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的形成不仅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国际国内条件，并且经历了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对这些问题展开分析是科学把握延安精神的基本前提。
　　(一) 延安精神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
　　延安精神是在多种条件和因素的作用下形成和发展的。国际上，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法西斯势力异常猖獗。德国法西斯席卷欧洲，并于1941年6月22日袭击苏联，引发苏德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东亚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后，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国内，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给党的组织和根据地的革命力量造成巨大损失，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从组织上和军事上纠正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事上的领导地位。在正确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指引下，中央红军冲破了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历尽艰辛，行程二万五千里，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会师。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甘肃会宁和静宁地区，宣告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三大主力红军的到达，使得已壮大的陕北革命根据地成为领导全国革命的根据地。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华民族空前困难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发动“9·18”事变，侵占东三省，入侵华北，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毛泽东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①，“党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②中国共产党站在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不计较本党和本阶级的利益，毅然向全国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为对抗英美，加紧了对中国资源的掠夺和绥靖政策，对占领区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对抗日革命根据地进行“扫荡”、“蚕食”，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气和进行细菌战，制造“人畜不留、庐舍为墟”的无人区。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以数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实施军事、经济封锁，断绝了边区的一切外援。华北各地此时期又连年发生自然灾害。地处边远、气候干燥、土地贫瘠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革命根据地陷入极度困境，物质极度匮乏。八路军由40万人减少到30万人，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一亿多人减少到5000万人。毛泽东在谈到当时的困难处境时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③
　　正是这危难的困境，为延安精神的产生提供了特殊的背景，也正是这种生死存亡的背景催生了延安精神的形成。
　　(二) 延安精神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如果要对延安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作一个大致的阶段划分，我们可以把它区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大生产运动阶段，二是抗大精神和延安县精神形成阶段，三是整风运动阶段。
　　1．大生产运动阶段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边区和抗日根据地处于极困难时期。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针对越来越困难的局面，尖锐地指出：“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④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动员大会上强调“生产运动”和“学习运动”都有普遍意义和永久意义。1939年12月，在延安召开的干部生产动员大会上，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发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在党中央领导下，从1939年起，陕甘宁边区的军民率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40年2月10日，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按不同情况开展生产运动，做到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同时党中央在政策上作了开拓性调整，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使大生产运动迅速而蓬勃地开展起来。
　　在大生产运动中，从党的领袖到普通士兵，人人争先恐后，积极参加。毛泽东、朱德在分给他们的地里种了许多蔬菜，播种、施肥、除草亲自干，周恩来、任弼时被评为纺线能手。三五九旅奉命屯垦荒芜人烟、荆棘丛生的南泥湾，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辉煌的成绩：1943年屯荒10万亩，收细粮1.2石，做到粮食、被服、蔬菜、经费的全部自给。1944年，除了自给，还上交政府细粮一万石，实现人均生产细粮六石一斗，一人一只羊，二人一头猪，10人一头牛的计划。部队、机关的行动带动了广大农村的大生产运动。边区广大农民热烈响应党中央关于“组织起来”的伟大号召，组织了变工队、互助组和合作社，积极投入垦荒生产，开展劳动竞赛，涌现了延安县等许多先进单位和大批劳动模范。
　　大生产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陕甘宁边区从1939年起，当年开荒二千五百多亩，到1940年开荒200680亩，1941年开荒17400亩。1943年陕甘宁部队种地达215000亩，产粮三万多石，蔬菜三千三百多万斤。1944年种地83万亩，产量九万多石。1944年边区粮产达27500万公斤，1945年产棉150万公斤。⑤1945年边区耕地增长了79．4％，粮食和农产品已全部自给或基本自给。此外，纺织、炼铁、炼油、机械制造、军工得到飞速发展，纸张、石油、煤炭、棉布等工业品实现自给或半自给⑥。
　　大生产运动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困死和消灭边区和抗日革命根据地军民的阴谋，锻炼了干部，密切了军政、军民、干群关系，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大生产运动为延安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广泛的实践基础。运动中所体现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对革命理想一往无前地追求和为发展生产力而调整相关政策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和作风，为延安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具体内容。
　　2．抗大精神和延安县精神阶段
　　抗战之初，为了培养抗日干部，边区办了五十多所干部学校。1937年春，“抗日红军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抗大的宗旨是培育抗日的军事、政治领导干部，教育原则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1938年4月9日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上指出：“你们在这里要学到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加上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有了这三样东西，我们便能够最后战败敌人。”⑦1939年5月26日，在纪念抗大成立三周年时，毛泽东将以上三点作为抗大的教育方针进一步明确。抗大先后办了八期，加上10个分校，在八年抗战中，共培养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的德才兼备的革命干部近20万人，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抗大办学育人成功的经验主要有两条：一是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这是抗大教育成功的灵魂；二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这是抗大教育成功的保障。实践证明，抗大培养的干部政治立场坚定，思想作风过硬，能经受住战争和政治风雨的严峻考验。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复杂和困难的环境中不迷航，不动摇，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在抗大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养成了高尚的精神品格。抗大的成功经验，铸就熠熠生辉的抗大精神，而抗大精神为延安精神内容的形成提供了实践的佐证和理性的认识。
　　延安县精神是延安精神的原生形态和重要标志。毛泽东在陕甘宁地区高干会议上所作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中，充分肯定了延安县的工作，高度赞扬了他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并对这种精神的主要内容作了具体的概括和阐述：“他们完全不怕困难，他们像生龙活虎一般能征服一切困难。在这种精神下，延安同志们没有一件事不是实事求是的”，“他们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们完全没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他们对于他们所领导的延安县人民群众的情绪、要求及各种具体情况是充分了解的”，“充满负责精神”，“没有丝毫的消极情绪”，“用尽全力替农民谋利益，使农民很快地富足起来”，“他们能够根据群众需要，创造生动的办法，解决群众的问题”。⑧毛泽东对延安县精神的高度概括和具体阐述，凝练出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铸就了延安精神雏形，为其成熟奠定了理性基础。
　　3．整风运动阶段
　　延安精神是在与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组织和军事上的统治，但尚未从思想上彻底清算。1940年3月，王明又在延安第三次出版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他在序言中说，“延安各学校学习党史尤其需要这种材料”。这说明教条主义仍有市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观点尚未被全党理解和接受。此外，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了党的完全统一，不利于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革命形势的发展也需要党加强自身建设，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从而更加有效地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因此，进行整风运动，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清除王明的“左”倾错误在党内的影响，为党的七大的召开做好准备显得非常必要。
　　1942年，党中央决定，在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抽调各根据地负责干部和选出代表集中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进行整风学习。整风的基本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⑨反对主观主义是中心内容。主观主义的根本特征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主观与客观相分离，它是党内反复出现的“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思想基础。整顿“三风”就是要在全党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作风。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先后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重要整风学习文章。延安整风通过学习党的斗争史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去研究和总结党的经验教训，着重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澄清了党内存在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优良作风。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全党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延安整风极大地丰富了延安精神的内容，促进了延安精神的成熟。
　　(三) 延安精神形成发展的思想渊源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过程，也是延安精神形成的过程。
　　毛泽东思想是发展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萌芽于20世纪初期，形成于土地革命时期，其科学概念和科学系统完整形成和成熟于抗日战争的延安时期。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一再告诫全党，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坚决反对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他深刻地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⑩毛泽东的论述强调了要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成为指导中国革命战斗的武器和行动的指南。这里强调的“实际”，就是指要有“中国的特性”，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求和基本特点。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为本质特征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写进了党章，确认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延安精神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毛泽东思想的培育和滋养。毛泽东思想为延安精神的成熟提供了深厚的思想理论基础。当延安精神还处于实际工作中的“原生雏形”——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时，毛泽东敏锐地发现了它，并及时地将延安县同志们在实际工作表现出来的作风和精神予以理性概括，提升为“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肯定他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精神。在毛泽东思想的引导和哺育下，延安精神迅速从零散到系统，从“雏形”到完整，发展成为延安时期我党具有品格形态特征的宝贵的精神财富。由此可见，成熟的毛泽东思想不但哺育和培养了延安精神，也是延安精神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延安精神的形成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本质的联系，与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密切相关，但它不等同于毛泽东思想，更不能替代毛泽东思想。延安精神虽然具有丰富的内涵，但它仍为内容遍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文化、历史、党的建设等众多领域的毛泽东思想所涵盖。延安精神是延安时期在马克思主义滋润下产生的，是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一束灿烂花朵。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就不会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成熟；而没有毛泽东思想的培育和滋养，延安精神之花就不会开得如此灿烂，如此耀眼夺目。
　　2．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的升华
　　革命精神是革命实践活动理性化的稳定的外在表现，延安精神正是如此，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一系列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渐形成、发展和完善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是延安精神的先导，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奠定了直接的思想品格基础，而延安精神的形成则是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的继承、发展和升华。
　　井冈山精神是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形成的革命精神。井冈山斗争的革命信念的坚定性，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群众路线，党内民主生活制度，官兵一致、物质分配大致平均的同甘共苦、艰苦奋斗精神和为保护人民利益而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作风，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实践基础。长征途中，正是凭着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执著追求，凭着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在井冈山斗争中磨砺出艰苦奋斗精神，广大红军指战员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百折不挠，一往无前，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艰苦卓绝的奋战，击退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无尽艰难险阻，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不言而喻，红军长征中表现出的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为延安精神的内容提供了直接的源泉，为延安精神的形成铺就了一条坚实的路基。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是延安精神最直接最现实的思想渊源。
　　3．民族精神的弘扬
　　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升华。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加以改造，并与我党在各个革命时期形成的革命精神相融合，从而形成了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延安精神。
　　对民族精神的扬弃和吸纳，在延安精神丰富的内容中反映得十分明显。为拯救民族于危亡中，我党放弃党派恩怨，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抗日救国的政治方向，向全国发出通告，昭示我党抗战到底的决心。这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求仁”、“取义”等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弘扬。
　　“民为邦本”的思想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传统。殷周之际，有“重我民，罔不唯民之承”、“施实德于民”之说，孔孟主张“富民教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毛泽东继承和升华了“民为邦本”的思想，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统一战线而斗争》、《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著作中，把“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作为伦理思想和道德哲学准则及处理个人与社会相互间利益关系的标准，要求共产党人“完全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延安时期，我党的领袖们从“修身”到“治国”的民族传统中吸取精华，在自我修养上为全党全军做出表率，使边区出现了世人称颂的“只见公仆不见官”的良好行政局面。
　　延安精神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对“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继承和发展。在使用“实事求是”这一古语时，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为基础，对其进行了科学的解释，并且强调，“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11)从而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延安精神的精髓——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人们提到“延安精神”，一般首先想到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可见它在延安精神中的位置和影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是贯穿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的一条生生不息的主线。从《周易·乾卦》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到孔子“发奋忘食”、“知困，然后能自强”，到孟子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都提倡自主、自立、自强、艰苦奋斗、埋头苦干、求真务实的精神。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为民族的繁荣进步所掀起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正是按照这种精神去奋斗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更是这种精神的鲜活再现。延安时期，这一精神得到更充分、更有效、更完美的体现。以大生产运动为代表的延安时期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是一曲民族精神传承的最响亮的颂歌。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页。
　　② 同上书，第15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3页。
　　④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节选)》，根据解放社1944年1月订正再版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刊印。
　　⑤ 中共湖北省委党校课题组：《延安精神》，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8页。
　　⑥ 李耀萍：《试论延安精神及其产生》，载《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6卷，1994年第1期（总第58期）。
　　⑦ 《毛泽东文集》第2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
　　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8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页。
　　⑩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0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