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锋从省政府卫士营干训队回到省委军委，分工负责组织工作①，其主要任务是掌握和联系军委系统的共产党员，这些党员有的派往陕甘边创建游击队，有的打入杨虎城十七路军或西北一些军阀地方武装中做兵运工作。

　　1932年初，省委军委书记高维翰由省委派去陕甘边寻找谢子长、刘志丹改编西北反帝同盟军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担任游击队政委兼中共队委书记，省委决定由汪锋临时负责军委工作。

　　这年春，杨虎城的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移防陕西凤县双石铺镇。这个营原为西北民军第二支队，王德修任支队司令，驻防陕西长武、彬县、永寿一带。从1929年冬起，中共陕西省委和渭北地方党组织，曾先后派李特生、李秉荣、刘书林、陈策、田光、习仲勋、张克勤、吕剑人、许天洁、高祥生、吴进才、左文辉、张觉民、魏明山、吴彦俊、赵敬忠等多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打入王德修营，此后又陆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王德修营的共产党员增加到三四十名。

　　这些共产党员，大部分担任了该营的连、排、班长，还有特务长(司务长)、文书、军需官或文化教员，掌握了兵权，李秉荣一度担任团附。

　　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多，该营建起了中共营委、支部和小组，李秉荣、李特生和习仲勋先后担任营委书记。营委多次派员去西安向省委军委汇报工作。省委派焦仲明(唯炽)、第五百昌、张俊前来帮助营委工作。

　　1931年初，二支队由杨虎城改编为骑兵团二团二营，王德修任营长。

　　这年夏末，王德修营移驻宝鸡凤翔县，省委又派周凯、高维翰、李艮等前去该营检查指导兵运工作。九一八事变后，省委军委又派陈云樵前去凤翔，召开营委会议，传达省委关于宣传抗日救亡，揭露国民党蒋介石不抵抗主义，教育激发士兵抗日爱国热情的指示。

　　这年年底，王德修由凤翔县移驻凤县双石铺(今为凤县县城)，改为二团一营。双石铺地处秦岭南麓，嘉陵江畔。在这里，营委研究讨论了发动兵变问题。

　　1932年2月，春节过后，王德修营所在的警三旅二团在陇南与川军作战，攻下两当县和徽县两座县城，团部率二营驻防徽县，王德修一营营部和一、二连驻双石铺，三连和机枪连移驻两当县城。此时，营委书记习仲勋派刘书林前去西安，向省委请示兵变问题，汪锋派省委军委工作人员在西安东大街基督教青年会秘密据点接待了刘书林，听取了兵变工作准备情况汇报，传达了省委、省委军委关于加紧兵变准备工作的指示，并转交了一些党内文件。不久，习仲勋又派张克勤前来向汪锋请示汇报兵变准备工作进展情况。汪锋听取汇报后，又提请省委做出决定：准备工作成熟，可择机发动兵变。省委和省委军委还决定派刚从陕甘边返回省委军委的干部刘林圃随同张克勤一起前往凤县，具体领导兵变工作。

　　3月下旬，春暖花开，冰消雪融，警三旅决定二团一营和二营互换调防，王德修营大部官兵觉得凤县和两当已是山区，再往西调陇南徽县，更是山大沟深，地瘠民贫，条件更加艰苦，官兵怨声纷纷。刘林圃和习仲勋他们决定利用部队换防，情绪波动之机发动兵变，并做了周密部署和安排。

　　4月1日，换防开始，王德修营营部和一、二连从凤县双石铺出发，当日抵达两当县，与三连和机枪连会合，当晚宿营两当县城，准备次日开赴徽县。就在这天午夜12点，按照事前安排部署，刘林圃、习仲勋、李特生、吕剑人、许天洁等共产党人，率王德修营在两当县城发动兵变，拉出200余人。当夜，兵变部队撤离两当县城，第二天中午行军至一个叫太阳寺的大村庄，兵变部队进行整编，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公推许天洁为支队长，刘林圃为政委，习仲勋为中共队委书记。刘林圃作简短队前政治动员后，部队立即向陕甘边一带转移，前去和刘志丹陕甘游击队会合。这次兵变，史称“两当兵变”。

　　部队连日行军转移，与围追堵截之敌多次发生激战，先后转移到宝鸡以北的麟游山区和咸阳长武地带。一路转移，困难重重，减员不少，刘志丹接省委指示后，曾率部前去长武、乾县、礼泉一带接应，但无法取得联系。习仲勋和副连长左文辉曾去长武亭口寻找旧友关系准备船只，打算北渡泾河。刘林圃、习仲勋还在乾县同社会知名人士刘文伯谈判以接受改编延缓时间，做渡河准备。部队转移到永寿县岳御寺，突遭当地300余众土匪三面围击，除少数人员死里逃生外，包括支队长许天洁在内的大多起义人员被俘，起义终归失败。起义领导人刘林圃、吕剑人逃回西安，遭到军警特务逮捕，刘林圃英勇就义，习仲勋逃回富平家乡后又转赴陕甘边刘志丹那里。

　　起义失败后，汪锋和省委军委人员在西安接待收拢了不少失散人员，进行了善后工作。

　　两当兵变很快失败，这是陕西省委、省委军委和汪锋始料未及的。习仲勋后来在总结兵变失败的教训时这样讲道：“两当兵暴，是一次具有重要政治、军事意义的革命暴动。之前，我们进行了一段比较完整的兵运工作，其方针是比较正确的，兵暴失败的教训也是沉痛的。一是没有与农民运动结合，没有创造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二是政治上的联合政策还懂得不多，没有和当地哥老会、有进步倾向的军队、民团搞必要的联合，有时走到一个地方，连鸡狗都跑光了，往往陷于孤立。三是对动摇分子没有及时遣散。四是旗帜不鲜明，兵暴后仍打着白军的旗帜，没有提出明确的口号，群众不了解，失去依靠。”②

　　习仲勋这个总结，也是对陕西省委、省委军委和汪锋等策划、组织、决策兵变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

　　两当兵变一个月零四天后，即5月6日，在甘肃靖远县也爆发了一次兵变，史称“靖远兵变”。

　　万里黄河自西向东，穿越兰州城区之后，突然北折，向宁夏、内蒙古方向而去，在离兰州古城百公里的黄河东岸，坐落着一个城镇，这就是靖远县城。

　　靖远兵变，是中共陕西省委、省委军委领导驻守靖远县城及其附近的国民党甘肃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王子元部的一次武装起义。

　　1931年11月20日，国民党潼关行营参谋长、陆军第十七师师长孙蔚如率军入甘平乱。12月9日夜先头部队攻入兰州，第二天，十七师占领兰州城，15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孙蔚如兼甘肃宣慰使。孙蔚如部控制甘肃局势之后，将驻守在靖远、海源一带的王子元部改编为甘肃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辖一、二、三三个团，每团辖三个营，另辖直属炮兵营、骑兵营和特务连。除第一团二营和第三团二营及炮兵营驻守宁夏海源外，其余均驻守靖远县。

　　警三旅旅长为王子元，副旅长为张东皎，姚绍芳任参谋长，孙作宾任参谋主任，李罕言任副官主任，王儒林任军法主任，牛化东任二团团长，以上几位军官，除王子元外，其余均为共产党员。

　　王子元旅，名义上有三个团，实际只有五个营和一个特务连，全旅不过1000余人。可是，官兵中共产党员却不少，成立了三个中共支部，一个是校官以上的军官支部，李罕言任书记；另一个是士兵支部，石子健任书记；后来又成立了一个教导队特别支部，张东皎任书记。孙作宾除参加军官支部，任支部委员，又担任孙蔚如十七师中共军委书记。可以说，王子元旅中共地下组织力量相当雄厚，隶属陕西省委、省委军委直接领导，这时由汪锋具体负责掌握联系。

　　1932年2月10日(正月十五日)晚，孙蔚如十七师驻兰州五十旅旅长杨渠统，以杨虎城新编第十三师师长陈珪璋有异动，将其秘密处决，十七师连夜出兵，对兰州、平凉、泾川一线的陈珪璋部队发动猛攻，正在陈珪璋部驻平凉刘宝堂团做兵运工作的谢子长、张秀山、王世泰、李光明等20多位共产党员不得不离开平凉，分头行动。

　　回到西安的张秀山，找到汪锋，汇报了平凉兵运工作受挫情况，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张秀山说：“在军阀部队搞兵运工作，我们下的力量很大，工作做了不少，但由于部队的控制权在上层军官手里，存在着很多我们无法预料的情况，兵变成功的机会很少。山区有那么多穷苦无着的农民，不如把党的力量放在山里，发展我们自己的队伍。我提出到刘志丹刚刚建立的游击队去工作，不想再去军阀部队做兵运工作的意见。”③汪锋把张秀山的汇报和想法反映给省委，但是，省委还是否定了张秀山的意见，派他前去打入王子元部队，组织策动兵变，汪锋向张秀山传达了省委的这个指示。

　　汪锋后来回忆说：“省委之所以派张秀山打入王子元部，这是有原因的．张秀山对王子元有过‘生死恩情’。”

　　王子元是陕北榆林定边县人，是个怀有野心的小军阀和政客。1930年2月，张秀山和曹华山两个不到20岁的年轻共产党员，受党的派遣，从家乡榆林前往宁夏银川以北的平罗县姚家堡，打入王子元部队做兵运工作。那时，王子元为驻宁夏苏雨生骑兵旅第八旅十五团团长，而苏雨生原为绥远包头土匪头子。1930年夏，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之前，冯玉祥把他的甘肃、宁夏大部分部队调往河南准备参战。为稳固后方，委任苏雨生为骑兵第四师师长，驻守平罗一带。苏雨生趁机招兵买马，扩充势力，全师编了三个旅，把他原来的老底子编为第七旅，由原包头另一土匪首领马大牛任旅长。把收编的榆林谷连舫部编为第八旅，谷任旅长。将收编的石子俊部编为第九旅，石任旅长。

　　张秀山、曹华山打入谷连舫第八旅王子元十五团时，八、九两旅有中共组织，为中共军委支部，隶属中共陕西省委。而且，张东皎和刘志丹分别担任八旅十五团和九旅十六团副团长。谢子长到平罗见到苏雨生，苏给谢十一旅旅长的名义，让谢自行招兵建旅，但未能建成。十五团党组织先安排张秀山到团部军需处任军需官，后又安排张秀山到连队当二等兵，以便掌握兵权。

　　根据省委指示，张东皎建议王子元在十五团办了个学兵队，张东皎任队长，高岗任分队长，张秀山任班长。与此同时，陕西省委和陕北特委还从陕北、陇东等地输送了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进入学兵队。学兵队的党员人数达到三四十名，并成立了学兵队中共军委和支部，学兵队基本为共产党人所控制。

　　1930年6月，中原大战开战，八、九两旅旅长谷连舫和石子俊率部在平罗哗变，这是军阀部队内部狗咬狗的一场相互争斗。争斗中，学兵队趁机和哗变部队一起脱离苏雨生，开赴甘肃靖远、定西一带驻防。学兵队大部分学员补充到八、九两旅，有的担任了基层军官，掌握了兵权。可是，驻防定西、靖远时，石子俊企图杀害王子元，把王部官兵收编。张秀山无意中得此消息，急告王子元，王子元才有所防备，避免了一场劫难，王子元十分感激张秀山的生死之恩。后来，王子元团部分官兵还是被石子俊吃掉，张秀山和高岗不得不去平凉。平凉兵运受挫之后，张秀山对通过开展兵运方式建立党的武装的做法产生了怀疑。

　　不过，汪锋向张秀山传达了省委、省委军委指示后，张秀山还是服从组织决定，返回靖远王子元部。

　　3月上旬，张秀山带着省委、省委军委的指示，搭乘杜斌丞乘坐的汽车，前去靖远。杜斌丞赴兰州，是代表杨虎城前去协助孙蔚如应对杨渠统诱杀陈珪璋后，甘肃政局面临的复杂局面。张秀山中途在甘肃会宁下车，然后沿着一道河川，步行三四天赶到靖远。见到王子元，王子元十分欢迎，随后见到副旅长、旅地下党负责人张东皎和石子健，向张、石传达了省委、省委军委组织发动革命兵变的决定，要求尽快做好兵变准备工作。

　　张秀山来到靖远，先住在王子元旅司令部机要秘书崔继浩处，崔是个共产党员，而王子元住在自己的公馆里，成天吸大烟，耍牌，旅部工作由张东皎主持。

　　为了争取掌握兵权，张秀山找王子元谈过几次，王子元却有戒心，不愿意让张秀山带兵，而安排张秀山去当连一级的军需官。在张秀山的一再要求下，王子元安排张秀山当了个排长。

　　4月中旬，谢子长从陕甘边来到西安，向省委、省委军委汇报陕甘游击队情况。其间，汪锋安排谢子长与省政府警卫团团长张汉民见了面，同时转达了省委、省委军委派谢子长和焦唯炽前去靖远，向张东皎、张秀山他们传达省委立即发动兵变的决定，同时任命焦唯炽为省委特派员、兵变的主要负责人，谢子长协助焦唯炽工作。4月下旬，汪锋安排焦唯炽、谢子长二人安全离开西安。

　　此时，王子元旅的中共军委改为中共团党委，简称团委，团委为该旅中共组织最高领导机构。团委由五人组成，张东皎任书记。

　　焦、谢二人4月28日顺利到达靖远，立即召开团委会议，听取了前一段兵变准备工作情况汇报，传达了省委兵变决定，改组了团委，仍由五人组成，焦唯炽任团委书记，石子健、张秀山、高尊德和一名士兵党员为团委成员。会议详细分析研究了全旅官兵思想动态，决定即日发动兵变。

　　兵变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始料未及的是王子元以谢子长来到靖远不来看他，却先去找张东皎为由，加之身边一些人的挑拨，5月5日晚，突然扣押了张东皎和军法主任王儒林等。6日清早，机要秘书崔继浩急忙告诉张秀山张、王二人被扣的消息，张秀山又赶忙转告焦唯炽。在此危急时刻，焦唯炽立即主持召开团委紧急会议，决定当天发动兵变。当时地下党组织对兵变产生意见分歧，只有张秀山、曹炳奎、吕振华仓促拉出两个连队，200余人，且与焦唯炽、谢子长失去联系。兵变部队经一夜行军，来到打拉池，张秀山代表地下党组织宣布兵变部队改编为陕甘红军游击队第四支队，吕振华代理总指挥，曹炳奎、张秀山分任第一、二大队大队长。

　　改编完毕，部队向宁夏海源进发，中途至郎山村，王子元派来的追兵赶到，兵变部队仓促应战，边打边退，爬上郎山坡，7日清早，追兵包围兵变部队，经一场激战，张秀山被俘，吕振华、曹炳奎等率部脱离追兵，转移到定西，坚持一个月，在王子元的围剿下失败了，这就是第一次“靖远兵变”。

　　张秀山被俘后，押回靖远，上了脚镣，看管起来。不过，王子元还是念起张秀山对他的生死之恩，加之地下党组织的营救，王子元并未加害张秀山，半个月之后的5月下旬，张秀山被释放回到西安。

　　回到西安的张秀山，找到汪锋，汇报了靖远兵变情况。接着，谢子长、焦唯炽、杜润芝、张东皎、孙作斌等人按照省委、省委军委的指示，又组织发动了第二次和第三次“靖远兵变”，也失败了。不久，焦唯炽、谢子长也回到西安。6月12日，焦唯炽以“仪三”这个化名，起草了一份《关于组织甘肃警备第三旅兵变的报告》④，正式上报陕西省委并转报临时中央。

　　靖远兵变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还是单纯依靠在军阀部队中搞兵变来发展武装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6月，中共临时中央局决定各省委派出骨干，到上海中央受训，接受开展北方游击战争的训练，学习毛泽东开展游击战，进行武装割据斗争的经验。7月下旬，汪锋代表陕西省委、省委军委具体安排张秀山前赴上海中央受训的行程。张秀山后来回忆说：“这次受训，使我认识到‘西北革命只有走毛泽东、朱德的井冈山之路，革命才能胜利’，这是我后来向陕西省委提出要去陕甘边游击队的根本原因，也是我在创建红二十六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岁月里能够坚持、毫不动摇的根本原因。”⑤

　　一个月之后的8月底，经过受训回到西安的张秀山，又首先与汪锋接头，向省委提出在陕甘边下大力量建立红军的建议和去刘志丹游击队的要求。但是，省委和省委军委先安排张秀山在西安做了一段兵运工作，主要负责杨虎城部队中地下党支部的工作，曾去陕南商州领导杨虎城骑兵团二连兵变。这个连连长魏志坚(慕弗)系共产党员，二连成立有中共支部。当张秀山到达商州时，二连已经哗变出去，张秀山只好返回西安向汪锋汇报，这时汪锋已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

　　10月底，汪锋和省委委员贾拓夫批准了张秀山的要求，派他去陕甘边刘志丹红军游击队工作。从此，张秀山结束了他在白军和白区的兵运工作。

　　两当、靖远兵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省委、省委军委领导的重要武装起义，也是汪锋的一项主要工作。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体现了包括汪锋在内的陕西共产党人在武装革命道路上不屈不挠的探索精神。

　　① 汪锋档案中记载为省委军委组织部长。

　　②《习仲勋传》编委会编：《习仲勋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7—88页。

　　③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④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甘肃党史资料》第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7—143页。

　　⑤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