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人而言，中国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追溯其来源，当属延安时期毛泽东所做的《为人民服务》的著名讲演。
　　这个著名的讲演，是在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发表的。
　　张思德是四川仪陇人，从小父母早亡，跟随养母长大。1933年他就参加了红军，同年入团，1937年入党，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九死一生，来到了延安。一开始，他在中央军委警卫营当通讯班长，1942年，中央军委警卫营和中央教导大队合编为中央警备团，张思德分配在这个团的手枪连，即一连。
　　1944年春，为了继续发展生产自给运动，中央机关和警卫人员组织了一支精悍的生产小分队。当时在枣园内任毛泽东警卫战士的张思德第一个报了名，在得到批准后随队从枣园来到了陕北安塞县境内的石峡峪庄，与另一队人马汇合，组成了生产农场。张思德被选为农场的副队长，专门负责生产。夏季过后，天气渐渐转凉，为保证部队和中央首长冬季取暖，农场决定抽调人员轮流进山烧炭。张思德此前曾两次烧过炭，便又担任了这项任务，率一队人开进了深山密林中。9月5日，张思德在修理新挖成的窑洞时，突然发现窑顶掉落土块，抬头一看，窑顶裂开一条缝。他知道这个窑就要倒塌，他第一个反应不是自己往外跑，而是把身边的战友一把推出窑口。就在推战友的瞬间，张思德被随之塌下的两米多厚的窑土埋在窑内。战友脱险了，而张思德却光荣牺牲，年仅29岁。生前的张思德少言寡语，离开这个世界时同样地默默无声。他年轻的生命，和他的为人，就像他自己亲手烧制的木炭，只有奉献，没有索取，燃烧自己，温暖别人。
　　张思德牺牲的消息很快就报告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非常难过，说：“张思德是个好战士，站岗放哨，还陪我外出过，很熟悉。”随后询问了张思德牺牲的经过，沉思了片刻，十分动情地对警备团的领导说：“山里狼多，要保护好尸体，不要被狼吃了；要做一口好点的棺材安葬；张思德是为大家为集体而死的，要开个追悼会，我去参加。”
　　9月8日，直属机关和警备团千余人集中在枣园西边的操场上举行隆重的追悼张思德大会。
　　毛主席、任弼时、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出席了追悼会。追悼会结束后，毛主席亲自送张思德同志的灵柩到墓地下葬。
　　追悼会当天早晨，毛泽东送来他亲自书写的“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联，并在追悼会上即席讲演。讲演充满革命激情，感染了在场的所有干部战士。当时一位为机关挑水的职工参加追悼会，听了毛泽东的讲演后，原来一天挑水二十余担，坚持增加到四十余担。他逢人便讲：“一个普通的战士死了，毛主席都这样关心重视，我虽是个挑夫，也要多干些。”
　　毛泽东的讲话，是深知张思德的经历有感而发。张思德是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兵，在战斗部队打过仗，负过伤，在大生产运动中纺过线、烧过炭；从战士到班长，再从班长到战士，一切从人民利益和党的需要出发，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其高尚品质十分可贵。张思德牺牲后，警备团的战士有些议论：“老红军，经过长征，负过伤，最艰苦的环境都过来了，因到山中烧炭被崩塌的炭窑砸死了，太不值得!”这个情况被毛主席知道了，促使毛泽东产生了参加追悼会的想法。
　　毛泽东在讲演中从张思德这位警卫团一名普通战士的牺牲引发开来，阐明了一个革命者应有的人生观和生死观，阐明了我党我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说：“我们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他称赞道：“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毛主席由张思德进而要求全党：“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①
　　毛主席此番讲话正值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关键阶段。此时向全党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宗旨的高度而凝练的概括，对鼓舞群众斗志、促进人民团结有着特殊的意义。从此，“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流传开来，既为党和军队指明了方向，也为党和军队赢得了千千万万民众的信任，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不朽的精神和无往不胜的力量源泉。
　　毛泽东讲话的时候没有稿子。大家很注意听他讲话，当时，演讲的内容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速记室主任张树德同志做了符号速记，后来李克农要罗青长和许立群两个人整理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他们一字一句整理出来以后，在中央警卫团的团报《战卫报》上登出。延安的《解放日报》看到这篇文章要转载，通过叶子龙送给毛泽东看，经毛泽东认可后登出。后来，由新华社转发到各解放区报纸和设在国统区重庆的《新华日报》转载，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1953年，这篇文章以《为人民服务》为题，正式成文收入了《毛泽东选集》。从此，“为人民服务”这句口号传扬天下，深入人心。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这篇《为人民服务》的讲演脍炙人口，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利益为宗旨的根本精神，但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思想，却并非始于此。1939年2月20日晚，毛泽东在给张闻天的信中，对陈伯达的文章《孔子的哲学思想》写下这样的意见：“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子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②这大概是目前从毛泽东著作中能见到的最早关于“为人民服务”的论述了。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隆重召开。毛泽东向大会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了进一步的阐述：“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所以，“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③。他充满感情地说：“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④
　　从1939年2月的信件，到1944年9月的讲演，再到1945年4月的报告，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由毛泽东代表全党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进行了深刻阐述，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必然性的。
　　首先，这是对党成立二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概括与总结。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王明等领导人使革命事业长期处于“左”倾错误的泥沼之中。二老的错误虽表现形式不同，但在对待人民群众这一点上，失误是相同的，即轻视人民群众的力量，致使中国共产党脱离人民群众，未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这是党的事业持续遭受挫折的重要原因。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之所以能带领全党走出困境，开辟新局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他充分重视人民的力量，认识到人民是革命的主体，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
　　其次，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全党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认识上的成熟，为党的宗旨的概括提供了政治和理论基础。从遵义会议，经过延安整风，到中共党的七大，毛泽东成为历经磨难的中国共产党众望所归的领袖，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全党空前团结统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与理论发展的百花园中，不是毛泽东思想一枝独秀，而是呈现出万紫千红的繁荣景象。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一批领袖人物在思想与理论建设上都十分活跃，胡乔木等许多理论工作者也充分发挥了“智囊”作用，全党理论意识大大提高。这些为党的宗旨的理论总结奠定了坚实的平台。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党的宗旨，具有政治取向和道德修养的双重内涵。
　　从政治取向来说，它首先指的是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延安时期，共产党在政权建设、土地路线、文化方针、司法工作、社会改造等方方面面，无不体现出为人民服务的明确指向。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政权(抗日民主政权)体现了鲜明的人民性。“人民”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的包容性是最广泛的，除汉奸、亲日派以外的一切支持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包括在内。这种广泛的人民性，体现在抗日民主政权的权力分配上，就是采取了著名的“三三制”，即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分子、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中国共产党认真履行自己的诺言，努力使抗日政权中党员数量保持在三分之一左右，使政权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典范。如晋察冀边区易县384个区代表中，共产党员占27%，余者皆为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唐县64个县议员中，中共党员占39%，其他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各占35%和25%。1943年1月，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选出7名驻会参议员，其中共产党员只有2名；9个政府委员中，中共党员只有3人⑤。在1942年11月2日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开幕大会上，全体议员145人，共产党员占49人，略过三分之一，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副书记林枫代表分局讲话，指定共产党参议员退出2人。解放区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民主选举制度。在选举资格上，年满18岁，不分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和文化程度的差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充分体现了民主的广泛性。在选举形式上，县、区、乡三级政权采取了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投票选举制。由于解放区人民群众文化水平很低，各地还采用了“背箱子”、“投豆子”、“香火烧小孔”等灵活多样、易于操作的方法，满足了广大民众的政治参与需求。与此同时，人民群众还对各级政权享有监督、罢免的权利。这一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各地民众的政治热情，据晋冀鲁豫边区昔(阳)东县29个村的统计，1940年中举行的村选中，参加投票的村民占总数的80%以上，有的村甚至高达95%。晋察冀边区有选举权的公民70%参加了选举，中心区域更是高达90%以上。
　　抗战时期，为了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将支持抗日的地主阶级也包括在统一战线之内，认定其属于“人民”的范畴。在土地路线上，从抗日救亡的大局出发，中国共产党结束了土地革命时期无偿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农民的做法，采取了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这种新的土地路线照顾了最广泛人民的利益，极大地调动了各个阶级的抗战热情。
　　1937年10月至1939年底，由于是八路军进驻华北各地的适应期，创建根据地的政治与军事任务十分繁重。“减租减息”政策在各地并未能及时地贯彻执行。1938年2月，晋察冀边区颁布了《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这是华北各根据地中第一个减租减息条例。根据条例，晋察冀边区各县陆续展开减租减息运动，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热情。
　　1940年之后，减租减息政策在华北各根据地得到了普遍的贯彻。晋察冀边区在修正的减租减息条例中规定，地租的最高额“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的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和承租人拥有“永佃权”。晋冀鲁豫边区各地减租减息运动则形式多样，如武乡县的办法是改大斗交租为小斗交租，约减少四分之一。晋西北边区1940年4月4日的减租减息条例规定，“普遍实行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并取消一切附加”，“不论新欠旧债，年利一律不准超过一分”。
　　针对一些地方出现的农民不交租交息、甚至对地主任意扣罚、乱打乱杀的新问题，中共中央要求各边区必须严格执行土地政策，以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专门撰写了《论政策》的党内指示，以强调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各地也及时发布文件，有效遏制了这一问题的蔓延。
　　通过减租减息运动，华北各根据地农村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是土地集中现象趋向缓和，如1942年与1937年相比，北岳区35个村的地主土地占有率由16.4%下降至11.7%；富农占有土地率由21.92%下降至19.35%；中农土地占有率由41.69%上升至49.14%；贫农土地占有率由17.92%上升至19.37%。二是地主、富农与贫雇农的户数下降，而中农户数上升，表明农村经济有所好转，人民生活有所提高。三是削弱了农村的经济剥削，团结了大多数人民，大大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
　　在文化方针上，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经典文献明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提出了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解决了知识分子为谁服务、怎样服务这一重大问题。《讲话》的问世，为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开创了一个新纪元。火红的秧歌从圣地延安舞到雾城重庆，激起了重庆文艺界人士与国际友人的共鸣；秧歌剧《兄妹开荒》、歌剧《白毛女》备受瞩目，赢得盛誉；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博得众多名家的喝彩；赵树理的小说，被公认为《讲话》以后解放区文学创作的代表作；《黄河大合唱》、《南泥湾》、《军民大生产》、《八路军进行曲》等战歌、颂歌，唱出了人民的欢乐昂扬之情。《讲话》以后的文艺实践活动，之所以被誉为崭新的文艺，就是因为它真正面向了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为人民服务的新文艺，是堪称为真正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艺。
　　根据地的司法工作始终贯穿着“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方便人民”的指导思想。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边区法制起草的主要主持人谢觉哉认为“法源在人民”⑥。因此，诉讼立法要反映人民的根本意志和愿望，保护人民，打击罪犯。同时，诉讼立法也要方便人民。如《陕甘宁边区民事诉讼条例草案》和《陕甘宁边区刑事诉讼条例草案》都规定，提起诉讼的形式有两种：书面的和口头的。两种形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就解除了边区群众文化程度低，写不了状纸的困难。为方便群众，两个条例都规定“不收讼费”、“不收送达费”和“抄录费”，老百姓打官司不要钱；边区司法工作者还进行就地审判、巡回审判等。边区实行人民陪审制度，甚至由人民仲裁员组织人民法庭，调节民间纠纷，充分体现了人民司法公正与民主的特性。
　　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各根据地的社会改造——这既是对旧社会的改造，也是一个新社会的开创。党和政府积极推行新的科学技术，兴修水利，推广新式农具，改变旧的自然环境，使抗日根据地农、林、牧、副业得到全面发展；实行婚姻自由，克服了早婚、重婚、纳妾、溺婴、蓄婢及童养媳等现象；提倡科学，破除封建迷信，在灾难面前，人民较少向神烧香、磕头和祈祷；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办报纸、剧团，兴学校，开展社会教育，使广大人民开始逐渐摆脱愚昧和落后的状态。整个社会改造以人为本，人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身边的进步。各个根据地呈现出新的社会面貌，成为新中国的雏形。
　　1946年，美国纽约《先锋论坛报》记者斯蒂尔访问延安后深有感触地说：“不到延安实在不能深触到中国问题的内脏；到了延安使我对中国问题的认识深化了。我觉得在延安的访问中，有三件事使我感动而且深刻起来。第一件是我体味到共产党常常说的‘为人民服务’，在延安所亲见的各种具体事实，我认为这是货真价实的。”⑦美国友人斯特朗也说，她在延安与中共领导人的大量谈话中，“最常听到的词汇是‘人民’，中国人民，最后往往总要提到世界人民。口号是‘到人民中间去’，‘向人民学习’。它们的含义似乎比口号要深远得多，似乎是表达了一种最根本的爱和最终的信念”⑧。这两位美国记者说出了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奥秘，也道出了延安精神的奥秘。
　　在大政方针上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贯的作风。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艰难曲折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过程就是为人民服务政治宗旨的伟大实践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要求，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等，无一不是建立在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政治宗旨之上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时刻关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党的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是，在经济上重“民富”，政治上重“民主”，文化上重“民情”，说到底，就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洞察时局巨变，以与时俱进的精神，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⑨；“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集中体现，也是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根本出发点。
　　为人民服务又是对党员道德修养的要求。1939年2月，毛泽东在致张闻天的信中，就是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无产阶级的道德观提出来的。1939年12月在《纪念白求恩》这篇著作中，毛主席号召共产党员要学习白求恩“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这样一种崇高的精神(11)。在延安对《解放日报》、新华社全体工作人员及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等讲话中，毛泽东多次强调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高尚道德。他说：“我们一切工作，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1945年9月，他给《大公报》的题词，也是“为人民服务”。在延安，刘少奇说过，毛泽东同志是人民的勤务员。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说讲得对，讲得好(12)。延安时期，各解放区的党员干部，绝大多数都是一心为公，毫不利己，以为公为荣，以利己为耻，全心全意做人民的公仆，如帮助农民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春播夏锄，秋收冬藏，直至修桥铺路，修房垫圈，打井挑水，清厕扫院，救死扶困，帮老护幼，兴办学校，扫除文盲等等。走到哪里，好事办到哪里，已形成自觉的习惯，养成一种优良精神与作风。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为人民服务固然指共产党人应当具备的新的道德观念，但重点是指我们党的政治宗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为人民服务仍然是党的政治宗旨，但同时逐渐发展为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1996年，中共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提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的集中体现”。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主张的提出，从本质意义上说，就是要求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加强自身道德建设，做到廉洁、勤政、务实、高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正是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铸造了共产党员“人民公仆”的光辉形象。
　　在领袖毛泽东心目中，人民的分量是最重的。开国大典上，当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见到了自己心目中的“救星”时，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则真诚地高呼“人民万岁”。毛泽东曾为人民生活贫苦而落泪，决不为亲朋谋私利，殚精竭虑，所思所想，就是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其情至诚，发自肺腑。正因如此，虽然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人民依然怀念他。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堪称人民公仆的典范。他一生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十里长街的涟涟泪水，天安门前的花山诗海，寄托着人民对他的无尽怀念。联合国破例为周恩来的逝世下半旗志哀。前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说，有哪一个国家的总理如周恩来这样，在国外没有一分钱存款，终生受人民爱戴!
　　邓小平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拳拳之心，殷殷之情，令人感动。江泽民同样身体力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1993年9月，他给国家行政学院题词：“永做人民公仆。”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的闭幕式上，江泽民同志以新一任国家主席的身份，坦诚地向全国人民表达一位“公仆”的价值追求：“时代的召唤，人民的重托，使我深感肩负的使命和责任崇高而重大。我将忠实地遵守宪法，恪尽职守，竭诚为祖国为人民服务。”
　　普通共产党员中也涌现出众多为人民服务的典范：烧炭安塞山中死得“重于泰山”的张思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民的好战士雷锋；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好书记焦裕禄；为党争光、为人民多打井多出油的“铁人”王进喜；人民的“孺子牛”朱伯儒；商业战线上的一团火张秉贵；带领人民共同致富的史来贺……一个又一个楷模和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犹如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精神的丰碑，矗立在中国人民的心头!
　　“为人民服务”这个思想，是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概括出来的。但它有一个很深刻的源头：它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又是对传统道德观的批判继承。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类社会的主人翁。毛泽东也强调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3)人民是力量之源、胜利之本。正如毛泽东所说，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14)。中国革命时期，共产党与对手的较量是力量悬殊的较量，但共产党人却上演了一幕以小敌大、以弱胜强的威武雄壮的活剧。究其原因，归根结底，在于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心系人民的行动赢得了人民的爱戴。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始终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理所当然成为党始终不变的宗旨。
　　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倡导“民为邦本”、“使民以时”、“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是一种比较富有人民性的思想，成为具有社会批判意识的士人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民本学说作为一种为君王长治久安而设计的政治方案，又为历代统治者所利用，构成君主专制政治的补充物和装饰品。以此为理论基础的孔子道德观，更多地倾向于为统治者的长远利益服务，而为广大人民服务的成分相对薄弱。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代表人民，扎根人民，对民本思想和孔子的道德观进行了批判继承，为最大多数人民群众服务遂成为共产党人毕生为之奋斗的最高价值追求。
　　“为人民服务”这句响亮的话语，在中国大地上已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直至今天，在中国武装力量的队列中，仍有着这样标准的口号——“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在牵系中国亿万民众和世界目光的北京中南海新华门的影壁上，毛泽东主席手书“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金光灿灿，格外引人注目，庄严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的根本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