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仲秋已是凉意袭人。到了冬天，塞外寒风更将黄土高原吹得绿意难寻。大自然全然不顾人类的喜好，依着自己的规律演进着。
　　以整风为形式进行的思想革命运动，也循着自己的规律继续开展下去。尽管陕北的秋末和冬天并不那么宜人，但整风的势头却毫无收敛、倦怠的迹象。相反，那种热火朝天的干劲，恰与逐渐变冷的气候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各单位整风学习硕果累累的情况下，西北局召开了在当时颇有影响的高级干部会议，其主要意图是在整风形成的大好形势下，达到“七整”：整党、整政、整军、整民、整关系、整财政、整学。这是西北局为会议所规定的任务。
　　在整风过程中召开这样一个会议，有其必要的原因。就其历史原因来说，是由于陕甘宁边区历史上有过激烈的党内斗争，但却未能深刻地总结其教训。就其现实原因来说，陕甘宁边区在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方面，与它在全国抗日根据地中所处的地位，还有一定的差距，党、政、军等方面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协调。在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上，也还存在着不同意见。解决这些问题，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在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基础上统一行动，是这次会议的任务，也是整个整风运动所要达到的目的。这样，这次会议就成为整风运动的必然产物了。
　　西北局高干会(又称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于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历时88天。
　　作为一个区域性的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人数之多，在当时也是空前的。陕甘宁边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学各系统县团级以上干部约300多人参加了会议。中央高级学习组和中央党校的大部分重要干部都到会旁听。会议在讨论政府工作和财政工作时，还邀请了政府和财经机关的党外负责干部参加。会议按五个分区分为五个小组，除开大会外，必要时还召开小组会议。
　　这次会议的规格之高，在一个区域性会议的历史上也是空前的。会议是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会议的酝酿、准备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本书前述高岗、林伯渠等人所作的大量调查，实际上是为西北局高干会议作准备的。党中央、毛泽东曾几次研究这件事。毛泽东不但出席了开幕式和闭幕式，而且在会议期间作了两次重要的报告，即《关于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十二条》的讲演和长达十多万字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任弼时自始至终参加并领导了这个会议。朱德、刘少奇、陈云、彭真、叶剑英、贺龙、吴玉章、徐特立等中央领导人也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中央对这个会议的重视程度堪与党的某些全国性的会议相比。
　　党中央、毛泽东所以重视此事，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陕甘宁边区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民族战争的大本营，陕甘宁边区各方面工作影响到全局。其次，陕甘宁边区是中央所在地，汇集了来自全国各方面的大批的干部，中央各部门、各机关与边区党组织、政府的部门、机关同时并存，中央各单位与边区的关系，边区党与政府关系，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关系问题，都是需要妥善解决好的，否则，将会给边区甚至全党带来巨大损失。由于上述两点，所以就有了第三点，即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一向极为关注，为缓解、协调边区党与政府的关系，毛泽东甚至亲自调李维汉任边区政府秘书长。胡乔木说毛泽东确实有点像把边区当作自己的“亲儿子”，非常爱护。①这表明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有深厚的感情。
　　由于各种综合因素的结果，就使这次会议成为整风运动中引人注目的大事。而会议在有关方面领导的关注下，也没有辜负人们的期待，解决了争论不休的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统一领导和当前主要任务这三大问题，因此又成为整风运动转入高级干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先声。
　　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的发展经过了许多曲折，留下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作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是这次会议的主要成果之一。但在开幕式上，毛泽东在作主题发言时并没有具体涉及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问题，他只是从整风的角度，从全局出发来谈这次会议。毛泽东主要讲了三个问题：
　　一是关于国际国内形势问题。毛泽东指出，法西斯和反法西斯阵线在今冬要起变化，德国已经宣布了今后采取守势，这是件大事情。这样的形势对中国是有影响的，从去年夏天苏德战争爆发后，国共关系是比较好的。我们始终坚持抗战的方针，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磨擦到来了，我们采取防御性的斗争。我们的总方针是团结，但有时要斗争，斗争过去又是团结。今年的“七七”宣言的方针是我们坚持到底的方针，是战胜日本以后还要坚持团结的方针，那时我们仍是采取国内和平的方针，那时也有国内战争的可能性。
　　二是关于整风的问题。毛泽东说：从今春开始的整顿三风，是进行了很大的党内教育，是根据抗战以前和抗战以后新老党员的情况提出的。新党员没有受过马列主义的教育，有的只是民族斗争中的教育，老党员中的一些人是从遵义会议以后才纠正了过去的许多缺点，但许多人又增长了新的缺点如自由主义、教条主义等。对于“党棍”要坚决清除。没有斗争便不能进步。有人说我们所进行的党内斗争是不符合中国的习惯的，但我们说我们必须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使党员更提高、更进步。现在这个会开得非常好，这就是行动上、工作上的整顿三风，是整风学习的考试。
　　三是关于边区建设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军队将来要采取朱总司令提出的“南泥湾政策”，开荒生产，建立工厂，减轻人民的负担。要重视做经济工作的同志，中央去年就有了决定。这次开会我们是要大检查、大整顿。我们这次所提出的“七整”——整政、整民、整党、整军、整财政、整经济、整关系，②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做的。通过“七整”，要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官僚主义五项目的。其中尤其达到统一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做到统一领导。
　　从毛泽东的讲话可以看出，毛泽东所关心的，还是抗战大局，是影响到全局的现实问题。在会议所要达到的目标中，他最重视的是与实现党的领导有关的问题。这当然与他所处的全党的领导地位有关。他所说的这些问题，无疑是会议的大方向。对于一个地方性的会议——尽管陕甘宁边区有极重要的地位——来说，无论怎样商讨那些带有地方色彩的问题，都不能偏离这个大方向。
　　大会从10月21日起，由陈正人作整党问题的报告。而整党的基础，在于思想上的一致。由此便不能不接触到边区党的历史上的一次大争论。
　　参加高干会的同志中，有许多人是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的亲历者、见证人，他们在讨论整党报告中要求用整风精神来研究过去的经验教训，解决过去的争论。就连一些对边区历史不熟悉的同志，因整党报告中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统治过边区，也希望弄明白这些问题，以便有利于今后的工作。
　　由于与会代表的呼声强烈，大会主席团接受了这个意见，认为在这个时候开展这样的讨论，是既有利又无弊，既有必要又有可能的。于是，从11月2日起，整党问题的小组研究一变而为大会讨论，几百人的积极性马上高涨起来。在长达十几天的历史问题大讨论中，人们集中精力，以极高的责任感逐一审阅着至关紧要的几页历史。
　　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悠久。这种悠久的历史既给人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和光荣的传统，也给人们留下了不易梳理的历史结节。
　　大革命失败后，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陕甘地区发动革命群众，开展武装斗争，为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而斗争。1927年10月，唐澍、谢子长领导了清涧起义；1928年5月，刘志丹、唐澍、刘继曾领导了渭华起义。上述起义和陕西地区其他一些起义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等人一直坚持武装斗争，创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5日，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在安定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西北红军的英勇斗争，不仅吸引了大量敌军，在战略上配合了红军长征，而且保存了唯一一块革命根据地，为长征的红军提供了一个立足点。但是，在此期间，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西北党内在革命形势、土地政策、军事战略等许多问题上却出现了重大的分歧。
　　1933年12月11日，在北平西城平安里公寓召开了陕北党团特委联席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指示，肯定了陕北特委的成绩，批评了陕北党内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对游击战争的消极怠工”等等。会议对陕北特委不切实际的批评，种下了错误“肃反”的根苗。
　　1935年7月5日，北方局派了一个代表团到达陕北根据地。代表团坚持“左”的观点，不作调查，偏听偏信，使“左”倾错误在陕北逐渐占了统治地位。7月15日，代表团在延川县永坪镇召开西北工委扩大会议，传达北方局的五封信和军事指令。信中指责“陕北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而且它的阴谋已经暴露”。当时党的刊物认为“永坪会议是陕甘党最布尔什维克的一次胜利的会议”，是陕甘党“转变到最后走向布尔什维克道路的开端”。不同意这些“左”的错误的刘志丹等人，被王明“左”倾路线的执行者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于是一场排斥异己的“肃反”在当时已是硕果仅存的陕北根据地展开了。他们先是将刘志丹排斥出领导核心，接着又用严刑逼供的方法，制造了大量的冤案，把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张策等干部逮捕起来，进行残酷斗争，并杀害了200多名党政军干部。错误“肃反”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根据地的群众惊恐不安，少数干部开始动摇；兄弟部队之间互相猜疑，互不信任。西北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长征到达陕北后，听取了关于“肃反”情况的详细汇报，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中央派王首道、刘向三和贾拓夫接管西北保卫局，把局势控制下来。临行前，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杀头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合不拢了。如果我们错杀了革命同志，那就是犯罪行为。后来，党中央、毛泽东又决定组成以董必武为首的解决“肃反”问题的五人组，在经过全面调查研究后，经中共中央批准，推倒了强加给刘志丹等人的莫须有的罪名，释放了被关押的同志。11月11日，为这些同志召开了平反昭雪大会。
　　但是，尽管中央及党务委员会对这段历史作了初步的结论，但限于历史条件的制约，那时的结论中对“肃反”的性质，在认识上还有局限性。1941年下半年，中央政治局检讨历史上的政治路线后，认为陕北的“肃反”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产物，提出要重新审查。1942年4月11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任弼时受内战时期肃反总结委员会的委托，负责召集陕北肃反总结委员会研究，并由委员会代中央起草《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草案，列入西北高干会议的议事日程。
　　边区党政军民的负责人，曾参加开创边区斗争的老干部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张邦英、刘景范、霍维德、王世泰、贺晋年等相继发言，举出种种事实说明“左”倾错误严重危害革命工作，危害党内团结和党同群众的联系。一些曾经执行了“左”倾错误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经过讨论，大家认为某些同志之所以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是由以下三个方面原因造成的。
　　从思想方法上看，主要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不是从陕北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从上级的指示出发，从脑子里想象出发。多读了几本上级的决议和教条就自满起来。没有认识到理论是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没有注意在斗争中向陕北人民学习，向他们的领袖学习，成天只是读文件，根本不懂得调查研究。因此在认识事物方面就看不到事物的区别性和矛盾性，认为地主、富农、帝国主义、国民党、第三党都可以划等号。认为北方等于南方，陕甘等于陕北，因此也就认识不到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认为革命应该一直向前发展，中间不会有低潮；轻视经验，觉得只要理论学通就够了。
　　从组织上分析，主要是实行了宗派主义的路线，对同志采取的是打击政策。因为不打击就不会使下面许多真正服从真理的同志执行错误路线。不信任本地干部，看不起本地人民革命斗争中创造出的领袖和干部。
　　从党性的高度来看，有个人主义思想，没有为陕北人民服务的观点，只想完成上级的使命，替自己建立功劳，因此在工作中急于求成，毫不戒骄谨慎。见到各个苏区都有“肃反伟大胜利”，因此也急于在陕北搞一个“伟大胜利”。这种路线执行不通，便不管组织原则，采取硬办法，强迫执行而毫不反省。
　　大会主席团还将刊有“左”倾错误内容的历史文件摘要翻印，以便大家在联系对照中分清是非功过。会议经过充分讨论，肯定了刘志丹等执行的正确路线，清算了“左”倾机会主义在边区的严重错误。最后，由高岗作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结论。
　　高岗在结论中分析了西北近20年的社会政治历史状况，对于过去的争论为什么说是路线争论，为什么说错误路线不懂得中国和西北的实际情况，违背了马列主义的实事求是这个根本原则，为什么说一个错误路线必然会对党、对人民造成不堪设想的损失与罪恶，为什么个人野心与人民解放事业绝对不能相容的道理等等，作了详细的说明。结论还勉励过去站在正确路线方面的同志切勿自满，要继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同时，希望革命知识分子多深入基层，和工农兵相结合，以免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任弼时在大会的讲话中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宣布在九一八以后一直到遵义会议这一个时期，党内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在党的领导中，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占了统治地位。那个时候的错误路线的性质，是一种“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它比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以及李立三的盲动主义所造成的恶果还要大。中央认为原陕甘特委和陕甘晋省委领导人在陕北的“肃反”中执行的就是这种路线。中央重新审查1935年11月党务委员会对陕北“肃反”问题的决议后，认为陕甘特委和陕甘晋省委领导人对错误的肃反应负最主要的责任。鉴于当时政治路线的错误并不能完全由他们负责，对他们的错误还只能作为一种党内错误的性质来看。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中央决定给他们以严重警告处分。
　　根据会议的检讨和结论，中共中央于1942年12月12日正式颁布了《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决定》正确地总结了陕北党的历史经验，重新审定了1935年11月陕北党组织对此问题的结论。就此，中央对这一地区长期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作了结论。
　　这次会议所取得的第二重大成果，是分析了当前陕甘宁边区党内存在的主要偏向，为党的一元化领导奠定了基础。
　　从11月24日起，大会讨论转为集中批评当前工作中的偏向，主要解决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的残余，政策上的糊涂观念，组织上的闹独立性、自由主义、军阀主义等。这一阶段几乎长达一个月。讨论的结果是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
　　建立边区党的一元化的领导，不能不涉及到党政军民等各方面的关系。而边区在这些关系上也曾存在一定的问题。
　　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37年成立，林伯渠担任主席。1940年谢觉哉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后西北中央局)副书记，兼任边区政府秘书长和政府党团书记。边区党组织主要领导人是高岗，他从1938年4月以后，相继担任边区党委书记、边区中央局书记、西北中央局书记。林伯渠、谢觉哉是党内德高望重的长者，并且在中央苏区时就担任过苏维埃政府的工作，毛泽东对他们十分尊重。而高岗是陕甘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熟悉边区情况，毛泽东把他看作本地干部的代表，非常器重。在决定成立边区中央局时，毛泽东曾明确讲：“高岗的意见应成为主要的意见。”③
　　边区政府与西北中央局的关系从大局上讲合作是好的，但在某些工作中，主要是经济政策上，像如何看待减轻民赋问题、政府带有一定强制性运盐政策、政府预算、纸币发行等问题，双方有一定的分歧和争论。毛泽东为协调双方关系花费了大量心血。根据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如果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发生分歧，向来把主要责任放在外来干部身上。但林伯渠、谢觉哉又是毛泽东极为尊重的长者，因此毛泽东以极其诚恳的态度，委婉的言辞，多次写信给林、谢二老，并面谈数次，以期解决问题。毛泽东在1941年给林、谢二人的信中说，对现行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争论问题，“我的了解仍不足，现行政策的几个根本点(预算分散，货币，运盐)，又尚在执行中，最后的谁是谁非，还无法作结论”。信中建议他们“从反面(即现行政策的正面)设想，现行政策固然已出了很多毛病，但另一政策是否就毛病较少?从相对性设想，勿只从绝对性设想(即只设想现行政策完全是错的，另一政策完全是对的)”。信中还说：“注意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例如在税收工作上，在纸币发行工作上，在领导方式上，我觉得都是有严重缺点的。”④1941年8月5日，毛泽东在给谢觉哉的信中又说：你的各信我都转给弼时、王明、高岗、陈正人四同志看，使他们多了解你。“他们都愿意多和你及林老谈，都愿把事情把关系弄好。好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过去的一些‘气’，许多也是激起来的，实在不相宜。我因听得多，故愿与闻一番，求达‘和为贵’之目的。现在问题的了解日益接近，事情好办”。毛泽东还叮嘱谢老：“你身体有病，切勿过劳。”毛泽东不久又写信给谢觉哉强调：“大家都希望统一一致与统一行动，我意须确定统一行动纲领，否则无法统一。”⑤
　　在给政府方面的同志做工作的同时，毛泽东也给西北局的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如他曾给高岗和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写信，把谢觉哉的信和安塞来的报告附上，说：“如安塞报告，情形是很坏的，是否属实?你们是否有此类调查?是否你们所得的仅偏于好的一面，而事情之实际则基本是坏的，即是说运盐是行不通的。又报告所说‘向友区迁徙’，‘收成已坏’，‘无人锄草’等项是否属实，统请见告。”⑥
　　为了协调边区政府与西北中央局的关系，1942年9月1日中央颁布在各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决定后，毛泽东决定把李维汉调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任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毛泽东为此与李维汉在枣园作了长时间的谈话。毛泽东的讲话主要有五点内容：一是要讲团结，全边区要团结在以高岗为首的西北局周围，边区政府内部要团结在以林伯渠为首的政府党组周围；二是要精兵简政；三是要发展生产；四是要搞好文化教育工作；五是要搞好“三三制”政权，此事，陕甘宁边区一定要带头搞好。毛泽东还对他说：“延安好比英国的伦敦。”⑦此意在于强调陕甘宁边区在执行党的政策中应起带头、示范作用。
　　毛泽东为协调好边区党政关系，真可谓用心良苦。
　　边区的军队与政府、与群众的关系，一度也出现了问题。主要是由于陕甘宁边区相对于其他根据地战事较少，无形中放松了纪律教育，加上物质困难，某些旧思想、旧作风的残余沉渣泛起，因而导致某些部队出现了不尊重政府、违反群众纪律、脱离群众的现象，如不执行政府的法令，不尊重政府工作人员，超越军队权限擅自代行政府职能，侵犯群众利益，甚至打人骂人等。这种情况使党中央、毛泽东很不满意。在一次会上，当留守兵团负责人报告说他们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进步时，毛泽东非常激动地说：成绩，成绩!用不着说那么多了，有成绩是应该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讲成绩，而是找缺点。后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对野战政工会议的意见，指出：在政权及地方党未建立的地方，军队政治机关应负责建立起政权和地方党，而在建立过程中，必须严格实行党的政策；在政权及地方党已建立完备的区域，军队不应干涉地方政权及党的工作，而应尊重他们，成为遵守纪律的模范。应当与军队中破坏居民纪律的行为，不爱护根据地，浪费人力物力，不尊重政府及地方党以及一切脱离党的政策的行为作严格的斗争。毛泽东还多次强调，军队党与地方的关系中，应更多更严的要求军队党负责任。如遇纠纷，应更多地责备军队党。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一般应多要求多责备军队干部。
　　针对上述问题，按照毛泽东的一贯要求，高岗在高干会上作了关于统一党的领导问题的报告，林伯渠作了关于整顿政府的报告，陈正人作了关于整党整顿民众团体的报告。与会代表结合这些报告进行了充分而热烈的讨论，展开了尖锐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了过去某些党员干部把党和政、军、民众团体并列的观点，明确了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的观念。政府内系统林立，各自为政，脱离下层群众的某些现象，受到与会者的普遍指责。而民众团体强调特殊利益，不重视总体利益，工作中有第二党、第二政府等倾向，也受到严肃批评。在会议上发言的总共有70余人之多，从县团级干部，直至边区的许多高级干部，都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贺龙、徐向前和萧劲光等，对军队所作的自我批评尤为深刻。如果说，对于历史问题的讨论能体现共产党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宽阔胸怀，但许多问题毕竟已经事过境迁，受批评的同志现在已经不负重要的工作责任了，那么，对于当前问题的讨论，对现在仍负主要责任的领导人的批评和他们所作的自我批评，则更能展示共产党人不掩饰自己错误的特性。会议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使与会者感到振奋。参加会议的独一旅旅长高士一说：“参加这次大会是最彻底的整风，不但脱了裤子，还洗了澡，擦了背，一切大的毛病小的毛病都暴露了，都医治了，使我得到了最宝贵的教育。”⑧
　　对当前主要偏向讨论的结果，就为实现党的统一领导奠定了基础。会议决定，边区一级党政军民的工作，都归中共西北局统一领导，分区一级党政军民的工作，归党的地方委员会统一领导。党的领导体制问题的解决，使边区党在思想上、政策上和组织上得到统一。在军民关系上，大会决定由留守兵团发起拥政爱民运动，由边区政府和各民众团体提议发起拥军爱民运动。会议还决定重新登记党员，把不可挽救的分子清洗出党，以纯洁党的组织。
　　在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的基础上，会议还为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和财政工作制定了正确的方针。这是第三个成果。
　　从1938年以来，党中央、毛泽东就很重视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提出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方针。特别是在日军进攻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加紧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陕甘宁边区出现极大的物质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一再提倡大力发展生产，实现自给自足，使人民丰衣足食。事实上，为解决物质困难，支持长期战争，党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并取得了一定效果。据1941年的统计，边区农业、畜牧、纺织、运盐、合作等事业都有了很大发展，军队的经费有60%至80%达到自给，机关学校的经常经费有57%至90%可以自给。
　　为了解决过去在经济问题上的争论，确定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方针和任务，毛泽东向西北高干会提交了长达十多万字的题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书面报告。这个报告有很大一部分是李富春写的，里面的许多材料也是由李富春等搜集的。毛泽东对这个报告也付出了许多心血，添加了许多分析。这个报告代表了毛泽东的观点。报告共分十章，涉及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合作事业、盐业、自给工业、军队生产事业、机关学校生产事业和粮食工作等多方面的内容。
　　毛泽东在报告中着重批评了那种不从发展经济、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思想，也批评了离开具体条件搞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发展计划的冒险思想。在公私关系上，他提出了“公私兼顾”或“军民兼顾”，批评了不顾战争需要单纯强调施“仁政”的观点，也批评了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地加重人民负担的观点。他说：为了抗战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同时要使人民经济有所生长、有所补充，才能支持长期抗战。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否则就会军民交困，一切也就无从说起了。“所以党与政府必须以极大力量注意人民经济的建设，乃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任务”。⑨
　　毛泽东在报告中阐述了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正确方针。毛泽东在报告中还根据边区人民和机关学校的经验，向大会进一步指出发展经济的方向应是农业、手工业，而发展经济的基本方法应该是在公私兼顾的原则下组织劳动力。在民营经济方面，劳动力的最好组织形式就是合作社(农业生产中的“变工队”即劳动互助社、延安南区的生产消费信用综合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这种经济发展的所得应该首先用以改善农民自己的生活，其次用以支持抗战的政府和军队，再则是用以交给未经土地分配地区的地主，以便在减租减息后，团结他们共同抗战。在公营经济方面，劳动力本来就是有组织而易于调节的，但在边区条件下也应该实行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也应该在一定限度内允许自己享用自己的所得，以便发展群众的积极性。把这两支大军指挥好了，我们是不怕任何困难的，我们是有伟大前途的。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毛泽东还强调必须实行精兵简政政策，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精兵简政要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官僚主义五项目的。
　　毛泽东还确定了边区工作的中心是经济和教育。他指出，中心工作或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边区的条件说来，就大多数同志说来，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和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我们如果认真地做好了这项工作，我们就算很好地援助了前方的战争，我们也就算是很好地协助了大后方的人民。两项工作中，教育(或学习)是不能孤立地去进行的，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和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伤着的。
　　这篇《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书面报告，由贺龙在12月21日、29日向西北局高干会作了传达。报告的第一章《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在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改题为《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毛泽东的报告一扫那种轻视经济工作的错误思想，并使原来觉得经济问题没有味道的人感到这个问题引人入胜了，使原来觉得经济问题没办法解决的人感到可以左右逢源了。与会代表无论是在大会发言中，还是在小组讨论中，都踊跃发言。
　　朱德是大生产运动最热心的倡导者，他向大会特别指明了军队重视农业生产的必要，非常生动地告诉大家在南泥湾开展大生产的经验和1943年的计划。他指出，在边区这样的条件下搞生产，不但为我们自己解决了改善生活减轻人民负担的问题，也是全国的问题。将来全国的军队，都可以效法我们的样子。此外，他还就发展农村副业、水利、畜牧、运盐、生产合作社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
　　贺龙在《整财问题报告大纲》中指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是马列主义经济学在边区的具体运用，是活的马列主义经济学(不是能读《资本论》不懂边币的经济学)。他还说，毛泽东在这部著作中，不是夸夸其谈地提出一般的方针与任务，而是对于每个问题都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确定今后能做应做的事，并详细地指出如何实现的方法(开荒、移民、水利、纺织、合作社、运盐、调剂劳动力，均有极生动模范的例子)。他解决了摸索几年的、聚论纷纭的许多财经问题上的原则问题、实际问题。
　　参加讨论的党外人士李鼎铭说：“我看了毛主席写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我是非常满意的。这个文件全是从实际出来的，没有一句空话，所有他提出的东西，某些能做到的，某些不能做到，他调查得消清楚楚，我也不能另外加什么话了。”他表示拥护边区推行的屯田政策、移民政策、运盐政策等。对于减租减息政策，他说：“在今天的抗战环境下，要叫农民有很大的兴趣种地生产，必须要他有利，所以我们一定要进行减租减息运动。所有实行我们的号召减租减息，我们就一定保证交租交息；如果不实行减租减息，那我们也不保证交租交息。”⑩
　　其他参加讨论的党外人士如绥德县长霍祝三、米脂县长马继堂，都在讲话中表示完全赞成毛泽东提出的财政经济方针。
　　会议完全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确定边区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生产和教育两项，而在这两项中间又以生产更具有决定意义。这就为陕甘宁边区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经济问题讨论结束前，大会又特请刘少奇、任弼时作了三天讲演。刘少奇在讲演中指出领导工作的特殊重要意义，因为领导者不能以限于努力工作就算尽职，还必须善于掌握领导艺术。他详细说明了什么是领导艺术和今天党内许多同志在领导工作上的弱点，还详细介绍了华中减租减息运动的经验，对大会影响很大。任弼时则尖锐地提出了在边区党政系统反官僚主义倾向和在军队中反军阀主义倾向的问题，指出过去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领导作风必须迅速转变为完全适应于今天新时期的新作风，否则高级干部会议的任务是不可能真正完成的。
　　为了提高干部对于精简工作的认识，鼓励干部努力工作，1943年1月14日，在西北局高干会闭幕式上，西北局给近年来领导经济建设及公营经济事业成绩昭著而又克己奉公，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干部第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第三五九旅供给部长何维忠、供给部政委罗章，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县长刘秉温、四科科长胡起林，延安县南区合作社主任刘健章，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专员马锡五，第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华池县县长李丕福，关中地委书记兼专员习仲勋等22人授奖。而对第三五九旅、延安县委和县政府以及延安县南区合作社三个单位予以奖励。毛泽东还分别为所有授奖的同志和单位题词。
　　如果说，西北局高干会议的上述三大成果，都是实践中的问题，那么，毛泽东于1942年11月21日、23日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十二条》的报告，则为这次大会增添了浓重的理论色彩。这次会议能够至今还被人们关注，虽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还是这个报告所具有的内在力量，那是一种超越历史阶段的理论上的影响。
　　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论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塞维克化》一文中提到的布尔塞维克化的十二条作了详尽的解释，发挥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观点。
　　毛泽东的讲演一开始就提出：现在拿我们全党来说是怎样的情况呢?拿我们全党来说应该这样看，我们是向着布尔塞维克化。要使布尔塞维克化我们党实在有多少条件?具备了多少条件呢?一般地说我们是布尔塞维克党。中国共产党经过21年的斗争，可以说是布尔塞维克党。从她的路线、工作、经验、觉悟程度、同群众的联系来说，是一个布尔塞维克党，但是要讲到化，什么叫“化”呢?“化”就是彻底得很，就是完全得很，完全的布尔塞维克。拿这个标准来说，完全布尔塞维克化，现在我们还差，还有许多条件不具备或者不完全具备。接着毛泽东联系党的实际状况，对十二条逐条进行诠释，思想丰富，语言生动，使大家很受教育。(11)
　　毛泽东所阐述的几个有理论意义的观点是：
　　(一)党是领导其他一切组织的最高组织形式。
　　斯大林在论党的布尔塞维克化时所列举的第一条说：“必须使得党不把自己看成为国会选举机构的附属物——像社会民主党在实际上把自己看成的那样，也不能成为职工会的不要钱的附加品——如某些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分子有时对于这点所反复说的那样，而应看作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之最高形式，负着领导无产阶级的其他一切形式的组织——自治工会到国会党团——的使命。”(12)
　　毛泽东在讲解这条时，主要阐述了党与政府、军队、民众团体的关系。他指出，现在拿我们各个根据地来说，我们有政府，我们有军队，我们有民众团体，党就是领导政府、领导军队、领导民众团体的。除了这三种以外，我们还有党务工作。整理党的组织整理党务工作的目的，就是为着把政府搞好，把军队搞好，把民众团体搞好。我们做的党务工作里头包括干部工作，为什么要把干部工作搞好呢?因为这些干部，不是军队干部就是政府干部，大多数干部——除了少数党务工作的干部以外，十分之九是军队干部和在政府、民众团体工作的干部。因此做党务工作的目的，就是要搞军队、搞政府、搞民众团体。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把这些搞好，才好跟敌人作斗争。毛泽东联系到当时存在的向党闹独立性的问题，指出，现在存在着这样一种观念：你这个党就管你们的党务工作，我的政府你少管一点，我的军队你少管一点，我的民众团体你少管一点。从少管到不管，从不管到反对，如张国焘，他不要党管，他自己搞一个中央，“陈桥兵变”，黄袍加身，“闹独立性”，自己有军队，反对中央管他，而他要推翻中央。另外，就是抗战中有这样的同志，中央的命令他不执行，或者是服从一部分，不服从一部分，这些在军队里也存在。合我脾气的我服从，不合我脾气的我不服从，口里没有公开讲不服从，但心里却这样想，做起来是这样做。在边区党政军民关系上，就有这样的现象，党的意志、决议不能够执行。比如在党政军民关系上，军民合作相当长期不能执行，没有法子贯彻执行，是一个严重的原则性的问题。政府的工作，政府执行的政策，应该符合党的政策。群众团体不能闹独立性，也要符合党的政策。针对过去对党的概念含糊不清的现象，毛泽东指出：什么叫党，我们所谓党是指一切党员。党是由党员组成的，一切党员就是党的组织，我们要承认这一次大会上调整关系的决议案，承认党是一切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一切无产阶级政党以外的其他组织，通过它的党员，一切都要归党的领导。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在讲解斯大林所说的第二条“必须使得党、特别是它的领导者，完全地精通与革命实践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时，详细地论述了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指出从党的建立到第一次大革命前期都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之下的，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理论领导了大革命。大革命后期出现的陈独秀主义离开了马列主义，内战时期出现的立三路线、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路线，都是非马列的、甚至是反马列的。后来的张国焘也是如此。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比较正确，用真正的马列主义纠正了以前的错误，当然也还有一些残余存在。对待这种残余的态度有两种，一种是自由主义态度，一种是向他们作斗争。毛泽东指出，遵义会议以前，在党内关系问题上，主要偏向是过火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内的主要偏向是自由主义，而不是过火的斗争。毛泽东还结合党内的现状，指出过去犯“左”倾错误的同志在遵义会议以后就容易犯自由主义倾向。这次会议上就反映了很多对待过去采取自由主义态度的。为了克服自由主义倾向，毛泽东鼓励全党同志要多读马列主义理论书籍，多进行理论学习。他号召党的高级干部每一个人读三四十本书，从《共产党宣言》起，到《季米特洛夫文选》止，可以分几等学习。他指出，如果我们这样实行，就把我们的党大大地武装起来了，我们的面貌就要有进步，我们的布尔塞维克化就能化得更好。毛泽东建议说，在这次高干会议以后，我们应该有一个学习，看书能看进去的同志，能看懂的同志，我们要有这样的目的：一个人选择十几本书，认真地天天读，一遍一遍地读，在职的三年为限，学校的十个月为期，一定要实行斯大林讲的这第二条，实行这第二条，使我们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了。如果不然，不能讲我们就是布尔塞维克化了。
　　(三)只有群众的实践是检验党的决议、政策和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尺度。
　　斯大林所说的第三条是讲党在制定各种口号、指示时，不是根据熟读了的公式和历史上的类比，而应根据对国内和国际具体条件的分析。第四条是讲“必须使得党在群众革命斗争的烈火中检查这些口号和指示的正确性”。
　　毛泽东在讲解时首先指出第三条是讲方法论、思想方法问题。制定口号、指示时，国际条件、外国的经验固然要考虑，但主要的是对我们国内的具体情况加以周密的研究和分析。接着，毛泽东在讲解第四条时，阐述了他的一贯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说：理论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从客观实际得到证明的。他在这里讲话，决不能说他的话讲出，就完全正确，要在实行以后，证明它是正确的，才算正确。今后任何领导者，任何同志，都要有这样的态度。客观实践，是考验真理的标准尺度。用什么尺来量真理呢?就是用实践这个尺。所以说不在他的决议案和宣言，而在他的行动。毛泽东的这一观点，是有长远意义的。
　　(四)反对党内“左“与右两种错误。
　　斯大林讲的第五条是说必须使党的全部工作改造过来，建筑在新的、革命的步调上，它使得党的每一步骤和每一行动自然而然地走向使群众革命化，走向在革命的精神上培养和教育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毛泽东指出：这一条的原意是党不要有社会民主党的作风，要有布尔塞维克的作风，不要有改良的作风，要有革命的作风。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我们党有两种缺点，一个是“左”，一个是右。现在我们党内自由主义相当浓厚，我们应该反对自由主义，同时也要反对过左的错误。毛泽东的这段话，实际上是阐述了在党内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问题。
　　(五)革命性、原则性与灵活性、机动性相结合。
　　在斯大林论布尔塞维克化的十二条中，第六条是说：“必须使得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最高的原则性(不要把这与宗派主义相混淆!)和与群众的最大限度的联系及接触(不要把这与尾巴主义相混淆!)相配合。不然，党不仅不可能教导群众，而且也不可能向群众学习；不仅不可能引导群众和把群众提高到党的水平，而且也不可能倾听群众的呼声，以及推知群众的迫切需要。”第七条是说：“必须使得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不可调和的革命性(不要把这与革命的冒险主义相混淆!)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机动性(不要把这与迁就行为相混淆!)相配合。”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对这些思想作了重要发挥。他说，在对待群众工作上，这就是既要教育和指导群众，又要最大限度地和群众接触，并向群众学习；在处理统一战线关系上，既要以不可调和的革命性，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又要讲最大限度的机动性、妥协性，联合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阶级共同抗日。毛泽东还说，列宁写了一本书，叫“‘左派’幼稚病”，告诉党员要把革命性、原则性同灵活性、机动性配合起来。我们有的同志不大注意这本书，不懂得这个道理，不是犯右的错误，就是犯“左”的错误。毛泽东又举彭湃为例说，他懂得这个道理。他出身地主，是个大学生，后来又做了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但为了做农民工作，不得不同农民一起拜观音菩萨，农民把他看成自己人，听他讲革命道理，他家乡的农民运动就发动起来了，他本人成了农民运动的大王。毛泽东说，这里有时要迁就群众的落后，听他们的呼声，但是要领导他们前进，要用革命道理教育他们。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运用在统一战线上就要讲究战略战术、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在抗战时期，这就要一方面“革命不忘妥协”——既坚持共产党的革命奋斗目标，又联合资产阶级甚至地主共同抗日，另一方面“妥协不忘革命”——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与一切投降、倒退、分裂行为进行斗争。因此，毛泽东号召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在群众工作上既反对关门主义，又反对尾巴主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既反对冒险主义，又反对投降主义。
　　(六)对党内不同错误的性质要区别对待。
　　党的历史上有许多人犯过错误，有思想错误，有路线错误，派别活动等等，各种错误的性质是不同的。对于不同的错误应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但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党对不同性质的错误没有给以适当的区别，导致在党内斗争方式上采取单一模式。用毛泽东在报告中的话来概括这种情况，就是对小的错误、个别的错误也给以无情的打击，共产党员犯了错误跟反革命没有区别。毛泽东指出，对党员小的错误、个别的错误包括整顿三风的思想斗争，这是以无产阶级思想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大多数同志来说是这样的性质，这要用教育的方法、治病救人的方法；但是对于一贯的路线错误，同党对立起来组织派别反党，以至于走到反革命，则应当清洗出去，不能当党员，这是革命对反革命的斗争。毛泽东还指出，这两种斗争是互相联系的，在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发现了反革命，展开了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但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斗争，不能混同。当然，对于反革命分子或特务分子，也允许他们回头，给以活路，不是斗争致死。胡乔木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认为这是建国后提出的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理论的萌芽，说“有了过去沉痛的历史教训和这样明晰的思路，在群众性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后，毛主席提出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就有其自身的理论逻辑和历史的必然了”。(13)
　　(七)从组织上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毛泽东还对斯大林所说的党要不怕批评、选拔优秀分子进入领导核心、消除腐化的机会主义分子、建立铁的纪律等问题，作了相应的解说。毛泽东指出如果党害怕承认自己的缺点，害怕及时地公开地承认和纠正自己的缺点，那么党就不免于灭亡。公开地承认错误，揭露产生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郑重的党的标志。对于领导核心问题，毛泽东说领导核心有什么条件，斯大林讲两个条件，就是要十分忠诚，十分有经验。对于腐化分子，毛泽东说不够党员资格的，也要清洗，还要经常吸收好的分子。关于纪律问题，毛泽东则强调建立铁的纪律，是区别于社会民主党的条件之一，也区别于自由主义；建立铁的纪律的基础是思想的统一。对于斯大林最后所说的党应有系统地检查自己的决定和指示的执行，毛泽东说整顿三风以后我们要有一次大检查。这次高干会也算是一次大检查，会后要进行精兵简政，整党、整政、整军、整财政、整经济、整民、整关系，是有系统的，而且是有威信的人去检查。这些观点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发挥，也是对当前延安整风运动的具体指导。
　　毛泽东非常重视斯大林提出的这十二条，说这十二条很值得我们好好地研究一下，并把它称之为我们全党的“圣经”。但他紧接着又强调指出：是“圣经”，而不是教条，是可以变化的。
　　在西北局高干会议的闭幕式上，毛泽东作了关于领导问题的讲演。他用“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两句话，阐明领导的真实意义，指出党的领导就是集中人民意见，经过思考研究变成党的意见，然后又把党的意见拿到人民中去实现，这就是所谓群众观点和领导艺术，就是真正的理论与实际的联系。这一思想与上述对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的阐述，同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指导性原则。
　　在长达88天的会议过程中，与会代表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陕北的冬天是寒冷的，但与会代表每天散会后，仍在灯光下、炭火旁议论纷纷，欲罢不能。其原因一是在于会议所解决的问题都是每个人所深切关心的问题，二是在于会议充满了民主精神，人们用整风精神开展了认真而热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调动了每一个人的积极性。这样的会议，不能不对今后的实际工作产生重大影响。
　　西北局高干会议以后，陕甘宁边区各分区、各县都先后在党内外干部中传达了会议精神。据《解放日报》记载，1943年1月29日，西北局邀请在边区政府和参议会中任职的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贾拓夫向他们传达了高干会议的精神。他们听了传达后，一致赞誉高干会议的成功。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说：我对高干会这些决定，觉得很满意。这次会议是思想上与制度上的大转变，将来贯彻下去，见诸实行，才是我们的收获。《解放日报》还发表社论，对会议所解决的问题作了简要的概述，盛赞会议取得的成果。
　　在会议精神的鼓舞下，边区的整风运动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陕甘宁边区各单位着重批评了干部中存在的自由主义与教条主义倾向。参加整风的干部把中央文件和高干会议的精神同自己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联系起来，以贯彻统一领导的原则为主，清算自身在贯彻统一领导问题上的错误思想，纠正和克服了一些党员干部对党的政策和上级组织闹独立性的现象。随后，各级组织根据会议提出的“七整”精神，以抓好精兵简政和发展生产为重点，深入地进行整风。会议的精神在实践中逐步得到落实。
　　①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5页。
　　② 毛泽东此处所说的“七整”，与前述西北局所说的“七整”，在具体内容和顺序排列上有所不同。
　　③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38—139页。
　　④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14—315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17、318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18页。
　　⑦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499页。
　　⑧ 《延安整风运动纪事》，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299页。
　　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20页。
　　⑩ 《延安整风运动纪事》，第305页。
　　(11) 毛泽东对《斯大林论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讲解主要资料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12—414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08—211页；房成祥主编：《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69—171页。
　　(12) 《整风文献》，新民主出版社(香港)1949年版，第247页。
　　(13)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