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的过程也就是长征精神产生的过程。探索长征精神，不能不对长征的历史过程进行简要的回顾。
　　红军长征是在当时国内外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进行的。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国东北三省，虎视眈眈整个中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向全国发出了武装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号召，提出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广泛动员和组织抗日救亡运动。然而，国民党蒋介石置民族危亡于不顾，顽固坚持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调集数十万大军，于1933年9月对中央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临时党中央负责人博古不懂军事，全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指挥。李德既不了解中国的社会情况，又不懂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生搬外国的军事战略战术。他们否定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正确军事路线，排斥毛泽东的领导。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博古、李德采取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反对积极防御的方针，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反对诱敌深入，命令红军“全线出击”，反对集中优势兵力。“左”倾冒险主义领导在军事上犯了一系列重大错误，使红军陷入被动地位，屡战不胜，牺牲很大。
　　1934年4月，蒋介石以重兵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面临重兵压境，博古、李德仍然坚持以堡垒对堡垒，调集九个师的兵力进行广昌保卫战，结果广昌失守。在危急时刻又拒绝毛泽东提出将红军主力转到外线作战的建议，错过良机，打破“围剿”已没有希望。1934年10月，猝然决定离开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长征。长征之前，“左”倾路线领导没有在广大红军指战员和苏区群众中作思想动员工作，没有作好战略转移所必需的准备，仓促长征。
　　长征开始，“左”倾领导人在军事上从冒险主义转向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后，人员损失过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时，“左”倾领导人仍主张死拼硬打，把希望寄托在中央红军与策应中央红军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上，中央红军面临覆没的危险。在这个危机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改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一正确的主张得到大多数领导人的赞同。红军占领了贵州的黎平，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会议，决定向贵州进军。1935年1月初，红军强渡乌江天险，占领了遵义城。红军摆脱了敌人大部队的围追堵截，在遵义进行休整。
　　“左”倾错误领导给革命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广大红军指战员要求中央纠正错误，改换领导。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经验教训，纠正了“左”倾的军事路线错误，撤换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历史转折，在极端危险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从此，在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遵义会议以后，全党全军精神大振，在毛泽东等同志正确的领导下，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把几十万敌军远远抛在后面，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之后，红军又顺利通过了凉山彝族地区，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于1935年6月中旬在四川西部的懋功与李先念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正确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主张继续北上，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以便领导全国的抗日运动。但当时担任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张国焘，却想篡党夺权，实现个人野心，主张“卷起苏维埃”旗帜，向川康边境退却逃跑。为此，党中央先后举行了两河口会议、毛尔盖会议、俄界会议，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挫败了张国焘妄图用武力危害党中央的阴谋。
　　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一方面军主力继续北上，历经千辛万苦，走过了荒无人烟的草地，突破了天堑腊子口，翻过六盘山，终于在1935年10月18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和红十五军团会合。
　　张国焘率部队南下，另立中央，在川康边境受到敌人的狙击和围攻，转战数月，陷入困境，后转移到西康的甘孜一带，部队由南下时的八万多人减少到四万余人。1936年6月，红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等率领下经过长期转战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并遵照中央的决定改编为红二方面军。红二、四方面军会合后，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及四方面军徐向前等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的抵制和斗争，张国焘被迫取消伪“中央”，并同意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
　　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和宁夏将台堡胜利会师，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红军从1934年10月离开南方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历经两年时间。英勇的红军以无比坚强的革命毅力，走过了闽、赣、粤、湘、桂、贵、川、滇、藏、甘、陕11个省，经过了汉、满、壮、彝等约两亿人口以上的不同民族地区，徒步行走两万五千里。
　　“长征，物质极其匮乏，甚至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但是红军将士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他们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靠的是全党全军的坚强团结和军民之间的大团结，靠的是红军战士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①
　　(一)党对军队的正确领导是长征精神形成的决定因素
　　第五次反“围剿”之后，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面临着空前严峻的形势。1935年1月，在毛泽东的倡议下，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教训，解决了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之后，党中央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相继制定出一系列正确的方针、策略，最后确定了北上川陕甘建立西北苏区的方针。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迅速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其中遵义一战，五日内连续攻下桐梓、娄山关和遵义等战略重地，俘敌3000人。接着，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驰骋于川、滇、黔广大地区，终于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决定意义的胜利，率先胜利完成长征。
　　1935年6月，党中央做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即确立了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但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拒绝执行这一方针，擅令红四方面军南下，公开分裂党、分裂红军，短短几个月使红军损失严重。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又拒不执行中央的战略部署，命令部队西进，又使西进部队遭受惨重损失，最后只好执行中央的命令北上。
　　回顾长征，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正是党制定出正确的策略、方针，才引导红军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张国焘事件更是集中地说明了这一点。毛泽东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②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对军队的正确领导是形成长征精神的决定因素。
　　(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长征精神形成的中心环节
　　红军在长征中之所以表现出长征精神，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党高度重视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坚持用马列主义思想及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教育部队，注重提高红军官兵思想觉悟的结果。根据古田会议决议精神，红军各部门从自身的组织状况出发，将教育对象分成党员、普通士兵及俘虏兵等，并根据不同对象确定不同的内容。在教育过程中，又根据红军指战员的文化程度、觉悟程度分成普通班、特别班和干部班，坚持群众路线开展说服教育。红军指战员的思想在这个革命的大家庭中得到潜移默化的升华，给以后的长征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长征途中，各部队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和官兵的思想状况，开展了广泛、深入、细致、艰苦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是根据革命形势的严峻情况，进行革命前途教育。部队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已疲劳不堪、埋怨和不满情绪逐渐增长，思想相当混乱”。为此，《红星》报于1934年11月14日发表了《我们在反击中的胜利》，指出敌人的“堡垒政策，不能阻止和限制我们红军的活动和苏维埃革命的发展”，并要求“必须同一切对于我们目前的行动表示怀疑、悲观失望以及逃跑、开小差甚至投敌的现象，做坚决的斗争”。这个讨论提纲在部队的传达学习，对振奋精神、增强胜利信心起了一定的作用。二是进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教育。为贯彻黎平会议的决定，总政治部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务必使每个红军战士了解我们行动的总方针与当前的任务”。根据这个训令，各级政治工作人员向部队进行大量的解释教育，使党中央的决定得到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拥护，提高了大家的信心。三是进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在中央红军二渡赤水的过程中，总政治部指示，政治工作要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告全体红军指战员书》精神，在连队中进行深入的解释教育，使大家了解“只有以最大的勇气，打胜仗消灭敌人，才能创造新苏区”。总政治部在《关于渡过大渡河后政治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各兵团首长必须向全体指战员指出其意义，鼓动全军以最大的勇猛、果敢、机动、迅速完成战斗任务，以顽强意志克服粮食与地形的困难，此时政治工作须特别努力”。
　　通过持续、深入和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广大红军官兵逐步树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懂得了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艰苦性，从而在长征中表现出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必胜的革命信心。由此可见，掌握思想政治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也是形成长征精神的中心环节。无论我军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个中心环节都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三) 艰苦创业的革命实践是长征精神形成的重要条件
　　长征途中，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实为历史罕见。湘江一战后，中央红军的兵力处于绝对劣势，兵员匮乏，药物奇缺，枪弹不济。然而，广大指战员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心，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克服了无法想象的困难，经受了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没有粮食，就以野菜、草根和树皮充饥；没有房子，就在树丛茅草中栖身；没有药品，就采集中草药治病疗伤；没有子弹，就用刺刀、石块杀敌。红军广大指战员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忍受着饥饿和病痛的煎熬，战胜了严寒、缺氧等困难，在平均海拔五六千米的冰雪世界上留下了英雄的足迹，在沟壑纵横、沼泽密布和气候恶劣的“绝地”上开辟了道路。据有关资料统计，红一方面军在长征中总共翻越18条山脉，其中有五条是终年积雪的。渡过24条河流，占领过大小63座城市，通过了六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用自己的双脚走过了人们最难通行的道路，平均每天行军70华里，而且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艰苦环境的斗争实践培养了红军官兵吃大苦耐大劳的革命品格和作风，锻造了钢铁般的意志和毫不动摇的政治信念，以艰苦奋斗为主要特征的长征精神也就随之形成。
　　(四)党员干部的表率作用是长征精神形成的强大动力
　　面对长征途中险恶的自然环境和强敌的围追堵截，广大党员干部始终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影响和带动部队。毛泽东、周恩来等同红军战士一样吃野菜、啃树皮。为筹集粮食，朱总司令同战士们一起割麦，周副主席带头用瓦片搓谷子。在战斗中，党员干部更是身先士卒。红二十五军团在经过许(昌)南(阳)公路时，敌人乘机发起攻击，并从两翼实施突击，情况十分险恶。在此危急时刻，军政委吴焕先赶到队伍前，从交通队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奋不顾身冲上前去，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在强渡大渡河中，第一个强渡过河的领导者是三连连长毛振华，他率领三个筏子不顾一切，在敌火力射击下奔杀而过。
　　正如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所写：“红军军官之日常生活，真是与士兵同甘苦。不知者不知谁为军长，谁为师长。在红军行军发生困难时(粮食及宿营地缺乏等等)，共产党员必让非党分子之红军先吃先宿，作战时党员则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党员干部时时刻刻以身作则、团结、吸引和感染着广大红军官兵，广大红军从他们身上认识到党的伟大，看到了革命的希望。”
　　(五) 井冈山精神是长征精神形成的直接源头
　　就其渊源来说，长征精神来自于中华民族深厚的人文社会根基，继承和发展了全民族历代所萃集的优秀民德、民风和民心，诸如靖国御侮、坚韧不拔、舍生取义、忠贞不屈、信勇刚毅、高风亮节、仁厚友爱、坦诚务实等。但仅就长征精神的直接渊源来讲，长征精神一脉相承于井冈山精神。③
　　井冈山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历史上最早的一种革命精神，其显著特征在于它的开创性和奠基性，中共历史上的多种精神无不与井冈山精神有着紧密的渊源关系。长征精神更是如此，它的主要内涵奠基于红军井冈山时期，直接渊源于井冈山精神。
　　井冈山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战争在早期所经历过的最为坚苦卓绝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井冈山根据地军民，在敌人疯狂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下，在斗争和生活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在极端恶劣环境中红军仍然能够保持不败的奇迹。同时，形成了内涵丰富的井冈山精神：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服从党纪、永不叛党；军内民主、官兵一致；人人平等、同甘共苦；充满信心、乐观进取、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等。正是在这种伟大精神的鼓舞下，中国革命实现了由城市转移到农村的伟大战略转变，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格局。
　　红军长征所遇到的困难是罕见的，红军在长征中表现出来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和勇于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也是前所未有的。它是井冈山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井冈山红旗百折不倒、对革命胜利充满信心的信念，是红军长征中保持坚定的革命信念的源头；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求实思想为遵义会议党的军事路线的确立打下了坚实基础；井冈山时期的奋斗创业精神是长征路上红军艰苦奋斗精神的摇篮；井冈山时期各路革命力量的汇合为长征中红军团结一致开辟了良好开端。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井冈山精神，就没有长征精神；没有井冈山精神的优良传统，长征的胜利是很难想象的。正是党和红军发扬和光大了井冈山精神，红军才能在万里征途中所向无敌，取得长征的胜利。
　　① 江泽民：《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
　　③ 陈宇：《长征精神万岁》，黄河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