荫蔽精干”时期，汪锋领导的省委统战工作，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派员打入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教育等组织和系统，取得合法身份，埋伏下来，心红面灰，丹心素裹，巧妙周旋，以待时机。汪锋前面提到的张中涛和李骥德二人，则是打入敌人营垒比较成功的两个典型。

　　张中涛即张依中，陕西临潼县人。1938年初在安吴青训班参加民先队。这年夏天回到临潼，担任县民先队副队长，和队长刘庚一起领导民先队，配合“抗日县长”张锋伯开展全县抗日宣传活动。刘庚此时担任中共临潼县工委书记，谈国帆、王志温、郎瑞亭、张依中、毛瑞甫等一批共产党员在张锋伯庇护下，担任了乡镇长、联保主任，掌握了联保武装，处决了一批反动分子，扫除了抗日工作的障碍。

　　1939年1月，国民党变积极抗战为消极抗战，临潼顽固势力抬头，张锋伯被捕，形势逆转。5月刘庚根据省委统一安排，回省委担任省委统战部(军事部)党派科科长，在汪锋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由周乐民接任县工委书记。刘庚临走之前，经请示汪锋，派张依中利用与国民党临潼县党部书记长郑育人之间的师生关系，打入县党部，担任县“民众抗敌后援会”秘书，这个组织实际是与共产党所领导的民先队、青年抗日救国会相对抗的组织。

　　七八月间，汪锋又派刘庚以东路巡视员的身份返回临潼，向县工委传达中央有关荫蔽精干、巩固党的组织等有关指示，并宣布成立新的县工委，由董实丰任县工委书记，李益敬任组织部长，尹省三任宣传部长，齐玉平任军事部长，张依中任统战部长，将原县工委书记周乐民留在党外，停止组织联系。

　　一天。国民党临潼县党部书记长郑育人向党部会计程计灏打问：“最近怎么不见刘鸿儒呢?”刘鸿儒即刘庚。人常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一打听，说明郑育人已经“惦记”上刘庚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郑育人的询查打听，被已经打入县党部郑育人身边的张依中所知，张当即通知刘庚，刘再次离开临潼。

　　新任中共临潼县县工委书记董实丰，家住临潼县东零口镇董家村。1937年初，进入延安“抗大”学习，化名董毅岫，被编入第四大队，8月中旬学习结业，被分配到中共陕西省委工作。不久，冯文彬选调他去安吴青训班工作，担任第二期第二大队大队长，一连任了四五期，1938年底，中央青委会选派他组建西北青年救国会，地址设在西安市新民街平民坊。1939年1月，汪锋派董实丰回临潼建立青救会组织，适逢张锋伯任县长，父亲董志颖又是家乡零口镇镇长，在当地很有名气，支持儿子的工作，青救会很快建立起来。其间，县工委书记刘庚派宣传部长张军来零口他家传达县委决定，由董实丰担任马额区区委书记，公开职业为庙张村小学教员。

　　董实丰这次接任县工委书记不久，即通过父亲疏通家乡零口小学校长马任重(马致远)，回零口小学当教员掩护，开展活动。

　　零口地区设有国民党区分部，马任重是区分部书记，成员有曹鸿勋、童述华、镇长朱光中，还有镇社训队长等人。这些人都是忠于国民党的，很反动，常在总理纪念周会上大骂共产党，暗中监视董实丰的一举一动。

　　初冬的11月，青纱帐渐渐退去，渭河两岸刚刚出土的麦苗趴在地上，成队的大雁向南飞翔。汪锋派刘庚前来临潼巡视。刘庚通过张依中，把董实丰接到临潼火车站北水木刘村一农户家开会，这就是刘庚的家。刘在会上宣布，将临潼县地下组织分为渭河南和渭河北两部分。南部仍称县委，仍由董实丰任县委书记。随后省委派来新县委书记，董实丰任副书记。渭河北部不称县委，由尹省三负责。规定与省委的联系方法是省委交通员与董接头，董再与尹联系，这样做，是为了以防停止周乐民关系后他再出来惹麻烦。后来，省委派白云锋任渭河南县委书记。

　　这年冬，董实丰的行动受到零口小学校长马任重的跟踪监视。学生白天上课，晚上自习，教室外都有马任重派人窥视。种种迹象表明，敌特对董实丰的身份和活动，不仅仅只是怀疑，而是已经列入了黑名单，伺机要动手了。

　　1940年1月，董实丰辞去零口小学教员职业，又通过父亲活动，回到本村小学当教员。不久，县府教育科科长、特务张仰哉前来小学“视察”，察看学生读的书本，写的仿格字，画的图画，没有看出名堂，找不出岔子，便离开了。

　　8月的一天晚上，张依中从县党部出来，转告董实丰，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密函临潼县党部书记长郑育人，大意是：董毅岫是共产党，他在临潼活动多时，要查捕此人。董实丰得悉后，便和张依中经过一番商量，决定由张依中在县党部注意观察郑育人的动静，并及时向省委写信报告，由交通员张仁民带回省委。同时，董实丰又尽快通知各支部清理书刊、文件，藏好密码，自己晚上将枪藏于枕下，以作紧急应对。几天后，张依中又来转告董实丰：省党部来函后，郑育人曾在交口、新丰等小学查询董毅岫。因这个名字是董实丰在延安、云阳、安吴青训班用过的名字，在临潼又用的是董崇儒，故而，郑育人未能查到，这样便掩护过去了。

　　9月的一天，下着大雨，张依中冒雨急忙赶到零口，转告董实丰：省党部第二次来函，再次证实：董毅岫的确在临潼活动，唯报告人不在西安，望继续查找逮捕。这一次，董实丰感到自己可能被叛徒出卖，身份暴露，临潼县城是待不下去了。他一方面指示张依中，回县继续观察动态，一面紧急报告省委，还将零口、马额、骊山、新丰等地党的组织安顿好，约好接头关系，随时准备离开。几天后，张仁民带来汪锋通知，董实丰、尹省三按照省委指示，离开临潼，回到省委驻地照金。

　　在省委老君庵训练所，董实丰和尹省三一起学习中央《关于陕西问题的决定》，学习欧阳钦、张德生、汪锋几位常委在9月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在这里，按照省委有关规定，董、尹二人必须另改名字。董实丰看到驻地四周峭壁悬崖，即改为石峰，尹省三改名为卫平(或魏平)。

　　十几天后，省委常委欧阳钦、张德生、汪锋、赵伯平和秘书长张中一起开会，听取董实丰汇报临潼工作。会上，常委决定董实丰复去临潼，传达中央和省委关于“荫蔽精干”工作方针；调离已“红”的党员进入边区，保存干部；整顿临潼组织。董实丰返回临潼，工作没几天，国民党临潼当局发现他的行踪，下令逮捕，张依中两次转告董实丰，新丰湾里马村进步人士马耀伯，也把消息透露给董实丰的父亲董志颖。十余天后，把一切安排好了，董实丰去找张依中，进了张家门，张不在，张的弟弟张丕基转告董，其兄在县党部待不下去了，刚离开县党部，悄悄住在一位亲戚家，暂避风头。

　　其实，张依中是在这年七八月间，已遭到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怀疑，省党部书记长郭紫峻根据举报，给县党部书记长郑育人写过一封绝密信，适逢郑外出，张依中随手拆阅，见信内有“张依中思想激进，应立即调查”等字样，为表示坦诚，未再加封，等郑育人回来，他亲手交信于郑，便请假回农村家中休息，以观其变。过了20多天，郑育人忙得不可开交，便派人叫回张依中上班。张从侧面了解到，郑育人已报告省党部：张依中无政治问题，且被评为国民党“优秀党员”等。张依中估计郑育人暂时不会对自己下手，便返回县党部上班。

　　董实丰叫张丕基赶快去找他哥张依中，张返回家中，告诉董实丰：“前两天，省党部下来通知，拟向临潼派出调查组，对县党部、三青团、各联保等进行内部调查，为防不测，我便自动离职。”董实丰考虑到张依中可能暴露，难以隐蔽下去，二人一起回省委。这天晚上，董实丰和张依中同住张家，第二天黎明时分，二人北渡渭河，踏上回省委的路途。不久，汪锋安排董实丰接任刘庚担任统战部党派科科长，王力继杨信后，担任友军科科长，同在汪锋直接领导下从事统战工作。张依中则被分配到省委交通科工作，改名张中涛。

　　汪锋前面提到的打入敌人营垒的李骥德，系陕西礼泉县人。1937年3月，他在西安二中上学时，参加民先队。5月间，民先队介绍他去安吴青训班学习，参加中共陕西省委干部训练班，结业后被派回西安一中继续上学，参加一中党支部，担任组织委员。第二年，他从一中毕业，考入新成立的西安兴国中学高中班，担任该校地下党总支委员。1940年秋，又考入国民党陕西政治学院政治系，1941年下半年学院改为陕西省商业专科学校，李骥德在该校学习政治法律两年时间，1943年夏毕业。

　　这年初，为贯彻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精神，中共陕西省委和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合并，成立中共关中地委，张德生任地委书记，汪锋任副书记兼统战部长，同时兼任关中分区保安处处长。开始整风和肃奸斗争。基本停止了派干部到国统区联系工作，但是张德生和汪锋还是决定派李骥德打入国民党三青团内部，并由汪锋主管负责打入工作。汪锋派交通员张仁民前往西安传达这一指示，并决定把李骥德的组织关系放在兴国中学，就地加入三青团。李骥德接受任务后，为了站稳脚跟，他采用汪锋所讲的“巴、拉、压”的办法，利用工作关系，通过三青团商专分团部书记刘积智的介绍，结识了三青团陕西支团部组训组组长陈忠经。陈是江苏仪征人，任过北大学生会主席，名噪一时的学生领袖，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北平沦陷后即随北京大学流亡湖南，参加胡宗南组织的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后辗转西安，还当上三青团首任西京分团书记，胡宗南很信任他。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联部副部长。陈和熊向晖、申健被誉为中共情报战线“后三杰”。

　　李骥德加入三青团后，打入三青团陕西支团部陈忠经的组训组里工作。陈忠经曾对李骥德说：“你的情况我了解，你来后，对工作有好处。有什么困难，尽可以告诉我。”①

　　李骥德进入陈忠经组训组之初，搞一些抄抄写写的事情，两个月后，感到接触不到敌人的机密，更谈不上掩护同志，便同商专中共总支书记王世俊商量，最好力争到一个县去工作，这样可以掌握一个地方或一个单位的实权，独当一面地开展工作。商量决定后，李骥德便向陈忠经提出下基层去锻炼一段时间。

　　没料到陈忠经答应得很爽快：“好哇!年轻人有朝气，初生牛犊不怕虎，会有出息的。不过，我得和杨尔瑛研究一下再告诉你。”杨尔瑛系陕西榆林人，时任三青团陕西支团部干事长。

　　不几天，陈忠经便告诉李骥德：“我们同意你的要求。”并问道，“你愿意到哪儿去?”李骥德略加思索后回答：“我是关中人，对关中风土人情比较了解，最好就到关中一个县去，而且我想离你近一些，因为我年轻，没经验，工作中遇到困难，也好便于向你请示，听从你的指教。”

　　陈忠经一听，笑了笑说：“没看出来，你还是个善于言辞的人呢，那你就到眉县去吧，行吗?”

　　“眉县(三青)团的状况如何?”李骥德问。

　　“眉县尚未建立县一级团的组织，只有团的基层组织，而且是由三青团周至县分团部兼管，周至也没有兼管好，急需要建立眉县分团部。”陈忠经如实介绍着。

　　“让我考虑一下吧!”李骥德边答应边拖延时间。因为他还未向党总支和省委请示。

　　然后，李骥德将与陈忠经的谈话内容一一报告党总支和省委，汪锋又通过交通员张仁民转告他，省委同意打入的意见。李骥德还和党总支书记王世俊进行了一番分析评估，取得一致意见：认为陕西关中只有东府的朝邑和西府的眉县尚未建立县一级三青团机构，朝邑太小，韩城、大荔的反动势力正千方百计地打入朝邑，不利于开展工作，于是李骥德便尊重了陈忠经的意见，找到陈忠经，表示听从他的调遣，前往眉县。

　　当时，李骥德虽然不知道陈忠经也是打入三青团的秘密共产党员，但总觉得他的举止谈吐不像是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党棍团棍，不打官腔，既不吹捧国民党、三青团，也不辱骂共产党。为了长期隐蔽埋伏下去，李骥德按照汪锋、张德生多次强调的“广交朋友”、“巧于伪装”、“内红外白”等反特斗争工作经验，尽量与各方面人士和势力搞好关系。

　　当时三青团在陕西正处于发展时期，李骥德到眉县上任一段时间后，发现国民党眉县党部书记长蒙文卿是个被“赵公元帅”迷住心窍的人，他经常利用职权向银行贷款，然后转借，进行高利盘剥，利用盘剥的不义之财，在家乡泾阳买地置田，在西安购房经营商号。李骥德和别人一样，对蒙图财谋钱的恶劣行径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井水不犯河水，不去计较，免得发生矛盾，关系相处比较融洽。李骥德在眉县干了五年多时间，换了四任县长，除第一任县长是个国民党政客，CC分子，相处时间很短，此县长就调往河南，与其余三任县长相处也比较随和，工作上得到他们的支持。

　　李骥德到眉县，打入敌人营垒五个年头，经历了站得住、站得稳、钻得深三部曲，从三青团眉县分团书记、干事长，再到国民党眉县党部书记长，表面上是“步步高升”，实际上是“层层深钻”，“荫蔽埋伏”。由于掌握了国民党眉县党团最高权力，就为党的工作开辟了阵地。李骥德利用合法身份和手中权力，把一批批进步知识分子或共产党员，安排到中小学任教，控制了教育阵地，团结了广大师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他安排廉洁之为金渠镇中心小学校长，安排中共眉县县委宣传部长钮永哲先为三青团眉县分团部书记长，后为眉县简易师范学校校长，安排董锡钧到眉县中学主持工作，安排宋建元为渭北乡中心小学校长，安排赵宏勋和从咸阳来的地下党员魏治均到眉县中学去任教。

　　李骥德隐蔽埋伏在眉县的几年，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途径，搜集到敌人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党务等情报，汇报给省委。在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岁月，由于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从中央到省委一直到基层组织，活动经费十分拮据，延安开展了大生产运动。1944年冬，李骥德回马栏向省委汇报工作，汪锋、张德生建议李骥德想办法利用国民党的钱为共产党办事情，也可以在眉县搞点生产，支助一下省委和边区。李骥德按照汪锋、张德生建议，着手从四个渠道开辟财源，筹集经费。一是利用敌人党团名义，从国民党的银行贷款，再把这些款子转贷给私人，从中获利。二是利用农村二三月青黄不接时机，贷款给农民，夏收后以此抵债，但不搞高利盘剥。三是租农民土地，雇人种植烟叶，销售盈利。四是当粮价走低，设法多购进一些，粮价抬高上涨，再抛售出去。通过以上几种渠道筹集到一批经费，帮助省委渡过困难时期，解决了大问题，同时这一套做法，也无形中掩护了自己。

　　经汪锋派遣打入国民党武装团队比较成功的要算康子安和马志超。康子安是陕西省礼泉县人，1936年10月汪锋去白水特务二团传达周恩来谈话精神后，正在特务二团的康子安被发展为中共党员，由团党委成员杨信联系，杨又将康的组织关系交给汪锋。西安事变时，杨虎城正式下达委任状，委任康子安为礼泉县保安大队大队附，以便协助进驻礼泉县的徐海东红十五军团联系地方供应和工作。抗战期间，汪锋派康子安打入国民党礼泉县大队、陕西保安团(旅)，先后担任过大队附、营长。并安排吕剑人与康子安具体联络。1940年，康子安担任陕西保安一团二营营长期间，驻防中部(黄陵)县。5月中旬，周恩来由延安经西安去重庆，途经中部县时，胡宗南责令保安旅长杨显对周恩来一行的车辆所带书刊、物资进行检查。杨显将通关检查任务交由康子安营长办理，康则率人员在关卡迎候，便餐招待周恩来一行，巧妙送周一行通过封锁线，保证了所运物资的安全。后来，康子安谋取了礼泉县大路乡乡长一职，多方掩护地下党组织活动，并设法抗粮、抗款、抗丁，为群众减轻负担。据统计，他在任期内全乡即少出3000多石粮食。

　　马志超是大革命时期参加过陕西旬邑起义的共产党员，起义失败后为躲避逮捕，远走他乡。1938年春，在西安结识汪锋。他按照汪锋和陕西省委常委、旬邑起义时的老战友老同乡崔廷儒的指示，打入国民党西安防空司令部搞卫生防护工作，与防空司令部参谋长徐子才交往比较密切。这年秋，马志超又通过徐的关系，担任了新编保安第四支队第三大队大队长，驻防彬县城内。1940年，保安四支队改编为保安第九团，马志超任该团十一中队中队长，相当于连长，先后移驻旬邑、淳化县。马志超与团长董辑五关系甚笃，后调任团直属迫击炮中队中队长，驻扎在封锁线上。

　　马志超的所有经历和任职，包括汪锋在内的省委几位负责人一概尽知。

　　1944年初，汪锋代表省委指示三十八军原工委书记蒙定军设法与马志超进行联系，以便安排三十八军陆续从河南前线回边区的地下党同志。这时，担任赵寿山第三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的蒙定军按照汪锋指示，向马志超写信，信称：“有要事请回西安一见。”马和蒙同为旬邑同乡，小学同学。旬邑起义失败后各奔东西，十多年过去了，从未谋面。马接信后从淳化回到西安，来到西大街城隍庙巷蒙的家中。

　　两人多年未见面，今日相会，免不了畅叙离别。其间，蒙开门见山告诉马：“赵寿山调走，张耀明接任三十八军军长，张一到便大肆清查军内地下党员，许多同志无法立足，要进入边区，无法通过封锁线，请你帮帮忙。”马志超二话没说，慨然答应：“没问题，这事包在我身上。”

　　蒙一听马答应得如此爽快，连声道谢，约定了联络代号：蒙为“蒙明”，马为“冯光”。②以后过封锁线人员，凡以蒙明为代号者马即护送过封锁线。

　　马志超为了避免每次接送都要他出面可能引起别人怀疑，建议蒙定军派两个可靠人员，到他的中队当分队长，负责护送，这实际上又是在封锁线开了个口子。2月下旬以后，离开了三十八军的工委负责人范明和工委成员张西鼎以及160多位共产党员及其家属也陆续从这儿进入边区。范明准备通过封锁线时，在淳化县城乘坐一辆轿车，拉了许多行李，又有警卫员跟随，一看就是个有身份人的架势，一度引起群众围观。马志超恐怕出事，连夜派人携枪将范明送进边区。边界特务如麻，耳朵长，眼睛多，护送范明第二天，团长董辑五即问马志超：“你是不是把共产党要人送到那边(即边区)了?”马则回答解释：“那只是几个做生意的人。”董撂下话：“是什么人你自己负责，我这包袱小，包不了你，你应该想办法做一做那些人的工作，堵一堵他们的嘴。”③

　　马志超心领神会。次月，他摆了六桌宴席，把淳化城内的特务及县府官员招待了一番，此事才算平息。后来，中统淳化主任王依仁对马说：“老兄今后多关照，咱们各走各的道，各交各的朋友。”④

　　1945年4月，蒋介石下令将陕西五个保安团的士兵空运云南改编，马志超所在的保安九团也属其中之一。天黑了，西安尘雾笼罩，五个保安团在夜幕下相继集中到西安三桥，等待当晚12时陆续起飞。等待之时，马志超借故暂时离开中队，出去了解一下情况，找蒙定军想想对策。他走到西关什字附近，黑暗之中，隐隐约约发现遍地都是逃跑的士兵，他们行动鬼鬼祟祟，丢枪扔弹，官长再严厉的吓唬、喝斥也无济于事。马志超暗自思忖：时间来不及了，必须赶快回城，去见蒙定军，说明情况，干脆不走了。次日，才知道乱兵是飞机场的几个保安团士兵上飞机前全部四散逃跑，也包括他所在的迫击炮中队和那个九团十一中队。这时的马志超内心也很复杂，庆幸的是不再远离家乡去云南，可是从此失去了兵权。他向蒙定军哀叹一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弄了百十号人的枪杆子，这一下却失塌光了。”

　　蒙定军看着马志超心情惆怅、焦躁不安的样子，便安慰一番说：“失塌了就失塌了，无非是从头再来。”过了几天，蒙定军找马志超说：“我明天要回马栏，向汪锋汇报工作，你得领我通过封锁线。”马志超只好和蒙定军北上淳化，从方里镇领蒙通过封锁线，一同到达马栏见到汪锋，汇报了工作和打算，汪锋安排蒙、马住地委招待所，谈了两次。正巧汪锋要去延安参加“七大”，要蒙、马二人多待几天，等他回来再从长计议。

　　过了半个多月，汪锋一时回不来，蒙定军向马转达汪锋的意见：“七大会期延长，抗战胜利在即，党中央决定派大量干部到国统区工作，你在国统区有社会基础，要着手利用关系，最好设法在封锁线上搞个交通联络点，力争掌握一部分武装。”⑤马志超同意汪锋的意见，便和蒙离开马栏返回西安。

　　1945年10月，国民党旬邑县参议长蒲玉阶(统战对象)从南京参加完国民党国大代表会回到西安，见到马志超，介绍说：“新任旬邑县县长边翼藩是我的同学，他要我介绍旬邑人辅助他工作，不知你意向如何?若愿意，我可以向他介绍，但只能说我们二人之间为乡党、师生关系。”⑥听了蒲的一番善意，马志超随口答应，听候消息。外人不知，这个蒲玉阶也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内战初期被捕自首，但未出卖组织和同志，是汪锋、张德生通过旬邑县地下组织经过一番工作，帮助蒲玉阶当上县参议长的，他是中共在封锁线上的重要统战对象。

　　马志超回旬邑，临离西安时，蒙定军告诉他，“赵寿山西安桥子口甘露巷家中有几支手枪，不过赵家四周有特务，没人敢去取”。马志超听后，高兴地埋怨说：“咋不早吭声，我去取。”⑦一天晚上，蒙带马到赵家，取走了12把手枪和3000发子弹。马高兴地对蒙说：“凭这些‘家当’和‘本钱’，我就不相信撑不起门面。”“咱当了几个月的孙子，现在又要当爷了。”⑧

　　为了安全起见，马和蒙商量后决定，先把枪弹带往彬县，放在有统战关系的国民党彬县调统室主任王依仁家里，马只身回旬邑打听消息。

　　马志超回到旬邑，县府刚刚成立警察局，经过蒲玉阶一番工作，边县长委任马志超代理警察局局长，下辖警士82人。1946年5月，马又被任命为县府代理科长。这一切，汪锋和已调回马栏的蒙定军一一掌握，并互有联系。1946年8月，汪锋离开马栏赴任豫鄂陕之前，和蒙定军一起，将马志超的情况向时来马栏的西北局秘书长张德生作了详细介绍。1947年5月，已调任国民党旬邑县自卫大队大队长的马志超，接张德生来信，经过周密计划，于5月22日黎明率自卫队400余人，起义成功，参加到人民解放军行列。在政治上，这是在胡宗南进犯延安之后，由边区南线策动的一次成功的起义，揭露了蒋胡所谓共产党已被完全消灭的谎言。

　　①《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第789—790页。

　　②摘自马志超档案。

　　③④摘自马志超档案。

　　⑤⑥⑦⑧摘自马志超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