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记店”，是在陕西省委(包括关中地委时期)驻地马栏开办的一个全称叫“德记骡马店”的简称。一看这店名，就知道它肯定与一个人名有关，这个人便叫巩德芳。巩是“德记店”的主人，掌柜的。别小瞧开办在旬邑山区马栏河边的这个骡马店，它的背景却很深，“后台”也很硬，它的真正后台老板便是汪锋。

　　巩德芳是陕南商县茶坊乡巩家湾人(今属丹凤县)，巩家湾靠近丹江岸边，巩德芳祖祖辈辈以山为家，以农为生，以丹江为邻，勤劳耕作，穷苦度日。巩德芳何以能翻越秦岭到达三四百公里外的北山开办骡马店，不能不提起他的同乡王柏栋(又名伯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陕西省委选派王柏栋回商洛，担任工委书记，发展地下组织，壮大抗日力量。王柏栋是商县商镇(原商洛镇)显神庙人(今属丹凤县)，同巩德芳是同乡。1930年6月，王柏栋在杨虎城南阳教导队入党，杨虎城主陕的1931年，汪锋在陕西省委军委工作期间与王柏栋结识。这时，王柏栋在杨虎城部开展秘密工作，归汪锋领导，后来，省委派王柏栋前往陕甘红军游击队。红二十五军入陕后，王柏栋回商洛一带开展地下工作。1935年3月，王柏栋离开家乡，又前往陕甘边，去找刘志丹。不料，在陕北错误肃反期间被关押，“肃反”纠正后出狱，王柏栋被分配到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任地方科科长，1936年6月又调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敌工部科长。西安事变期间，红十五军团南下商洛，抗击中央军从南路进攻，王柏栋随队返回家乡。

　　红军改编八路军，王柏栋因病未随队出征抗日前线，留任一一五师留守处地方科科长，负责地方党工作。11月底，患病初愈的王柏栋由陕西省委派回商洛，利用国民党在全面抗战初期积极抗战的有利局面，在家乡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半年时间，在商洛山区建立起民先队、抗敌促进会和妇女救国会等抗日群众组织，先后培养发展了王连成、刘丹东、彭一民、米信公、周文斌、王士哲等一批共产党员。并把王连成、刘丹东等一批共产党员和部分民先队员送往延安中央党校、抗大、安吴青训班和省委干部训练班进行学习深造，往返途中，这些人员都受到分管商洛地区工作的省委常委汪锋的诸多关照。这些世代很难走出商洛大山的穷苦农民出身的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出山后接受了新环境、新思想，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掌握了先进理论，又回到家乡，成了商洛地区革命的骨干力量，这是王柏栋回到商洛的第一个贡献。王柏栋的第二个贡献就是根据商洛山区的实际，具体地运用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组织抗日武装，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他和共产党员广泛结交具有抗日倾向的进步知识分子，与当地民团首领王建三、刘松林交朋友，他派弟弟王柏梁和谢华去商南岭观，找到与汪锋联系的共产党员卫志毅，筹建陕南抗日游击纵队，后又派谢华去县城西组织抗日武装。在人民群众的拥护下，王柏栋担任了商镇联保处保队附，将彭一民、张银治等安插进联保队当班长，掌握这支武装。特别是王柏栋结识了商棣仙联保处常备队副队长巩德芳和护兵班班长薛兴军，并发展他们加入共产党，掌握了常备队这支武装。

　　王柏栋工作热情似火，商洛山区抗日烈火越烧越旺，这便引起国民党陕西省第四区商洛地区行政专员温良儒的不满，他指示商县第六、七区联保处保安中队长冯麟生买通土匪曹建勋，1938年7月25日黎明，将王柏栋杀害于家中，这是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在陕西杀害的第一位共产党人。

　　8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在驻地云阳镇举行了追悼王柏栋大会，省委常委、军事部部长汪锋代表省委致了悼词，高度评价了王柏栋生前对革命的贡献。

　　杀害王柏栋之后，反共顽固分子、恶霸地主出身的商棣仙联保处常备队队长谢孝廉清理内部，怀疑监视巩德芳的一举一动。巩德芳按照商县地下党负责武装工作的雷振杰指示，采取果断行动，于1939年7月4日处决了谢孝廉，树起近百人的抗日武装旗帜。打死谢孝廉，震惊了商洛地区国民党当局，时任龙驹寨保安中队队长的冯麟生，派商棣仙联保处副主任李景蟾前去威胁巩德芳交出武装，听从政府指挥。巩德芳也来了个下马威，下令处决了李景蟾。这一下，更使冯麟生火冒三丈，不过他没有贸然行事，而是密使老君乡乡长张仰之邀巩德芳“赴宴”，共商抗日大事，图谋杀害巩德芳。巩德芳明知是“鸿门宴”，为表明抗日诚意，仍带警卫员巩全林等前去赴宴。酒席上，张仰之满口联防“剿共”，抗日的话只字不提。巩德芳针锋相对，张仰之哑口无言。酒过数巡，张仰之准备对巩德芳下手时，巩机智离席，杀出重围，脱离虎口，使冯麟生的阴谋未能得逞。

　　“鸿门宴”之后，冯麟生在蒋介石的反共高潮中，越来越仇视巩德芳。巩德芳下决心要除掉冯麟生这块“顽石”。1940年7月22日，巩德芳率抗日武装二三百人，在一个叫四方岭的地方，成功设伏击毙冯麟生，为人民除了一大害，为王柏栋报了仇，为商洛山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发展扫除了一大障碍。击毙冯麟生，巩德芳组织了一支游击队武装。

　　这次伏击战影响很大，国民党陕西第四区(商洛地区)专员公署专员温良儒立即组织保安团和正规军一部进行“清剿”，四处设卡拦截。1941年6月，留仙坪米家寨一战，巩德芳和战友薛兴军据险固守，英勇顽强地击溃八九百之敌，击毙敌指挥刘兆玉以下30余人。此后，敌对游击队进行残酷“清剿”，中共陕西省委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敌“清剿”消息。1942年2月，汪锋派省委保卫队教员巩德胜带巩全林回商洛向巩德芳传达省委指示：“如能成功，就在庾家河灰条山一带建立根据地，坚持打游击。要电台、机枪、药品等物资都从西安取。如不成，就立即撤回陕北。”①接到汪锋指示，巩德芳和薛兴军商量后决定埋枪，暂时隐蔽。巩德芳和薛兴军先后分头带领队员于1942年二三月间到达马栏，回到省委，受到汪锋等省委领导的欢迎。

　　马栏镇位于旬邑县城东北30公里的马栏河边，是陕甘宁边区的南部前哨阵地。据传说，马栏古时为通往西北宁夏之捷径，后因贩马商人在此筑栏交易而故名，《宋史·赵珣传》中记载，西夏入侵，守将葛怀敏“依马栏城布栅以扼其路”即此。明、清曾设马栏镇，1949年曾为马栏县治。镇上几十户居民都住土窑洞，沿马栏河湾呈条块状分布。从1941年至1947年马栏为中共陕西省委、关中地委、关中分委、专署和军分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所在地，还有关中师范、八一剧团及工、青、妇、银行、财贸等单位。

　　这时，马栏人口猛增，房屋不足，各单位以打窑洞栖身安家，陕西省委机关就打了几十孔窑洞，分布在山岭西侧，军分区司令部居中，专署和政治部在山岭东侧，整个山头全是窑洞。关中师范一位叫袁心湖的教员设计了一个礼堂，修建在马栏河滩，可容纳千人，人称大礼堂。后来，在关中地委机关门前修建有一个小礼堂。大小两个礼堂，算是马栏当时的高大建筑，其实就是两座就地取材，自己动手，完全由土木砖瓦结构的一种普通房子，不过高度、跨度、面积比一般民房稍高大一点罢了。

　　巩德芳他们来到马栏，陕西省委十分重视这支武装，主要是着眼于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把他们派回商洛开创新局面。为此，省委决定由汪锋主管这支武装的学习、生活、训练等事宜。汪锋首先组织他们在马栏西河坡修旧窑，打新窑，砍柴、垒棚安下家，然后由省委投入5万元边币、5石小米作本钱，开办“德记店”，利用这个店一方面招待过往行商，做生意和搞农副业生产；另一方面以“店”为掩护，对这支武装进行军政训练，提高军事、政治理论水平，通过他们把在商洛站不住脚的人，陆续串联到马栏接受教育。先后来到马栏的有80余人。三年多时间，这些人从政治上、思想上、军事素质上得到了培养和提高。“德记店”开办后，成了省委保存武装力量、训练储备干部的“仓库”和学校。“德记店”刚开张时，“经理”是巩德芳，支部书记为省委调查站干部刘拓。9月以后，省委调刘拓编辑《陕情汇报》，调第一研究室干部王杰任支部书记，副“经理”则为巩德芳的战友薛兴军。

　　“德记店”开张时，正是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之时，这些刚刚从陕南山区聚拢来的人员，主要是在整风运动中通过学习提高马列主义水平。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文章及其他整风文件，成为“德记店”人员学习的主要内容和教材。汪锋还多次到“德记店”讲课，开会，听取汇报，察看学习、训练和生活，领导他们参加整风学习。据薛兴军回忆说：“省委领导汪锋来到‘德记店’，针对商洛同志初来乍到，对艰苦生活不习惯等反映，他深入浅出地讲革命道理，讲革命前途，使大家逐渐安下心来。整风运动中没有在‘德记店’搞整人的那一套。‘德记店’很好地贯彻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一整风运动方针。我们这些大老粗一面学习整风文件，一面学识字，学文化。在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考验中，蔡兴运、田申荣、张青山等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②

　　那时，正处于抗战最艰苦的岁月。由于日军的进攻和国民党对边区的包围封锁，边区的财政相当困难，“德记店”和边区军一样，响应党中央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这些山区农民出身的武装人员，既能军又能农，一手拿枪杆子，一手握镢头把子，生产、军训搞得相当出色。一次，汪锋来检查工作，建议“德记店”人员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搞农业，一部分搞副业，一部分经营骡马店生意。巩德芳他们按照汪锋的建议，进行了人员整合分工，搞农业生产的，由薛兴军负责，在苇子沟、北沟等荒芜的梢林中开荒种地；巩德芳带一部分搞副业，上山砍柴卖柴，烧卖木炭，打石条，搞小麦、玉米等粮食加工，只收点加工费用，方便了机关、部队和当地农民粮面供应；还有一部分人经营骡马店生意，主要是招徕过往客商投宿住店吃饭，既方便又安全，增加点收入。有时这三部分的工作性质也很难分开，比如，开荒种地，打窑洞，打柴、割草喂牲口，生豆芽，吊挂面等，三部分人都可能去干。在修建马栏大礼堂和马栏河桥工程中，“德记店”几乎所有人员去山上扛抬木料，打石料，烧石灰，搬砖瓦，大伙都忙忙碌碌。当时“德记店”还有十来个八九岁的娃娃，革命者的后代，他们除学习识字外，有时还去磨坊里踩面锣，帮大人干活，加工面粉。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德记店”越办越红火，购买了四头骡子、大磨子，在马栏桥边盖起了十几间房子，在边区的南部边界红白交界处耀县柳林镇办起了“德记分店”。人人能吃饱饭，有衣穿，有事干，在抗战的艰苦年月，达到如此“丰衣足食”的程度，也是件不容易、了不起的事情。

　　汪锋分管“德记店”期间，为“德记店”送进去一个特殊的人物，此人名叫李世华。

　　李世华是商县麻街人，说是“街”，可不能当作城镇街道来理解，它不过是镶嵌在秦岭南麓大山丛中丹江上游岸边的一个小山庄，只有十几户人家。如果从汪锋的家乡蓝田猿人遗址公王岭下的流峪口进山，沿着西荆公路朝东南方向蜿蜒前行，经张家坪、黑龙口即到。麻街南距商县县城，北距黑龙口镇各十二三公里。

　　麻街虽小，但却扼西荆公路之咽喉。李世华仅有高小文化程度，自幼爱玩枪弄棒，先后在宝鸡凤翔绥靖司令部和商县古世珍部当过兵，后来在当地拉起武装，当上麻街“草头王”。

　　人常说，一山难容二虎。那时麻街和黑龙口的地方势力经常闹摩擦，打群架，互有伤亡。黑龙口的势力大，后台硬，联保主任周文发的表兄是专员吕学书，吕的舅父是省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官大一级压死人，况且胡宗南的第八师一部驻扎在黑龙口。李世华年轻气盛，斗胆包天，竟然使了个小计谋，在麻街附近古树坑设伏，打死了联保主任周文发和他的小老婆以及护兵八人。这下可捅了蚂蜂窝，把事情惹大了，胡宗南第八师袭击麻街，李世华钻进山中躲避，这时已到了1941年夏秋。

　　李世华正在走投无路、无计可施的时候，突然想起一个人来，这人名叫李志喻，蓝田县张家坪人，李世华门中的女婿。李志喻来岳父母家，和李世华混得很熟，也在李世华家住过。李志喻家离蓝田县城和西安比较近，消息灵通，见过大世面，经的事情多。五年前的一个夏天，李世华曾听李志喻讲过一个叫王均治的人在陕北当红军。那时李世华没有在意，还以为李志喻是在胡编冒撂，吹牛皮。现在李世华到了穷途末路，有病乱投医，便下决心去陕北找王均治。

　　陕北地域辽阔、台塬相间、沟壑纵横，是黄土沙漠铺成的地方，四野茫茫到哪里去寻找。李世华全然不考虑这些，只有一个心眼，出秦岭朝北走就是了，至于红白交界封锁线上密密麻麻的铁丝网，露着黑洞洞“眼睛”的雕堡，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睁着猎犬般眼睛的各种特务，李世华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些，就连那西荆公路沿途张贴着通缉他的布告，好像也没有使他担心。李世华决心要干的事情，谁想拦也拦不住，十头牛也拉不回来。

　　麻街、黑龙口这地方，多有陕南安康白河县一带挑担做生意的人常来常往，他们挑木炭北出秦岭去西安，换回日用百货再返回白河。李世华便想出一个好办法，夹杂在这批白河人中间，反其道而行之，南越秦岭，走巴山，绕道川北，再沿川陕公路，返回陕西宝鸡，再赶向耀县，越过封锁线，来到关中分区所辖红区一侧的柳林镇。

　　柳林镇扼守着陕甘宁边区南端交通要道，是边区的南大门，有二三十户人家，抗日战争时期属于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淳耀县管辖。1941年，淳耀县在镇上设有一个客栈，实际上是一个对外联络点，原属关中分区保安科领导。陕西省委和关中分区合并后，成立关中地委，另成立联合客栈，由汪锋负责领导过一段时间。

　　李世华来到柳林镇，找好了住处，就开始打听王均治这个人。可是一连数日，丁点消息都没有，他开始失望苦闷起来。一日柳林逢集，他便到集上转悠，不料被一伙武装抓了起来，押到马栏省委机关警卫部队关押审讯。审讯中，李世华软硬不吃，一口咬定自己不是特务、奸细，只有一句话：“我是来找王均治的。”

　　王均治是谁，审讯人员也不清楚，只是把审讯情况向汪锋作了汇报。汪锋一听，便吩咐说：“下次审讯，我要参加。”

　　过了两天，汪锋亲自参加审讯，李世华被带进一间房子。审讯人员便厉声厉色地说：“今天你要老实交代你到边区来的任务，受谁的指示。”

　　李世华也有些不耐烦地重复回答说：“我的确不是特务、奸细，是来找王均治的。”

　　汪锋问：“你认识王均治吗?”

　　“不认识。”李世华答道。

　　“不认识，你找人家干什么?”汪锋反问道。

　　“是李志喻叫我找的。”

　　“李志喻是干什么的?”

　　“蓝田县张家坪人，我李家门上女婿。”

　　“他让你找王均治干什么?”

　　“寻找参加革命的门路，国民党抓我，我实在无路可走。”

　　“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李世华便一五一十地把多年来闯荡商县麻街的生死经历和绕道川北辗转柳林，又被押来马栏的经过详细“交代”了一番。

　　汪锋听罢，露出了笑容，对李世华说：“你要找的那个王均治，我认识他。”

　　“他在哪儿?”李世华迫不及待地问道。

　　汪锋右手放在胸前，示意道：“我就是王均治。”

　　汪锋这么一自我介绍，李世华和审问人员都一时吃惊。

　　“你就是?”李世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惊异地问道。

　　“是，我就是王均治。”汪锋再次肯定地回答道。

　　受尽磨难的李世华，踏破铁鞋无觅处，孰料亲人今日就在眼前，向来有泪不轻弹的铁汉子，刹那间湿润的双眼，淌出了激动的热泪。汪、李两人上前拥抱，审讯变成了一场喜相逢，多么感人的一幕。

　　王均治，原来是汪锋的本名，家乡人只知本名，而知道汪锋这个化名的人却为数不多。而在省委，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本名。

　　李世华所说的李志喻，便是汪锋的前妻妻兄。换句话说，李志喻便是汪锋大儿子王光若的大舅父，汪锋又是李志喻的入党介绍人，只是后来汪锋与前妻离婚，又多年没有回过家乡，二人再没见过面，但是汪锋在陕北的消息李志喻还是略有所闻。

　　李世华收住激动的热泪，汪锋再问道：“你认识巩德芳、薛兴军吗?”

　　李世华说：“这两个人名气大，哪能不知道，打死谢孝廉以后，他们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他俩现在就在马栏。”汪锋还是带着笑容告诉李世华，“你们商洛有一大帮子都在这儿，他们开了一个‘德记店’，在马栏学习、训练、劳动生产，开荒种地，搞副业，办旅店，很红火，我想让你也留在这里，和巩德芳他们一起干，这就是革命”。李世华从汪锋口里一听到“革命”二字，感到十分亲切，十分诱人，他便说：“我愿意留下来参加革命。”

　　就这样，李世华在马栏参加了“德记店”，任柳林镇“德记分店”经理，两年期间，和巩德芳、薛兴军在一起，在革命的大熔炉里接受教育和训练，由一个盘踞小山头的草莽英雄，变成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1943年8月，发生了全国罕见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顽固派“围剿”中共地方党组织和武装的临潼“交口事件”。

　　临潼交口，地处渭河北岸，长期以来，由共产党进步势力所控制，是关中平原距西安不足百里的一个红色据点。受时任陕西省主席熊斌指示，省保安副司令徐经济派保安团步兵一营，工兵一连，交由国民党第十区(咸阳地区)专员温良儒指挥，与临潼县县长王家麟，带领陕西保安团，及临潼、咸阳、高陵、泾阳等县军警，以及渭北几镇保甲武装3000余人，突然将交口镇及其周围的雨金、白杨寨子、花刘村等包围，妄图将共产党和抗日武装负责人谈国帆、王志温等一网打尽。谈、温等事先得到党外朋友通风报信，迅速采取措施，将党员疏散隐蔽，谈、温随即躲避离去，致使“围剿”扑空。但是，围剿部队、保安团和军警，对交口地区实施了烧杀抢掠，未及时疏散隐蔽的共产党员戚玉平、抗日群众王益海等八人被杀害。一孕妇被投入火中活活烧死，惨不忍睹，还逮捕了几位进步人士，抄了谈国帆、王志温的家。事后，国民党陕西当局又将交口乡的各保划分出去，取消交口乡行政建制。但是交口地区的中共地下组织和武装力量未遭受大的破坏。谈国帆、王志温等率40多名已暴露的共产党员和武装人员安全撤至陕甘宁边区，到达马栏。

　　1944年初，汪锋代表关中地委宣布：在“德记店”的基础上，成立干部训练队，简称“干训队”，这样就把临潼和商洛两地的两支武装合并在一起了。干训队由谈国帆任队长，巩德芳任副队长，王杰继续担任党支部书记，地委仍分工汪锋主管干训队工作。

　　干训队的办队方式和“德记店”差不了多少，“德记店”的店址成了关中地委生产科，亦称招待所，接待经马栏进入延安的地下党负责同志，还包括一些在乡退伍人员等。

　　二三月间，在河南抗日前线第四集团军三十八军中，一些地下共产党员站不住脚了，也先后回到了马栏。这批人员中，其中包括沙夫(沙成轩)，何征、薛高涛、李学白、王礼等。作为三十八军地下党领导人的汪锋，代表关中地委，将这些同志安排到干训队。这批人员中，大都是知识分子出身，接受新事物快，他们进入干训队，既有文化知识，又有军事技能，经受过抗日前线的炮火洗礼，还有一套地下工作的经验，需要一个熟悉他们情况的人员来进行训练，为此，汪锋又推荐秋宏和警备三团一批人员组织训练工作。经这一段时间的休整、学习和训练，这批人分配了工作。接着，从三十八军又回来第二批人员，干训队将这批人员进行了编队，由杨振声任队长，周云任指导员，进行学习训练。

　　抗战胜利后，赵伯经率西府一批人员也来到马栏。

　　赵伯经是享有威望的西府地区地下党领导人。论资历，他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论年龄，他比张德生、汪锋还年长七八岁；论工作，他从1929年开始就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兵运工作，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几位省委领导都对他十分敬重。

　　赵伯经来到马栏后，关中地委考虑到进来的武装人员越来越多，及时地在干训队的基础上成立教导团，由赵伯经任团长，秋宏任政委，谈国帆、王杰分任副团长和副政委，地委还是分工汪锋主管教导团工作。

　　教导团成立后，其任务主要是，通过党的教育工作，串联和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发展反蒋、反胡(宗南)统一战线，发展党的组织，把从白区来的搞过武装拿过枪杆子的各方面力量统一起来，其中包括杨虎城、李虎臣的旧部。

　　50多年后，王杰在回忆这段工作和生活时曾深有感触地说：“回忆马栏的经历，印象很深的还是在‘德记店’这一段，当时的陕西省委和后来的关中地委，在建立和领导‘德记店’、‘德记分店’，以及后来由此发展起来的干训队、教导团的工作上，不仅十分重视，而且也有远见，在组织机构变迁的各个关键环节上，都经过仔细研究，按照当时形势的发展，及时做出正确的决策。”“特别是对于‘德记店’、干训队、教导团的领导班子的人选，都经过反复慎重研究后才做出决定。”“那时，不论是派人出去(出边区)或有人进来，我们几个干部都要到省委和后来的地委统战部汇报请示。店内如果有了较大的分歧意见，经我们请示汇报后，地委负责同志往往亲临帮助解决。”③

　　在“德记店”，干训班和教导团时间最长，收获最大的要算从商洛来的几批人员，这批人在巩德芳、薛兴军带动下，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进步很快，他们过去只会使用步枪，后来又学会了使用机枪、爆破技能和游击战术理论。特别是这些人员中的李世华、李念芳、刘兆英等在马栏加入了共产党，他们后来都成为解放商洛的骨干分子。

　　而先后来到的临潼、麟游、三十八军的各批人员，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多数先后又被派回国统区，相当一部分打入国民党党、政、军、警、宪、教内，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陕西，解放西北，起到了里应外合的作用。开办“德记店”，干训队、教导团，这是汪锋当年代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国统区党的地下斗争史上光辉的一页。

　　①《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第784页。

　　②《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第784页。

　　③《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第7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