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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革命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当代统一

马新发 雷莹


  任何一个民族在历史的进程中,都会形成体现民族特色的精神,即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必须经过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形成较为稳定的共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后才有可能出现。本课题研究的革命精神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培育出的伟大精神,从形成的时限上讲是二三十年的事情。尽管从形成来讲民族精神与革命精神有比较大的区别,但二者也有着高度的关联性。从研究中我们得出,中华民族民族精神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在20世纪上半叶实现了高度的融合和统一。进一步探讨中华民族民族精神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为什么能在短短的几十年实现高度统一,我们认为,革命精神的产生不是简单地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不是简单地对战争年代精神的体现;革命精神的产生既离不开有着五千年历史积淀的民族精神,也离不开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流行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统一指导,民族精神的内在血脉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二者统一的基础。也正因此,我们说革命精神永远不会过时,会世世代代永传下去,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精神力量,革命精神与民族精神将在当代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中实现高度统一。
  (一)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
  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就要有一种精神力量,就要有自己的理论。一个没有自己的理论的政党,是站不住的。没有自己的科学理论,就会做别人理论的俘虏,成为别人的附庸。有了自己的科学理论和精神,也就掌握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革命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形成的时代精神,它是中华民族振兴的精神动力。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继承和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紧密结合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本土化和革命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凝聚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精华。
  革命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民族精神相结合的产物。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运动所创造的。革命精神产生发展的依据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这里要强调是中国的而不是别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是其他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马克思主义,使它的每一表现都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最终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际相结合、相融会,体现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民族传统相结合,必然要同中华民族精神相融合。革命精神就是这种“融合”的产物。我们说从井冈山精神到西柏坡精神是一脉相承的革命精神,这个“一脉”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精神。从此角度出发,我们也可以说,从西柏坡精神再到抗美援朝精神直到今天的载人航天精神也是一脉相承的革命精神。
  我们要明确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民族精神相融汇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选择,历史的必然。中国要胜利地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历史任务,要走向繁荣富强,就必须在先进理论的指导下走自己的道路。从太平天国运动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都失败了,中国人民必须走向苏俄学习的新道路。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也不具有解答中国实际问题的现成答案。中国在向苏俄学习的过程中,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时,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就必然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民族精神相融合,否则谈不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真正结合,也不会出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会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每一表现体现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革命精神的产生揭示了中华民族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相联系的规律,预示了自己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分阶段的不断反复深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某一历史阶段的完结,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继续。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三次历史性飞跃,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要保持永不枯竭的旺盛生命力,始终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就必须与时俱进,始终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时代精神保持密切的结合,形成新的民族文化、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从而能够为新的社会实践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实际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更深层次结合的结果,是体现着民族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同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果也只有融会到民族精神中去,才能获取切入实践的力量,真正地成为我们党及其领导的人民的思想武器,才能有效地发挥它的巨大威力。民族精神是五千年实践的结晶,是五千年理性的选择,是理性的升华和深层次的思维原则。民族精神作为一种传统是被人们认为正当的东西,是天经地义、不容怀疑和议论的东西。人们可以不加论证和思索地接受它,并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它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的控制。作为高度理性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果,要真正的作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就需要到当代中华民族精神那里寻找力量,寻找深入人民头脑的途径,变成人民的强大理论武器和精神支柱,为人民所掌握。这个过程又是革命精神产生和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水平越高,同中华民族精神结合的越好,革命精神就越彰显。革命精神一直存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伟大的革命和实践中,从井冈山精神到西柏坡精神,直至到后来的抗击“非典”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不过是革命精神发展长链中耀眼的明珠。
  革命精神之所以能丰富和发展民族精神,能给民族精神以新的内涵和生机活力,就是因为革命精神的核心是共产主义信仰,革命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展开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实践永不停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永不停止的,革命精神也就会不断地被创造出来,永远反映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二) 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态
  今天的中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这就表明,在当代中国,中华民族复兴的现实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一样都是体现人类高度历史自觉性的伟大运动,都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消灭现实的状况”,走向共产主义的运动,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伟大的运动需要有伟大的理论作为指导,也需要伟大的精神作为支撑。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是我们这场伟大运动的理论武器,是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不断反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是支撑这场运动的精神力量。
  革命精神是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民族精神提升的产物,必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运动中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如果把井冈山精神看作革命精神的源头,长征精神、红岩精神就是对井冈山精神的继承和发展,而延安精神又是对长征精神的继承和发展,西柏坡精神则是对延安精神的继承和弘扬。革命精神不是静止的,更不是到此为止的,新中国建立后的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六十四字”创业精神、抗击“非典”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一系列精神都可以看作是革命精神的新发展、新弘扬。
  党的十六大宣布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如何使社会主义中国富强起来,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这是摆在全体中国人民面前的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在我们这个多民族、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的艰巨任务,面对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日益多样化,面对人们思想活动的多样性、差异性的不断增强以及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在全社会大力发扬革命精神,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显得尤为重要。在当今世界,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综合国力既是经济实力、技术实力等物质力量,同时也是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等精神力量。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仅可以促进物质力量的发展,而且可以使一定的物质力量发挥更好更大的作用。在当前的综合国力竞争中,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占据经济、科技和军事的优势,而且到处试图用自己的思想文化控制和占领别国的文化阵地,消解别国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如同战争年代有人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一样,一些人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前途也产生了困惑和怀疑,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怀疑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甚至希望中国重新退回到殖民化时代以实现现代化等等。社会主义中国要高度重视这一严峻挑战。对付这一系列的挑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用社会主义的发展来解决前进中的一切问题。从精神文化上来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继往开来,与时俱进,适应人们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深刻变化,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先进文明成果,积极进行文化创新,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要激励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热情,把国家的尊严和利益放在第一位,自觉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自觉将个人的荣辱得失与国家的盛衰强弱紧密联系在一起。要不断从中国革命的历史中汲取力量,关键是要汲取精神的力量。发扬革命精神,用革命精神来洗涤和冲刷与共产党人的崇高、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所不相容的东西。要敢于迎接各种挑战,经受各种风浪,奋发图强,艰苦创业,这样,才能使我们伟大的民族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充满艰辛、需要创新的伟大事业。伟大的事业需要并且孕育着崇高的精神,崇高的精神支撑并推动着伟大的事业。我们一定要发扬革命精神,培育和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这条道路要求我们党始终弘扬民族精神,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使中国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使广大人民成为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富有者。我们党关于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也只有进一步从理论转化为实践,凝聚成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才能变成亿万人民群众投身其中、充分展示其伟力的壮丽事业。
  总之,我们今天所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继续发展,任务更加艰巨,道路也更加遥远,是另一场更伟大的革命。这场伟大的革命,在不同的阶段会通过历史与时代赋予我们不同的实践任务,也会要求我们在实践中运用和继续培育历史中形成的伟大精神力量。在当前,我们党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就必须在实践上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必须在精神上全面继承和发扬革命精神,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要把民族精神纳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在这场新的伟大革命中,大力继承和发扬革命精神,是历史的召唤,是现实的呼唤,是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民族精神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也必须以新的革命精神体现自己,而不是其他。革命精神也是与时俱进的,不会停留在战争年代。革命精神是在中华民族精神基础上受共产主义感召而形成,绝不会囿于某一个时代。共产主义是一个消灭现存状况的运动,这个运动要持续,就必须要消灭那个时代的不利于历史前进的东西,这就要变革,要革命。革命就必须有革命精神。革命精神最能体现爱国主义的英雄气概,革命精神最能体现艰苦奋斗、自力更生,革命精神最能体现对共产主义信念的坚定。中国大地上有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就有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华民族精神一往如前的在历史的发展中积淀着自己,发展着自己,但也同样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影响,甚至改造,中华民族精神由此就开始了伟大的升华,革命精神就在向民族精神不断回归的过程中,吸收着时代精神,提升着民族精神,也就永存于这种升华之中,永存于这种伟大的运动之中。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伟大的事业产生伟大的精神,伟大的事业也需要有伟大的精神支撑。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产生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当代积淀与发展。革命精神的共产主义性质和民族精神性质,决定了革命精神首先是我们党的精神力量和宝贵财富,其次才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决定了革命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必将一直体现在我党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之中。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时代不同了,条件变化了,历史任务也变化了,但是革命精神没有过时,而且永远都不会过时。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以延安精神为代表的伟大革命精神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财富,过去是、今天仍然是我们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法宝。在新的历史时期,革命精神将继续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精神动力。今天,我们新的历史任务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革命精神作为我们党的精神财富,同新的历史任务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将使革命精神真正回归到经过升华的民族精神之中,永葆勃勃生机和活力,成为我们真正宝贵的财富。让这种革命精神奔流于今天的每个共产党员的血液,让这种革命精神沛然充盈于中华民族的肌体,世代相传,绵延不绝,我们的党,必定能成为一个纯洁的党,一个与时俱进的党,一个带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先进的执政党;我们的民族,必定能成为一个对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的民族;我们的事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就一定能够实现。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马新发,雷莹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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