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登江
院士类别： 工程院院士
握笔从戎战戈壁 迎来春雷第一声
——记中国工程院院士乔登江
●朱焕金
自古以来，“投笔从戎”的故事有千千万万，几乎家喻户晓。那些文人墨客，在国家和 人民受到外来侵略处于压迫的危难时刻，毅然拿起刀枪投身于纷飞的战火中。乔登江院士虽 然没有加人“投笔从戎”的队伍中，但他在和平环境中却有鲜为人知的“握笔从戎”的经历 。
乔登江院士1952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物理学系。当时新中国刚刚诞生，正是百业待兴 时期，而其中振兴教育事业，更是迫在眉睫。乔院士为了教育事业的需要，选择了教书这一 行业，到南京师范学院物理学系任教。后因院系调整调至苏州市江苏师范学院（现为苏州大 学）工作。从此，他成了人们爱戴的“人类灵魂工程师”。
然而，乔登江院士并没有实现他终生献身于教育事业的愿望，却因一纸调令改变了其后 的人生历程。1963年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年。那年3月初，新学年开学不久的一天上午， 系里通知他学院党委刘书记要找他谈话，并要他马上去，刘书记在办公室等着他。乔院士听 了后很纳闷：“什么事这么着急？”但出于对党组织的高度信任，他没有迟疑，立刻来到了 党委办公室。
刘书记告诉他，学院接到中央组织部的调令，要他在月底前去北京二机部（即当时的核 工业部）八局报到，至于干什么工作，刘书记说不知道。这突然的调令如同平静的湖水中投 进了一块石头，在他的生活、工作中激起了波浪。一是因为他从事教学工作多年，所教的内 容已滚瓜烂熟，到了不备课就可以上讲台的程度，正准备利用教学空余时间开展科研工作； 二是从苏联留学回国还不到三年的妻子在上海工作，孩子才一岁多，苏州和上海虽然相隔近 百千米，但节假日的团聚还是很方便的，若调到北京，便成了天南地北，相见就要困难多了 。何况现在工作的地方是人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要他离开妻子、孩子和这风 景秀丽、物产丰富的城市，并有可能放弃他所熟悉的工作，说实在的，从感情上是不大情愿 的。在这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刻，乔院士从大局出发，服从国家需要，在没有 和爱人商量的情况下，便同意了这一调动。只是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去报到，感到时间紧 迫，经请求后，报到时间推迟到4月初。后来才知道要求在3月底报到，是因为60年代初苏联 方面撕毁中苏技术协议，取消了对我国的技术援助，给我国的经济和国防事业产生了一定影 响。党中央为了尽快地加速我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从各地抽调一批优秀人才，充实这支队伍 ，并于3月底集中后，毛泽东同志和中央首长要接见他们。乔院士没有赶上这一接见，成为 他终身的遗憾。
4月初的晚春季节，江南大地一片深绿。乔院士惜别妻儿，离开多年从教的苏州，赴北 京二机部八局报到。在他之前，一个来报到的同志向接待人员提了两个问题：一是调来干什 么？二是在什么地方工作？接待人员反问他，这两个问题对您重要吗？那个同志说当然重要 ，如果得不到回答就不报到。当他没有得到回答时，便离开了。乔院士当时心里也同样存在 这两个疑问，但想到报到后肯定会有答案，就没有再提出来。这样，接待时也就非常简单。 只告诉他，“你到西直门总政招待所找张超报到。”乔院士听到“总政”两字，甚为诧异， 总政应是军队的机构，难道要我去参军吗？
时正中午，为了尽快地了解前面提到的两个问题，他顾不得吃饭，急忙赶到招待所找到 了张超同志。张超同志身材高大．一身戎装，佩戴大校军衔。他面带笑容地对乔院士说：“ 欢迎您，调您到国防科委（即后来的国防科工委）来，是让您参军，从事我国核武器试验的 理论研究工作。”此时，乔院士才知道自己将“握笔从戎”，从事我国“惊”天“动”地的 工作。从此，他便从教育战线上消失，走上了为我国国防尖端事业终生献身的征途，默默无 闻地过着牛郎织女两地分居的生活。
乔院士入伍后，担任了核试验理论研究的领导工作，负责我国首次核试验的安全和各种 破坏参数的计算。19cd年，我国首次核试验进人实施阶段，他于6月进人新疆罗布泊试验场 。在那“地上不长草，天上无飞鸟，出门烈日晒，风吹石头跑”的艰苦环境中，乔院士和大 家一样，住帐篷，战戈壁，“饥餐砂粒饭，渴饮苦水浆”。但这井没有影响他的斗志，因为 这是壮国威、壮军威的伟大事业。
乔院士在核试验场带领他领导的研究小组苦战4个月后，迎来了1964年10月16日。，这 一天，他带着仅在天亮前睡了一小会儿的倦意，早早起床走到室外，仰望天空，观察着风情 。心里想着，万一气象部门的风情预报有变化，如何进行修正计算。下午15时，随着一声起 爆口令，千年沉睡的荒漠戈壁滩上出现了“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的火球，响起了震撼世界的 一声春雷，随后看到了翻滚上升的巨大的蘑菇状烟云。在这标志着我国跨入核大国阵营的伟 大时刻，全体参试人员无不欢欣鼓舞。然而，乔院士和他领导的速报小组此时却顾不上去分 享这喜悦，而是忙于收集速报数据，进行分析、判断和作出结论，提供给现场总指挥张爱萍 将军，以便向周总理报告试验是否圆满成功的喜讯。乔院士此时感到一生中从未有过这么大 的压力，因为这是我国第一次核试验，为了安全起见，现场指挥部和参观点设在远离爆点几 十千米的地方，在这么远的距离上，能看到爆炸后的火球和巨大的蘑菇状的烟云，只有核爆 炸才有可能，可以认为这次试验是成功的。但科学试验是严肃的，得出试验是不是成功的结 论，一定要依靠理论上的计算和测量数据的验证。作为现场速报小组负责人的乔登江院士， 此时便承担着这个任务。当他根据当时远距离上测量到的冲击波参数数据，最后分析计算确 定是一次成功的核爆炸后，才如释重负。但这结论是在爆后一个小时左右才得出的。这一结 论来得太晚了，不能满足现场总指挥快速向党中央汇报的要求。为此，作为理论工作者的乔 院士感到很内疚并铭记在心。从此后，他从理论上解决了现场准确快速确定爆炸当量的方法 ，满足了现场试验的要求。
乔院士1963年“握笔从戎”后，在戈壁滩上奋战了20多年。在这期间，正是我国大气层 核试验鼎盛时期，也是地下核试验技术的成熟时期。繁忙的工作，既冲淡了他两地分居生活 的苦涩，也使他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每当想起这一段经历时，他总是无怨无悔。后来，尽管 乔院士的工作和单位几经调动变化，但他始终孜孜不倦地奋斗在国防科技事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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