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要想生存与发展，离不开民族精神的支撑。在五千年文明历史中，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不断交流、融合，创造并发展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使中华文明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遇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有机地结合，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宝库，而且为中华民族摆脱深重的民族危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历经挫折，深刻总结革命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经验后所达到的认识上的升华，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表现。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告诫人们，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33)，反对把他们的理论看成一成不变、僵化的教条。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不可能对任何国家的革命，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东方大国的革命提供现成的公式。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曾经一再犯过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外国经验神圣化的幼稚病，使中国革命在黑暗中摸索，甚至陷于绝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同这种错误倾向做斗争的过程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逐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革命真理，离开它的指导，中国革命不可能取得成功，因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指导。同时，马克思主义不能脱离具体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时代特点的理论和路线，才能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变成改造中国的物质力量。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在中国大地上发挥作用的必经环节，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文化认同与重构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就如何创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的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做得很不够”。对外国文化，应去粗取精，批判吸收，不能“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34)。这段话，道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实质，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先进思想文化的民族化整合过程，也是科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过程，亦即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从文化结合到实践结合，才走完其中国化的全过程。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被中国民族文化认同和吸收的过程，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实践中得到创造性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从而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最准确的界定。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命题，是毛泽东在193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的。在会上，毛泽东阐明：“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倡导“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强调“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主张作为中国人，一定要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35)。
　　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但需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造，而且需要使这一理论创造为全党所认同、接受并在实际工作中运用。1942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以反对主观主义为最主要任务的整风运动。它是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也是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对于在全党确立和贯彻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具有重大的意义。正是在整风运动的过程中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逐渐认识到只有以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为指导，才能争取中国革命的更大胜利。在此基础上，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毛泽东思想系统回答了中国革命的社会历史环境、经济文化基础，以及革命性质、基本动力、斗争形式、发展道路、奋斗目标和领导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是中国人民完整的建国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探寻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过程中，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民族文化特点、社会心理结构以及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建立的一系列新的科学理论。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前期，在中国共产党人异常艰苦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毛泽东思想。在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所写的许多理论著作和党的许多决议，又使毛泽东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并逐渐成熟。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发展主要包括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等，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统一战线问题等。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从巴黎公社到俄国十月革命，都是走的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不了解中国国情的一些外国革命者，以为只要把西方国家中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办法，特别是俄国的革命办法搬到中国来，就可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者也认为，只要照搬俄国的经验，就可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国革命开始也仿效俄国搞大城市起义，但是失败了。实践证明，若不把马列主义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找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马列主义原理就不能在中国变成现实，革命仍然不能取得胜利。
　　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针对红军内存在着的红旗能够打多久的疑问，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先后写就《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第一次从理论上回答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并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三者密切结合起来，全面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内容及其意义，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1930年1月，为批判党内存在的悲观思想和流动游击观点，以党内通信的形式发表《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进一步总结了井冈山、赣南、闽西和赣东北、湘鄂西等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实践经验，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问题进一步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和概括。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和十月革命不同，不是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而是要通过红色政权来创造红军，使其将来成为大革命的主要工具，这就把建立小块红色政权提到了将来夺取全国政权的必由之路和必然结果的高度，否定了“城市中心论”那种照搬外国经验的错误观念。同时，毛泽东还明确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的思想。至此，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基本形成。1930年5月，毛泽东又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强调调查研究，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从哲学的高度，对中国革命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还是走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说明了中国革命走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的哲学依据。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中，概括了中国社会和革命战争的特点以及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实践经验，进一步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原因和条件。毛泽东指出，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内无民主，外无民族独立，而敌人又异常强大并长期占据着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毛泽东据此主张仍比较弱小的革命力量撤出反革命力量聚集的大城市，深入反动势力薄弱的乡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从而开辟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完全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主体内容。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列宁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特殊国情，科学地总结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教训，同时考虑到中国革命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所创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是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对中国革命和经验的系统总结，集中表现于1939年底和1940年初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具有丰富的内容，其中最具独创性的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对象、性质、动力、道路等问题的阐述。
　　在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基础上，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历史进程做了详尽的完整的表述，指出，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两个性质不同的社会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连接，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完成前一个革命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是不行的，想在这两个革命中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阶段也是“走不通的”。中国的民主革命已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包含社会主义因素，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标志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是决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基本因素，是这一革命取得胜利和实现中国社会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根本保证。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心问题是领导农民问题。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得到解放；无产阶级也只有同农民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是：在政治上，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在经济上，要使一切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有，要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文化上，要挣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奴役，实行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毛泽东总结党的实践经验，创造性地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他把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问题提到政治路线的高度来认识，并把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起来，精辟地论述了“三个法宝”的丰富内容和它们的相互关系：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毛泽东关于“三大法宝”的论述，使这些中国革命的经验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解放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进一步发展。在1947年的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做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更明确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1948年4月，毛泽东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正式概括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指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总结中国近百年革命的历史经验，阐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必然性，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科学概念。毛泽东指出，在中国现阶段，人民中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是领导力量，工农联盟是基础力量。由于中国经济落后，民族资产阶级很重要，但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如上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实行专政。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是对敌人实行专政的需要，对敌人实行专政也是对人民实行民主的需要。不对人民实行民主，就不可能对敌人实行有效的专政。因为不对人民实行民主，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不能充分调动起来，他们也就不会积极主动地对敌对分子进行监督，也就不会对敌对分子进行有效的改造。同样，不对敌人实行专政，人民群众的各项民主权利就得不到保障。因为不对敌人实行专政，他们就会进行破坏捣乱，甚至颠覆人民的政权，进行复辟，结果就会使人民争得的各项民主权利付诸东流。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和政策的基础。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完整论述，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统一战线理论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发展了统一战线理论，根据对抗日形势下各阶级关系的正确分析，从理论和实际政策上将资产阶级区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两个部分，并进一步加以区别，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包括一切还在抗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全民族联盟。毛泽东强调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在统一战线中，共产党要始终保持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相对独立性，“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使共产党人在复杂的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中能保持清醒头脑。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是三个不可分离的环节，把争取中间势力视为抗战形势发展的重要关键。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中实行“三三制”原则，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的位置；随着形势变化，要从顽固势力中分化出一部分作为中间势力对待，对孤立顽固派，发展人民革命力量，夺取抗战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形成了同国民党斗争的一整套策略。这就是：又团结又斗争有多层次、多侧面的关系，要有区别地以斗争求团结；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法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的斗争策略；要以革命的两面政策来对付反共的两面政策；斗争的基点要放在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上，同时要为争取时局的好转而努力等。
　　以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理论为核心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早在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已经从理论上提出并阐发了关于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人民军队会打仗，会做群众工作，又会生产，就无敌于天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是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这些原则表明了人民军队和其他军队的根本区别。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等著作中进一步发展了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毛泽东还批判了“唯武器论”，明确指出武器是战争中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他提出人民战争要建立主力兵团、地方兵团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实行全体总动员的战时体制，要以武装斗争为主，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方面斗争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全面的人民战争。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之后，又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著作中做了阐述，指出：要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但必须采取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三种作战形式，并将游击战争提高到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强调“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毛泽东还阐发了要以局部优势击破敌人局部劣势，转而造成全局优势的作战方法，并总结了争取掌握战争主动权的一系列指挥原则。
　　在党的建设方面，邓小平曾经说过：“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36)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共产党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著作中，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建党以来党的建设问题上的经验教训，论述了党的建设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问题的密切关系，强调了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进行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创造了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整风形式，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人数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成功地解决了在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如何建设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首创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在战争年代的生死考验中，强调了高度的革命组织性和纪律性。
　　政策和策略关系到革命事业的兴衰成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等著作中，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前进与后退、顺利与挫折、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对敌斗争中，毛泽东强调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不要四面出击；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
　　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其意义和影响是深远的。首先，随着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思想解放和思想统一的双重任务，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的方向。其次，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表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处理好本党事务，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它将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反对苏共的控制和共产国际的错误影响。再次，在当时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形势下，毛泽东思想是广大人民群众同蒋介石代表的法西斯独裁专政进行斗争的一面旗帜。中国共产党高扬着这面旗帜，带领广大民众，不仅彻底消灭了日本侵略者，而且打倒了蒋介石反动派，建立了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注释：
　　①《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②[美]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第四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58页。
　　③《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④石仲泉；《中国革命前进的伟大基地》，《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52～62页。
　　⑤陈绍禹；《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6册，第227～300页。
　　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0页。
　　⑦《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1页。
　　⑧《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页。
　　⑨《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802页。
　　⑩《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1941年8月1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0～363页。
　　(11)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3～196页。
　　(12)《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4页。
　　(13)《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
　　(14)《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15)[德]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40～41页。
　　(16)[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合著：《特使——与邱吉尔、斯大林周旋记(一九四一—一九四五)》(中译本)，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525页。
　　(17)资中筠：《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再版序言第2页。
　　(18)《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朱德总司令致英美苏三国说帖》(1945年8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页。
　　(19)琼斯等：《1942—1946年的远东》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741～742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册，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21)《蒋主席三电毛泽东盼与周恩来同来渝商谈文》(1945年8月23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28页。
　　(22)周恩来：《积极宣传反内战反独裁揭穿蒋介石的欺骗阴谋》(1945年8月16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3页。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册，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册，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25)《毛泽东先生来了!》《大公报》(重庆)1945年8月29日。
　　(26)《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0～411页。
　　(27)《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1945年6月1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6页。
　　(28)《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946年9月16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9页。
　　(29)《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4页。
　　(30)《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4～1225页。
　　(31)《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7页。
　　(32)师哲、李海文：《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页。
　　(33)《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茨基夫人》(188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0页。
　　(34)《新民主主义论》(1939年12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707页。
　　(35)《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36)《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