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8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新省委由孟坚担任书记，李艮、王松年任常委，杨珊任秘书长，原书记杜衡离开省委，改任只有番号而没有正式改编成立的红二十六军政委。年龄不到22周岁的汪锋接替高维翰，继任省委委员、省委军委书记一职，走上了省委军事工作的领导岗位，可谓年轻有为，重任在肩。

　　新任省委军委书记汪锋肩上的重担主要有三个：一是继续联系张汉民、阎揆要和警卫团的党组织；二是负责杨虎城十七路军及陕西地方保安团队中的党的工作；三是领导陕甘游击队和红军创建新苏区，这也是三个重担之中最重要的任务。

　　之所以最重要，其原因要归结于五个月以来，中共临时中央与陕西省委上下的互动与联系。

　　3月21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将仅仅成立一个多月的陕甘游击队改编为正式红军，并向临时中央请求番号。同时，又指示陕甘游击队迅速由关中以北的山区丘陵地带向渭河北岸的平原地区发展，以配合武装农民和城市革命，夺取陕西渭北政治、经济中心三原县，建立红色政权，然后进攻泾阳、咸阳，截断渭河交通。省委的这个决定，虽出于良好愿望，也有正确的成分，但无疑是王明“左”倾错误影响下的产物。

　　中共陕西省委作出这个决定刚刚过了一个月，4月20日，临时中央便针对陕西省委的决定，对陕甘游击队及其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工作作出了一个相应的决议。决议肯定并同意中共陕西省委创建红军的意见，决定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军的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一师”，并由省委一名常委任军政委。决议还要求更多地在开展游击队运动中创立新的红军及陕甘边苏区。但是，关于游击队的行动方向问题却给予否定。并严肃指出：夺取大城市，截断渭河交通还不是目前陕西红军与游击队所能胜任的，应将游击队活动的正宁、旬邑、耀县等地发展为根据地，然后再向泾渭扩大。①

　　中共陕西省委接受了临时中央的决议精神，于6月1日作出了《关于创造陕甘新苏区与游击队工作的决议》，提出了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红军和陕甘边根据地的三大任务。

　　6月24日，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代表陕西出席了会议。会议作出了《关于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定》，将创建陕甘边苏区和建立红二十六军作为北方党组织的“第一项基本任务”。②

　　8月1日，临时中央又向陕西省委发出指示信，信中要求省委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坚决执行中央北方联席会议精神，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立即成立红军一个团。信中派孟坚担任省委书记，李艮、王松年任常委，杜衡负责陕甘游击队，任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同时，还指示陕西省委要重视甘肃党的工作，负责建立甘肃省委；组织领导兵变，配合农民斗争，建立陕甘边苏区。

　　在8月16日的省委会议上作出决议，批评高维翰在陕甘游击队犯有“右倾机会主义”和“上山逃避主义”错误，决定撤销其省委常委、军委书记职务，调往渭北特委工作，由汪锋担任省委军委书记。

　　8月25日，孟坚到陕后立即召开省委会议，传达北方各省委联席会议精神和八一指示信，正式改组了省委。会议根据八一指示信精神作出陕西省委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案，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共陕甘边特委，并派干部去陕南开展工作，配合陕南农民斗争，建立川陕边苏区。

　　汪锋在省委军委书记任上只有四个月时间，但工作还是很有成绩的。当然，这也是改组后的中共陕西省委全力以赴的结果。这些成绩主要表现在：

　　首先，红军陕甘游击队在反“围剿”中有了较快的发展。9月初，陕西、甘肃之敌以四个团的正规武装和一些反动民团分别由甘肃陇东的正宁、宁县，陕西的铜川、彬县、旬邑、富平、耀县等不同方向，向陕甘游击队发动新一轮的“围剿”，企图将陕甘游击队一举消灭在陕西耀县的照金地区。汪锋主持的省委军委，以中共陕西省委名义适时地向陕甘游击队和地方游击队发出粉碎“围剿”指示，向临时中央报告了陕甘边反“围剿”的计划。游击队总指挥部按照省委的指示精神率部主动撤离照金，“围剿”之敌扑空，以为游击队“溃逃”而放松警戒。游击队抓住战机，杀了个回马枪，连夜奔赴照金，一举歼灭深入照金的反动民团400余人，活捉民团团长，缴获长短枪共300余支，然后转入西边的淳化县，又歼敌一部，摆脱敌甘军警备旅的袭击，进入陕西旬邑的马栏一带。9月中旬，转移到陕甘交界南梁二将川地区的陕甘游击队，经过十来天的休整，于25日攻打陕西省保安县城，由于情报有误，致使攻击失利，游击队伤亡较大，被迫向陇东南梁一带转移，途中遭敌袭击，游击队再度损失，不得不化整为零，分路游击。游击队领导人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分别带领部分游击队员分路游击，筹粮筹款，渡过难关，重整旗鼓。10月中旬，阎红彦、杨重远率部在耀县老爷岭地区筹集了一批经费，返回南梁，解决了游击队的给养问题，然后进入延安以北的安塞、安定一带活动，又筹集到一批经费。刘志丹率部在甘肃陇东的合水、庆阳一带开展游击，筹集到一批粮食，游击队的给养有了保障。由谢子长带领的游击队部分伤病员，在平定川山林也基本休养康复。11月，陕甘游击队在照金发动群众着手创建根据地，组建了芋园游击队。陕甘游击队经过两个月的休养生息，元气恢复，士气高涨，保存了革命力量。12月中旬，各路游击队重新集结于陇东合水县黑木塬，为发展和改编为正规红军创造了条件。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集结于陕西宜君县的转角镇(今属旬邑县)，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北方地区创建的第一支正规红军武装。改编时，杜衡却把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红军游击队主要领导人排除在外，自己任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红二团政委，由王世泰任红二团团长。在王世泰一再挽留下，刘志丹任红二团政治处处长。

　　其次，陕西其他地区党组织日益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游击队活动也日趋活跃。9月中旬，习仲勋率领的陕甘游击支队特务队在三原县武字区编入武字区游击队。9月22日渭北革命委员会[原富(平)耀(县)革命委员会]在三原成立。10月1日，中共陕北特委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10月6日，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开展游击队运动，创建渭北新苏区的决议。10月初，成立了中共渭北特委和渭北革命委员会，领导人民群众建立农会，在武字区南原分配土地。中共陕南特委书记陈浅伦在西乡县私渡河筹划了武装暴动，夺取国民党驻军武器，拉开汉中地区武装斗争的序幕。

　　再次，甘肃陇东地区游击队武装活动开展了起来。10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作出了《关于组织革命兵变开展甘肃陇东游击战争的决议》，对兵变与游击战争，武装群众实行土地革命与创建新苏区提出了具体要求。为统一陇东、陇南国民党部队中党的组织，省委军委又派樊世荣等到平凉建立了陇东军特委。在陇东军特委的领导下，举行了蒿店兵变，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11月初，中共陕西省委派吴鸿宾去兰州找孙作宾、常黎夫、李慕愚、马豫章等筹建中共甘宁青特委，汪锋推荐与常黎夫有联系的警卫团共产党员王建三一同前往。12月初，由吴鸿宾、常黎夫、孙作宾、王建三、李慕愚、马豫章组建成立中共甘宁青特委，统一领导甘肃、青海、宁夏三省的党的工作。

　　省委军委书记汪锋和省委其他成员，在国民党军警宪特林立的古城西安，领导上述一系列斗争，都是在极端秘密的状况下进行的，随时都有遭到逮捕、杀害的危险，常常居无定处，餐无定时，衣无定着。汪锋常用十多个化名、不同的职业身份作掩护，有时住在西安东厅门省委秘密机关，有时住在竹芭市街同聚军衣庄、骡马市街擀毡作坊、东涝巷裕茂兴鞋铺和东大街振华旅馆等秘密联络点，有时居住在警卫团副团长阎揆要家中，几次绝处逢生，化险为夷。

　　10月初的一天，省委书记孟坚紧急通知汪锋赶快转移去三原县城隐蔽。其原因是具体组织两当兵变的几位主要成员刘林圃、吕剑人、许天洁以及汪锋手下一个做兵运工作的同志先后在西安被捕，汪锋身份暴露，军警特务正在到处搜捕他。省委立即决定汪锋速去渭北，暂避风头，兼任中共渭北特委军委书记，与渭北特委书记高维翰等一起领导渭北根据地的创建工作。这样一来，汪锋就秘密地奔波于渭河两岸，兼顾省委军委和渭北特委军委两方面的工作。11月下旬，入陕的红四方面军北越秦岭转战到达西安附近，省委派汪锋以省委军委书记的身份前去联系。汪锋西行200余里，当到达秦岭北麓的周至县灵丹庙时，被当地土匪首领张海山抓去毒打了一顿，未能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红军翻过秦岭去了陕南，汪锋巧妙脱险，遍体鳞伤地回到西安。12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成员作了较大调整，由杜润芝接替汪锋的省委委员、军委书记一职。汪锋任中共渭北特委改组后的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而省委秘书长杨珊去了汉中的中共陕南特委。

　　汪锋在省委军委和渭北特委军委以及三原中心县委任上，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在参与省委领导和红军创建苏区的斗争中，在负责杨虎城十七路军和陕西地方保安团队内中共秘密组织工作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那朝气蓬勃、不畏艰险、处事机敏、富有斗争精神的工作作风，得到同志们的积极评价和认可。但是，王明“左”倾错误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时期，作为参与省委决策成员之一的汪锋和省委及其他成员，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也会或多或少地出现一些脱离客观实际、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倾向和做法。正是这些“左”的思想倾向和做法，给发展和扩大红军游击队、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领导杨虎城十七路军党的组织等带来影响，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

　　1932年10月之前，临时中央不顾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客观形势，竭力推行王明“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强调白区党的“第一等任务是用最大的力量去开展城市工人罢工斗争”，发出了通过发动兵变和工人农民运动，立即创造出“北方苏维埃区域”等一系列错误指示。10月6日和7日，中共陕西省委也接连发出指示，要求渭北各党组织都必须发动与领导群众斗争与示威游行，纪念十月革命15周年，以配合西安和全国各大城市的罢工运动。包括汪锋在内的中共渭北特委和渭北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也头脑发热，利用渭北革命形势发展的有利时机，在强敌的眼皮子底下，组织农联会、妇联会、赤卫队、游击队、少先队和学生1400余人进行集会游行，向国民党驻地民团“示威”，“展示”革命力量。汪锋不但带头参加游行，还参加化装演出，结果遭到当地驻军和渭北六县民团镇压。一连三天大搜捕，渭北特委成员被迫转移，工作瘫痪，渭北游击队解体，五六十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壮烈牺牲，大好形势急转直下。后来，汪锋在谈起渭北这段工作教训时，主要讲了两点：“一是太显示自己的力量，刺激了当时的统治阶级，引起了敌人大‘围剿’；二是我们镇压的人太多，那时杀人很随便，杀了一些不该杀的‘反革命’，犯了一些‘左’的错误。”③

　　①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引自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3—65页。

　　②《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103—105页。

　　③1984年3月17日采访汪锋谈话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