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性是党的本质特征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属性。中国共产党以共产主义为最高奋斗纲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胸怀宽广，紧密团结；纪律严明，组织性强；作风过硬，勇于牺牲；公而无私，忠诚为民。这样的党性使它始终能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并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中不断纯洁党性，发展壮大，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强力推动着中国社会历史的进步。
　　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党中央具体提出了整风目的主要是清算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在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路线及其表现形式——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整风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实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方法，使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实质上是一场增强党性的活动，事关保持党的纯洁性，事关维护党的性质。正是通过整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深刻地诠释着和全面洗礼、纯洁升华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延安整风运动对于当前和今后加强党的建设，做好党的纯洁性的各项工作，保持党的先进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整风运动深刻诠释着中国共产党的党性
　　整风中，全党围绕重点内容和目的，通过回顾总结党的历史成败得失，检查坦白各自经验教训，开展严肃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深刻地诠释着中国共产党的党性。这里仅以中央高层整风特别是1941年9月和1943年9月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来说明是如何生动深刻诠释中国共产党党性的。
　　(一)开诚布公，光明磊落
　　在两个九月集中整风中，党的高级干部以对党、对中国革命和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襟怀坦白，积极面对，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曾经在历史上犯过重大路线错误的同志，作了深刻而沉痛的检讨，不少同志两次、有的甚至三次发言。博古是土地革命后期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但他没有因为自己过去的特殊身份而遮遮掩掩，而是敞开胸襟，勇于揭露自己的思想和过去“左”倾路线等错误。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整风中，他两次发言作了自我批评。
　　1943年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阶段，他再次检查时说，在教条宗派中，除王明外，他是第一名；在内战时期，他在国内是第一名；抗战时的投降主义，以王明为首，他是执行者和赞助者。在临时中央他是推行新的立三路线的“第一名”，在中央苏区反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泽东的游击战争传统，打击支持毛的干部。他们对朱德不尊重，将任弼时“外放”到湘赣；又打击苏维埃政府、工会系统和几个省委的干部，使毛不能工作。遵义会议上强调客观原因，没有认错，会后思想上出现反复。抗战之初，他内心里不同意独立自主，成了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和赞助者”。其真诚坦白，可见一斑。
　　(二)荣辱不惊，淡泊名利
　　中央高层领导同志忠心对党，忠诚为民，根本不考虑个人名利地位。这从张闻天同志身上可以得到明证。1941年9月10日和29日，他两次检讨自己说：对土地革命后期工作估计，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当时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等；组织方面是宗派主义，不相信有实际经验的老干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和具体现实情况。这些错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发展到最高峰，使党受到很严重的损失。我是最主要的负责人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在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1943年11月21日，张闻天再次深刻诚恳检查了自己。自1935年遵义会议到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张闻天在党中央负总责，但他的检讨毫无私心杂念，把面子、地位抛在一边，荣辱不惊、淡泊名利，体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三)弄清事实，准确结论
　　整风中，从毛泽东到其他高级领导同志检查、总结党的历史和自己的问题及经验教训，坚持各抒己见，充分讨论，弄清事实，深入分析，阐明问题，澄清是非，不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不绝对肯定也不绝对否定，提出改正错误的办法，得出正确结论，以免后来不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
　　1943年中央政治局整风中，周恩来在8月30日和9月1日连续两天汇报南方局三年来的工作、对中央政策的认识和执行情况，并对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做了检讨。从9月16日到30日的半个月中，写了四篇共五万多字的学习研究党史笔记，对历史进行回顾、分析和认识，使大家弄清了历史事实及一些人犯路线错误的客观环境和原因。同时，努力按照要求检查了自己在六届四中全会、临时中央、中央苏区、1937年“十二月会议”和武汉工作期间的错误。从7个方面系统地梳理了1927年以来亲身经历的重大事件，从对矛盾的陈述中客观公允地清理历史，用实践检验是非，把自己的言行置于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坦率地进行反省；又从革命的创造性、决断方针的能力和党内斗争的软弱性方面，总结自己受教条主义者迷惑的教训。
　　他说，关于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方针，洛川会议通过了，当时他没有深刻认识其战略意义，以为这是对民众的，部队还是运动战，因此，产生了急性病，主张红军快些出动。这种认识和八路军总部的领导同志比较接近，以致对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产生动摇。整个说还是执行中央路线，但遵守纪律是不够的。经过对党的历史问题充分讨论后，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代表政治局提出“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但自遵义会议以来，经过各种变化，作为政治纲领与组织形态的这两个宗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党内严重存在的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应当进行切实的教育，克服此种倾向”等六项意见，结论客观准确，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使犯过历史错误的同志解除了思想包袱，未犯错误的同志也对一些历史问题有了正确的看法。
　　(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延安整风中，中国共产党高级团队的成员们始终是畅所欲言的。凡参加学习者，人人有批评自由；对任何人、任何文件、任何问题都可以批评。努力扩大自己头脑中的马列根据地，缩小宗派的地盘，以灵魂与人相见，把一切不可告人之隐都坦白出来。端正思想，提高认识，对的就坚持，错的就纠正，不避重就轻，隐瞒顾忌。检查者，敢讲真话，讲心里话，把兜抖尽，不藏不掖；批评者，既一针见血，实话实说，又不给别人“穿小鞋”、“扣帽子”、“打棍子”，只准明枪，不许暗箭，不许彼此挑拨，努力营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良好氛围，营造了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政治生态环境。
　　任弼时在1941年9月12日和1943年的发言中，检讨了到中央苏区后毫无军事知识，却不尊重毛主席的意见而指挥打仗的事。他说：在赣南会议上，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书本子主义)即是反对教条主义，我们当时把毛泽东的思想当作狭隘经验论加以反对是错误的。在江西苏区时，他虽然认为毛泽东“有独到见解，有才干”，建议临时中央“以毛代项”为中央局代理书记，但是在苏区党代表大会上，却对毛泽东关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正确观点当作不重视理论的狭隘经验论予以批评；在宁都会议上又认为毛泽东推行进攻路线不得力而同意将他召回。从党的20年来的历史看，作为主观主义的思想统治，其中有些是经验的主观主义。做过许多实际工作的狭隘经验者，便是经验的主观主义。
　　(五)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整风运动对犯错误的同志耐心教育，热情帮助，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含糊不敷衍，坚决分清是非，而又坚持晓之以理，不伤害个人，达到了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在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就号召在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但是“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1942年11月21日和23日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毛泽东指出：对于党内的错误思想、小错误、个别错误，要同一贯的路线错误、派别错误活动和反党以至反革命问题加以区别。过去我们党缺乏这样的区别，在长时期对这两条是分不清楚的，把小的错误、个别的错误也给以无情的打击，共产党犯了错误跟反革命没有区别。
　　他强调，对党员小的错误、个别的错误包括整顿“三风”的思想斗争，这是以无产阶级思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大多数同志来说是这样的性质，这要用教育的方法、治病救人的方法；但是对于一贯的路线错误，同党对立起来组织派别反党以至于走到反革命，则应当清洗出去，不能当党员，这是革命对反革命的斗争……当然，对于反革命分子或特务分子也允许他们回头，给以活路，不是斗争至死。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总结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遵义会议前“左”倾宗派在党内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历史教训。
　　纵观整个延安整风，中央高层是始终做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就是对王明那样在整风中恣意歪曲，节外生枝；光说别人的错误，唯独未说他自己有什么政治性错误，坚持错误路线，毛泽东和王稼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仍然三番五次地找他谈话，在书记处工作会上进行批评帮助，坚持以理服人，与人为善，对他绝无落井下石之心。1943年“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王明对洛甫说“整风是整你和我”，这话又对又不对。说是对的，首先是要揭露教条宗派，要“整”。王明、博古、洛甫，对这些同志要“将军”，要全党揭露。说是不对的，还要把一切宗派打坍，打破各个山头，包括其他干部、新干部。我们只“整”思想，不把人“整死”，是治病救人，做分析工作，不是乱打一顿；对犯错误同志还是要有条件地与他们团结，打破宗派主义来建设一个统一的党。
　　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整风运动纯洁升华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性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到延安整风20多年的奋斗中，目标明确，意志坚定，为救国救民不屈不挠，英勇奋斗，轰轰烈烈，充分反映了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要求。但由于处在幼年时期，由于革命的艰难曲折，敌人的强大，探索中前进，革命征程中难免有幼稚的一面，在某些关节时，某些领导人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思想上、认识上、组织上不够高度统一、纯洁，自身党性受到一次次的严峻考验。正是经过延安整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定理想信念，更加注重理论武装，更加明确历史使命，更加重视步调统一，更加振奋革命精神，党性得以全面洗礼、纯洁升华。伟大信仰的力量、先进思想的力量、责任担当的力量、同心同德的力量、严明纪律的力量、攻坚克难的力量神奇裂变成烧毁旧中国、消灭侵略者的熊熊烈火，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任何势力也阻挡不了的全新跨越。
　　三、修正对奋斗纲领的模糊认识，坚持崇高的理想信念，促进了革命信仰的纯洁升华
　　政治纯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本质要求，是党保持正确政治方向，完成历史使命的政治前提；是党员干部的政治操守，是党性的首要体现，是核心价值观。做到政治纯洁，必须坚定理想信念，坚定革命信仰，纯洁政治信仰。因为理想是明灯，能刺破迷雾，照亮前进方向；信仰是清泉，能滋润苦旅，保持内心力量。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进的指路灯塔，是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精神支柱，是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动力源泉、立身之本。有了正确而坚定的理想信仰，共产党人就有了不竭的精神动力，就能够始终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充满感情、对事业充满责任、满腔热情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在事关奋斗方向、大是大非问题上保持清醒的认识、在大风大浪中站稳正确的立场。
　　共产党人的革命信仰、理想信念，就是坚持不懈为党的纲领和目标任务努力奋斗、奉献牺牲。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及其目前的奋斗目标，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多篇著作中详尽论述了党的纲领，特别是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中国革命的两重任务和中国共产党作了全面、正确的论述。毛泽东指出：“每个共产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①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也有论述。应该说，党20年的奋斗是一直坚持这一纲领的。
　　但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在抗日战争初期，甚至到延安整风前，在党内和革命队伍内是有些思想混乱的。主要原因是王明提出的一系列右倾观点和理论还深深地影响着一些人。1941年10月7日，毛泽东、王稼祥等人找王明谈话时，他不仅拒不认错，反而批评中央的方针政策说：我党已经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太左。新民主主义是将来的，现在不行，吓着了蒋介石。他还表示：反帝、反封建和搞社会主义是三个阶段，目前只能反帝，对日一面战争，避免同蒋摩擦；我们与蒋的关系应当是大同小异，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甚至还要中共中央发表声明，表示不实行新民主主义，与蒋介石设法妥协。10月8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他还说：“毛著《新民主主义》中说中国革命要完成反帝反封建，我认为在目前统一战线时期，国共双方都要避免两面战争，要把反帝反封加以区别。含混并举是不妥的”。“目前的政权是各阶级联合专政，今天的政府要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参加，新民主主义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今天主要是共同打日本，我们今日还不希望国民党实行彻底的民主共和国”等。这些右倾观点和思想，甚至是放弃中国共产党的纲领，造成一些党员干部在理想信念上动摇、在思想认识上混乱、在革命纲领上疑惑、在奋斗目标上迷茫、在革命前途上失望，党性受到严重损害和挑战。
　　据邓力群回忆：为什么在结束了“左”倾错误之后又出现了右的错误，王明鼓吹的右的错误观点为何还能迷惑部分同志。应该说，根本上还是与我们党当时的整个状况有关，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虽然组织上入了党，但在世界观上，在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上还存在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王明的一些观点还并非完全没有市场，有些人听他口若悬河地演讲之后，还受到迷惑，认为他了不起，理论上有一套。那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还坚持不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怎样坚持这一纲领，以至将来怎样实现最高纲领?整风中，通过利用国民党三次反共高潮，打共、捉共、杀共、骂共、钻共的大量事实教育，特别是通过“利用这次国民党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具体事实，进行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革命与反革命的思想斗争，使全体干部和党员认识和拥护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和他所提出的‘既团结，又斗争’的正确路线，反对那‘只团结，不斗争’的投降主义，反对那些认为现在国民党还是民族联盟，共产国际取消后中国共产党可以‘取消’并‘合并’到国民党中去的叛徒理论”。
　　总之，通过与王明的坚决斗争，特别是通过毛泽东的坚决反对以及正确的理论和事实教育引导，全党增强了政治鉴别力，提高了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克服和纠正了糊涂认识，统一了思想认识，面对艰难曲折的革命事业，而对王明对党的政治纲领的歪曲蛊惑，以更高的政治自觉维护党的理想信念的纯洁性，高举主义的大旗，坚定了毛泽东关于共产党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党的阶级的独立自主的立场，坚定了反帝反封建，建立新中国的信心；坚定了通过全面抗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在现阶段要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并且准备在将来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全党全军政治信仰纯洁升华，到处闪耀着理想信仰的灿烂光芒。
　　四、修正对马列主义的教条理解，坚持科学的理论武装促进了思想观念的纯洁升华
　　对于一个党、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来说，理论极其重要。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党的理论是党的建设的生命和灵魂，是党的建设的根本前提和根本保证。坚持从思想上建党、立党、兴党，始终保持思想上的纯洁和先进，是我们党保持纯洁性的根本，也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伟大贡献。离开党的理论谈党的建设，就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我们党就是靠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立党、兴党、治党的。我党的精神价值、思想观念、道德情操等，都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基础之上的。保持党的纯洁性，思想观念纯洁是根基。思想是指南，是灵魂。思想观念纯洁是组织纯洁、作风纯洁的支撑。思想纯洁，才能“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思想是软资源，人之力莫大于心；思想取向模糊，观念不纯洁，就难当大任。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事关党的兴亡、事业成败。
　　民主革命时期，如果说我们党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最先进的科学理论，并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从而在同旧中国各种政治力量较量中脱颖而出并不断发展壮大，是历史的新觉醒，那么，延安整风这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则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紧密结合的新觉醒；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把自己的思想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新觉醒，是坚持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研究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并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和中国的实际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新觉醒。
　　延安整风中，在不同的干部层次内，整风的内容和重点虽然有所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消除王明路线的影响，通过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形态的主观主义，教育全党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初步确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除了将苏共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坚持了科学的理论武装和正确的学习方法，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统一了全党思想，促进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促进了全党思想观念的纯洁升华，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理论联系实际，由教条式学习到运用式学习
　　马列主义是科学不是教条，必须正确对待。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后，中央虽然也抓了几年的干部学习教育，但仍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有的是盲目崇拜，不加选择，囫囵吞枣，不能消化；有的是死守书本，思想保守，不加深研究，不会“攻书”，不敢发展；有的是言之无物，空话连篇；有的是轻视理论，浅尝辄止，学而不深，不求甚解；有的是学点词句，言必称希腊，到处炫耀，装潢门面；有的是夸夸其谈，不调查研究，无的放矢，学用脱节；有的是自以为是，借以吓人，瞧不起做实际工作的人。延安整风前，毛泽东深感一些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不会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具体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干部学习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整风学习的动员报告时，尖锐批评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②通过延安整风，全党学有所成，入脑入心；落地生根，学以致用。能够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生义，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形成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立足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着眼于理论的实际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分析、回答和解决。使马列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正确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路线和各项基本政策，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张闻天说，过去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这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损失。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现在要补课。他说话算数，不是口头表示，而是决心补课。从1942年1月起，主动要求去农村调查，在陕北神府、绥德、米脂和晋西北的兴县等地的几十个村庄调查了将近一年半时间，直到1943年5月才回到延安。像张闻天一样，一大批从苏联回国的干部整风学习后，自觉加强实践锻炼，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成为党的精英。
　　(二)突出高中级干部，由少数人学习到全党普遍学习
　　延安整风学习的广度、深度、力度是建党20多年所未有。实际上，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把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作为有“头等重要的意义”的工作来抓。在延安整风的准备和发动阶段，即1939年开始有组织地掀起了一个学习运动。5月20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说，我们要建设一个大党，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就要行大批的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就非学习不可。
　　先在中央设立了干部教育部，建立起学习制度，要在全国共产党力所能及的地方造成一个热烈的学习潮。延安整风运动分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全党干部的普遍整风两个层次进行。主要对象是党的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因此首先发动了党的高级干部的普遍整风学习。1941年9月26日，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组的决定》，指出，成立高级学习组是“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规定学习的内容在实际方面首先阅读六大以来的文件和政治实践，在理论方面着重研究思想方法论和列宁主义的政治理论。毛泽东还亲自拟定了这两方面的书目文件，指导编选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和《六大以来》等学习文献。
　　对于中央学习组，强调重点放在中共党史的学习，要求将六大以来的83个文件通读一遍，进一步明确对过去路线的认识。安排1000多名干部到1944年4月底前集中学习马、列的七本书，其中三分之一干部要读完七本，多数干部只读《两条路线》即可，文化理论水平低的以读党内的正面文件为主。这些要求和规定，有效促进了党的高中级干部的学习。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队伍的扩大，一般党员干部的学习也十分紧迫。1942年初，全国党员由抗战初的4万多发展到80多万，党领导的军队(包括游击队)有57万，大部分是抗战以后在民族浪潮高涨时加入革命的，成百上千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国统区来到延安及其他革命根据地，壮大了党的队伍和革命队伍，但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都自觉不自觉地被带入到党内来了。在全党，新党员、新干部占90％。他们没有经过内战，没有参加过长征，共产主义的许多道理不熟悉，阶级斗争是怎么回事不懂得，马列主义是什么不懂得。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存在着，有的人自由主义思想也相当浓厚。这就需要加强内部教育，转变作风。
　　毛泽东说，如果我们全党干部在现在这个时期，在这一两年内，能够把作风有所改变，“把马列主义搞通，把主观主义反倒”，“扩大正风，消灭不正之风”，那么，“我们内部就能够巩固。我们的干部就能够提高”。对于我们党在思想战线上这一件空前大事，中央要求高、抓得严。
　　因此，在党的高级干部整风学习历经半年，对一些重大的理论原则和历史问题基本取得共识，并积累了一定经验之后，于1942年发动了全党的普遍整风。仅延安参加这一段整风学习的干部就有1万多人。1942年4月3日，中央宣传部在“四三”决定中指出，参加整风的干部，必须学习研究《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论反对自由主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22个文件材料。6月份，又提出“在学习22个文件时期中，应把其他一切学习暂时停止”等六项具体学习要求，并采取成立学习总委员会和各部各单位成立学习分会，以加强学习的指导和领导，总学委及各系统的学委会派出巡视员，巡视和帮助下面的学习以及进行考试、总结学习经验等措施，落实学习任务，造成了空前未有的学习热潮，收到了空前未有的学习成效。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有力加强了全党的学习，有效提高了全党的理论水平，加快了全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步伐，增强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
　　(三)创新发展，由单纯学马列著作到学马列主义中国化理论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毛泽东思想。从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在延安的13年中，是他著书最辉煌的时期。他以惊人的毅力、宏阔的视野、敏锐的思维、严谨的态度、求实的学风、广博的学识、火热的激情，深入研究中国丰富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展望中国未来，在土窑洞里写了112篇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魄的充满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著作，集中体现了他在哲学、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党建、外交等方面的理论建树，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奇迹。其中延安整风从1941年9月到1943年9月历时三年八个月，写了12篇光辉著作。
　　这些著作，表现出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使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有了鲜明的旗帜和灯塔。党已经不再是生吞活剥地纯粹照抄马列“本本”来观察、认识和解决中国的问题，而是已经能够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对中国革命的基本历史经验作出科学总结；已经能够深入认识中国国情、中国革命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并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已经形成了既属于马克思主义，又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完整的系统科学体系，即成熟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理论创新，全党上下都服气，正是在延安的窑洞里，他完成了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从政治领袖到理论权威这两人跨越。对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延安整风时，不仅由毛泽东直接在党的高中级干部和领导机关，以及延安广大基层党员干部中讲述，而且印发全党全军学习，被列为全党整风的必学书目，有效促进了党员干部队伍理论水平的提高和思想观念的纯洁升华。
　　五、修正对历史任务的片面理解，坚持全面的责任担当，促进了政治视野的纯洁升华
　　延安整风前，我们党在历史上曾先后发生过多次“左”右倾路线错误，其中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是理论形态最完备、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它在军事上实行冒险主义，在政治上实行关门主义。直接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丧失，全国红军从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白区的党组织也几乎损失殆尽。尽管在遵义会议上博古“左”倾中央的统治宣告结束，但由于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当时只是解决了最为迫切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问题并未做出正确的结论。
　　在党和革命队伍中，存在对中国革命目标任务的近视思想、片面理解、幼稚简单，如只重视军事，轻视政治工作、经济工作、群众工作、文化工作；对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大法宝的贯彻、落实和执行顾此失彼等。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一度占了上风，又给全党带来了很大的思想混乱，给党在抗战初期的工作造成了不良后果。通过整风，纠正了这种右倾错误，克服了教条主义的影响，使全党认清了“左”右倾的实质和危害，理性成熟，升华了政治视野，开阔了工作眼界，增强了战略思维和统揽全局的能力，坚持了全面的责任担当，按照党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纲领统筹抓好全面抗战，抓好国民党统治区的任务、沦陷区的任务和解放区的任务，抓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建设。
　　在武装斗争上，更加注重发展武装力量、更加重视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坚持全面抗战、持久抗战、人民战争、游击战争。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活跃在中华大地，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成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中流砥柱。在统一战线上，更加注重把一切支持抗日的政党、阶级、阶层、团体、爱国人士、少数民族、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联合起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注重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一方面顾全大局、遇事协商，另一方面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及时消弭合作中出现的摩擦和危机，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的胜利。在党的建设上，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一起抓，干部队伍、党员队伍和人才队伍一起抓，要求共产党员在八路军、新四军中要努力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
　　在政府工作中要努力成为“十分廉洁”、“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等。同时不断壮大党的力量及革命力量。特别是为了抗战胜利，为了未来的新中国，高度重视各种人才建设和储备，延安先后创办的14个干部学校办得都很好，整个延安成了窑洞大学群，成了革命的大熔炉，培养了一大批革命英才。在文化建设上，狠抓了文艺界的整风学习，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了革命文艺的首要问题是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即方向和道路问题。第一次鲜明提出无产阶级文艺的总体目标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为发展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指明了正确方向，培养了一支不拿枪的强大军队，为团结民众，鼓舞士气，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之后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开拓了中国文艺的一个崭新纪元，中国革命文艺得到空前的大发展大繁荣。
　　在根据地建设上，积极探索新的社会形态，依据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实行精兵简政，进行普遍的民主选举，政权的人员构成实行“三三制”，建立起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专政政权，为建设新中国作准备、打基础；大力发展生产，实行减租、改善民生等土地政策，充分调动广大农民，乃至地主抗日的积极性；领导开展大生产运动，既解决了抗日军民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又为从事经济建设，发展生产积累经验。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既是敌后抗战的中心，又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的试验区，实际上是未来新中国的雏形。至1949年3月，陕甘宁边区辖16个分区、144个县(市)，面积28万平方公里，人口800多万。边区工人由抗战初期的700多人发展到12000多人。
　　六、修正对团结进步的宗派影响，坚持伟大的力量凝聚，促进了全局意识的纯洁升华
　　严格组织纪律、团结一致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党性的内在要求。党成立后的20年整体上是有着铁的纪律和步调一致的。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的队伍、党的领导骨干有了巨大发展，但是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却比较严重地存在着。毛泽东在整风的动员讲话中指出：“由于二十年的锻炼，现在我们党内并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派主义了。但是宗派主义的残余是还存在的，有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也有对党外的宗派主义残余。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③他在1943年5月26日《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中还说：“一种是党内的团结，一种是党同人民的团结，这些都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全党同志必须珍爱这两个无价之宝。”“伟大的斗争需要伟大的力量，团结全民族，发动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进入这个斗争中去，是我们确定的方针，而要达到此目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有决定作用，是最基本的条件。”
　　为此，整风中，中央重点是狠抓了党内团结，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高度的团结和统一，确保了坚强领导、政令畅通。1961年6月21日，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时说：“在长征路上，我们开始克服王明‘左’倾路线。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开会，但未完全解决问题。抗日时期又出现了王明路线，但这次是右的。以后我们用了三年半时间进行整风运动，研究党的历史，学习两条路线，终于说服了犯过错误的同志，然后才能在1945年召开的七次大会上，团结了全党。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仍被选为中央委员。这些同志大多数改好了。只有王明，虽然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但是不承认错误。他现在住在莫斯科。”类似的谈话，毛泽东于1963年、1964年都说过。
　　同时，在党外关系上也努力消灭宗派主义残余，对不团结的问题进行检查，对宗派主义残余进行清理，坚决纠正了各种没有组织观念、大局观念、群众观念，各自为战等不良问题，进一步加强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和团结，创造性地深入开展了拥军爱民、拥政爱民等活动，军地、军民同心同德、同甘共苦、血肉相连；党、军队和地方及人民群众建立起鱼水不分的紧密关系，组织起无坚不摧的铜墙铁壁，凝聚成排山倒海的伟大力量；目标同向，万众一心，浩浩荡荡，奋勇前进，使抗日战争真正成为人民战争。兵民是胜利之本，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千难万难，充分发动群众就不难；把群众的智慧和力量集中起来就不难。
　　总之，整风学习使全党、全军、全民族空前团结，力量空前凝聚，步调空前一致，抗击了日寇残酷进攻，形势加速好转。我们根据地的百姓又扩大了，根据地的人口，包括一面负担和两面负担粮税的又上升到8000余万，军队又有了47万，民兵227万，党员发展到90多万。开辟了广大的解放区战场，为抗战胜利乃至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仅仅用13年时间，就在广阔的中国土地上，从根本上扭转了乾坤，使革命走出山沟，迈向了全国性胜利。深刻印证了抗战初期朱总司令所指出的：我们要发动全国群众作战!敌人有的是武器，我们有的是人员，敌人有的是火力，我们有的是活力。
　　七、修正对事业前途的悲观情绪，坚持高昂的战斗激情，促进了精神意志的纯洁升华
　　党的精神品质是全体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追求、思想情感、精神境界、品格意志的综合反映，是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党性的重要内涵。正因为有这种精神品质，党才矢志不渝、坚定前行；革命事业才攻无不克，无往而不胜。延安整风使党和人民军队精神品质和革命意志纯洁升华。当时，毛泽东认为，自“百团大战”以后，日军加紧了对敌后根据地的扫荡，进一步推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我根据地在1941年受到了很大损害；再加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断绝对我八路军的粮饷和其他供应，加紧对边区封锁，使我根据地的财政经济遇到了极大困难，并将在1942年、1943年进入抗战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怎样克服困难呢?除了实行生产自救、发展经济、精兵简政等政策外，就是开展整风，训练干部，一方面使他们振作精神，正确对待困难；另一方面，整顿不好的作风，以迎接将来的光明。据有关史料，1941年到1942年，由于日、伪军大举进攻，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面积不断缩小，人口由1亿下降到5000万，八路军由40多万减少到30多万。根据地经济受到了严重损失。党内、军内以及根据地人民一度存在悲观情绪。
　　人无精神不立，党无精神不强。正是整风运动和发展生产使我党在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两方面，立于不败之地，党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人民克服了悲观情绪，构筑了万难不屈的精神高地，振奋了顶天立地的伟大精神，坚持了昂扬奋进的战斗激情，精神不倒，意志不衰，艰苦奋斗，埋头苦干，奋发有为，坚忍不拔，攻坚克难，无坚不摧，不怕疲劳，不怕牺牲，不懈奋斗，前赴后继，英雄辈出。从陕甘宁边区来看，延安整风期间，为了摆脱财政上和物质上的困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己动手，克服困难”。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艰苦奋斗，开荒种地，发展养殖，开办工厂，硕果累累。将南泥湾建成了名副其实的陕北好江南。为整个边区乃至全国根据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做出了好榜样。党、军队和人民激情燃烧的伟大精神力量、战斗意志和工作成效，强力扭转着困难和被动局面，不断地创造着光明的前景。不仅打退了国民党三次反共高潮，而且从1944年初开始，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始局部反攻，并取得一系列胜利。这年，八路军新四军主动出击，共作战2万多次，消灭敌人26万多人，收复大片国土，第二年夏，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已发展到91万人，民兵发展到22万人。在北起内蒙古，南到海南岛的广大区域内，建立发展了19个抗日根据地，人口增加到9500多万。日军被迫龟缩到各铁路沿线的一些大城市里，完全处在人民军队的包围之中。抗日根据地军民，抗击了侵华的大部分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对夺取抗战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
　　到抗日战争结束，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扩大到104万平方公里，解放区人口1亿多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30多万人，共消灭日军130多万人、伪军118万多人。抗日战争的胜利，扭转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屡败局面，洗刷了近代以来的民族耻辱，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到振兴的转折点。
　　(作者系湖北省十堰市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65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们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