队伍迅速发展到150余人，枪100余支，驻防沋河以南望岗岭，挖战壕，修工事，军事训练，强化民众抗日武装力量，改造警察和保安队。4月初，汪锋以中共陕西省委名义派沈志民来渭(南)华(县)巡视工作，传达省委指示，做好抗击日寇入侵，开辟敌后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分别成立了渭南、华县两个县委，沈志民任渭南县委书记。不久省委领导成员贾拓夫、张德生和省委军事部长汪锋，分别把渭南籍的中共地下党员贺修之、冯异僧、梁俊琪等也陆续派回渭南工作。沈志民、贺修之、王尚德竭力支持崔孟博县长，联合渭南军政、工商、文教、卫生等社会各界爱国进步人士，以及参加过渭华起义的渭南中共早期党员共商抗日大计。崔孟博通过调整人事安排，将中共党员及进步人士安排担任县府要职，委任贺修之为县民众教育馆馆长，冯异僧为县教育局局长、宋蔚青为县抗日义勇壮丁队队长、梁俊琪为县立医院院长。

　　崔孟博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下，在渭南县城以南的东西两原，建立起两块抗日根据地，在大王坡头牛寺庙和曹庄，构筑混凝土碉堡式战防工事，结成了渭南、临潼、华县三县抗日联防体系，清剿了南山一带土匪，匪患基本平息，举办了150余人的抗日训练班。

　　崔孟博莅临渭南任上尽职尽责，励精图治，民众抗日运动方兴未艾，如火如荼，深受广大民众拥护。可是渭南地方一些顽固势力、劣绅与陕西省上层一些顽固分子遥相呼应，攻击崔孟博“重用共党分子”、“崔有共党嫌疑”等，上告陕西当局，履任八个月的崔孟博被当局免职调离。

　　吕向晨系陕西临潼斜口镇人，1928年北京大学毕业，第二年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2月中旬，与上任渭南县县长的崔孟博同时赴任华县县长。

　　上任途中，吕向晨行至华县赤水，看到不少穷苦百姓沿路扶老携幼，推车挑担，弃家丢舍，慌忙逃难的悲惨景象，他驻足打问，方知渭河以北的土匪过河南乱窜，打家劫舍，恣扰百姓。刚一上任，又据报渭南众匪两千，占据县南高塘一带，华县已有三分之二地方匪患猖獗，百姓苦不堪言。不到一月，吕县长就制止匪患，全县治安好转，老百姓日子安稳下来，群众无不佩服：“吕县长有本事，硬是把这伙害人虫给整治了。”

　　日军占领风陵渡，吕县长身背干粮，脚蹬草鞋，扎绑腿，深入秦岭的箭峪、石峪、小夫峪、两岔河、金堆实地勘察，动员民众修石堤70里，防止水灾，并在箭峪口建仓存粮。此时，汪锋和省委组织部长张德生，按照省委书记贾拓夫的指示，指示华县县委书记刘玉堂组织华县地下党支持吕向晨建立抗日义勇军、组织民众训练，建立三县联防，以便相互配合抗日。1939年1月下旬，当地一些国民党顽固分子、土豪劣绅、兵痞流氓、匪警，企图采用叛乱的形式，趁机杀害吕向晨，吕向晨在地下党和爱国人士的支持下，精心策划，彻底粉碎了叛乱阴谋。2月4日，吕向晨离开华县任上。

　　崔孟博、吕向晨离开县长任上，二人曾一度打算回三原云阳省委机关，汪锋从云阳到西安组织成立中共三十八军工委时，代表省委指示崔孟博继续留在西安，不得回省委，以免无意中暴露身份，崔孟博这才打消了回省委的念头，后来被国民党陕西省当局任命为白水县县长。汪锋曾委托正在西安的秘密共产党员杨明轩，向吕向晨转达省委意见，继续隐蔽在西安，吕向晨后来在西安商校谋一职位，继续从事抗日宣传活动。

　　①《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活动(回忆资料卷1937—1949》，第2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