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在全党范围内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增强宏观把握中国革命方向的能力；另一方面，根据实际情况，一切从实际出发，凭借“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14)，从而赢得了民心，壮大了力量，走出了新路，展现出宏大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并最终取得革命的成功。
　　抗战胜利前后，中国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形成错综复杂的“三国四方”关系。国际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美苏合作尚存，但“冷战”迹象已经显露。反映在中国，就是美苏均表示支持建立蒋介石领导下的各党派联合政府，但基于各自利益，在东北问题等方面，双方又发生矛盾和冲突。在国内，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实现和平民主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国民党一方面不得不宣布实施宪政，还政于民，但同时，积极准备内战，力图消灭中国共产党。
　　在错综复杂的“三国四方”中，中国共产党的处境非常不利。抗战期间，苏联出于策略考虑，与国民党政府联盟，为避免“革命输出”的嫌疑，对中国共产党支援很少。抗战胜利前夕，为获得美国的信任，斯大林多次在美国外交官面前表示，中国共产党是“假牛油式”的共产党人。莫洛托夫甚至宣称，有些贫穷的中国人自称是共产主义者，但他们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他们仅仅以此来表示对他们的生活条件的不满，只要生活状况有了改善，他们就会忘记这一政治倾向。不应把苏联政府与这种“共产主义分子”联系起来，也不能因这种情况而指责苏联政府。这种表白虽出于策略，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斯大林对扎根于农村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轻视。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把中国共产党人讽刺为“红皮萝卜、共产党人”。同样，他在其最亲密的同事圈子里给毛泽东起了“普加乔夫”的外号，把毛泽东比作俄罗斯18世纪的一个最终被处死的农民领袖(15)。对于中国，苏联所要求的是在东北和外蒙古地区的“优越权益”，所以，斯大林曾说：“帮助中国自立美国必然要起最大的作用；苏联会忙于自己国内的重建，而英国亦将陷身别的地方。”“美国是唯一拥有足够的资本和人才，在紧接着战事结束的这个时期内，能对中国真正有所帮助的国家。”(16)
　　美国政策的目标是要避免中国内战，促进国共两党和谈，同时又要尽一切力量维持国民党的统治(17)。对中国共产党，美国政府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在貌似公允的表态下，实际上是竭力遏制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不给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受降权，同时全力协助国民党通过海路和空中运送军队到东北和华北就是明显表现。
　　和国民党相比，中国共产党虽然经过抗日战争获得巨大发展，到抗战胜利时，“夺回了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解放了一万万以上的人民，组织了一百万以上的正规部队和二百二十多万的民兵，在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十九省建立了十九个大块的解放区”(18)，但在军事实力上，无论是军队数量还是武器装备，与国民党相比劣势明显；更不利的是，国民党政府在国际上受美国提携而比肩于美、苏、英，成为世界“四强”的一员，在国内是百姓心目中的所谓“正统”政府，拥有政治上的“合法性”。
　　就抗战胜利前后的局势而言，很难想象中国共产党会在短短四年后获得革命的彻底胜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把“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胜利变为现实，首先是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清醒地判断中国的政治局势，并依据实际情况，采取符合实际情况的对策。
　　1945年8月9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出兵中国东北，抗日战争迅速胜利。此时，国民党屯兵于偏远的西南，难以迅速调兵接受日本投降。而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长期敌后抗战过程中，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均建立了大大小小的革命根据地，形势明显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做出夺取大城要道的决定。但是，至8月下旬，中国共产党获悉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受此约定，苏联“不可能帮助”中国共产党；同时，盟军司令部授权蒋介石为除东北外中国境内、北纬16度以北法属印度支那境内受降代表，并声明“日军只能向各该司令官或其代表投降”(19)，造成国民党政府“利用其合法地位，使日本完全投降他”的既成事实(20)。
　　根据转瞬即变的形势，中国共产党迅速调整策略。1945年8月16日、20日、22日，蒋介石连续发出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与周恩来“惠然偕临”重庆，面商“目前各种重要问题”(21)。中国共产党清楚，蒋介石此举“全系欺骗”，是“为内战做文章”(22)，但同时判断：在“红军不入关，美国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23)的国际背景下，因美、苏、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人民渴望和平，造成国民党“困难甚大”，“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形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因此，中国共产党应“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准备有所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24)。依据对形势的判断，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决定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和平、民主、团结”口号的公布和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的举动，让中国人民深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诚意，引起巨大反响。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说：“毛先生能够惠然肯来，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意味着和平、民主、团结已在开始，“循此发展，国运开拓，前途无量”，由衷地感慨“为今日的中国人民，真是光荣极了!”(25)
　　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国共以“会谈纪要”的形式宣布，将“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为全国人民所了解，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力。
　　就在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密令各战区印发《剿匪手本》，准备在国民党军队“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后，对中国共产党“以土匪清剿之”。中国共产党在准备利用国会讲坛争取和平民主实现的同时，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方针并未改变，根据形势发展，调整战略部署，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核心是东北。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东北的战略价值。早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即明确表示：“东北是—个极其重要的区域”，拥有了东北，“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26)。毛泽东还形象地比喻，“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束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27)。在“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指导下，中共中央从山东军区、新四军及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等军区和延安总部先后派出2万名干部和11万人的部队迅速开往东北，以东北人民自治军的名义建立根据地，开展群众工作。到1945年底，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兵力发展到27万人，并在东满、北满、西满及南满建立起根据地。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苏浙军区主力分别撤至苏皖北部地区和山东；新四军军部率第二、第四、第七师主力北移山东。八路军南下支队王震所部和八路军河南军区王树声所部转移到鄂豫皖地区，与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部会合。“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实施，打破了国民党独占东北、南北夹击关内解放区的企图。同时，及时将分散于南方的兵力集中到江北，避免了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加强了华东、华北各解放区的力量，形成了反攻国民党军事进攻的有利战略态势，对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的努力曾获一线曙光。1945年12月底，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奉命来华调停国共问题，经过国、共、美三方谈判，于1946年1月10日达成《停战协定》。随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决议。此后，国共达成《整军协定》，政治解决国共问题显现出曙光。但是，国民党在六届二中全会上推翻政协决议，在东北大肆进攻东北人民自治军，并最终引发全面内战。
　　中国共产党的一再努力，虽然未能制止全面内战的爆发，但用事实广泛而深刻地教育了全国人民。通过重庆谈判、停战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共产党有力地宣传了自己的主张，表明了为和平民主而奋斗的诚意，揭露了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本来面目，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同情与支持，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做了重要准备。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爆发。此时，国民党在军事实力上占有明显优势。其总兵力约430万人，其中正规军约200万人，并拥有海、陆、空多种兵种；人民解放军总兵力仅127万人，其中野战军61万人，仅有陆军，无海、空军。双方总兵力对比为3:4:1。在装备上，国民党军队接收了日军大部分装备，又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军事援助，拥有现代化的武器，而人民解放军的装备很差，甚至一部分士兵没有武器。此外，国民党政府统治几乎所有大城市和绝大部分铁路交通线，占全国约76%的面积、3.39亿人口的地区，工业基础雄厚，人力、物力资源丰富。解放区的土地面积约占全国的24%，人口约1.36亿，近代工业很少，基本上依靠传统的农业经济。蒋介石声称，只需3个月到6个月，就可取得胜利；陈诚公开宣称“3个月至多5个月”便可消灭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优势兵力面前，党内一部分人存在怀疑和顾虑，许多民主人士也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对国民党采取退让政策。
　　在清醒判断国共实力和国内外形势的前提下，中共中央确定以自卫战争恢复国内和平的方针，即以爱国正义的革命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迫使国民党议和，恢复国内和平。
　　为了能够以劣势兵力获得自卫战争的胜利，中共中央军委确定“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的战略方针，要求人民解放军实行“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28)的作战方法。从1946年7月到10月，人民解放军有计划地退却，以空间换取时间，在运动中歼灭敌人。这期间，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解放区县以上城市153座，却损失正规军32个旅，连同非正规军在内，共约30万人。加上国民党军队分兵于占领城市，机动作战兵力大为减少，而人民解放军兵力则上升到137万人。战争的形势向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方向发展。
　　中共中央在认真研究战争初期的军事形势变化后，于1946年10月1日向全党发出指示：“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要求人民解放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通过大量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使敌我军事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改变形势，争取胜利。
　　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2月，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队41万余人；国民党军队占领解放区城市87座，人民解放军收复和新解放的城市也是87座。国民党由战争初期的得地失人变为净损失40余万人，已无力继续全面进攻，从1947年3月开始，改以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解放区。西北人民解放军在劣势兵力下，采取“蘑菇战术”，与胡宗南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在陕北高原周旋，经过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战役，歼灭胡宗南部共1.4万余人，稳定了陕北战局。在山东，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谭震林的指挥下，执行内线作战方针，在孟良崮等战役中，全歼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七十四师等5万余人，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在国民党最强大的进攻方向，打击了国民党最精锐的部队，挫败了国民党重点进攻，为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解放战争进行一年后，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已由430万人减少到373万人，正规军由200万人减少到150万人；人民解放军总兵力由127万人增加到195万人，野战军由61万人发展到100万人以上，并在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转入局部反攻。根据新的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向中原出动，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1947年6月底，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在长江以北的鄂豫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陈谢兵团自晋南强渡黄河，在豫陕鄂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陈粟兵团在豫皖苏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三路大军呈“品”字形阵势展开，创建新的中原解放区，调动敌人主力回援，以策应内线作战。同时，以华东野战军和西北野战军在山东和陕北战场钳制敌人，策应三支南进大军行动，形成“三军配合、两翼牵制、内外线密切配合”的战略进攻态势。经过半年的作战，人民解放军共歼敌75万余人，并将战场推进到国统区，结束了长期以来人民军队在革命战争中所处的战略防御地位。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29)
　　经过一年的战略反攻，国共军事实力已非常接近，但人民解放军的士气与战斗力远远胜于国民党军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及时抓住战略决战的时机，先后发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全面运用“十大军事原则”，把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夺取城市及地方紧密地结合起来，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全部消灭敌军的强大兵团紧密地结合起来，把大规模运动战、阵地战和城市攻坚战紧密地结合起来，把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结合起来，取得全胜。从1948年9月12日到1949年1月31日，在142天的时间里，人民解放军共歼敌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154万人，基本摧毁了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基础。随后，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以摧枯拉朽之势将国民党赶到台湾，解放了中国大陆，获得了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军事力量与战略战术固然是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但民心向背才是决定政权归属的决定性因素。通过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不仅变革了封建生产关系，解放了被束缚的社会生产力，而且赢得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与支持。在国统区，中国共产党因势利导，以富有远见的政策、方针，开辟出以学生运动为主的第二条战线，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专制统治。
　　从1945年秋冬起，各中央局和解放区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展反歼清算和减租减息运动。在运动过程中，各地农民对于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日益迫切，一些地区开始直接从地主手里夺取土地。对广大农民渴望获得土地的正当要求，中共中央表示支持，于1946年5月4日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决定将抗日战争以来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在《五四指示》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总结土地改革经验，于1947年10月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了彻底平分土地的基本原则。《五四指示》的提出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使得各根据地的土地改革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不仅变革了封建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支援人民军队的积极性，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持，使自卫战争成为更具广泛群众基础的人民战争，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更加可靠的保证。从1946年到1949年，晋冀鲁豫解放区参军农民累计达148万人；山东解放区先后有59万青年参军。除了参军，更多的农民随军征战，为前线将士提供后勤服务。据粗略统计，山东解放区参加支援前线的先后有700万民工；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动员民工累计达880万人次，人民群众出动支前的大小车辆141万辆，担架36万余副，牲畜260余万头，粮食4.25亿公斤。其中，仅淮海战役就有随军民工约22万，二线转运民工131万，后方临时民工约391万。在仅有担架23万副、大小车辆80万辆的情况下，民工共转运伤员11万人，运送粮食5.7亿斤，弹药物资330万吨。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曾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此外，各根据地还组织民兵，配合前方军队作战，骚扰国民党军队，破坏国民党军队的交通等。正是广大农民依靠简单的工具甚至是肩挑人背，为在广阔的战线上作战的人民解放军提供了充足的物资和弹药补给，使得解放战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战争。
　　在国统区，国民党统治集团内战卖国政策，以及自身的贪污腐化和对人民的横征暴敛，给广大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引起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普遍不满和反抗，以反对美蒋为中心的人民运动迅速兴起，并逐渐形成配合解放军军事战场的第二条战线。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将其视为配合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军事进攻的另一条重要战线。从1946年6月开始，在各地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下，国统区反美反蒋斗争从经济斗争人手逐步发展起来。1946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由周恩来兼任部长；同时规定，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各有关区党委都设立城市工作部，负责管理党在国统区的工、农、青、妇等一切工作，并训练开展城市工作的干部，力求有组织地开辟第二条战线，将分散的群众斗争汇合成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强大洪流。
　　城市工作部成立后不久，发生美军士兵强奸北京大学预科女学生沈崇事件。在中国共产党发动和组织下，北平学生掀起“抗暴运动”，得到市民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学生纷纷响应，形成一个席卷全国的反对驻华美军暴行和“要吃饭，要和平，要自由”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并逐渐向纵深发展，形成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的极其广泛的人民革命运动，促使美国政府宣布陆续撤退驻华美军，减少甚至中断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援助，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区战场的作战。以抗暴运动为标志，以学生群众为先锋的爱国民主力量同国民党政府之间进行斗争的第二条战线基本形成。
　　由于国民党政府将大量教育经费挪用于内战，国统区教育危机日益严重，广大师生面临失业、失学的严重威胁。1947年5月，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城市学生发出“抢救教育危机”、“向炮口要饭吃”的呼声，相继游行、罢课，要求停止内战，遭到国民党政府的血腥镇压，酿成“五二〇血案”。中国共产党因势利导，引导和推动学生斗争发展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席卷武汉、重庆、广州、杭州、长沙、昆明、福州、南昌、桂林、济南、开封、沈阳等60多个大中城市，并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在学生运动的推动下，国统区工人、农民、市民斗争日趋激烈，工人罢工、农民起义、城市贫民抢米风潮此起彼伏，使国民党陷入完全孤立的困境。1948年4月，日本宣布扩大警察数量，并成立海上保安厅，引发学生的反美抗日运动，并再次掀起“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国民党政府采用铁腕手段进行镇压，以“共匪嫌疑分子”为名，大肆逮捕学生，引起教师学生的普遍不满。许多教授挺身而出，抗议国民党政府的暴行。一些向来不问政治的教师也想方设法掩护被通缉的学生，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便帮助几位学生逃脱了缉捕。为镇压学生，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在后方留出相当数量的军队维持秩序，使得国民党政府兵力不足的问题更加严重。在国民党的大逮捕中，许多学生、教师进入解放区，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留在城市的学生，则协助地下党员，调查国民党政府的资产和人员，为中国共产党接收、管理城市做各项准备。因此，第二条战线虽然不能直接产生推翻国民党统治的作用，但在知识分子中所造成的影响却是非常明显的。知识分子的离心离德，表明国民党政府已成为孤家寡人、众矢之的，标志着国民党统治的基石已彻底瓦解。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30)这两条战线，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准备了“一切必要的条件”(31)。
　　1949年10月1日，在抗战胜利4周年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万众欢腾中庄严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结束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建立起民主的新中国，更标志着中华民族在饱经外族百多年欺凌后，重新以独立的姿态崛起于世界之林!在抗战胜利后的4年中，中国共产党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以求真务实的作风，创造出人类历史的一个奇迹，充分展现了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震撼了整个世界!1948年12月，保加利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盛赞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胜利”，对于改变世界力量的对比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原本对中国共产党持怀疑态度的斯大林也承认了他在对中国共产党政策中的错误，明确表示：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32)。西方国家进步媒体对中国共产党的胜利齐声赞扬，就连以反共著称的美国《时代》周刊也发表题为“毛使尘埃落定”的文章，感叹“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政治和战略格局”。在竭力援助蒋介石失败后，美国甚至近乎歇斯底里地展开了一场追究“丢失中国”责任的大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