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芷生
院士类别： 科学院院士
重建黄土高原的气候历史
——中国科学院院士安芷生的自述
11岁那年我以数学 100分的成绩考人门槛较高的南京师范大学附中，一直住读到高中 毕业。班上同学大多是知识分子和高级军干子弟，大家相处很融洽。附中向上奋进的学习气 氛。优秀的师资和清静优雅的校园，。＿使我受到了良好的中学教育。渴望国家强大并为之 添一砖瓦的想法始终激励着我，这也许与解放前我们几个兄弟在上海复兴公园，看到外国人 很不尊重中国人有关。
父亲曾在大学教书，中文根底好。他常说：“中文逻辑性强，中文不好，什么都干不好 。”母亲是中学数学教师，一但她从不辅导我们，她说：“靠你们自己去钻研，脑子越用越 活。”中学时的成绩虽说不拔尖，但也算优秀、印象最深的是南京大学戴安邦先生到附中讲 话，他说：“人是否聪明，关键在于注意力是否集中。”这句话至今受用。从中学起我就喜 欢看各种各样的书报，求知欲很强，对升学充满着渴望。1958年的分省大学人学考试中，我 虽然成绩很不错，但报考清华大学的“不录取通知书”还是来了。母亲要二哥邀我去南京中 山东路的北京羊肉馆吃一顿饺子。当时家里经济非常困难，母亲的用意是让我别为这一次失 败而灰心丧气，前面并不是一片昏暗，生活道路是很宽的。于是我到南京汽车装配厂木工车 间扫了三个月的刨花，那年我17岁。一天一元钱，真不少。当我抱着用第一次工资替全家每 个人所买的一双双雨鞋踏人不足8平方米的小屋时，母亲十分高兴。那年也巧，“大跃进” 跃进到“高校大发展”上来了，我进了新建立的南京地质学院。母亲说：“你不要瞧不起地 质，我看哪一行都一样，只要受到教育就行。”当时的院长兼党委书记赵锋在开学典礼上说 ：“我就不看成分，希望你们好好学习，成为院里的骨干。”我们这些有所谓“复杂社会关 系” 的新生（其实并不复杂）感到了温暖。1959年地院因“调整”撤销并入南京大学地质 系，地质系对并人的300多名学生在教学上没有另眼相待，名教授频来上课。徐克勤先生教 矿床学，一会是美国例子，一会又是非洲，似乎很难做笔记，我都很有兴趣，丰富了我们的 知识，增强了对事物联想的能力。
1962年，地质学系推荐我报考刘东生先生的研究生，使我感到意外。现在看来，这对我 的发展是一个关键，我算是刘先生的大弟子，那年ZI岁。刘先生很严格，什么实验都从头做 起，什么文献都要从最老的查起，最后都要有结果。刘先生常说：“严谨是治学的基础。” 刘先生喜欢“新方向”和“新技术”，对我影响很大。是的，没有“新”就没有科学的生命 力。记得当年艾思奇。潘梓年先生给我们讲《矛盾论》和《实践论》。我听得很认真，毛主 席的这两篇哲学著作使我受益不浅。搞地质的，不实践不亲自体察不行；做研究，要抓重点 ，抓主要矛盾。
刘先生带我做黄土和第四纪研究，是真正的启蒙老师。也许这也算运气，中国黄土在世 界上独一无二，第四纪由于与环境相关。在地质学中是发展较快的。我跟着刘先生从北京到 了贵阳地球化学所。“文化大革命” 的震荡使我有机会去天津部队农场锻炼一年半，连同 “文化大革命”前在河南禹县搞“四清”一年，大开眼界。知道了什么是五谷杂粮，什么是 社会，感到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对自己有了信心。现在的年轻一代似乎应该有类似的机 会。在地球化学所期间，“文化大革命”固然使我们失去了多年时间，但各种形势变化迫使 我们面对繁多的科研任务，虽大都是短期行为，但也扩大了我们的知识面。所长涂光炽先生 冷静沉稳的学术风格使我受到一定的熏陶。的确，事物总是一分为二，不能绝对化。－
1985年中国科学院决定组建西安黄土与第四纪地质研究室。刘先生说，希望你去西安， 把黄土研究搞上去。到了西安黄土室，国家和院里的改革、开放、流动的政策给中国黄土和 第四纪研究带来了春天。全球变化的问题给这一领域注人了较＿为持久的活力。＿在多年积 累的基础上，我们真诚地与国内外客座人员一起．选准方向，扬长避短，为“黄土和环境” 的研究进人“动力学理解”的新阶段，做出了小小的贡献，参与了国际竞争。
1981－1982年和1987－1988年期间，我分别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 行合作研究。外国人做研究有很多长处，他们信息灵，事情专一，研究条件好，也仔细。但 我觉得只要稳住气，一步一个脚印地做下去，不长的时间仍可能在一个或两个问题上做出成 绩，受到同行的尊重。在哥伦比亚大学拉蒙特地质观测所我曾与著名的第四纪地质学家Geor geKukla一起进行磁化率研究。有一天，见到世界著名的地球化学家和古气候学家Wallace B roecker，交谈了五分钟，他立即邀请我在所里做报告，我对他的敏锐印象极深，感到欣慰 的是他对我工作的肯定。
各国国力的竞争，科学技术往往是决定性的因素。现在年轻一代条件很好，任重而道远 。我们中间一代既要向老一代也要向年轻一代学习，为中国和世界科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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