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游行之后的12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派省委常委贾拓夫前往渭北巡视工作，撤销了渭北特委，成立了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中心县委下辖耀县、富平两个县委，三原、高陵、白水等六个区委，组建了渭北游击队。

　　成立中心县委，仍然没有摆脱“左”的一套，提拔了一位一字不识的农民党员担任中心县委书记，美其名曰：“要依靠和培养工农干部。”其实中心县委的一切工作，还是由像汪锋这样的几个“小知识分子”挑大梁，很快恢复了渭北工作。

　　1933年初，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东涝巷秘密联络点韩嘉禄的鞋铺阁楼上开会，汪锋和赵伯平去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派汪锋去陕北，接替赵伯平任陕北特委书记，调赵伯平回渭北，任三原中心县委书记。其原因是省委决定要在陕北建立革命武装，汪锋学过军事，又担任过省委和渭北特委军委书记，以便领导陕北地区的武装斗争，创建和扩大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

　　2月下旬的一天，蒙蒙春雨，点点滴滴洒落在刚刚返青的麦田里，空气中散发着泥土味的清香，出乎汪锋的预料，省委却派渭北游击队把汪锋和高维翰、李秉荣三人一起送往活动在照金的红二十六军。3月初的一天中午，在照金附近一个叫杨柳坪的地方，汪锋和高维翰找到王世泰和刘志丹等红二十六军的领导人，政委杜衡脱离部队，回西安去了。

　　3月15日，省委正式给红二十六军下达了指示，其任务是加紧创造以照金为中心的新苏区，组织苏维埃政府机关，实行分配土地，武装工农。省委为了统一渭北各游击队的行动，密切配合红二十六军执行创建照金苏区的任务，要求成立直辖于红二十六军之下的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任命李平为总指挥，汪锋任红二十六军代理政委。从此，汪锋正式参与领导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照金苏区(习惯上称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照金，是隐藏在陕西耀县西北山林之中的一个小镇，镇的周围属于桥山山脉南端一个突出地带，介于淳化、旬邑、宜君、同官(今铜川)四县之间，距离各县城近者30公里，远者五六十公里。照金北依子午岭，南接渭北平原，东临咸榆公路，西至淳化、旬邑山区。这里林深树茂，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台塬相连，地形复杂，地貌奇特，土地大多被几户大地主和香山寺庙占有，不少从河南、山东、安徽等地逃荒而来的饥民在这里安家落户，靠山林为生。

　　别看这小小的照金地带，虽然人口稀少，土地贫瘠，兵源粮秣补充困难，距离敌人统治中心较近，但从军事战略眼光出发却很重要。这里进可攻，退可守，有回旋余地。向东经宜君、同官可截断咸榆公路；向南经富平、三原、泾阳可出击渭北平原，威胁西安；向西跨泾河过淳化、旬邑、永寿、彬县，可卡住西(安)兰(州)交通要道；向北可随时退守子午岭密林之中，是一个较为理想、得天独厚的游击活动区域。1932年春，刘志丹、谢子长曾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照金地区着手创建根据地，发动群众，组建了芋园游击队，成立了分粮委员会。1932年底，红二十六军红二团在照金及其周围地区打击国民党地方民团，占焦坪，克香山，出击旬邑、淳化、三原，迭获胜利，逐步形成了以照金薛家寨为中心，横跨耀县、淳化、旬邑三县边界的革命武装游击割据区域。可是，汪锋到达照金之前的1月中旬，杜衡一意孤行，盲动蛮干，不听劝阻，以红二十六军政委的权力，强令红二团攻打有统战关系的耀县庙湾夏老幺(即夏玉山)民团，结果失败，损失惨重。2月初，又在芋园战斗中失利碰壁，致使红二团失去作战主动权，根据地蒙受重大损失。

　　杜衡离开之后，汪锋和王世泰、刘志丹等率领红二团指战员，进行了短时间休整总结，恢复了元气，重整旗鼓，按照省委指示精神，于3月8日在照金兔儿梁帮助成立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区军事委员会，分别由金理科和习仲勋任特委书记和军委书记。随后又帮助成立了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分别由李妙斋和习仲勋任总指挥和政委。在省委和陕甘边特委领导下，红二团和游击队坚持照金根据地的斗争。与此同时，汪锋和王世泰、刘志丹还领导建立了渭北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接受红二十六军和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的双重领导。3月下旬，成功地促成了在陕西省保安团第一游击队第二连从事兵运工作的共产党员戚春牛，率全连100余人参加了红二十六军。3月底，汪锋和王世泰、刘志丹率领红二团转入外线作战，攻克同官金锁关，消灭民团30余人，截断咸榆公路，随后进入渭北三原武字区，与渭北游击队会合，利用游击队熟悉地形环境，了解敌情民情的优势，由游击队佯装“溃逃”的模样，引诱敌人上钩，红二团埋伏袭击，歼敌一个排。伏击战之后，汪锋和王世泰、刘志丹又率红二团由泾阳县西凤山跨越泾河，翻山来到淳化县南村堡，一举消灭了南村堡的一股民团。4月13日又歼灭旬邑土桥敌河工队30余人。紧接着，又全歼彬县高龙镇守城民团，胜利返回照金。

　　红二团外线作战，以小的代价，换取了较大的胜利，扫清了照金地区外围敌人许多据点，开辟了新的游击区。陕甘边区游击队在特委的领导下，在根据地内组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大大调动起群众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在内外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之下，照金根据地出现了一个相对安全稳定的局面，为创建照金苏区的民主政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准备了条件。此时，中共陕西省委也给红二十六军发来指示信，提出土地革命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任务。

　　1933年4月5日，在红二十六军的帮助配合下，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岳家山主持召开了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后改为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农民领袖周冬至当选为主席，习仲勋当选为副主席。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设立了土地、粮食、经济、文化教育、内务肃反等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机关和赤卫军(即游击队)总指挥部设在照金，红二团后方基地设在照金薛家寨。基地建有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等，使伤病员医治、部队军需供给、武器维修条件有了改善。在红二团的积极协助下，根据地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分配运动，广大农民和逃难饥民生平第一次分配到土地、牲畜和农具。边区革命委员会还在薛家寨山下建立了集市贸易场所，方便了红军游击队可以就近购买粮食、蔬菜和其他物资，活跃了当地群众经济往来，打破了敌人对苏区的封锁，根据地内呈现出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根据地相继成立了照金、金盆、韩家山、芋园、香山、七界石、老爷岭、桃渠河、马栏川等区、乡、村革命委员会，建立起公开与秘密的农民联合会20多个。到4月下旬，基本形成了以照金为中心，横跨耀县、淳化、旬邑、同官等边境地区的巩固革命根据地，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人口三四万。照金苏区的创建，使其成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前期活动中心，使红二十六军有了一个休整地和大本营，为进一步推动根据地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陕西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游击队和革命群众，经过艰苦斗争，创建起来的照金苏区，像一座红色的碉堡，屹立在渭北高原，虎视着国民党西北统治中心——西安。苏区人民群众曾经有过这样一个自豪的说法：“南有瑞金，北有照金。”

　　南京、陕西的国民党当局岂能对卧榻之旁的危险局面视而不见，听之任之。4月下旬，国民党陕西当局调集四个正规团队以及旬邑、淳化、耀县、三原、同官、宜君六县民团，分兵四路向照金苏区“围剿”而来。为了打破“围剿”，汪锋和王世泰、刘志丹等率领红二团避实就虚，转移到旬邑、宁县、宜君等地，进行外线作战，调动敌人，在运动中歼敌。陕甘边特委和革命委员会领导游击队和人民群众在苏区内坚持斗争，坚壁清野，袭击敌人。由于红二团和游击队执行了正确的反“围剿”作战方针，加之敌“围剿”总指挥官是杨虎城十分器重的共产党员王泰吉，他对“围剿”敷衍应付，不可能形成强大的军事压力，“围剿”只能是虎头蛇尾，草草收场。

　　4月26日，就在红二团和根据地军民反“围剿”斗争即将胜利的关键时刻，杜衡从西安返回红二十六军。面对反“围剿”斗争的大好局面，杜衡却丧失争取最后胜利的信心，过分强调困难和不利因素，在尖坪会议上错误地提出放弃照金苏区，南下渭华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也许是杜衡的主张还没有考虑成熟，只是试探性的提出，在汪锋和王世泰、刘志丹等表示不同意见后，杜衡没有再坚持，勉强同意继续抗敌，争取反“围剿”斗争的最后胜利。

　　反“围剿”胜利后，杜衡重新以省委常委和红二十六军政委的名义主持工作，汪锋和高维翰在继续抓好随营学校工作的同时，参与红军和根据地有关重大事项的决策。接着，红二团进入子午岭中部县(今黄陵)上畛子一带进行休整。5月上旬，红二团西进九村庙原，收编敌长武县一个连，然后前往甘肃宁县一带活动，消灭敌段家堡民团数十人。6月中旬，红二团结束外线作战，返回照金。这时汪锋任政委的随营学校学员已由年初的30多人发展到200多人。

　　汪锋在担任红二十六军代政委和随营学校政委的三个多月时间里，同王世泰、刘志丹等一起，领导红二十六军红二团为创建照金苏区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汪锋却坦诚地承认，当时在党内“左”倾错误影响下，自己也有过一些比较欠妥的举动，最典型的是一次企图袭击杨虎城的行动。事件的大体经过是这样的：

　　4月5日，红二团前往渭北平原活动期间，在泾阳、三原两县交界处，得到当地地下党送来的一个情报，情报的大体内容是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要陪同一个名叫安立森的美国人前往泾惠渠钓儿嘴参观，还有大约一个连的武装护送。安立森是个水利工程师，钓儿嘴是杨虎城引进中国华阳义赈总会部分资金兴办的泾惠渠水利工程渠首，也就是秦时郑国渠的渠首。汪锋和王世泰、刘志丹等认为这是一个袭击杨虎城和美国人的好机会。当晚，红二团便利用夜幕掩护，向泾阳县游击队驻地西凤山靠拢，找到泾阳县游击队队长苗家祥。一打听，才知道杨虎城没有来，这位美国人也没有武装护送，仅由一位名叫全绍安的中国水利工程师陪同，他俩都是中国华阳义赈总会派来的。其实，这时的杨虎城，已早在前两天的4月3日去了江西南昌，参加蒋介石主持召开的赣、苏、浙、皖、鄂、豫、陕七省“治安联防”会议，直到4月25日才返回西安。4月6日，汪锋和王世泰、刘志丹决定派一部分骑兵配合泾阳县游击队攻打附近的桥头镇，由王世泰带七八个游击队员去抓安立森，王世泰在钓儿嘴一个水闸前抓住安立森和全绍安，缴获护渠队几支枪和一些炸药，准备把安立森当作“洋土豪”来处理，以安、全两人为“人质”，向国民党陕西当局要枪弹和物资。“胜利”后，红二团和游击队为防不测，带着安、全两个“俘虏”迅速向东转移。安、全两人被抓，杨虎城部派一个团队乘汽车进行堵截，企图以武力抢回“俘虏”。两军相遇，一齐开火，晨雾之中，红二团趁机撤出战斗，带着安、全二人上了西凤山，摆脱了堵截追击，把两个“俘虏”押往照金薛家寨。

　　经过杨虎城多方营救，5月23日左右，被抓近50天的安立森、全绍安终于获释。5月24日，杨虎城即向两位工程师发出慰问电：“台旌遇险，寤寐不安。幸天相吉人，得早脱险，至深欣慰。水利工程仍仗贤劳，希即继续努力，以竟全功。谨电奉慰，并祝健康。”杨还把安、全二人获释喜讯电告中国华阳义赈总会，华阳义赈总会于25日又复电杨虎城：“接奉敬日尊电，敬悉一是。此次敝会安、全两工程师来陕被绑，深蒙鼎力营救，得以脱险，欣慰之余，曷胜感荷。谨此复电，用表谢忱。”

　　此次袭击抓捕行动，虽然只是一个孤立的事件，酿成事件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则是王明“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影响所致。这一时期，受王明控制的中共临时中央，否认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间势力的抗日要求，否认国民党内在抗日态度上正在发生分化。他们坚持认为，只有拥护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行动起来推翻国民党政权，才算是革命。只要是属于资产阶级，属于国民党内的派系，即使主张抗日，仍然是反革命。临时中央所讲的统一战线，是排斥一切上层分子，排斥一切中间势力，只要“兵”不要“官”的所谓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他们把承认中间势力的抗日倾向，并表示愿意与之合作的同志，粗暴地指责为做了国民党及其他派别的俘虏。

　　受到“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影响的陕西党组织，对待杨虎城的态度，处在一种矛盾之中，一方面既肯定杨虎城要求抗日的决心完全出自诚意，承认杨在十年来与共产党的相融关系，一些共产党人还得到杨的信任、重用和掩护，至今还有大批共产党员隐蔽在杨部开展活动，建立了各级组织；但是，另一方面却认为，杨虎城还是国民党，是军阀，是反动派，他的十七路军是反动军队，他主政的陕西省政府是反动当局，把杨虎城关在了统一战线的大门之外，接二连三地在杨部搞兵变，搞起义，搞暴动，名曰革命行动。不可否认，杨虎城部成分复杂，有支有派，代表反动、守旧势力的将校大有人在，且权重势众，与杨离心离德。特别是蒋介石对这支“杂牌军”极不信任，对杨虎城的一举一动都投以狐疑的目光，百般给予限制、控制与掣肘。加之中统、军统特务无孔不入地进行监视，挑拨离间。这一切，像一根根藤绳铁索，捆住了杨虎城的手脚。为了十七路军这个团体的生存与发展，杨虎城有时不得不违心地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去“围剿”、“镇压”红军、游击队和革命根据地，作出一种应付的姿态，以掩人耳目，保留与共产党继续做朋友的余地。但是，王明“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推行，往往致使杨虎城的一些良苦用心化为泡影，无以投报。

　　综上所述，汪锋和王世泰、刘志丹等在领导创建以照金苏区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之所以作出袭击杨虎城和两位水利工程师的欠妥决定，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