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启林(1902—1985)，1902年生于陕西横山县响水镇，后迁居延安县川口乡张新庄。1937年9月，在延安县第一届参议会上，当选为延安县参议员，后分配到县政府工作。1939年，任延安县政府四科科长、主管经济建设和大生产运动。1943年1月14日，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毛泽东为22名在经济建设工作政绩突出的领导干部进行了题词表彰，在这22名的领导干部中，只有两名为科级干部，一位是南区合作社刘建章，另一位就是时任延安县四科科长的胡启林。毛泽东给他的题词是“无限忠心”。①“无限忠心”四个字是对胡启林理想、信念、工作、品德的高度总结。胡启林一生忠诚于党、忠诚于祖国、忠诚于人民、忠诚于社会。他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自觉克服困难，为国分忧、奋发进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人民群众信赖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公仆。1958年至1966年任延安地区民政局局长、知青办主任②，1985年12月9日病逝。
　　胡启林同志当时作为延安县的一位科长，之所以能够受到表彰，是因为他能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民情，调查研究，努力工作。虽然身患肺病，气喘吁吁，但他一刻也不肯休息，背着铺盖，走乡串户，带头劳动，组织全县开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特别是在改造“二流子”、安置移民、难民、组织变工队、扎工队、运输驮盐等项工作，均走在全边区的前面，起到典型引路的作用。1939年，党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胡启林是一个勤于动脑，善于思考的人，他负责的四科，主要组织全县的经济建设和生产运动③。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如何开展生产建设?这对于胡启林也是一个新的课题。他根据农村多年工作经验，认为发展生产，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把现有人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可发挥巨大潜力；另外，延安地广人稀，能扩大劳动力，让荒山变成良田，不仅自己可以丰衣足食，还能支援革命战争。他给县政府提出了改造“二流子”、农村组织变工队、扎工和移难民安置等建议，得到县政府大力支持。于是，他展开历练忠诚的翅膀，迎着风浪，在艰难困苦中为延安县的经济发展绘制了一张绚丽蓝图，并以他壮丽的人生实现了蓝图。
　　一、改造“二流子”
　　胡启林在农村调查时发现，影响群众劳动积极性的除政策之外，还有一些人，虽然是极少数，影响极大，就是“二流子”。1940年在延安县的一次生产动员大会上，胡启林提出了将农村游手好闲的“二流子”，放在人民群众中以传帮带的形式接收改造，迫使“二流子”参加农业生产，以解决农忙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他的方案被延安县政府采纳，并由他协调负责从延安县“二流子”改造做起，给全边区作出典范。
　　胡启林不负众望，立即制定了改造“二流子”策略、方法。即发动群众评价“二流子”，确认后政府登记，并给顽固“二流子”挂牌，改造好者除名去牌。干部分工负责，进行经常性的说服教育。区乡干部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负责本区、乡、村范围内“二流子”的改造。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实行全社会教育监督，形成全方位改造“二流子”的工作。政府各部门也加强联系指导，综合施治。经济部门给“二流子”下达生产任务；政治部门负责日常的说服教育；文化教育部门施以科学文化教育；医药部门给予卫生知识、劳动观点和生产知识的教育；文艺部门编排了许多改造“二流子”转变的剧目，促进其改造。区别对象采取不同的方法。对于那些造谣生事，勾结坏人，暗藏奸细，破坏治安，违反政府命令的“二流子”，采取一些强制和半强制的办法；还采取了让“二流子”寻保人的辅助措施，使“二流子”自觉地接受保人的批评教育；针对不同情况组成农业，手工业、纺织等生产小组，均收到良好效果。
　　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造“二流子”运动在延安县开展起来。为了摸清“二流子”情况，指导运动健康发展，胡启林起早摸黑，逐村排查，几次下乡途中，肺病发作，咳血不至，他仍坚持一村一村地开会、调查、与“二流子”谈话。一次在牡丹区下乡，由于几天肺部疼痛，吃不进饭，加之劳累过度，晕倒在路边，老乡发现后，抬进村请来医生医治，医生告诉他病情严重，应住院治疗，他口头答应。第二天，老乡又看到他艰难地行走在乡村的小路上。乡村干部被他这种对党的忠诚、对事业的执着、对百姓的热爱深深地打动，纷纷表示，他们会尽全力把“二流子”改造好，及时把情况反映给县里，反映给他，让他安心治病。有些“二流子”直接向他表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一位“二流子”，过去不种粮不种菜，不管冬夏披个烂棉袄，窝在冷炕上抽大烟，婆姨、孩子啼饥叫寒他无动于衷。在改造“二流子”过程中，村干部多次启发教育，进步不大。后来他看到胡启林拖着病体，不顾个人安危，苦口婆心帮助他们重新做人，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一个与己毫不相干的人，为了让他们过上好日子，豁出命教育改造他们，再不悔改就无颜见这些干部。他立下保证书，决心一定要改变自己“二流子”形象，并要求村里把保证书给胡启林一份，以实际行动，脱胎换骨，他自订生产计划，早出晚归，开荒种地，年底就实现自给自足。他不仅自己变化，还帮助村里改造了另外两名“二流子”，1942年还当选乡上生产主任，成了劳动英雄。④
　　胡启林看到这种变化，十分高兴，又在全县开展典型引路措施。经调查发现，延安县蟠龙区雷鼓川乡马家沟村的申长林，曾经一度沾染了“二流子”习气，多年找巫神算命、赌牌。他参加革命后，改务正业，开荒种地发展生产，政府给他分了120垧地，而他扩大生产到228垧，从1939年到1943年的5年中，共担负公粮48石3斗，占全村总数的57%，受到党中央、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表扬，被评为全县的模范共产党员和劳动英雄。他把申长林的典型事迹在《解放日报》等地广泛宣传，号召“二流子”向申长林学习⑤。
　　申长林事迹的宣传，激励了许多“二流子”改过的信心。同住在蟠龙川的“二流子”刘生贵，自己跑到申长林家登门拜访，痛说前非，保证改邪归正。安塞县的“二流子”刘四有表示：“别人能学好，咱就不能转变吗?”他春天下地劳动，秋季就自给有余，《解放日报》发表通讯《刘四有转变了》⑥。申长林也主动参与到改造“二流子”行列，他为同村“二流子”金三当了悔过自新的保人，多次扛着白面来到揭不开锅的金三家，给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劝说，又带上籽种与金三一块开荒生产，终于打动了金三，积极投身大生产运动中。同时许多劳动英雄也加入到帮助“二流子”行列⑦。
　　经过胡启林和广大干部、群众的艰苦努力，改造“二流子”的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据统计，延安县1937年有“二流子”1629人，到1941年已改造1173人，占总数的72%。与此同时，劳动力迅速增加，荒地得到开垦，粮食收入日趋增多。仅延安县川口区第六乡调查显示，1937年开荒328亩，产细粮471石；至1941年开荒达2733亩，产粮3793石⑧。虽有多种因素，但与“二流子”改造运动在农村激发起的广泛劳动热情有直接关系。
　　胡启林在延安县试点改造“二流子”获得可喜的宝贵经验，给全边区改造“二流子”提供了行之有效办法。1943年，陕甘宁边区改造“二流子”运动蓬勃开展起来。毛泽东也亲自参加杨家岭村的改造“二流子”运动。1943年初，全边区有“二流子”9544名，到年底已改造了5587名，占58.8%。陇东分区转变的732个“二流子”，开荒2990亩，平均每人开荒48亩。延安金盆区22个“二流子”开荒275亩，平均10亩多，全边区转变的“二流子”生产的数字，以每人生产1.5石细粮计算，则5587个改造了的“二流子”，便可生产8300余石细粮，可供万把人一年的食用⑨。改造“二流子”的运动，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力，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顺利开展，还通过灵魂深处的革命，实现了生产劳动改造人、塑造人的经验。再由改造人，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当时《解放日报》总结说：几年来我们不仅进行了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改造和建设，而且还进行了“人”的改造和建设。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渣滓——“二流子”，大部分都改换了原来的面貌，变成健康勤劳的农民。⑩胡启林的一个建议、一套政策、一种精神，换来了一批新人、一个生产大军，一个崭新的社会风貌。这也是一个共产党员“无限忠心”的社会效应。
　　二、组织生产
　　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一文中指出：“我们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11)胡启林就是这样一位本着对人民群众的无限忠心，组织群众走“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的好干部。大生产开展之际，胡启林根据自己务农的经验，提出组织互助生产的合理化建议。正如西北局高干会表彰胡启林等22人的介绍中，提到胡启林的贡献时指出：“强迫二流子生产和提倡变工队、扎工队都是他首先提出来的。(12)”是一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有效形式，有的地方叫变工队、扎工队。变工即换工，是农民相互调剂劳动力的一种方法，有人工换人工，牛工换牛工，也有人工换牛工的。扎工队是由土地不足的农民组成，除相互变工互助外，集体出雇予需要劳动力的农民。县委书记王丕年、县长刘秉温大力支持并亲自下乡推动此项工作开展。
　　为了较快组织全县农民实现变工互助，胡启林和县长刘秉温蹲点在延安县柳林区，吃住在生产队，刘县长亲任大队长，胡启林任组长。白天和变工队一起劳动，晚上到各村了解情况，与社员一起研究和总结扎工队、变工队的经验，以便全县推广。为了用现实教育群众，他俩根据柳林区蓄力、劳力、农具状况，把组织起来的变工队和扎工队，与未组织起来的单体劳力，进行测试竞赛。结果17个单独劳动力，开荒25垧，打粮25石；以变工形式互助劳动，12个劳动力，开荒100垧，打粮100石，并节省若干食粮(13)。这个活生生的现实说法，让许多农民十分惊讶，他们没有想到互助与不互助有如此大的区别。纷纷自由组合，互助生产。胡启林及时以此实践广泛宣传和教育群众。当年，柳林区大多数农村实现变工互助。吴家枣园更是统一把全村22个劳动力全部组织起来，按照劳动力的强弱，合理分成3个小组，从开荒、锄草到秋收，全年变工队不散；粮食产量大幅增长，1942年粮食产量是141.5石，1943年达到256.75石，增长了81%(14)。变工队和扎工队的劳动互助，不失农时，精工细作，互相监督、合理分工，节省劳力、财力的优势被全县群众接受。1943年延安县变工队工人数占全县农业劳力63%，居全边区首位。
　　延安县发展农业的创新之路，自觉地给陕甘宁边区闯出了一条试验、推广、完善政策的新路，也给全边区做出榜样。陕甘宇边区政府借鉴延安县的经验，在全区范围开展劳动互助，全区共有农业劳动力63万多个，1943年半数左右的劳力参加了各种劳动互助组织，有效地调剂了劳力畜力，显著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粮食增产增收。更重要的是千年的个体经济生产方式得到改良创新，人民群众逐渐走上新型合作化的道路。
　　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主席在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大会上发表了《组织起来》的重要讲话，肯定了变工队和扎工队，认为这是“把农民组织起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有效形式”。“这是陕甘宁边区经济向前发展的新事物。”
　　三、安置移民
　　移民安置也是胡启林在大生产运动中的一大贡献。胡启林本人就是从榆林横山移居延安川口乡的移民，他对移民和难民有着深厚的情感。大生产中，延安大量的荒山得不到开垦，而榆林一带大批的贫苦农民没有地耕种。这使胡启林想到，以政府的名义组织人多地少的困难群众移民延安，扩大延安劳动生产力，解决机关困难，支援抗日战争。他的建议很快被县委、县政府在全县推广。1943年3月16日，《解放日报》刊登了《延安王书记刘县长邀请绥米移民垦荒》的一封信，信中指出：“绥德分区的乡亲们：看到《解放日报》上刊登载米脂县务会开展马丕恩移民运动的消息，使我们十分兴奋，我们也都是横山、米脂人，我们谨以乡亲的谊情，代表延安县的党政和人民热烈的拥护你们领导的这一运动，欢迎大批的乡亲们移到延安来，共同建立幸福生活。”这封信一发出，得到各地难民一致拥护。纷纷有人寻访，为解决移民、难民的后顾之忧。胡启林迅速制定移民政策：(1)负责解决移民的一切困难(帮助解决住的窑洞、吃的粮食、生产的农具籽种等)。(2)开荒三年不出租，不负担公粮、公盐。(3)移民不扩兵。并鼓励已经移民延安的马丕恩等回家号召移民来延安开荒。以现实说法打消了一些群众“离乡人贱”的顾虑。
　　从1940年到1943年，大批的移难民来到延安，胡启林带着对群众的无限忠心，带着深厚的阶级情感想方设法地安置移民。虽然有政策，但到实施时，许多问题接踵而来。政府没有窑洞、没有粮食、没有籽种，没有农具，一切都要与当地老百姓协调解决。胡启林把这些移民当成自己的亲兄弟，从按村庄落户，借给粮食，居住下来，引导开荒种地到生产自救，一一落实，逐村检查。数过家门而不归，甚至连吃饭都忘记，只好饿着肚子坚持工作。正如1943年2月3日《解放日报》社论《向领导经济建设授奖的同志学习》一文中所说：“胡启林同志每年一半至三分之二时间在区、乡实际领导经济建设，有肺病不肯休息，忙时彻夜工作。”“胡启林只要看到移民、难民有问题，就想尽办法安置移民难民，并发动老户的生产积极性，推广了变工队、扎工队等民间原有的劳动互助组织。”为了让移民得到亲情感，胡启林又号召先移民的老户，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新移民户。劳动英雄吴满有拿出籽种、耕牛支助移民；模范党员申长林把自己的熟地、川地调剂给移民耕种。就这样，在胡启林的带动下，全县各区、乡、村干部，用纯朴的阶级情感，张开宽厚而温暖的胸怀，接受了众多逃荒的难民和移民的人员。短短五年时间，延安县境内安置了移民3.8万多人，引导难民开荒480万亩，解救了政府困难，支援了革命。(15)
　　移民的到来，给延安增加了一支强劲的劳动大军，这些人大多数吃苦耐劳，务农经验丰富，都是种庄稼的行家里手，粮食产量迅速提高。马丕恩、马杏儿父女就是当时移民生产模范的典型。1941年，他们一家由米脂移民延安，一贫如洗，父女俩起早贪黑，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15岁的马杏儿每天开荒最多达2.5亩，赛过男子汉。移住延安当年收获粮食51石，除上交外还自留21石，实现了耕二余一。1942年，父女俩一次给政府上交细粮9石多，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当年著名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就是以马杏儿为原型(16)编排的。
　　在边区政府优待政策的影响下，移民群众积极参加生产，过上了温饱生活，变得富裕起来。移民安置工作获得的巨大成功，不仅扩大了劳动生产力，解决了边区劳动力匮乏的问题，支援了革命战争，更使人们对边区政府的支持程度大为加强，为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赢得了广泛的政治影响。
　　四、经济发展
　　在开展改造“二流子”、移民等工作的同时，胡启林在县委和政府的支持帮助下，积极开展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机关大生产运动。县政府成立“机关劳动生产委员会”，他亲任小组长，规定机关干部每人开荒地3亩。他首先超额完成任务，带动各级干部一边工作，一边劳动，提前完成原定计划。1939年他组织机关干部开办了4个农场，还办起豆腐坊、磨坊、粉坊、皮革厂、商店。各单位之间开展经济指标竞赛。使经济建设成为每个干部每天想的、干的、谋划的主要工作。延安县各项生产任务都走在全边区前列。1940年至1942年，延安县开荒地15万亩，交救国公粮1939年8万石。1940年交9万石，1941年交12万石，占陕甘宁边区县、市救国公粮的13%。1942年延安县机关已实现了主、副食、办公用品自给，每个干部上交公粮1石。(17)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畜牧业、运输业、商业和工业也有了较快发展。1942年胡启林与县长商量，成立县政府运盐大队，县长任大队长，区设分队，乡设小组。他亲自下到区分队，担任区运盐队长，他把运盐队几个干部分工负责，有组织运输劳力的、有组织牲畜的、有为牲口准备草料的、有协调盐务买卖的，各负其责，协调配合，有条不紊地开展盐业运输。1942年至1943年，共运盐23820多驮(18)，解决了边区军民食盐的供需，增加了财政收入。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书面报告，其中对延安县同志们在领导群众开荒生产，组织变工队，安置移民和教育改造落后农民等工作中所取得的优异成绩给予肯定和赞扬，指出：“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在他们的思想中、行动中，没有丝毫消极态度。他们完全不怕困难，他们像生龙活虎一般能够征服一切困难”，“延安同志们没有一件事不是实事求是的。他们对于他们所领导的延安全县人民群众的情绪、要求及各种具体情况是充分了解的，他们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他们就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群众的艺术，他们完全没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19)“我们希望全边区的同志都有延安同志们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工作态度。”就在这次会上，县委书记王丕年、县长刘秉温都受到表彰，而胡启林虽仅是一个科长，却在高干会上同时也受到表彰，毛泽东亲笔题写奖状“无限忠心”。“忠心”二字，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核心的品质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忠诚于党，就是忠诚人民，是最高尚的忠诚。
　　“无限忠心”这四个字，也让胡启林深感责任重大，他更努力借鉴过去工作经验，完善提升工作方法，把延安县的大生产运动推向更高的阶段。正如社论《向领导经济建设授奖同志学习》一文指出：“以延安县论，哪里的领导同志们数年如一日地提倡了经济建设，而延安群众财富增长的速度占全边区各县的第一位，财政负担能力也占全边区的第一位。所有这些授奖同志，都能从繁杂的日常工作中拣出当前党的任务中最中心的环链，他们深知领导经济建设工作虽然费力、艰苦并且有许多困难要克服，但却是领导工作中的首要任务。他们以实际的成绩向我们说明了，虽然我们经济非常困难，但只要地方工作同志设法帮助群众生产、经过干部努力组织自己的人力、财力去生产，则发展国民经济，保障公家供应还是可能。”(20)这段话既是对县委、县政府工作的肯定，也是对胡启林工作的肯定。
　　1944年边区群英会上，延安县又被评为经济建设的“模范县”。胡启林作为具体分管这项工作的科长，既光荣又不安。不安的是他认为这些工作是自己应该做的，组织却给他如此高的荣誉，他从内心感谢党中央、感谢毛主席，感谢人民群众，感谢县委县政府两位领导对他的支持与鼓励。
　　从此，胡启林把无限忠心作为一切行动的准则。无论是后来担任延安县县长、县委书记，安塞县副书记、还是延安地区民政周局长，知青办主任，他都忠诚党的事业，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叫干啥就干啥，不遗余力，勇挑重担，大胆创新，主动接受忠诚的考验，毫无半点自私自利之心。他从政34年，县处级以上领导23年，仅有的一双儿女他没有用职权安排一个工作。女儿一辈子没有工作，儿子在离延安50多里的碾庄乡当了一名乡干部，直至退休时还是碾庄乡一名普通干部。他也一直没有离开养育他成长的延安。他用一生的实际行动书写了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心。
　　★霍静廉
　　①《向领导经济建设授奖的同志学习》，《解放日报》1943年2月3日。
　　②《延安市民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③《向领导经济建设授奖的同志学习》，《解放日报》1943年2月3日。
　　④《谈延市二流子的改造》，《解放日报》1943年5月24日。
　　⑤《申长林——党员的模范》，《解放日报》。1943年3月7日。
　　⑥《刘四有转变了》，《解放日报》1943年9月14日。
　　⑦《申长林——党员的模范》，《解放日报》1943年3月7日。
　　⑧《谈延市二流子的改造》，《解放日报》1943年5月24日。
　　⑨雷云峰：《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中、下篇)，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
　　⑩《改造二流子》，《解放日报》1943年2月24日。
　　(1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3页。
　　(12)《向领导经济建设授奖的同志学习》，《解放日报》社论1943年2月3日。
　　(13)《关于延安县过去经济建设的总结与1943年的经济计划》，《解放日报》1943年1月7日。
　　(14)雷云峰：《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中、下篇)，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第196页。
　　(15)《一支生产劳动军在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2月20日。
　　(16)《本市妇女盛大集会马杏儿等七人受奖》，《解放日报》1943年3月9日。
　　(17)《关于延安县过去经济建设的总结与1943年的经济计划》，《解放日报》1943年1月7日。
　　(18)《关于延安县过去经济建设的总结与1943年的经济计划》，《解放日报》，1943年1月7日。
　　(19)《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8页。
　　(20)《向领导经济建设授奖同志学习》，《解放日报》1943年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