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荫蔽精干”的过程，也是与敌特势力生死搏斗的过程。从1938年夏季开始，抗日环境开始恶化，特别是国民党自1939年1月五届五中全会之后，公开执行反共政策，年底又掀起反共高潮，国民党普遍建立起情报特务机构，军队系统有军统，党务系统有“党网”，政府系统有“调工”、情报组、情报员，西安邮局经常有警备司令部、宪兵队、省党部等派去的专人检查邮件。敌特千方百计地采用跟踪监视、搜查逮捕等手段进行暗杀迫害、拉拢收买，或利用叛徒，布置内奸等，以图控制、干扰和破坏逮捕中共组织、共产党人以及抗日进步分子。如果说，从1938年下半年国民党开始反共，强行大量发展国民党党员，企图全国皆党，以国民党员的数量战胜共产党，那么，从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开始，就到处发展特务组织，使全党特务化，全国特务化，企图用特务组织战而胜之。

　　针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策略和手段，中共陕西省委也针锋相对地把打击当地反动民团，反敌特破坏，清洗内奸，除掉叛徒列为国统区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这项工作主要由省委社会部(社会科)具体负责组织实施，组织部、统战部等部门密切配合。

　　1939年下半年，在全国连续发生了几起国民党军队袭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破坏以留守处为掩护的中共地下组织领导机关的事件。此后又在云阳镇发生了一个以特务卖艺为名，对省委机关进行侦察的事件，特务被捕获。接着省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王文德，又名余洪远，在云阳北门外被敌特打黑枪，幸未击中。省委为了加强保卫工作，组建了警卫连，接着又成立警卫营，由汪锋直接领导，人称“团长”。这年年底，中共中央指示陕西省委进入陕边区淳耀县安社镇，先是大部分领导和人员迁走，汪锋率部分干部和警卫营(实际两个连)继续留在云阳坚持斗争。省委领导和机关部门大部分迁走后，国民党地方民团就前来进行偷袭摸哨，被警卫连发觉开枪，敌人逃走了。直到1940年4月初，汪锋率警卫连和留下的几个干部才撤离到安社镇与省委会合。

　　汪锋与省委会合不几天，省委机关又必须搬迁到照金镇。此时驻守照金镇的耀县民团团长张彦宁，是个反动透顶的家伙，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同陕甘红军游击队作对，省委驻安社镇时，张彦宁几次企图偷袭，省委决定拔掉这个钉子，由汪锋率警卫营执行。汪锋首先想到的是智取，他指挥警卫营化装成国民党民团，再派两个战士先前往张彦宁民团驻地侦察试探。一位姓黄的战士化装成国民党军副官，拿着公函，公函盖有国民党另一民团公章和民团团长张庆生的私章，公章和私章都是汪锋让省委干部雷荣用肥皂刻制的。

　　汪锋令黄“副官”他们到达照金镇城门前，声称这一带有共产党、八路军活动，我们来照金加强防务力量，要见张彦宁团长，共商防务事宜。黄“副官”顺利进城，来到张处，张准备接见时，张身边一个人劝张说：“你先不要着急，这事很难说，究竟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我先去看看再说。”这个人说起来还是汪锋的老同学，在张彦宁跟前当先生(军师)。

　　黄“副官”先和这位“先生”见过，再去见张彦宁，黄“副官”上前给张彦宁敬了个礼，这先生就说：“唉，这一看就是咱们的人。”结果张彦宁被活捉，民团缴了械，拿下照金，省委搬迁到这里，缴获的一大卡车枪械送往延安。这年冬，国民党驻耀县小邱镇保安团骚扰边区南部边缘地带，对照金构成威胁，省委和关中分区决定夺取小邱镇，由汪锋指挥，警卫营和关中分区一个团部队一天拂晓发起攻击，此役歼俘保安团一个营，一会儿一批俘虏押了下来，汪锋把看管审讯俘虏的任务交给统战部党派科科长董实丰。

　　汪锋撤出云阳不久，国民党四十二师进驻云阳地区，泾阳县县长王开基和县党部书记长李巨然、咸阳专员温天纬、省党部书记长郭紫峻相继率“视察团”、“清乡团”来云阳。他们将云阳当作“赤化”的地区看待，竟然在南城门口大书“收复失地”四个大字。清乡团和敌二十四师政工人员，对云阳小学更是敌视万端，驻扎学校、监视监听、搜查进步书刊、强迫教员加入国民党。在该校以教员身份掩护隐蔽的中共淳化县委宣传部长白德全经请示后，和校长崔贯一以及一些教员集体加入国民党，并成立了国民党党区分部，公推崔贯一为区分部书记。

　　崔贯一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后来脱党，但一贯同情并支持革命，是汪锋重点联系的统战对象，在云阳镇和汪锋多有往来，关系甚笃。汪锋离开云阳镇，还几次派人到云阳镇与崔贯一秘密联系。后来敌特加紧对崔贯一的暗中监视，企图从他这里发现并摧毁共产党组织，崔不得不辞去云阳小学校长一职，回到他创立的私立培英小学任校长。崔贯一辞职后，国民党仍视云阳小学为“赤色据点”，没有人敢接任校长一职。崔贯一趁机向县教育局建议，由县教育局长兼任校长，白德全担任代理校长。商妥后，白又推荐包括县委组织部长谢鸣智在内的几位共产党员任教员。此时，云阳小学15名教员中，有7名共产党员，这样，又把云阳小学这个阵地掌握在中共地下党手中，与敌特周旋。在此期间，崔贯一曾先后被群众推选为云阳乡农会理事会主席、泾阳县参议员。对参议员一职，崔贯一推辞不干。这时，汪锋派来的联络员张中涛正在崔家，张闻知此事，即劝崔干下去，并嘱崔借此名义开展社会活动。但是敌特的迫害接踵而来。不久后的一天，敌特假借“云阳民众”的名义，向崔贯一写去一封恐吓信。信中威胁说：“你是没有‘自首’的共产党员……你要赶快辞掉这个参议员职务，否则大祸不远矣!”接着，国民党泾阳县党部书记长刘坚如与特务杨子敬同谋，先以崔贯一的名义，伪造了一封请求延安朱德总司令另行分配工作的信件，然后又谎称“截获”这封信件，刘坚如让大特务、泾阳县县长赵芷青拿着这封信件找崔查问。崔贯一看了信，以藐视的口吻说：“纯属政治陷害，如此愚蠢，岂能相信!”赵一看崔态度强硬，刘、杨一手并不高明，方才收敛。

　　刘坚如是一个一贯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卖命的特务，曾得到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特务头子宋志先赏识，录用刘坚如为省党部侦缉员、省党部肃反会审判科科员，刘参与了破坏中共陕西省委的罪恶勾当。1933年7月28日，刘因参加逮捕袁岳栋、杜衡，破坏省委有功，后又连升为神木县肃反办公室，府(谷)、神(木)、佳(县)三县肃反办公室主任。其间，逮捕了革命人士30余人，强迫180多位农民“自首”。西安事变后，刘又潜伏渭北建立秘密据点，为敌特多次提供情报。任国民党泾阳县党部书记长后，还指控群众许康济、许顺康为共产党员，将其逮捕，以异党罪名将群众张效信逮捕管押，酷刑逼供，查封带有进步色彩的《新泾阳月刊》。汪锋在云阳时，崔贯一曾告诉他：“刘坚如是我的学生，后来变坏了，出卖了我，还有庞纪震、王子常他们。”崔、庞、王三位都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人或进步人士，在当地很有威望。汪锋听了崔贯一的介绍，打算和三原、泾阳驻军党组织一起清除这个恶贯满盈的刘坚如。后因省委搬迁不便行动，方才作罢。这家伙算是多活了几年。抗战胜利之后和全国解放战争中，刘坚如的特务活动也是坏事干尽，罪恶滔天。全国解放后，这个作恶多端，欠下人民累累血债的国民党特务分子终于得到应有的惩罚。

　　1940年12月至1941年8月，国民党陕西当局在国民党中央军，地方保安团队的配合下，对华县中共地方党组织进行了几次大搜查、大逮捕。经过渭华起义洗礼的华县党组织和教育界，陕西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传播的华县咸林中学进步师生，与反动势力进行了公开的、针锋相对的斗争。1940年12月中旬，咸林中学民先队员对少数“抗协”、三青团分子辱骂诬蔑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的言论不满，与之辩论，在学校球场上双方发生冲突，三青团头头便向附近胡宗南驻军告状，胡部第一军某部特务营以搜查“共党分子”为由，把学校围了个水泄不通，逮捕了学生共产党员白万诚，还有青救会、民先队和进步学生6人。先押到国民党华县政府院内，几次严刑拷打，迫其承认共产党员身份，均遭否认。后又转送西安劳动营，折磨两年，白万诚等越墙逃出，其中年仅14岁的学生时万俊，因多次受刑，身遭严重摧残，逃出后不久即亡命。

　　1941年7月，咸林中学正在进行毕业会考，胡宗南第一军特务营又包围了咸中、少华女中、县教育局和华县报社，并逮捕学生党员郭宏昌和两名进步教师，逮捕了党外人士、县教育局长史百康和共产党员史卓生、杨照荣，逮捕了华县报社两名进步编辑，还逮捕了县内进步人士11人。被逮捕人员均遭重刑，其中编辑郑云章被拷打致死，史卓生被拷打致残。两个月后，国民党华县县党部书记长杜士亮、三青团代理书记长宋光祖，“抗协”头头王乾亨、李培升等又利用暑假期间，把咸中、少华女中一些平日热心抗日救亡工作的进步青年集中起来，由特务营派武装人员进行“特训”，由“抗协”、三青团分子对进步青年学生进行逐个审查，毒打了三名学生，又将少华女中学生李玉梅等三人捕送西安劳动营。

　　这两次大搜查、大逮捕，正式逮捕刑讯的20多人，仅有少数共产党员，多数为进步青年。这是因为早在1939年前，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环境恶化之初，中共华县县委委员卢鹏、郭明丁，以及党员骨干成员王平凡等执行“荫蔽精干”政策，及时撤离，新任县委书记高诚又适时地采用单线联系的办法实施领导。当第二次大搜捕前，他事先获得情报，及时将一批共产党员迅速转移，到达省委。汪锋将这批共产党员大部分送往抗日前线的三十八军教育连(即教导队)隐蔽下来。其中包括县委委员王岗、雷万里，咸中特支青年委员凌志耕，以及咸林中学的十几位共产党员。华县几次大搜捕，虽有少数几个党员被捕，但党的组织并未受到破坏，这是反敌特破坏斗争的一个典型。

　　王杰是参加过渭华起义的老共产党员，后来又参加红军游击队。1942年，汪锋和省委派王杰任中共渭南地下县委书记，敌特把抓获目标集中在王杰身上。此时，王杰在渭南原上三张镇北韩村小学，以教师职业身份作掩护，化名王清廉。不久离校隐蔽，敌特丢失目标到处寻找未遇。王杰离开三张村小学，后与曾任过三张镇镇长的共产党员薛仁轩邂逅，薛正要去抗日前线的王劲哉部队。王部也有中共组织。薛到前方后，向王杰写信，催要他的组织关系，收信人是王杰化名王清廉。不知何故，信转渭南赤水农校，被敌特发现。当时，农校有一位叫王清源的教员，敌特断定王清源即王清廉。王清源原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但早已脱离组织。王清源听到风声，便逃离农校，敌特逮捕落空。但敌特并未善罢甘休，派出几个特务住进王杰的村子辛庄，进行守候，伺机抓捕王杰。可是王杰根本就不回家，敌特也没办法。敌特打听到王杰的本名叫王玉山，便多方打听到处搜查寻找王玉山这个人的下落。一天，敌特终于在渭南西原贺家村找到一个叫王建山的教员，便将王建山当王玉山逮捕。王建山是个共产党员，逮捕后途中吃饭时脱逃，后进入边区。

　　敌特急于抓住中共渭南县地下党负责人，竟然仅凭相似或相近的名字就乱抓无辜，简直荒唐可恶，反动到极点。可是，自抗战之初到解放战争，中共渭南县地方党领导人沈志民、王杰、权秉华等均能化险为夷躲过敌特的搜捕，既保证了自己的人身安全，也保证了地下党组织的安全，使敌特的阴谋破坏企图一次次落空。其间，汪锋、张德生几次派省委联络员权秉华前往渭南与王杰接头联系，传达省委指示，王杰也回省委汇报工作，省委先安排王杰担任省委研究室研究员，后又安排王杰担任干训队党支部书记，协助汪锋工作。

　　国民党蒋介石在其统治区内，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迫害、杀害不敢公开行事，以恐暴露，而采用了一种极其卑鄙阴险又极其毒辣残忍的手段，便是进行法西斯式的恐怖暗杀活动。

　　1938年七八两月，他们先后暗杀了中共商洛地委书记王柏栋，八路军高级少将参议宣侠父。这两次暗杀在全国范围和陕西省全境曾引起极大震动，特别是绑架杀害宣侠父，更加暴露国民党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使蒋介石陷入中国人民千夫所指、人人唾骂的地步，这也标志着陕西政治环境恶化，也说明实施暗杀政策，是国民党最高当局的反动决策。此后，在蒋介石掀起的一次次反共高潮中，陕西境内也一次一次发生共产党员、抗日进步人士被暗杀的事件。且看：

　　1939年2月26日(正月初八)晚上，国民党三原县当局，指令马额乡联保主任郝仲谌，结伙土匪闯入原中共三原县武字区区委书记邓子敬家，杀害邓和共产党员王春发。

　　1939年春，国民党渭南县当局奉命密使县民众教育馆馆长、特务分子郯汝君暗杀了渭华起义时的老共产党人、以联保主任身份为掩护的王化哲。下半年又暗杀了共产党员刘生哲，1940年2月又将刘生哲之兄刘生俊暗杀于渭南丰原张胡村。

　　1940年4月25日，国民党蒲城县县长王抚洲、县党部书记长牛春韶和县府秘书武瑞举经过一番密谋，派军统特务二人，将蒲城县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积极从事当地抗日救亡活动的王韵清，在光天化日之下，杀害于蒲城县东门外村旁小路上。当时王正从县城西南荆姚镇参加著名抗日烈士蒲克敏葬礼之后返家途中。

　　1940年8月，汉中警备司令祝绍周，派特务暗杀了南郑“工合”事务所主任、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李春华。

　　1943年12月9日，胡宗南和陕西保安司令徐经济密谋策划，下令驻眉县保安团和眉县当局纠集眉县横渠镇地区一汤姓为首的暴徒二三十人，预先设伏，将第四集团军高级参议兼眉县军垦区主任许权中杀害于眉县横渠镇。同时遇害的还有共产党员、杨虎城部老营长、汪锋的好友任耕三。

　　还有像王任、李敷仁、王尚德、韩子芳、白霍亭、宋学徽、杜斌丞以及药王山惨案等暗杀迫害案件。这些案件虽然是在抗战胜利之初或全国解放战争期间发生的，但是这些人员基本上都是在抗战胜利前被列入暗杀迫害名单的。

　　敌特采用暗杀手段，虽然破坏了部分地下组织、少数革命意志薄弱的“胆小鬼”，但绝没有摧毁共产党人的革命意志，绝大多数地下组织仍然存在下来。

　　于是敌特便把希望寄托在布置内奸，打入奸细，企图“放长线，钓大鱼”，“长期潜伏，一网打尽”。国民党称其为“内线工作”或“特情工作”。这项工作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多半利用共产党的叛徒、自首变节分子，打入中共组织特别是上层组织机构中进行腐蚀、拉拢、策反、引诱。国民党CC特务机关“中统”，在陕西的特情组织，便是1939年由大叛徒杜衡领导建立的特务机构，先叫“特情小组”，直接接受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调统局)领导。1940年并入陕西省调查统计室，简称“调统室”，改称“特情股”。

　　国民党的另一个特务系统复兴社的“军统”，也和“中统”一样，把派遣内奸、打入奸细的特情工作作为摧毁、破坏中共组织的主要方式之一。

　　不管是“中统”还是“军统”，他们布置派遣内奸、奸细的方法大致为两种。一种方法是“突击”和“打入”。“突击”即是将他们事先已经掌握选定的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员突然秘密逮捕，突击审讯或利诱或刑讯，使其变节、背叛，再秘密放回共产党组织做内奸。“打入”则是利用一些左翼进步团体或人士作桥梁，伪装进步，打入共产党组织内部。第二种方法是“培养”和“争取”。“培养”即是选择适当对象，进行教育训练，掌握共产党人的一些理论，模仿共产党、八路军的说话、生活、作风等习惯和方式，抓住适当机会混入共产党内部。“争取”即是选择一些自动脱离革命队伍的分子，加以封官许愿，色、财引诱，使其为敌特服务。

　　1940年8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调统室又曾密令：“陕境各地，选派忠实精干而意志坚定的青年。”打入“异党”内部，“刺探机密”，从事“内线活动”。1941年冬，省调统室又下发“高级特情工作竞赛办法”，指定“合格数量”，“完成期限”，各地即以“全部人力、财力策划进行”。

　　针对敌特这一阴谋，陕西省委曾开始整顿，审查党员，巩固党的组织，并明确提出，巩固党组织的目标是“内无奸细，外无孤立”。在审查党员工作中，清洗了一些变坏的人，割断了与一些党员的关系，以防止内奸混迹于党内，一经查出发现，便立即采取措施，给予清除。1940年3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向各地发出《关于保卫党的成立的紧急通知》，当时被称为第一号紧急通知，4月20日，又发出第二号紧急通知，通告此事，先后审查、清洗了丁维箕、胡怀让等近20名内奸，除掉了一批叛徒，纯洁了内部。这些内奸无法站住脚，也没有形成多大气候，进一步说明共产党是一个过硬的党。刘永瑞是抗战期间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在陕西地下党组织中第一个被选作内奸的对象，这与特务丁维箕有直接的关系。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丁表示进步，曾参加过中共外围组织互济会，后自首叛变投靠国民党，当了宪兵。西安事变后，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丁维箕成为军统宪兵一团特高组成员。1938年，他伪装进步，经常来往于临潼县骊山书店，阅读进步报刊，高调抗日，十分活跃。骊山书店是中共临潼地下县工委书记刘庚根据陕西省委指示主持开办的，由县工委组织部长刘永瑞具体负责经营，书店也是县工委的秘密联络点。丁维箕一再向刘庚表示悔过，愿意脱离宪兵与刘同甘共苦，并要求加入共产党。刘庚识破了丁维箕的诡计，其阴谋未能得逞。

　　丁维箕企图打进中共组织内的阴谋未成，却把主意打在刘永瑞身上。他经过一番侦察，断定刘是共产党员，拟决定采用“突击”的办法把刘拉过去当内奸。1938年10月，刘永瑞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为书店取书时，丁维箕跟踪盯梢，并报告宪兵一团特高组组长张自由，刘永瑞即被特务劫持到西北大旅社，突击审讯，利诱、胁迫刘当内奸。要求刘“继续”留在共产党内，监视刘庚的活动，还叫刘设法搞到中共文件，答应每月给刘40元津贴等。刘永瑞假装答应，但未承认党内职务也未暴露党的机密，特务即放刘回临潼。刘永瑞被秘密释放后，即回县委交代此事经过，县委当即转移，撤走有关人员，组织未受损失。军统收买党员做内奸的阴谋失败，刘永瑞被送回到省委，省委安排他去警卫连工作，由汪锋直接领导，并一度开除刘的党籍，后又重新入党。后来，丁维箕当上了敌八十军谍报队长，汪锋曾指示临潼地下党武装设法除掉丁维箕，一切工作准备就绪，不料因发生“交口事件”，临潼地下党武装负责人谈国帆等回边区马栏，此事只好搁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