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中萌生、发展并形成的红岩精神，之所以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主体和客体仍能放射出炫目的精神之光，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种精神蕴含了人世间的真——对理想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善——头可断，血可流的悲壮美，坚贞不屈的崇高美。这种真、善是跨越了时空，使人类从“自由王国”走向“必然王国”的本质性力量。因而，蕴涵了这种本质力量的红岩精神才能从其特定的时空中升华出来，成为人们永恒的精神需求。
　　从红岩精神育人的历史考察中，从红岩精神走出红岩村，走出重庆，从红岩精神成为我们永恒的精神财富的历程中，我们领悟到了精神对于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三点启示。
　　(一) 精神是立人立国之本——关于精神的认识论
　　红岩村的革命者之所以能临危受命、临险不惧、临难不苟，支撑他们的不是锦衣轻裘、高官厚禄，而是一腔热血、一缕忠魂。江竹筠、许云峰等红岩村的后继者之所以能面对屠刀而放声高唱，在革命胜利的前夜昂然走向刑场，不是因为他(她)们有着钢铁般的身躯，而是因为他(她)们有着钢铁般的意志——这是一种对理想、信念的执著，是对真、善的坚贞的追求。
　　由此，我们不得不思索这样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性的问题：革命时期，精神的力量使我们无坚不摧，从而使我们用强大的精神加弱小的物质战胜了强大的物质加空虚的精神的貌似不可一世的敌人；那么，在和平建设时期，在我们的物质也变得越来越强大的时候，精神还具有那神奇般的力量吗?
　　其实，革命导师早已为我们给出了正确的答案。列宁曾指出，要用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来教育无产阶级，要向他们灌输革命道理，只有这样，才能战胜“经济派”的挑战；毛泽东曾反复告诫全党全国人民，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邓小平针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消极腐败现象，指出，要进行艰苦奋斗等党的优良传统教育，首先要从思想上、精神上管住；江泽民也大声呼吁，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由此可见，讲求精神、塑造精神、弘扬精神并不会随着时间、条件、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精神永远是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高尚的人和一个国家、民族、政党走向辉煌的根本。
　　然而，在建设实践中，对于精神的认识问题我们曾出现过偏差。一方面是对“生产力标准”庸俗化，忘记了精神对于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的价值。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将精神问题绝对化、庸俗化，割裂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从而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由此一些同志又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把“生产力标准”不是看成一个物质与精神的综合评判体系，而是完全等同于经济指标，凡事只问经济后果(或经济利益)，而不问社会的全面进步。特别是在工作中，将人的思想政治教育等精神问题虚化，从而形成“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局面，从而最终导致了精神与物质两个翼发展的失衡，造成了一些单位、地区思想涣散，人心浮动，社会不稳定的严重局面。另一方面是故意贬低精神的作用。有一段时间，对于党中央加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有的人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认为这样做会影响经济建设，会冲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甚至认为这是一种倒退，认为是党的政策要收了。殊不知，这正是党中央为了保证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快速健康发展而采用的断然措施。邓小平曾说，我们的物质文明这一手搞得相当有成绩，但是如果精神问题搞不好，社会风气上不去，那物质文明建设又有什么意义。当前，腐败问题之所以越来越严重，其根本原因，不是我们的物质生产退步了，而是我们的精神生产退步了，许多人革命意志消沉，精神萎靡不振，最终陷进了物质的泥淖。故而，从红岩精神所释放出的巨大的物质性力量看，我们必须对精神问题坚持这样的认识论——一切从精神价值的客观实在出发，既不将其绝对化，又不可以否定，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真正将精神作为我们的立国之本。
　　(二) 精神效应的机制和氛围——关于精神的实践论
　　不可否认，目前之所以在精神方面出现偏差，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尚未建立起一种精神效应的机制和氛围有很大的关系。
　　红岩精神之所以哺育了以周恩来为首的红岩村人，与当时的中共南方局方面形成的良性运行的精神效应的机制关系重大。这种机制就是通过思想政治工作鼓舞人、教育人，而被教育武装起来的人又通过自己的模范言行来带动人、影响人。当时，周恩来在领导国统区的广大人民进行民族革命实践的同时，从未放松过思想政治工作。他认为“政治力量超过了敌人，提高了战斗力，保障了军队本身及军队与人民的团结”，他非常强调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和目的，周恩来在《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一文中说过：“政治工作原是以革命主义、革命纲领来团结和联系军与民，官与兵的”，①“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的基本目的，是提高革命军队的战斗力，保证战争的胜利，是使军队本身团结起来，军队与人民团结起来”。②周恩来指出思想政治原则要强调实事求是。他认为，思想政治工作要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出发，并使之真正落到实处。他还特别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应采取说服教育，以理服人，真正从思想上使人提高认识，解决问题。他说，我们要循循善诱，使人心悦诚服，同时，他对思想政治工作者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政治工作人员本身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能够做全体官兵的模范。”③他指出，政治工作人员还要善于学习，古今中外好的东西都要学，不要排斥，在多方面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修养。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机制，红岩村人才通过自己的实践创立了光辉千古的红岩精神。
　　在当前精神工作的实践中，我们往往陷入这样一个怪圈：倡导精神问题的重要 (用文件、决议、讲话体现)——实践中适于空谈(表现为人员、职责、检测等不落实)——再次倡导其重要——再次适于空谈。为此，要让精神实践真正发挥巨大的价值，必须营造氛围和建设机制。
　　其一，着力营造精神场。
　　“场”是一个物理学中的概念，这里主要是指营建一种浓烈的精神氛围。这种氛围虽然看不见，但可以被感觉，进入这种“精神场”中的群体和个体受到熏陶，最后潜移默化，使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得到深刻的改造。白公馆、渣滓洞中的共产党人之所以坚贞不屈，除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虽然被关押在人间地狱，但由于共产党人的无私无畏，这里却充满了英雄主义的浩然正气，而这种凛然正气又进一步激励、鼓舞了难友们的斗志，使他们粉碎了敌人的图谋，在精神上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在迈向新世纪的征程中，营造这种“精神场”，就是使全体人民“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认识精神高于人的价值，从而仰慕并追求精神的价值，最终使这种精神的力量充溢于广袤的天宇间，并通过这种无所不在的力量去熏陶人、感染人、教育人、改造人。
　　其二，建构良性的运行机制。
　　精神大厦的建构有必要借鉴物质文明建设的成功经验，营造起精神性的—物质性的—精神性的循环反复的运行轨迹。即将精神性的追求、目标、理念外化为可以操作、可以检测的量化指标体系，做到目标—人员—工作—检测的层层落实，最后产生螺旋性的上升，使精神跃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三) 精神价值的最大实现——关于精神的方法论
　　有了对精神的正确认识，有了发挥精神价值的机制与氛围，尚还不能展现精神的全部风采。要想精神价值得到最大的实现，还必须掌握精神展现其力量和价值的方法。
　　首先，精神不能脱离客观现实，成为一种抽象的光环。
　　回溯红岩精神的育人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只有当这种精神与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实践紧密相连时，这种精神才会闪现耀眼的光芒。在当前的实践活动中，我们往往在有意无意之间，让精神游离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实践之外，处于虚无缥缈之中，结果让精神与物质变成了两张皮，而不是一个有机联系着的整体，最终损害了精神的价值，让人们对精神敬而远之。为此，我们必须将精神与客观现实紧密联系起来，让精神渗透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之中。具体来说，在我们制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宏伟规划时，精神不是作为一个自在物孤立地存在着，而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庞大体系中到处可以看到精神的清晰的身影。只有精神融入了物质性的存在之中，那么精神才有了立足之处，而物质性的存在也就具有了灵魂。
　　其次，精神要掌握大众，就必须和大众息息相通。
　　红岩精神之所以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和建设者，那是因为这种精神成为了人们修身养性，投身革命的必须。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具有了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对精神的孜孜追求。《红岩魂》之所以能打动20世纪90年代的人，那是因为人们渴盼真、善、美的精神，渴盼着理想和信念的支撑，而《红岩魂》所展示的那种崇高、壮美和坚定、执著正是人们一度失落了的，而在今天又要寻找回来的世界。由此可见，精神要想掌握大众，就不能凌驾于大众之上，必须和大众息息相通，而这也就是我们关于充分发挥精神价值的方法论。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庄重指出：“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④在历史向新世纪迈进的征程中，在曾经诞生过红岩精神的这块神奇的热土上，我们坚信，有着共同理想和坚定的精神支柱的人民一定能再谱一曲21世纪的精神之歌。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3页。
　　② 同上书，第94页。
　　③ 同上书，第95页。
　　④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