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躬
院士类别： 科学院院士
我的神经科学生涯
——中国科学院院士鞠躬的自述
我于 1929年 11月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安徽绩溪人，母亲是浙江宁波 人，因此我是安徽浙江基因上海人。父亲索非（笔名）长期在出版界工作，也写作、行医。 他的朋友。经常来家做客的，主要是文学界的著名作家，按理说我应该被他们熏得文采夺目 ，但显然我不是一块文学料，一点文学味儿都没有熏出来。我从小受到父亲教诲并因之崇拜 的倒是医学家、科学家。
在我上初中的时候，一次晚饭后，父亲坐在他惯常坐的位置，在一张大圆桌的后面，背 靠着有一面大镜子的长桌，把我叫到他的身旁，问我打算如何救国。当时正 日战争期间， 上海已沦陷，我已听到、读到、在画报上看到了太多日本侵略军的暴行。我回答说：“当兵 ，打东洋鬼子。”父亲告诉我，中国太穷了，人民的体质太弱了，要学医、学科学。医学救 国、科学救国正是我父亲和许多父辈为之奋斗终身的信念，它们像两颗种子深深地植人我少 年时的心中。
我是湘雅医学院1947年人学的27班的学生。老师和同学们都知道我是一个很用功的学生 ，按现在流行的称呼应该叫做“夜车族”。但在进入湘雅以前我实实在在是一个不用功的顽 皮学生。在中小学期间，虽然也考过第一、二名，却也有过留级的“光荣”历史而不得不转 学。我至今说不清，是湘雅的什么魔力使我一夜之间判若两人。是医学本身对我的吸引力？ 是湘雅当时艰苦的环境（抗日战争后不久，长沙当时连电灯都没有）？是湘雅的学习空气？ 我人学伊始凌敏猷院长训活，说湘雅引以为荣的是其培养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在学术、医疗机 构工作，而不为追求金钱去开业，至今仍萦回耳际。我曾和父亲谈起过湘雅的宗旨，父亲说 ：“你走对了路。”也许是这种教育把我提高到一种境界，产生一种献身精神。湘雅的学风 ，教师们的严谨，对我一生学术上的追求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毕业时我选择了基础医学研究，选了三个专业：生理学。微生物学及病理学。但命运却 把我安排在人体解剖专业。毕业的那年，军委卫生部委托中央卫生部到湘雅招一名毕业生从 事解剖学专业，但同班同学中无一人选择解剖学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再简单没有了，谁解剖 学考分最高就挑谁。悔不该当初对解剖学考试太认真了，于是我“不幸”地被挑中。在解剖 学中我最喜欢的是胚胎学及神经解剖学。并不是因为我对这两门学科有多少了解，主要是因 为我觉得这两门比较“神秘”，比较难，在校学习时兴趣也较大。由于当时组织学、胚胎学 已和人体解剖学、神经解剖学在建制上分属两教研室，我被分配在后者，因此，神经解剖学 就成了我的学术专业。经北京协和医学院高级师资班培训一年后，我被分配到西安第四军医 大学解剖学教研室，一干就是30年。1983－1985年转组织胚胎学教研室，1985年组建了神经 生物学研究室。1989年建立了神经科学所，1992年扩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神经科学研究所， 我任所长。目前已建成6个研究室：神经形态学研究室、超微结构研究室、神经生理研究室 、细胞神经生物学研究室、分子生物学研究室及神经免疫调节学研究室。
初到第四军医大学解剖学教研室时，由于设备简陋、资料匮乏、又无人指导，加上各种 政治运动，花了我近10年时间的苦读，硬板凳坐得把坐骨结节下的皮都磨破了。经历一些幼 稚的科研设计及无效的尝试，我直到60年代初才逐渐悟出一些道理，能独立做一些研究工作 。我和同事们用Nauta法做了两项听觉束路追踪研究，是当时国内相当不错的研究。Nauta法 是50年代后期才成熟的方法，这两项工作是国内首先用此法发表的正式论文。文章投解剖报 后盼消息的焦急心情大概只有在产房外的丈夫能体会，毕竟是十年无子后的头胎于。经受过 这番“难产”后，我经常对我们研究所的年轻人讲：“不要看不起来自条件比较差的单位的 人，不是他们不如你们聪明或勤奋，实在是太困难。把你们放在他们的环境中，你们又有多 大能耐？要热情帮助他们！”
可惜紧接而来的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民族大劫“文化大革命’，在此期间科研工作遭受很 大的冲击，我的研究工作完全停顿了下来。记得1973年我在图书馆里（当时已允许到图书馆 ）看到国外杂志上用辣根过氧化物酶追踪神经束路的文章。不知辣根过氧化物酶为何物（此 法1969年首先用于周围神经研究，1971年用于中枢神经系）。一直到l977年下半年我才有可 能重新做研究，着实拼了命地赶。1983年以前，主要从事脊髓和脑干间联系的研究，1983年 以后的研究重点在下丘脑与脑下垂体的关系及边缘关系的终纹床核。目前集中研究脑下垂体 前叶的直接神经调节。
脑下垂体前叶的分泌是受神经系统调节的。目前公认的理论是Harris在约半个世纪前提 出的：垂体间前叶内只有少量支配血管的自主神经纤维；腺体活动不直接受神经调节，但下 丘脑有若干细胞群可于正中隆起处分泌各种调节垂体前叶活动的激素，经垂体门脉系统运送 至前叶，因此是一种通过体液中介的间接神经调节方式。我曾有一个学生，在大约8年以前 ，正从比较神经解剖学的角度研究垂体后叶内的肽能神经。有一次他作了猴垂体的切片，用 P物质抗体染色，意外地发现前叶内也有相当数量的免疫反应神经纤维。我仔细地观察了切 片，在Nomarski微分干涉显微镜下可以确定这些神经纤维大多绕行在细胞之间，因此引起了 重视，组织了一系列的研究。
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我们拿到了一系列证据。在这些证据的基础上，我们提 出了对Harris学说修正的假说：哺乳动物垂体前叶受神经和神经一体液双重调节。这项研究 还在不断深人进行中。
我出国深造的机会不多，1985年10月－1986年6月在瑞典Karolinska学院随T．Hokfelt 教授做了8个月的研究工作，随后去牛津大学药理系访问一月，1986年7月－1987年1月在美 国Salk研究所I．W．Swanson教授实验室工作6个月，总共1年3个月。时间虽短，对我影响却 很大。这么短的时间只能学一点技术，开开眼界而已。但我觉得重要的是“眼”是不是和“ 脑”连在一起，能不能不仅“开眼”而且“开窍”、“开门”。在访问牛津期间接受了担任 Neuroscience杂志编辑的邀请。这也许和我在国外做报告时，除特殊要求外我都报告我在国 内自己的研究工作的做法有关。邀请我访问牛津的是A.D．Smith教授，他是Neuroscience杂 志的责任主编。在牛津时，我做的报告是我在西安进行的有关投射到垂体后叶的下丘脑神经 元的研究。就在报告后他驱车请我吃饭的路上，提出了邀请。
1991年，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后第一次评选院士，当时叫学部委员。四医大的领导很支持 我，把我作为候选人员报了上去，1992年初我才知道自己当选。当院士是一个科学家的最高 荣誉，当时我的心情也久久不能平静，于是写下了这么一句话：“科学家的生命，在于不断 地更上一层楼的追求。”如果没有了追求，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生命可能是活着的，但是作为 一个科学家就等于已经死亡。我一生有三个梦想。一是完成脑下垂体神经一体液双重调节学 说，二是研究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的相互关系，三是找到中枢神经系统再生的方法，让截瘫 病人站起来。第一个梦想已基本实现，后两个梦想还需长久的努力。我常对自己研究所里的 年轻人讲，人这一辈子，你打算怎样用掉它？国外一些科学家，名利都有了，但一天到晚还 是闷在实验室里工作，图的是什么？这是一种追求，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对我来说，当院士 并不是一生追求的终点，只是我科学生涯的一个闪光点。
在领导的支持下＊ 年，神经科学所扩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神经科学研究所，我任所长 。后来陆陆续续建成了神经形态学、微结构神经生理学、细胞神经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及神 经免疫调节学6个研究室。现在研究所的条件好了，上下四层楼，面积4000平方米。无论从 硬件到软件，在国际上都是一流的。条件是今非昔比了，工作该怎么干呢？我常对所里一些 年轻人讲：“不要妄自菲薄，总觉得自己不如欧美。人家20年前的条件不如我们今天，但人 家20年前做的比我们今天做的好，我们现在条件好了，必须加倍努力。”
有人说，是一个偶然的发现成就了鞠躬。我认为这些人看到的只是表象。我这个人一向 不喜欢循规蹈矩、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总想做一些别人没做过的工作。在我看来，研 究工作有三类：一类是给一棵大树添叶子，一类是给一棵大树添树枝，还有一类就是去种树 。种树要冒很多风险，经历许多困难。开始材很小，不受人瞩目，能不能活下去也难说，但 是这个工作充满了希望，具有开拓性。我喜欢“种树”。我的研究工作大多数时候也是在“ 添叶子”、“添树枝”，但我时刻没忘记自己“种树”的理想，在机遇来临时，准备充分的 我能够一伸手就把它抓住，不让它溜掉。
我的业余爱好颇多，但无一成哈。爱运动、游戏、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等等。都只不 过是业余水平。喜古典音乐，但一样乐器都不会，总梦想70岁后买钢琴，听音乐也只属“五 柳先生”之类而已。曾经常指挥合唱团，自己也上台演唱。我发现凡大声歌唱者，自我感觉 必定良好，而我的自我感觉则每况愈下。爱跳交谊舞，不甚精，“古董派”。喜欢摄影，有 些自鸣得意的作品，但恐无一摄影家会共鸣。
回顾一生，不能说悟出什么真谛，但也总结了两条：一是科学的生命在于不断地更上一 层楼的追求，二是痛己之不足。后面这一条，关键在“痛”字。一个人认识自己的不足并不 困难，但是否切肤就未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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