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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佛音
 

  莽莽秦岭之中,佛教在唐朝完成了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融合,谈起中国文明,后世人每每神往的是大唐王朝,而佛教文化便是盛唐文明尤为绚丽的一朵奇葩。

  在蓝田县秦岭深处,有一条静谧幽深的山谷,名叫辋川。远在1400多年前的唐代,辋川就是水波含翠、山林相映的地方,盛唐大诗人王维晚年也就是在这里忘情山水、吟诗作画的。在他那首流传了上千年至今毫无褪色的《山居秋暝》中,王维是这样描述秦岭山水的: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王维的母亲是一位对佛教有着虔诚态度的人。就是因为曾经梦见了印度一位著名居士维摩诘,于是便给刚出生的儿子取字号摩诘。
  就在长大成人的王维官至尚书右丞,万人垂涎的仕途前景一片光明之际,这位名震诗坛的大诗人却辞官远去,沉醉于秦岭的山光水色之中。每日悠闲自得的王维谈禅赋诗,礼佛作画,过起了超然尘世的隐居生活。
  陈尚君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很有名的一句话叫“终南捷径”,就是和王维差不多同时代的另外一位文人的说法。那么,王维从他本人的行为来讲的话,他的隐居或者修佛并不完全是作为这样的一种手段,他更多的还是热爱自然,感受自然,在自然之中能够体悟到人生和自然的融合为一。
  王维一生曾四次出家隐居,其中就有三次选择了秦岭。做尚书右丞的时候,他甚至还在家里供养着僧侣,为的就是与他们说佛谈禅,探讨佛教真谛。有人记述王维当时生活时说:“平日茹素,不着彩衣,居室当中,只有茶铛、药臼、经案、绳床,此外一无所有,完全过着禅僧一般的生活。”
  王雷泉  复旦大学宗教学系教授
  因为,对本体的探索、对人的精神生活彼岸的探求,儒家思想是远远不如佛教的。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你可以用儒家的思想治国,但是你如果要为自己心灵的开放、心灵的超越、哲学上的探求,必然要到佛教里面去寻找依据,找到生命的源泉。
  这时的王维,与松林明月做伴,以湖光山色为友,终日里赋诗作画。秦岭山中那宁静优美的自然景色,陶冶着他的性情,这一阶段,王维的诗歌创作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至高境界。
  公元8世纪中后期的盛唐,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巨星荟萃并且交相辉映的时期。就在王维沉迷于秦岭山水,将自己塑造成一位超然尘世的诗佛形象的时候,潇洒飘逸的一代诗仙李白正在盛唐大地上四处放歌游走;悲天悯人的诗圣杜甫也沿着秦岭山路踽踽西行,朝着他诗歌创作的巅峰而去。大书法家颜真卿、柳公权,画家吴道子、阎立本,此时也在用他们千古不朽的笔墨,共同塑造着大唐盛世空前绝后的艺术精神。
  业露华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从文化角度来讲,这一段时间,无论是音乐、戏剧,包括宗教文化各方面都是非常大气的,它能够容纳世界上各种文化在长安的流传。
  夏金华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因为敞开胸怀吸收先进的思想文化来丰富自己,所以,唐朝的佛教是一种雍容博大,或者说博大深邃的文化气象。
  佛教是在大唐帝国立国500多年前的东汉时期来到中国的。
  1600多年前就坐落在这里的寺院——草堂寺,寺院虽小,气度不凡,因为这里安葬的是中国佛教文化的巨人: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生活在公元4世纪,原籍天竺,生于西域古龟兹国。鸠摩罗什7岁出家,20岁受戒,30岁开始讲经,渊博的学识与声名很快就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中原。
  释谛性 草堂寺方丈
  当时的皇帝叫苻坚,苻坚听说他(鸠摩罗什)这么伟大,就派大将吕光带着7万兵欲将鸠摩罗什法师请回来,龟兹国王不舍,和吕光打了一仗。
  这场战争,最后以古老的龟兹国灭亡而告终。
  鸠摩罗什来到长安的那年51岁,这时的长安虽已成为后秦都城,但后秦皇帝姚兴对鸠摩罗什的崇敬与前朝皇帝相比并没有丝毫改变。姚兴专为鸠摩罗什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立经书翻译场院,并派僧侣3000,协助鸠摩罗什工作。
  就这样,费尽心血与智慧的鸠摩罗什在秦岭四季弥漫的山岚雾霭之中,12年间由一盏青灯相伴,翻译佛经94部,共425卷,总计300多万字。
  释谛性  草堂寺方丈
  虽然说历史上参与译经的人很多,但是大家常诵的经典就是鸠摩罗什法师的。
  张弘  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鸠摩罗什应该说是对中国佛教贡献最大的一个人,现在对他的评价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中国佛教,我们后来说的几大宗派的主要思想都是鸠摩罗什翻译过来的。
  可以说,是鸠摩罗什的贡献让晦涩深奥的佛教教义,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和浸润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语言文字,走向了中国社会,接近了普通民众。
  就在鸠摩罗什圆寂200年后的公元618年,大唐帝国的建立使得经历400年分裂与战乱的中国,再一次迎来了和平统一的曙光。8年后,一位旷世奇才,从唐高祖李渊手中接过皇帝的权杖,登上了大唐皇帝宝座。
  这个人,就是唐代历史上第二位皇帝——唐太宗李世民。
  从此,一个纵横四海、令后人无限仰慕的大唐帝国,气宇轩昂地登上了公元7世纪的世界舞台。
  唐帝国的强盛崛起,自然震撼与吸引了各国统治者的目光。邻近中国的日本、朝鲜等国,纷纷派遣留学生来到长安。据记载,当时仅日本官方派出的遣唐使就多达数万人。在这些人当中,对唐朝政治、法律以及经济感兴趣的不在少数,而原本来自西域居然又被高度融合与发展的佛教文化,更是得到人们的推崇与赞服。
  张岂之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佛教思想很吸引人,儒家在这方面就逊色一些。春秋末期,有学生问孔子:人死了以后到哪里去了?孔子回答:“未知生,焉知死。”就是说,生活、生命我还在探索中,我了解得还不够,我哪里知道死后的情况呢?
  王雷泉  复旦大学宗教学系教授
  但佛教它恰恰是要去探索,它给你一个解答,它把孔夫子“存而不论”的那个彼岸世界,以及连接彼岸世界跟此岸世界所有的关系,都给你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盛唐之时,中国和日本之间佛教文化的交流达到了顶峰,而走在这条文明传播之路上的先驱当属和尚鉴真。
  为了弘扬佛法,鉴真前后六次越海东渡。无情的海浪一次又一次地使鉴真的雄心壮志遭受挫折,就在第五次东渡过程中,鉴真因染病而导致双目失明,但留存在鉴真心中的弘法信念并没有因此泯灭。终于,在公元753年,历尽艰辛,第六次东渡的鉴真第一次踏上了日本国土,实现了多年的宏愿。这一年,他66岁。
  鉴真和尚受到了世界的赞许,他的顽强东渡无疑是大唐第一人,但是从大唐佛教源头的角度来说,鉴真的前面还有先行者,就在他踏上日本国土126年之前,一位唐代僧人已经走上了西行取经的漫漫长路。
  长安城内,始建于公元652年的佛塔名叫大雁塔。与其他佛塔不同,唐高宗李治建造大雁塔的目的,除了供奉玄奘从印度带回的佛像、舍利和佛教经典之外,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以大雁塔庞大而华丽的身躯向前来长安朝拜、进贡的各国使臣展示大唐帝国的国威。
  玄奘和尚是在贞观元年,即公元627年,起身前往印度的。
  黄心川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研究中心教授
  玄奘为什么到印度去呢?因为在研究佛教的过程中,他觉得有些佛教的理论前后有矛盾,说不清楚。所以,为了求得真实的解答,是他到印度去的最主要原因。
  业露华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当时的西行求法之路是非常艰难的一条路,特别是要越葱岭,要过大沙漠。
  踏上西行之路的玄奘27岁,这位日后终于名震中外的翻译家、旅行家、佛学大师和中印文化交流的开拓者,从长安出发的那一刻,大唐盛世还在孕育之中。但当一轮喷薄而出的朝阳,将秦岭山中的晨雾一扫而光的时候,玄奘被这座山岭的高迈雄浑所深深震撼。他似乎预感到,一个伟大而强盛的时代即将在这座大山的护佑下诞生。
  那一刻,秦岭的深沉博大给玄奘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多年以后,当玄奘再一次面对这座山脉时,他敬仰有加地称秦岭为“众山之祖”。
  接下来,唐太宗下诏成立国立译经院,由朝廷出资供养,召集全国各地寺庙高僧聚集长安,协助玄奘翻译佛经,并封玄奘为“三藏法师”。唐太宗同时嘱托玄奘把自己在印度学佛17年的所见所闻辑录成书,以供国人更好地了解外部世界。在这种背景下,就有了由玄奘率众完成并且千年流传的巨著《大唐西域记》。
  芮传明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大唐西域记》除了对佛教的贡献,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以外,其实对印度、印度历史和对印度的佛教、佛教史,相对说来贡献可能更大。比如说,它里面记载了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的生辰年份,而这对于印度来说实在是一个大功德。
  张弘  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在玄奘之前对印度的称谓叫“身(读音yuán,编辑加注)毒”,或者叫“天竺”,玄奘认为翻译成“身毒”或者“天竺”都不准确,应该译成印度,所以印度就是玄奘给它定下来的名字。
  贞观二十二年(648),唐太宗接受玄奘请求,亲自为玄奘主持翻译的佛教经典《瑜伽师地论》撰写序言,这就是在其后为大唐文明带来无限荣光的《大唐三藏圣教序》。
  李世民亲自撰文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记述了玄奘西天取经的盛事。皇帝的文章当然应该流传千古,可是又有谁的字能与天子的文章相匹配呢?只能是书圣。但当时,晋代书圣王羲之作古已经250多年了。怎么办呢?由于取经是一件佛教盛事,长安城内弘福寺的高僧怀仁和尚决心收集王羲之的字来对应李世民的文章,据说怀仁在集字过程中,有几个字怎么也找不到,不得已,他奏请朝廷昭示天下,谁能献出碑文中急需的一个字,赏一千金。这就是成语“一字千金”的典故。
  李利安  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教授
  在《大唐三藏圣教序》里,唐太宗对玄奘有非常高的评价,称他为“法门之领袖”。
  玄奘到了晚年,大部分时间住在唐高宗为他建造的大慈恩寺内翻译佛经。唐代佛教这时已经在对印度佛教全面梳理、系统诠释的基础之上,同时高度融合了中国本土的文化精神,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中国佛学体系,而这一切,又通过丝绸之路向外广泛传播,对整个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的大唐都城长安,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佛学文化中心。
  业露华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从整个佛教发展来讲,唐代佛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印度的佛教到了13世纪以后,在印度本土基本上就灭绝了,真正保存下来的中国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是通过中国影响了世界上其他的国家。
  “长安三千金世界,终南百万玉楼台”“一片白云遮不住,满山红叶尽为僧”,透过古人的诗句可以想见,在1000多年前,莽莽苍苍的秦岭山中是怎样一派蔚为壮观的学佛盛景。
  唐麟德元年(664)二月五日深夜,秦岭上空星辰低垂,暗淡无光。一代佛学大师玄奘,在翻译完成他从印度带回的600余卷佛教经典之后,溘然长逝。
  一生对玄奘充满敬意的唐高宗听到消息后,仰天长叹道:“朕失国宝矣!”满朝文武,悲哽流涕,为大唐上空一颗文化巨星的陨落,悲痛欲绝。
  唐高宗罢朝三天,将玄奘灵柩安放大慈恩寺,供百姓吊唁。就在玄奘安葬那天,古人描绘:“京邑及诸州五百里内,送者百余万人。”
  玄奘曾经嘱托弟子,去世后把他葬在能看到“万山之祖”的秦岭脚下。唐高宗根据他的遗愿,将玄奘遗骨安葬在秦岭山区的白鹿原,后来又改葬紧依秦岭的少陵塬兴教寺。
  位于关中平原的历代帝王陵墓,几乎都选择了与秦岭隔水相望的形制。中国古老风水学解释这种现象时说,因为源头联在遥远的昆仑山,所以秦岭山脉就成为建都关中平原历代帝王的龙脉。
  安卧在这座巨大陵寝里的人,就是一代女皇武则天和她的丈夫唐高宗。
  天授元年(690),武则天登基。
  有谁知道,为了这一天,武则天苦苦等候了30年。
  张国刚  中国唐史学会会长
  因为武则天说她是菩萨转世,是东方女主临朝,《大云经》就是为她即位当皇帝造舆论的。
  孟宪实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于是,就在全国各地大建大云寺,每个州都设立了大云寺,然后抄写《大云经》,颁发全国,让大家都要去读《大云经》。
  尽管有人认为,武则天是不合礼制的窃国者,然而不管怎么说,这位在唐太宗死后削发为尼,又在感业寺度过三年时光的女皇,却是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的关键性人物。
  武则天出生的时候,佛教已经广泛流行于民间。武则天入宫不久,就曾经接触过刚刚从印度取经回来的玄奘法师,并且从此开始研读佛学。登上皇帝宝座之后,对于推进佛学的深入与传播,武则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
  这时的长安城内早已是佛学鼎盛,国人几乎到了无学不佛的地步。
  王雷泉  复旦大学宗教学系教授
  赵朴初曾经说过,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已经深入到我们中国文化的血肉之中了,甚至可以说渗透到我们的骨髓之中了,如果离开了佛教,恐怕今天我们连话都讲不出来了。
  张弘  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比如说,“世界”就是从佛教来的。“实际”、“绝对”、“相对”、“唯心”、“唯物”、“真理”、“真谛”,像这些词语,都是从佛教中来的。
  在武则天去世114年之后的公元819年正月,整个长安城还沉浸在传统节日的喜庆之中。而就在这个时候,被誉为“百代文宗”的文学大家、吏部侍郎韩愈,却情绪低沉,无奈与绝望笼罩心头。
  扶风法门寺,是关中地区最古老的皇家佛教寺院。由于寺内佛塔之下供奉有佛祖释迦牟尼的佛骨舍利,法门寺因此就成为大唐帝王顶礼膜拜的地方。从太宗五年开始,大唐每隔30年就要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迎请佛骨法会,其间,从长安到法门寺的百里长路拥众百万,皇室也为这样的活动大肆耗费钱财。
  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下诏,将佛骨从法门寺迎请至长安供奉三天。韩愈得知这一消息,挥笔写下《谏迎佛骨表》上奏,竭力反对这样的活动。
  韩愈的言论激怒了唐宪宗。他当即下诏,处死韩愈。在众位大臣的苦苦哀求下,韩愈最终免去一死,随即被逐出长安,发配潮州。
  王雷泉  复旦大学宗教学系教授
  据说,他(韩愈)在潮州见到了一个禅师,叫大颠禅师。大颠禅师就问他:你反佛反得这么厉害,想必你读了不少佛经吧。他说:我圣贤书都来不及读,我干吗去读这个佛经呢?大颠禅师就轻飘飘地回答了一句:你既然没有读过佛经,你怎么知道它不好呢?这个对于韩愈触动很大。所以,韩愈后来的诗文,里面有大量的佛教影响,他到晚年还是倾向于佛教学。
  这一年,韩愈51岁。在赶赴潮州的路上,距离蓝关不远的地方就是辋川,当年看破红尘的王维,就在那里隐居。沿山谷再向前去,还有王维时常探幽寻访的佛教寺院。同为大唐文人,王维远离喧嚣,换来的是安然心境和秦岭山水,而此时,自己却不得不以垂老之身,流落千里之外的荒蛮之地。
  在漫天风雪之中,韩愈立马驻足,遥望远处被茫茫雪幕遮掩的家园,为自己迷茫黯淡的前途与命运,也为一个爱恨交加的王朝,留下了他那首被后世永远传诵的著名诗篇。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裹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出处:

大秦岭/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陕西电视台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