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冬，我们从南泥湾调回延安。不久，有一天营首长把张思德同志和我叫去了。教导员淳杰同志说，“这个班，你们领导不错。不论从战士们的政治思想情况看，还是从完成任务情况看，都很好。这次根据上级指示，咱们部队要整编为中共中央警卫团。你们这个班要分配到各个连队去。你们有什么意见?”张思德同志回答：“根据党的需要嘛，我们没有意见。”教导员又说：“整编以后，班长和副班长不需要那么多了。你们俩回到班里当战士，怎么样!”张思德同志马上愉快地回答：“坚决服从组织分配。组织让干什么，也是为人民服务。我一定好好当个战士，”我也表示服从组织分配。
　　第二天，张思德同志照例起得很早，给同志们打好洗脸水，就打起自己的背包来。他把一床又破又小的被子打在背包里，把我们两人合盖了三年的一床大点的被子留给了我。从南泥湾，我们带回一块草垫子和一块黄羊皮。他给我留下黄羊皮，自己带走草垫子。他知道我不会打草鞋，又爱打篮球，便从包袱里拿出仅有的一双新草鞋送给了我。为了鼓励同志们继续学习，他从包袱里取出了前几年上级奖给他的几本笔记本，送给了申成兴等同志。吃过早饭，我们俩背起背包，扛着草垫子去连队报到。路上，他对我说：“咱们俩在一起工作几年，配合得很好。这次上级决定你我都当战士，你到底有没有意见?”我说：“没意见，服从组织分配，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很满意，接着说，“对，做什么工作，都是为党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他还再三叮嘱我要继续学习文化，克服遇事急躁的毛病。
　　从此以后，我们不在一起了，但是还在一个团里，经常见面，他还象过去一样关心我。在连队里，不论是站岗放哨，还是值勤生产，他都干得很出色，实现了自己的保证：“好好当个战士”。
　　一九四四年，组织上又决定派他上山烧炭。临行前，他特地找到我，关切地说：“这次咱们俩搭不上伙计了。你在家里要好好工作，努力学习。”他问我：“这些日子，你的工作、学习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我回答说：“平常。”他摇摇头，说：“那还行!今后可不能再说这样的话。”当时，我惭愧得低下头。“平常”，这个标准的确太低了。一个革命战士怎么能这样要求自己呢?他又问我缺点克服得怎样。我回答说：“有所克服。”他又是摇摇头，而后耐心地和严肃地说：“不能说有所克服，对于自己的缺点和毛病，应当坚决克服。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天天洗脸，天天扫地。不然，尘土多了，就坏了!”他还叮嘱我：“你要抓紧学习文化，学着写报告，写家信，我给你带来一个日记本、一支铅笔。以后，我可不再代替你写信了。有什么困难，写信告诉我。”那次，我们谈了许久。他还鼓励我努力工作，好好帮助周围的同志。最后他紧紧地握着我的双手告别。我心里感激他的亲切关怀，但又说不出话来，只有等他回来时，用更好的成绩向他汇报。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之间最后的一次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