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冬天的一日，80岁高龄的汪锋在北京家中接受笔者采访时，操着浓重的大关中口音哀叹道：“真想不到，我和高岗之间挽下的疙瘩，直到高岗死前也没有解开来!”他还说：“使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十年浩劫中，康生又把他在延安整风中的那一套做法重新搬过来整人、害人。”汪锋所讲的“疙瘩”，就是两人之间的矛盾和怨结；他所提到的“那一套”，指的是延安整风时康生一伙所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高岗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创始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他是中共西北中央局和陕甘宁边区的主要领导人。但是，他对正确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中共陕西省委曾有偏见，也错误地对待和处理过陕西地下党的一些人和事，其中包括与汪锋结怨。

　　汪锋和高岗之间结怨一事，要追溯到抗战期间的1941年上半年。

　　这年4月上旬，汪锋和张西鼎从省委驻地照金去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应对三十八军“三十七人调训事件”期间，曾代表陕西省委向毛泽东汇报了省委对当时关中地区三支部队统一指挥的意见。这三支部队分别是萧劲光领导的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高岗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陕西省委指挥的警卫营、独立五营。这三支部队由于指挥不统一，在对付胡宗南的进犯上显得有些不够有力。为此，省委建议仿照王震三五九旅在绥德为对国民党“磨擦专家”何绍南成立警备司令部办法，组成统一指挥机构，指挥这几支武装力量。至于警备司令部的人选，省委并没有提及。

　　汪锋向毛泽东当面汇报了省委这个建议后，毛泽东当即表态说：“很好”，并立即打电话给时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的高岗。高岗接电后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将汪锋代表省委提出的建议面告高岗，并说：“我同意了，你的意见如何?”高岗听毛泽东这么一讲，也无话可说，表示同意。毛泽东还向高岗谈到另一件事：“把陕西省委、边区党委以及在甘肃、宁夏边缘做白区工作的几个工委统一起来划归西北局。”

　　就在毛泽东与高岗、汪锋谈话十几天前的4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决定将领导陕甘宁地下党(主要是少数民族地区)之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简称西北局，这就是西北局的来历。

　　汪锋离开延安前夕，去边区党委驻地看望高岗，两人商谈时，高岗却带着埋怨的口气责问汪锋：

　　“谁叫你们省委建议成立关中警备司令部的?”

　　“这是省委经过认真研究和慎重考虑后提议的。”汪锋回答说。

　　“这样我的保安司令部的部队不是就被吃掉了。”高岗显得很生气，还用带有挑拨性的语言质问汪锋：“萧劲光给了你们什么好处?我宁肯做边区党的头，也不愿做那些乌七八糟的头!”汪锋后来解释说，高岗的话很明显，“就是对陕西及甘肃等国统区地下党组织不信任”。

　　汪锋当时就对高岗讲：“我不赞成你的话，你在主席面前表示同意，现在又不同意，不能搞两面派。至于陕西党有什么问题，你可以了解。”①

　　返回省委，汪锋把毛泽东的指示和同高岗的谈话以及高岗的怨气如实地向省委做了汇报。

　　参加会议的有省委书记欧阳钦，常委张德生、赵伯平，秘书长张中等。会议上，大家对高岗的怨气话很有意见。一致认为高岗没有白区工作的经验，并要求成立西北局以后，陕西省委工作仍然和以往一样由中共中央通过陈云②、李富春③直接领导。

　　后来，原陕西省委常委赵伯平对此事这样回忆说：“汪锋从延安回到照金，说中央准备将省委划归西北局领导，欧阳钦、张德生和我听了后，觉得不妥，我们几个常委就向中央发电报，提出西北局原是边区党委，对国统区党的工作不了解，加之高岗对白区工作不熟悉，因此建议陕西省委仍归中央领导。后中央回电仍决定省委归西北局领导。”④

　　汪锋回省委汇报之后，紧接着5月13日，中央书记处就正式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正式成立西北中央局的通知》，任命高岗等七人为委员，贾拓夫、李卓然为后补委员，高岗为书记。

　　6月13日，中共陕西省委接到中央关于成立西北中央局的通知，当日，陕西省委以“陕省常委会”的名义致电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电文为：

　　一、近接书记处5月13日关于成立西北局通知，我们感觉陕西党的工作中心主要在国民党区域，目前环境与工作日益复杂和严重，各地工作较前均有进步，迫切需要人收集整个大后方的工作经验，以加强对我们的领导。高岗同志对于大后方国民党区域工作似颇隔膜，因此我们认为西北中央局现有领导成分有增强必要。

　　二、根据过去关中历次反磨擦斗争及对外统战工作的实际经验，我们仍感觉关中有成立警备司令部，以真正统一军事上的领导与对外开展统战工作之必要。同时西北中央局亦有成立西北军委，将后方留守处⑤与边保司令部⑥合并为一统一领导之必要。

　　三、侯杨清不日来延详陈，兹特先电告，是否适当，特请裁夺。

　　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接电后，仍然按中共中央5月13日关于将陕西省委划归西北局领导的通知精神发电陕西省委。

　　陕西省委最终还是接受了“省委划归西北局”领导的决定。

　　陕西省委之所以原来不同意接受西北局特别是高岗的领导，其原因主要还是从是否有利于国统区工作方面考虑的。长期以来，陕西省委直接接受中共中央领导，特别是西安事变期间恢复省委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派中组部正、副部长陈云和李富春直接领导陕西省委的工作，省委党的组织关系直接归中央组织部所管辖，党员关系介绍信直接写组织部长“陈”(云)、“李”(富春)，经费由中央财政部直接拨给，特别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毛泽东亲自听取汇报，进行指示，亲自参加研究，制定有关文件。

　　正是出于这一历史原因，在成立西北局时，中央在人事安排上也作了必要的考虑和照顾，如安排原陕西省委书记贾拓夫兼西北局民运部部长，民运部又称中央调查局四分局。陕西省委书记欧阳钦任民运部副部长，后又任西北局秘书长。

　　而对陕西省委的实际工作，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以及陈云、李富春仍然亲自过问。

　　西北局成立一个月后，欧阳钦去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出席西北局关于研究讨论关中工作的一个会议。会议在陈云、李富春的指导下，7月10日，会议形成了《西北局关于关中工作决议》主要文件，共有十三条。其中第三条便是：“统一军事领导，成立关中警备司令部。以后各部队的命令、教育、供给、卫生等完全统一起来。以文为司令，张为副司令，此上中央军委作最后决定命令执行。”这里的“文”，即文年生，“张”不知是指何人。文件还决定：“为集中与灵活党、政、军的领导，文、张两同志迁往马栏，省委也作迁马栏准备。”这年10月，将高岗领导的关中保安司令部下辖的三个独立营改编成关中保安第一团；又将中共陕西省委直辖的警卫营和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所辖的青年营合编成保安第三团。同时，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之一、二团由富县移防关中分区。直到1942年底，警备第一旅与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合并，警备第一旅兼关中警备司令部，文年生为司令员，张德生为政委，汪锋为副司令员，晏福生为副政委。

　　陕西省委划归西北局领导的这年7月，中央又通知新任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去延安汇报工作。9月，正在延安的张德生又通知省委组织部组织科长杨克同礼泉县县委书记张思敬同来延安，向中央汇报组织工作及基层支部活动情况。

　　陈云主持座谈会后，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陕西工作，根据会议决定，由贾拓夫起草中央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文件草案，并由毛泽东几次修改。12月29日，毛泽东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其中讨论了中央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毛泽东修改过的草案基本通过，并委托毛泽东与根据本日讨论的意见再加修改。会议还经毛泽东提议，将这个文件以西北局名义下发，这就是1941年12月29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西北中央局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⑦这个决定，实际上也是对高岗所谓“乌七八糟”论调的否定。

　　1942年1月上旬，先后出席西北中央局关于关中工作会议和陈云主持的座谈会以及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张德生返回省委。这时，省委机关刚由照金搬迁到马栏。

　　1月15日，中共陕西省委在马栏召开省委扩大会议，由张德生传达了中央座谈会、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中共西北中央局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并进行了相应的讨论。会议召开了七天。

　　马栏省委扩大会议之后，为了利用春节期间亲友互相拜年，便于活动的时机，省委很快派出一批联络员、交通员，以及合适的干部离开马栏，到国统区向各地党组织传达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精神，为了不泄密，派出的人员一律反复记忆要点，口头传达，不带片纸只字。

　　从《中共西北中央局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这个文件的形成来看，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是陕西党组织在划归西北局前后，其工作一直是在毛泽东、中央书记处通过中央组织部正副部长陈云、李富春直接领导与指导下进行的；二是中央和西北局对陕西党几年来的工作成绩基本上是肯定的；三是抗战期间党所实行的“荫蔽精干”十六字方针，是在不断总结并吸取陕西党国统区工作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完善而形成的，这也是陕西党对敌斗争的一个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陕西省委(包括关中地委)领导的陕西党，在不同阶段，与中共中央、西北局之间的上下领导、隶属和工作关系本来是十分清楚的。可是，高岗对于陕西省委给中央电报中提到的“高岗同志对于大后方国民党区域工作似颇隔膜，因此我们认为西北中央局现有领导成分有增强必要”的话耿耿于怀，延安整风审干时借机报复整人。

　　1942年12月，三十八军工委负责人郝克勇代表工委、赵寿山，从河南抗日前线返回陕西省委驻地马栏，由汪锋派人护送去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委工作，转述赵寿山的处境和要求。高岗把郝克勇无故扣押在西北局一个来月，后被毛泽东发觉，高才不得不和郝克勇一起去见毛泽东。

　　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后期，审干工作开始，特别是在“抢救”运动中，正是陕西地下党通过一年半左右时间，贯彻执行西北局《关于陕西工作的决议》，使国统区的工作逐渐适应恶劣环境，荫蔽精干政策取得卓著成效的时期。这时中央社会部康生，对陕西党大加怀疑的同时，作为西北局主要领导人的高岗，对陕西地下党，又重弹起“乌七八糟”的老调，致使陕西省委领导下的大批党员干部被当作特务嫌疑或特务进行审查，被陆续关进边区保安处。其中有省委系统干部朱子彤、董学源、陈元方、张光天、刘杰，以及内战时期在陕西地下省委长期担任领导工作的孙作宾等，关进西北党校审查的有刘邦显、张中涛、罗文治等；更多的干部被关进延安中央党校、行政学院进行审查；赵伯平被从省委调到边区文联工作，实际上也是接受审查。当时，康生、高岗不但对地方上党不信任，对汪锋领导的三十八军的党组织也很怀疑。张西鼎(后来是三十八军工委成员之一)被关进西北党校进行审查。特别是被康生骂出一个叫“红旗党”的罪名之后，陕甘一大批党的好干部和三十八军中的地下党员陷入了痛苦的深渊。

　　整风审干进入“抢救失足者”阶段，一开始，康生为了树立“抢救典型”，首先对在兰州入党，时在中央社会部工作的张克勤(樊大畏)进行刑讯逼供，戴上特务帽子。7月15日，在延安作“抢救失足者”报告时，诬陷甘肃地下党为“红旗党”，接着将中共甘肃工委领导人孙作宾等40余人逮捕，关押审讯，制造了“红旗党”一案。接着，陕西、河南、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广西等地区地下党都被诬陷为“红旗党”，不少地下党员被打成“特务”、“叛徒”、“内奸”。

　　为了证明陕西党是“红旗党”，高岗不但亲自进行审讯，进行逼供，而且企图从省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董学源身上打开缺口。他先是将列席西北局高干会议的董学源留在西北局参加整风学习，“抢救”运动开始后，便对董进行刑讯逼供，企图将董打为“特务”。但是，董面对刑讯逼供，仍然不承认是“特务”、“红旗党”，高岗即在大会上宣布开除董的党籍，看管审查，后转押边区保安处，这一手仍未使董学源屈服。一天半夜，高岗又派人将董学源押到自己办公室，再次逼供，未果，高岗却无根据地赌起咒来，指着董学源狠狠发誓说：“你如果不是特务，杀我高岗的头。”进一步威胁说：“共产党不是不杀人。”董学源还是不理高岗这一套，气得高岗咬牙切齿，蛮横地打了董学源两拳头。⑧

　　审查陕西省委系统干部时，高岗从不向省委领导调查，而且说：“去关中闭着眼睛，随便一摸，就会有特务。”⑨

　　高岗还打算把原省委书记贾拓夫、欧阳钦抓起来。当高岗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即制止说：“你不要轻举妄动。”高岗对张德生也产生怀疑，对赵伯平也“实行监视”。

　　“抢救”运动期间，陕西地下党一大批干部遭受了非人的摧残和折磨，有的被屈打成招，有的被折磨致残，有的被逼命丧黄泉。幸好毛泽东及时提出了审查干部、反奸防特的“九条方针”，特别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及时制止了康生、高岗支持的“逼供信”等错误做法。后来又普遍进行甄别，陕西地下党调进边区的1000多名党员中，没有发现一个真正潜伏的特务奸细，1944年7月间，西北局才不得不宣布肯定“陕西党是很好的党”，这才算是解除了对陕西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党员的怀疑，恢复了陕西地下党组织基本上纯洁、巩固的本来面目。

　　审干“抢救”运动中，汪锋没有受到过大冲击。其原因，据汪锋自己讲：“一是高岗虽然对我成见很大，但他给我实在找不出像‘特务’、‘叛徒’、‘奸细’的罪名。”“除我之外，像贾拓夫、欧阳钦、张德生、赵伯平几位省委常委都坐过国民党的监狱，高岗把从敌人监狱出来的都作为怀疑的对象，进行监视审查。二是高岗知道中央红军一到陕北，毛泽东就派我出去跟杨虎城谈判，说明毛泽东是信任我的。后来毛泽东亲自出面领导三十八军工委工作，说明毛泽东对我负责的杨虎城旧部党的工作是十分重视的。三是我那次向毛泽东汇报，高岗在场，他也同意毛泽东的意见，离开毛泽东，他又变了卦，我说他是两面派，他又怕我把这话汇报给毛泽东。大概正是由于这几方面的原因，高岗这一次觉得我这个人在毛泽东跟前有‘面子’、‘惹不起’、‘不好缠’，再没有找我的麻烦”。在张德生眼里，认为高岗在抢救运动中对陕西地下党的做法，是借机“报复整人”，“宗派主义”做法。张德生的这个看法，代表了当时陕西省委的几位常委的一致看法。这种报复心理的产生，大致从汪锋与高岗结怨或之前就开始了。

　　“抢救”运动虽然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平息了，但是，余波难平，依然震荡，它像一个黑色的幽灵，时不时缠绕在人们的心头，禁锢着人们的灵魂；它像一把看不见的杀人刀，时不时伤害着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好干部。从后来的“反右斗争”到“社教运动”，再到“文化大革命”，一再制造冤、假、错案，“打倒一切”，又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许多冤、假、错案又是拿当年的“抢救”运动中的“逼供信”材料说事，对党员干部造成了比“抢救”运动更大的伤害。

　　汪锋在“抢救”运动中虽然没有受到大的冲击，但是高岗却在中共七大之后，剥夺了汪锋参加西北党史座谈会的权利。这个座谈会是西北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继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之后，召开的又一次讨论陕北错误肃反问题的重要会议，作为深受“肃反”其害的汪锋，失去了参加会议的机会。会后，汪锋认为，高岗在历史座谈会上所作的历史结论有些不符合史实，夸大、捏造了高岗的个人作用。汪锋曾给高岗和习仲勋写信，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高岗未回信，习仲勋复了信。汪锋去西北局办事，高岗也不理睬他，直到全国解放后，高岗从东北局调到中央，高岗才去汪锋家看望。1955年中国共产党全国党员代表会议之后，又召开座谈会期间，汪锋将习仲勋的复信交给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马明方。

　　“抢救”运动后经过甄别工作，被打成“特务”的地下党员几乎都被平反了，汪锋后来还处理了几个遗留的问题，最典型的是荫蔽精干时期的，1941年前后，陕西渭南固市霍一禾(贺克勤)等七个地下党员先后进入边区。“抢救”运动时把他们当作“托派”进行审查。原因是在1939年中央社会部派回渭南的一个人后来向社会部报告说，这七个地下党员和张慕陶有关系，张又是当时错误认定的中国“托派”头子。直到1945年4月，甄别工作已经结束多时，七大召开，霍一禾等七个人还未解除“托派”嫌疑，仍然被关在延安政治学院，接受审查。参加七大的汪锋，就从延安给统战部主管组织干部工作的杨克写信，派地委联络员马生辉(即权秉华)去延安，协助延安政治学院给这七个人作甄别结论，汪锋亲自主持了甄别结论研究讨论，排除了阻力，甄别结论终于解除了对这七个人的怀疑。

　　这七个人分别是：渭南固市中学党支部书记常丹平，支部委员霍一禾，党员陈守惠、王春儒(1940年曾停止了党籍，后又恢复)，交斜区区委书记贾景钰，还有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后脱党)李豫章和苏炳泰。

　　早与高岗结怨的汪锋，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康生点名为彭、高、习反党集团骨干分子。1943年延安整风和审干运动中康生一手制造的“红旗党”案，直到1981年9月9日，才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发出了《为甘肃、河南、陕西等省地下党被诬陷为“红旗党”问题平反的通知》，还原了历史的真实面目。

　　①《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第557—558页。

　　②陈云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③李富春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④《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第565页。

　　⑤指八路军后方留守处。

　　⑥指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

　　⑦《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第453—460页。

　　⑧⑨罗文治：《中共陕西地下党反敌特斗争纪实》，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