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挑起“芦沟桥事变”。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号召“全民族实行抗战”，“抵抗日寇的侵略”。
　　中国共产党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蒋介石被迫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开赴抗日前线，成为抗战主力。
　　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从延安出发奔赴前线。
　　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组织的救亡演剧队，分赴各地进行抗日宣传。
　　1月13日
　　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在城内凤凰山麓。延安从此成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成为革命的圣地、革命的摇篮和革命的熔炉。
　　1月20日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二期开学典礼会上讲话，说：“抗大象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他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钢刀，去创新社会，去打倒日本。”
　　1月25日
　　中共中央文化教育编委会编印的《抗日歌集》第二版印出。其中收入大众最爱唱的五十首歌曲，有新编的救亡歌，有过去苏区经过审查修改的进行曲。
　　苏维埃中央政府办的《红色中华》(油印报)刊登《一二八纪念歌》。
　　1月26日
　　中国文艺协会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到会五十余人。经过讨论，对于写作、研究、出版、联络和组织等工作作了新的规定。
　　中国文艺协会成立于1936年11月22日保安县即志丹县。第一次筹备会11月15日召开。发起人有丁玲、伍修权、徐特立、徐梦秋、洪水、李克农、成仿吾、李伯钊。陆定一、危拱之等34人。协会“缘起”说：“为了联络各地的文艺团体、各方面的作家，以致一切对文艺有兴趣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目标下，共同推动新的文艺工作，结成统一战线中新的战斗力量，所以我们组成文艺工作者协会。希望一切在战争中有文艺兴趣的同志们共同来参加。”
　　22日上午9时召开成立大会，到会会员及来宾共百余人。李伯钊为主席，报告协会成立的意义。丁玲报告筹备经过。由毛泽东同志提议、全体会员通过，该会定名为“中国文艺协会”。毛泽东、洛甫、博古、林伯渠、徐特立、凯丰、吴亮平等相继讲话。
　　毛泽东同志说：“中华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今天这个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过去我们是有很多同志爱好文艺，但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没有专门计划的研究，进行工农大众的文艺创作，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因为现在中国有两条战线，一条是抗日战线，一条是内战。要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首先我们就要停止内战。但现在有人不愿停止内战，反而来进攻抗日主力的人民红军，要消灭抗日的领导者和核心的苏维埃，要消灭一切抗日力量，抗日的文艺也要消灭。所以我们要抗日，我们首先就要停止内战。怎样才能停止内战呢?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你们文学家也要到前线上去鼓励战士，打败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所以在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运动中，不管在文艺协会都有很重大的任务。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
　　大会通过会章。选出丁玲、成仿吾，贾拓夫、王亦民(汪仑)、徐梦秋等十六人为干事，组成干事会。第一次干事会推定丁玲为主任，王盛荣为组织部长，王亦民为联络部长，成仿吾为研究部长(暂由丁玲代理)，徐梦秋为总务部长。并推徐梦秋为机关志编委主任，李伯钊为俱乐部主任，洪水为图书馆主任。组织部即通知各地和红军成立分会，着手调查登记会员；研究部拟定研究计划进行编组；联络部函告白区各文艺团体与个人建立联系；在机关志未出版前暂在《红色中华》出不定期副刊。
　　“文协”成立后，《红中副刊》于1936年11月30日的创刊号上发表《“中国文艺协会”的发起》这篇带“宣言”性的文字，宣告了中国文协的宗旨和任务：“……培养无产者作家，创立工农大众的文艺，成为革命发展运动中一文战斗力量，是目前的重大任务，特别在现时全国进行抗日统一战线的民族革命战争中把全国各种政治派别，各种创作倾向的文艺团体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以无产阶级的文学思想来推动领导，扩大巩固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力量，更是党和新苏维埃新政策下的迫切要求。”
　　中国文协办的《红色中华副刊》(徐梦秋主编)第一期出版。丁玲在《刊尾随笔》中写道：“战斗的时候，要枪炮，要子弹，要各种各样的东西。要这些战斗的工具，用这些工具去打毁敌人。但我们也不应忘记使用另一样武器，那帮助着冲锋侧击和包抄的一支笔!一支笔写下了汉奸的秦桧，一直使千年秦桧都长跪在岳庙的底下，受尽古往今来游人的尿屎。《三国演义》把曹操写得太坏，一直到现在戏台上的曹操的脸上就涂着可怕的白色，那象征着奸诈小人的白色。所以有人说一支笔可以生死人命，那我们也可以说一支笔是战斗的武器。”
　　1月29日
　　朱德总司令为祝贺徐特立六十寿辰写的一封信《你是一个老怪物》：
　　徐老头，你是一个革命职业家，你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又是一个教育家。你一生能勤工俭学，能耐苦耐劳，反抗社会不平制度，并要征服自然，你是一个百折不屈的老革命家。你是封建社会里生长的人，从小就背叛封建社会的习惯，就染着了资本主义革命气习，嗜好民主自由平等的味道，参加了中国一贯的民族革命。你为得要看穿资本主义的西洋镜，曾跑到了最标本式的欧洲巴黎等地去勤工俭学，仍是不合你的脾胃。毕竟你是一个老怪物，一直跑到了共产主义的营垒来，做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老战士，你才算是死心塌地的做了下去。我俩在同一战线中奋斗，在南昌暴动至东征，中央苏区至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以至今天，都在一路。我所见到你的革命精神与行动，真是可钦佩的。尤其是你的耐劳忍苦的模范，更兴奋了红色指战员及一般的同志。就是那些悲观失望，想掉队落伍的人，想起我们徐老头的样子。也就起来跑了。你是革命模范的人，你是革命前进的人。不管革命历史车轮转得好快，你总是推着他前进的。此祝徐老头万岁!
　　1月30日
　　毛泽东同志给徐特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一封祝寿信，赞徐老：“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
　　中国文艺协会赠歌祝贺教育部长徐特立六十大寿：“苏区有一怪，其名曰徐老。衣服自己缝，马儿跟着跑。故事满肚皮，见人说不了。万里记长征，目录已编好。沙盘教学生，AEUIQ。文艺讲大众，现身说明了。教育求普及，到处开学校。绿水与青山，徐老永不老。”
　　这首诗，是丁玲、周小舟(毛主席秘书)、徐梦秋(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在买了一块红缎子之后一起凑成的。毛主席听了说：“前边两句写徐老长征时的神态，很好。‘衣服自己缝，马儿跟着跑’，真是那样，很现实，这是谁都知道的。末尾两句也好，‘绿水与青山，徐老永不老。”
　　1月31日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起为徐特立祝寿活动。新华社题字：“恭敬徐教育部长特立同志六十寿辰。”莫文骅(抗大政治部副主任)文章《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徐特立同志万岁!》亚光文章《徐特立同志是模范的青年》。还有徐特立写的《自传》和《我的答词》。
　　丁玲在《新中华副刊》第五期发表《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这是丁玲1936年10月31日离开西安奔赴陕北保安之后写的一篇重要散文。丁玲到达党中央所在地保安之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等领导人出席的晚会的欢迎。丁玲说：“这是我有生以来，也是一生中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吧。我是那么无所顾虑，欢乐满怀的第一次在那么多的领导同志面前讲话。我讲了在南京的一段生活，就象从远方回到家里的一个孩子，在向父亲、母亲那么亲昵的喋喋不休的饶舌。”毛泽东同志问她：“丁玲，你打算作什么呀?”丁玲不加思索地说：“当红军。”毛泽东同志告诉她：“好呀!还赶得上，可能还有最后一仗，跟着杨尚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政治部副主任)他们领导的前方总政治部上前方去吧!”丁玲不久便到陇东前线，跟随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左权是军团长，聂荣臻是政委。《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就是根据左权口述、丁玲写下的一篇记述红军战斗的散文。在前线，丁玲收到毛泽东同志用电报发来的欢迎词，词名为《临江仙》：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支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丁玲看到后，喜出望外，激动异常。在战乱年代里，她为了保存这一珍品，于1939年将它寄给在重庆工作的胡风，委托他妥为保存。胡风一看惊呼起来，认出这是毛主席的亲笔字。他深感责任重大，便将它放在牛皮纸信封里，上写“毛笔”二字，以防国民党特务查抄。并将信封装在胡风用来珍藏自己稿件的皮箱里，始终带在身边。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胡风去香港。行前，将它夹在日记本里，用钢笔写上“丁存”二字，留在郊区一个亲戚家里。1943年胡风返回重庆又取回。抗战胜利后，它和其他物件一起被带回上海。全国解放后，杂事甚多，此事被忘却了。直到1953年，胡风忽然想起，赶快将它从旧日记本中取出，放在自己的书桌里，准备找个机会交还丁玲。不幸胡风被捕，它同其他杂物一起被放在公安部的档案柜里，同样遭到禁闭，时达十年之久。1965年胡风被判刑，它有幸没有当成禁品没收，仍由胡风家人保管。但此时丁玲也遭奇冤而失去了自由。十年动乱中，虽经红卫兵多次抄家，但都未看重这个破箱子。直到1982年，胡风因病从成都返回北京，这才将流落在外四十多年的这一珍贵文物归还了原主丁玲。(详见梅志：《四十一年话沧桑》，《新文学史料》1982年3期)
　　2月3日
　　丁玲在《新中华副刊》发表《彭德怀速写》，并配有她自画的彭德怀(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速写像，线条粗犷，笔力刚劲，生动地勾画出了彭总那种威严，纯朴、宽厚的性格。
　　2月10日
　　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国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提出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2月19日
　　陕北锄头剧社举行成立大会。到会群众、部队、机关团体将近千人。省委代表讲话指出，目前统一战线即将实现，剧社担负着教育群众的伟大任务。剧社演出《抗日先锋》与《过新年》两剧，博得观众赞许。
　　《新中华报》(社长向仲华)刊登青年救国会之歌《中国青年前进曲》。
　　2月间
　　毛主席写信给军委后方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同志，委派丁玲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丁玲说：“这是多么难得的好条件啊!我实在应该从这里开步走，好好当红军。毛主席教导我首先要认识人，一个个地去认识。我在政治部当了一个月的副主任，那里的团长、政委、主任同我朝夕相处，我至今仍然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这一个月，尽管我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不会做，也做不好，但这一个月的经验，却在我以后的工作中产生了影响。”
　　2月——3月
　　中国文协戏剧组由黄植、廖承志、朱光负责。第一次公演的《矿工》，是由日本名剧改编的。廖承志饰老矿工，朱光饰矿工儿子。其他角色大多由北平来的学生担任。演出是成功的。反映西班牙工人斗争的独幕剧《秘密》，丁玲、徐梦秋、廖承志听了剧本朗读同声说好。丁玲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剧本，但非常难演而且不容易演得好。因为它的人物和剧情非常简单，完全要靠演员的表演来缔造。用这剧本来训练演员那是最好没有的事。”全剧五个人物，廖承志饰警长，王汝梅(黄华)、黄植饰警察，朱光饰工人，王玉清饰半疯工人。在汽灯照亮下，演出获得一片赞扬声。朱德、博古望着演员笑，毛泽东同志看后对廖承志说：你们好好的努力，多排些好的新戏出来，让我们可以多看几出好戏。(详见每日译报丛书《西北特区特写》)
　　3月1日
　　文艺协会和新中华社联合集会，欢迎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到延访问。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徐特立、吴亮平等出席会议。丁玲主持会议并作简短讲话。继由文协李殷森(即朱正明)代表致欢迎词。史沫特莱发表长篇自传式的演讲。讲她在美国当过工人，同印度革命者结过婚；来华前任德国某报记者。“九·一八”前到过东北，始终同情和帮助中国革命。她第一个写了关于中国红军的英文著作《中国红军的行进》，写过法文作品《中国在斗争中》。她同丁玲是好朋友。黄华(王汝梅)当翻译。毛泽东同志以“围剿”二字作了简短演说。朱德、林伯渠、徐特立、吴亮平也讲了话。
　　3月6日
　　毛泽东同志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谈话：《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
　　3月7日
　　人民抗日剧社正式成立。前身为列宁剧团，后改为工农剧社。长征来的危拱之任工农剧社主任，刘保林任歌舞班班长，杨醉乡任戏剧班班长，共四十人。中央党校教务主任成仿吾写出话剧《三姐妹》，教员冯雪峰写出《苏维埃活报剧》，中央粮食部秘书长雷经天写话剧《战场上的婚礼》，中央军委王世荣写《军事活报剧》、《统一战线活报剧》，危拱之写《生产舞》。人民抗日剧社除原有中央剧团及各分社外，又加入了平凡剧团、铁拳剧团、青年剧团。黄植、廖承志、朱光都参加了这个组织。黄植原是上海戏剧家，任主任。北平的木刻家并擅长戏剧的温涛，任副主任。该社负责同志谈：为着适应革命形势需要，把人民抗日剧社扩大，广泛建立各地剧团。同时，苏区戏剧运动要有一个中心组织，这个任务应放在人民抗日剧社身上。总社就是总的领导机关，下设组织、编审、剧舞、总务四部。决定月内把过去剧本审查印行，并出版一刊物。剧社成立后，相继演出《亡国恨》、《秋阳》、《放下你的鞭子》、《死亡线上》、《察东之夜》、《蹂躏与反抗》、《撤退赵家庄》、《平地登天》、《李七嫂》、《没有祖国的孩子》、《汉奸的子孙》、《本地货》、《古庙钟声》。1937年夏，廖承志、赵品三、朱光、杨醉乡、董芳梅联合公演了《阿Q正传》一剧。廖承志扮演王胡，赵品三扮演阿Q，杨醉乡、董芳梅扮演尼姑。演出相当成功，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不时地鼓掌。公演《放下你的鞭子》和《察东之夜》，演员多是陕北农村人，演得相当真实。丁玲称赞说：“这是农民本色，他们的那种神气那种姿态，都是一个真的农民。他们是真实的、朴素的、自然的。其他的人是演不出来的。”
　　西安事变一发生，毛主席便到剧社讲话说：红色的文艺战士们，蒋介石被扣你们一定很高兴吧!该杀头，对不对?回答：就是该杀头。毛主席话语一转说：蒋介石的头杀不得。杀了头，日本鬼子高兴，亲日派高兴。中国就要发生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以可乘之机。我们的主张是让他答应我们提出的条件而放之，叫做逼蒋抗日嘛!你们见过驴子上山吗?它不上怎么办?不外乎三个办法。一是前面拉，二是屁股上推，有时还得用第三个办法，那就是用鞭子抽。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做赶驴子上山，逼着蒋介石抗日这件工作好不好?大家回答说：好!我们愿做这项工作。毛主席高兴地说：你们是人民抗日剧社，是党领导下的文艺组织，我相信你们能够把我们党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宣传得好。(详见杨醉乡：《回忆列宁剧团之演变及其革命活动》，《陕西文史资料》12辑)
　　3月15日，人民抗日剧社发出征求剧本启事：(一)独幕、多幕不拘，创作及翻译皆所欢迎。(二)剧稿一经采用，即酌奉薄酬——剧本二元至十元，歌舞活报五角至二元。(三)赐稿请写明姓名住址。(四)交稿处：延安西北青年救国会转本社总社。
　　3月10日
　　毛泽东同志致美国进步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一信：“自你别出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在谅好?我同史沫得列(即史沫特莱，美国进步作家、新闻记者，以《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身分来中国，1937年初访问延安。著有《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等书)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此问健康!”
　　周扬在《希望》创刊号上撰文，第一次介绍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著作《艺术与现实之美学关系》。这篇著作到四十年代正式译出全文出版。
　　3月27日——30日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张国焘的错误，作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任他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翌年四月，张国焘借祭黄陵之机逃出边区，在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四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3月29日
　　毛泽东同志致《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一信，说“你的文章(指范长江访问西安和延安后，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报道西安事变真相和中共抗日主张的新闻通讯)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寄上谈话(指1937年3月1日毛主席同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的谈话《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一份，祭黄陵文一纸，借供参考，可能时祈为发布。甚盼时赐教言，匡我不逮。”
　　4月间
　　新华通讯社在延安成立。
　　4月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特派代表林伯渠致祭黄帝坟墓，举行民族扫墓典礼。毛泽东、朱德祭黄帝文如下：
　　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恭遣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束帛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黄帝之陵。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社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交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河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渑，我为奴辱。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官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失勿谖。经武整军，昭告烈祖，实鉴险之，皇天后土。尚飨。
　　4月6日
　　《新中华报》刊登歌曲《亡国奴当不得》。
　　4月12日
　　西北青年救国会代表大会在中央大礼堂开幕。出席大会代表三百余人。选出冯文彬、刘英、胡耀邦、高朗山、宋继光等二十三人为大会主席团。冯文彬致开幕词。毛主席、周恩来、朱总司令、博古、林伯渠、徐特立等讲话。冯文彬作《目前形势与今后青年救亡方针》的报告。青救会主任为冯文彬，组织部部长为王盛荣，宣传部部长为胡乔木。
　　4月24日
　　中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解放》周刊在延安出版。主编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兼任，责任编辑吴亮平。丁玲在创刊号上发表短篇小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
　　5月2日——14日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苏区代表会议。毛泽东同志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
　　5月6日
　　《新中华报》刊登抗日小调，《打倒日本强盗》。
　　5月10日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总司令朱德发出征集红军历史资料的通知。通知说，今年“八一”是中国红军诞生十周年。在过去十年中，红军写下了许多蜚声国内外的辉煌史实。为着纪念这个有特殊意义的红军诞辰，决定大规模地编辑十年来全国红军战史。指定徐梦秋、张爱萍、陆定一、丁玲、吴奚如、舒同、甘泗琪、傅钟、黄镇、肖克、邓小平等十一同志为红军历史征编委员会委员。徐梦秋为主任。
　　现号召全体红军指战员就个人的见闻，把红军各种历史战斗写出来。征集项目：
　　历史——各部红军的产生和发展；
　　战史——各个战役和重要战斗；
　　长征史——片断的或全部的回忆；
　　史略——牺牲同志的传记或红军的故事；
　　报纸——过去的各种大报小报；
　　宣传品——过去的传单标语宣言等；
　　书籍——新编的翻印的铅印的或油印的；
　　图书——旧存的或新的；
　　剧本活报——过去印出的或补录的；
　　日记——机关和私人的；
　　歌曲——过去的各种歌曲土调山歌；
　　像片——旧摄的或新摄的；
　　纪念品——牺牲同志的或缴获的；
　　旗帜——自己的或缴获的；
　　奖章——牺牲同志的或自己的；
　　文件——过去一切决议、命令、通知、报告……
　　法令——红军的或苏维埃的。
　　1936年8月5日，毛泽东、杨尚昆为出版《长征记》发出征稿的电报和信：“现有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记载。为此，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9月5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来稿请于9月5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志谢意。”
　　1936年底，丁玲、成仿吾等“中国文艺协会”的不少成员，任红军历史编委会委员，对我国第一部大型革命回忆录《红军长征记》，作了艰苦的编校工作。该书于1937年2月22日编好，1942年11月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在延安出版。编者在《关于编辑的经过》一文中说：一九三六年春上海字林西报曾有以下的话：“红军经过了半个中国的远征，这是一部伟大史诗，然而只有这部书被写出后，它才有价值。”(大意如此，现无原文参考——笔者)这位帝国主义代言人虽然是在破例的惊呼红军的奇迹，但他也在恶笑红军的粗陋无文。可是现在这部破世界纪录的伟大史诗，终于在数十个十年来玩着枪杆子的人们写出来了，这是要使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失惊的，同时也是给了他一个刻骨的嘲弄。编辑这本书的动机，是在去年的春天。当时的计划是预备集中一切文件和一些个人的日记，由几个人负责写，但被指定写的人偏忙着无时间，一直延宕到八月。事实告诉我们不得不改变原定计划，而采取更大范围的集体创作，于是发出征文启事，并又从组织上和个人关系上去发掘计划中必须的稿件。到了十月底收到的稿子有二百篇以上，以字数计，约五十余万言。写稿者有三分之一是素来从事文化工作的，其余是“桓桓武夫”和从红角、墙报上学会写字作文的战士。我们怎样来采录整理和编次这些稿子呢?我们决定以下方针：一、同样内容的稿子，则依其简单或丰富以及文字技术工拙，来决定取舍。二、虽是同样的内容，散在两篇以上稿子里，但因其还有不同的内容，也不因其有些雷同而“割爱”。三、有些来稿，只是独有的内容，不管文字通与不通也不得不采用。四、有些来稿虽然是独有的内容，但寥寥百数十字，而内容又过于简单平常，那也只好“割爱”了。五、来稿中除一些笔误和特别不妥的句子给以改正外，其余绝不滥加修改，以存其真。六、编次的方法，是按着时间和空间。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所有执笔者多半是向来不懂得所谓写文章，以及在枪林弹雨中学会作文字的人们，他们的文字技术均是绝对在水平线以下，但他们能以粗糙质朴写出他们的伟大生活、伟大现实和世界之谜的神话。这里粗糙质朴不但是可爱，而且必然是可贵。全书按照长征的旅程编定篇目次序。第一篇为董必武的《出发前》，第二篇为李富春的《暂别了，江西根据地的兄弟》。作者还有张云逸、彭加伦、童小朋、艾平、肖华、莫文骅、谭政、陆定一、陈明、刘亚楼、雪枫、舒同、莫休、李月波，张山震、翰文、熊伯涛、陈士榘、邓华、王首道、一氓、曾三、文彬、刘忠、廖志高、谢觉哉、罗华生，黄镇、周士第、拓夫、王辉球、杨成武、何涤宙、周碧泉、李雪山、李治、徐特立等。
　　《红军长征记》，是一部划时代的集体巨著，初稿由许许多多身经二万五千里战斗历程的英雄们写成。它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伟大的工农红军“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的辉煌业绩。它的问世，是中国文艺史上的一个创举，也是丁玲、成仿吾等参加此项工作的同志们的一个不可磨灭的贡献。此项工作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任天马在《集体创作和丁玲》一书中报道《红军长征记》时说：“这初稿的内容是从许许多多身经二万五千里路程的征人们日记上采取来的。饥饿、战争、深水高山、正义、民族，和着血泪交织，成为它的骨干，再用艰难、愉快、努力、冒险，演绎成活泼动人的文字。象在呼号，象在泣诉，近代伟大的史实就洋溢在几百万字之中。”丁玲对这份工作十分重视，她把全部热情和汗血倾注进去。在她桌上放着厚厚一叠修改稿，上面有她书写的无数极小极工整的字。曾经有人问她对这项工作有什么感想，她毫不迟疑地回答：“它会使我感动，也会使我惭愧。我对这些伟大的事迹惊奇，受它的感动。我觉得我没有好好地多做一点事情，所以惭愧。从写作的观点上来说，我越看它越觉得自己生活经验不够。伟大的著作，决不是文人在纸上调弄笔墨所可以成功的。”
　　1937年4月15日，丁玲在《文艺在苏区》(载《解放》周刊1卷3期)一文中，详谈了这部伟大著作的写作过程。她说：征稿启事发出后，“从东南西北，几百里、一千里路外，甚至从远到沙漠的‘三边’，一些用蜡光洋纸写的，用粗纸写的，红红绿绿的稿子，坐在驴子背上，游览塞北风光，饱尝灰土，翻过无数大沟，皱了的纸，模糊了的字，都伸开四肢，躺到了编辑者的桌上。在这上面，一个两个嘻开着嘴的脸凑拢了，颤动的指头，一页一页地翻阅着。稿子集到了一尺高两尺高。这全是几百只手在一些没有桌子的地方，在小的油灯下写满了来的。于是编辑的人，失去了睡眠，日夜整理着，誊清着这些出乎意外，写得美好的文章：从长征出发前写起，一直写到陕北。铁的洪流冲破了几十万血肉掺杂着的猛烈炮火，钢铁做成的长城，同无法克服的残酷的自然做斗争，而且在不断的转战中还要同自己内部分歧的错误的意见做斗争，一段一段的多么惊心动魄的场面。在一百几十人中，产生了优秀的、洋溢着天才的作家有艾平、彭雪枫、莫休、一氓、定一诸人。夜渡乌江，大渡河抢渡，娄山关前后，再占遵义，有声有色地被描绘了出来。三十万字的巨著，经过编辑同志努力已经完工了。”
　　谢觉哉于1945年11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读《红军长征记》，完。三七年，总政治部发起写长征记。各人就所记忆写出。本书编印三十多万字，读之如温旧，颇增记忆。没有一篇总的记述。总的记述当然难。毛主席说过：“最好我来执笔!”毛主席没工夫，隔了十年也许不能全记忆，恐终久是缺文。战斗员的勇敢，炊事员的忠实，使我永远难忘。很多危险战役，不是战斗员异常英勇，不可能击破。炊事员挑着担子跑，到宿营地，别人睡了，炊事员要搞饭搞菜搞柴水，几小时内煮两顿饭。
　　成仿吾在延安《解放》周刊第1卷第3期上发表短文《写什么》，其中谈到“国防文学”问题。说“国防文学”已经很普通，它最明确地说明了今天的中国文学的要点。这个名字是可以采用的。不过关于这个名字，沫若的说法是不完全的。他说：“国防文学是作家关系的标帜，不是作品原则的标帜。”我想正确地说，应该是：“国防文学是作家关系的标帜，又是作品原则的标帜”，因为作家关系是和作品原则不能分离的，作家关系是通过作品原则而实现的。抽象的作家关系是不存在的。
　　5月11日
　　丁玲在党的理论刊物《解放》周刊1卷3期发表通讯《文艺在苏区》，说苏区的文艺“自有它的特点，就如同苏区的戏剧运动一样，就是大众化，普遍化，深入群众，虽不高深，却为大众所喜。这个表现在红军部队里各种报纸以及墙报上的，如《红星》、《战士》、《火线》、《抗战》等，这里都挤满着很多的有趣味的短篇和诗歌，使用了文学上描写的手法，画出了红军部队活生生的生活。这些小报有的是油印，有的是铅印，但不管是红军首长的台子上，电话机旁，或是战斗员的口袋中，都看得到它们是正被爱着，而没有人舍得不去读它。”“不仅红军部队如此，在所有机关，所有群众团体，如妇女会、工会、农会、工厂、学校等的小报及列宁室的墙报上，也一样排列着各种不同生活的写照。所以虽是在印刷业不发达的苏区，而文艺的花朵，纵是一些很小的野花也好，都是遍地的浮映着，如同海上的白鸥，显得亲切而可爱。”
　　5月间
　　“文协”召开两次会员座谈会，讨论由上海左翼文艺运动引起的两个口号的论争问题。到会七、八十人。丁玲任主席。根据丁玲建议，由原来从上海来的文艺理论组的负责人李殷森(朱正明)会前阅读了一些资料，作了长时间准备，在会议一开始，就作了关于联合战线下的文艺运动的报告。据他后来在一九三七年秋天回上海后的《陕北文艺运动的建立》中，说他的报告的内容为：第一部分是联合战线论；第二部分检讨这两个口号的论争；最后是联合战线下文艺运动的目标和任务。文章中记录了他当时的观点：“显然的‘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更适合于进行和建立战线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这个口号是太狭窄了。即以它的名字一项而论，标榜‘大众文学’，那末非大众的分子就已经都被关在门外，丢到联合战线之外去了。民族统一战线不仅是要‘大众’的联合，而且是要联合非‘大众’的资产阶级、地主以及甚至军阀等等。如果政治上的联合战线或整个的联合战线的阵营是这样的广泛，而文艺界的联合战线却是如此的狭窄，那末这个联合战线是不可能建立的。所以‘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这一口号在目前是不适合的。”他还在文章中介绍了中央局宣传部长吴亮平做的结论：“最后，由中央局宣传部长吴亮平做了结论。他说对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我们同毛主席与洛甫、博古等也作过一番讨论，认为在当前，‘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更适合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作为一种前进的文艺集团的标帜是可以的，但用它来作为组织全国文艺界的联合战线的口号，在性质上是太狭窄了。”这篇文章也简略地谈到座谈会上“吴奚如和白丁两人是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的，因为它的革命性质比较明显。”根据负责这次座谈会的一位同志回忆，当时他曾就“两个口号”的论争问题，问过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笑着回答：“两个口号都是对的。不过，一个有立场，一个没有立场。”
　　5月16 日
　　《新中华报》刊登抗日歌曲《赶出中国去》(鸡腔调)。
　　5月31日
　　《解放》周刊5至9期连载丁玲的短篇小说《东村事件》。
　　6月1日
　　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成立一周年。缘起为：1933年11月在江西瑞金由中央红军学校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1936年6月1日在陕北瓦窑堡改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初在延安又改名“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毛泽东同志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亲自为抗大规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莫文骅、傅钟、张际春先后任政治部主任。1939年，抗大总校迁至华北敌后根据地，并先后在晋东南、晋察冀、山东、延安、淮北、苏北，晋绥、淮南、苏中、鄂豫皖等抗日根据地建立分校。抗战八年间，培养了二十多万干部。
　　6月4日
　　毛泽东同志致郭化若(任庆阳步兵学校教育长)一信，说“你在长期苏维埃战争中，为革命奋斗到底的忠诚与劳绩，我们都是完全承认与一致赞扬的。你的身体情形如此，除同意你下期来延安外，正在替你买药，不久当可买来寄你。学习、工作应在不损伤身体的原则下，减少到适当程度。”
　　6月18日
　　中国文艺协会召开世界革命文学导师高尔基逝世周年纪念会。到会会员与参加者六七百人。丁玲女士报告纪念会的意义和高尔基的一生。毛主席讲演时赞扬高尔基的实际斗争精神与他远大的政治眼光，指出他不但是个革命的文学家，并且是个很好的政治家。朱德、洛甫、周恩来、博古等军政党领袖都相继讲话。徐梦秋报告苏区文艺协会发展概况。
　　6月22日
　　《解放》周刊1卷7期刊登成仿吾的诗《爱国犯》。
　　6月25日
　　毛泽东同志致何香凝(国民党左派政治活动家，画家，廖仲恺夫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后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兼妇女部长。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她辞去国民党政府一切职务)一信。信中说：“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今日之事，惟有斗争乃能胜利。先生一流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奋兴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承志(廖承志，廖仲恺、何香凝之子，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在此甚好，大家都觉得他好，望勿挂念。”“看了柳亚子先生(经常为何香凝组织的“寒之友社”成员题画，共同表达对国民党的愤慨)题画，如见其人，便时乞为致意。象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得一二个拿句老话说叫做人中麟凤，只不知他现时的政治意见如何?时事渐有转机，想先生亦为之慰，但光明之域，尚须作甚大努力方能达到。”
　　中央剧团在蟠龙演出戏剧和活报，有一千多群众观看，大受赞扬。他们还给党校和锄头剧社排练三个活报、四个舞、三支歌、三出新剧。
　　延安市成立儿童剧团，由青年歌咏队改建而成。赶排戏剧和活报，准备“八一”演出。
　　6月28日
　　人民抗日剧社在蟠龙演出，内容多半反映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如提倡文化、参加选举、抗日救国等，表演技术都很好，颇得大众喝彩。陕北省级机关纷纷买来肉类慰劳他们。
　　7月23日杨醉乡在《新中华报》上撰文《谈谈剧社巡回表演》。说人民抗日剧社出发陕北巡回表演近一个月来，效果很好。(一)公演方面，在陕北省表演六次，安定表演三次，延川县表演四次。每次表演都得到了赞美，有人说：“这些小孩子象神仙一样活泼!”有人说：“你们的剧舞真的把我迷住了!就是不吃饭都想看。”有的负责同志说：“我们才感觉到剧舞有这样的作用，看了后，走也不愿走，总是还想看。”(二)对各地的帮助。给陕北锄头剧社教会了活报三个(反迷信活报、女人活报、选举活报)，舞一个(叮铃舞)，剧三个(自由万岁、小先生、死亡线上)。还教会了不少抗日歌曲。(三)开展宣传活动，包括个别与集体的宣传；唱歌给他们听，教他们识字。
　　雷铁鸣撰文《戏剧运动在陕北》(载《解放》周刊第1卷第8期)。说陕北戏剧运动很活跃。单延安一地就演了不少戏。人民抗日剧团是去年十二月到达延安的，一连公演几天，群众狂热地欢迎着。今年三月初，延安成立了“人民抗日剧社总社”，有计划地领导延安和苏区各地的剧团。总社成立后，延安就出现“中央剧团”(由人民剧团改名)、“平凡剧团”、“战号剧团”，“青年剧团”等。还有陕北的“锄头剧团”，陕甘宁边境的“西北剧团”等。中央剧团是苏区的老剧团，有五十多人，大多是儿童。他们会跳许多舞，也演活报剧。平凡剧团是由一些知识分子和有经验的青年组成，技术并不平凡，经验比延安任何剧团都丰富。公演的剧目有《矿工》、《秘密》、《杀婴》、《阿Q正传》(由“平凡”、“中央”、“战号”三剧团合演)。战号剧团是由抗日军政大学学员组成。有一个歌咏队。公演过《没有祖国的孩子》、《汉奸的子孙》、《本地货》等。青年剧团由延安市爱好戏剧的青年(师范学校、高级小学的师生)组成。延安市的锄头剧团和边区的西北剧团经常在农村活动，与农民打成一片。
　　7月7日
　　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侵略军借口日本兵失踪事件向北平郊区芦沟桥与宛平城的二十九军进攻。我国守军奋起抵抗。抗日战争开始。
　　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
　　7月10日
　　丁玲赋诗《七月的延安》，热情歌唱革命圣地延安：“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乐园。我们才到这里半年，说不上伟大的建设，但街衢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七月的风，自由软软的吹，飘落在延安城中；七月的风，汹涌澎湃在延安城中，杀敌的情绪，激重。……七月的延安，太好了，但青春的心，却燃烧着，要把全中国化成象一个延安。”
　　7月23日
　　毛泽东同志发表重要文章《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指出：“新闻、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禁止汉奸的宣传。”
　　毛泽东同志在抗大操坪上做报告说：“只要是不怕死的，都有上前方去的机会，你们准备着好了，哪一天命令来，哪一天就背起毡子走。延安并不需要你们，并不需要这么多的干部。我们欢送你们出去，到前方去也好，到后方去也好，把中国弄好起来，把日本赶出去，那时再欢迎你们回来。”从8月3日起，延安大批人员陆续出发，开赴前线。
　　7月27日
　　中央剧团自上月出发到陕北巡回表演，已达延长县。每次演出观众常在一千人以上。他们的表演能以通俗、简单、明了的活泼方式，让群众懂得。延长各界给剧团每天送来慰劳品，如猪肉，蔬菜、手巾、袜子、肥皂等。延长卫戍区政治部还赠送一面美丽的旗子。
　　《新中华报》刊登《青年抗战曲》(保卫苏区战斗曲)。
　　7月29日
　　抗战剧社成立。志丹县干部得知日寇在芦沟桥向我二十九军进攻，进行第二回“九·一八”凶杀举动后，无不义愤填膺。为把日寇暴行让广大人民普遍了解，特成立“抗战剧社”。除每礼拜公演抗日剧目外，还进行化装宣传。
　　7月——8月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实践论》和《矛盾论》。
　　8月11日
　　丁玲在组织和领导西北战地服务团之前，写日记一则：
　　当一个伟大任务站在你面前的时候，应该忘去自己的渺小。
　　不要怕群众，不要怕群众知道你的弱点。要到群众中去学习，要在群众的监视之下纠正那致命的缺点。
　　领导是集体的，不是个人的，所以不是一个两个英雄能做成什么大事的。多听大众的意见，多派大众一些工作，不独断独行，不包而不办，是最好的领导方式。
　　要确立信仰。但不是作威作福，相反的，是对人要和气，对工作要耐苦，斗争要坚定，解释要耐烦，方式要灵活，说话却不能随便。
　　明天我就要同一群年轻的人在一道了。大部分的人我都不认识，生活年龄都使我们有一道距离，但我一定要打破它，我不愿以我的名字领导着他们，我要以我的态度去亲近他们，以我的工作来说服他们，我不是一个自由的人了，但我的生活将更快乐，而且我在一群年轻人领导之下，将变得比较能干起来。我以最大的热情去迎接这新的生活。(载丁玲：《一年》第8、9页)
　　8月12日
　　作家丁玲、吴奚如等，为加强抗日战地服务工作，特联合抗日军政大学四大队参加《母亲》、《回春之曲》演出的主要演员及青年三十余人，组成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朱光代表中宣部宣布：丁玲为主任，吴奚如为副主任。陈克寒为通讯股长，陈明为宣传股长，李唯为总务股长。通讯股采访战地消息，撰写通讯报道，编辑发行油印出版《战地》。成员有王玉清、戈矛、天虚、高敏夫、黄竹君等。宣传股下分戏剧、歌咏、演讲等组，成员有吴坚、陈正清、李劫夫、苏醒痴、朱焰等。该团最早一批女团员有夏革非、朱慧、洛男、李君裁、王钟、吴光伟等。
　　毛主席多次对丁玲说：“这个工作重要，对你也很好，到前方去可以接近部队，接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组织上嘛，在延安属军委管，到了前方由总政管。出发以前，需要什么，找肖劲光同志。宣传工作，问中宣部。组织机构可以小一点，你们几个领导同志，称呼团长可以，称呼主任也可以。下边就不要设‘部’、‘科’，我看叫‘股’就行了。宣传上要作到群众喜闻乐见，要大众化。现在很多人谈旧瓶新酒，我看新瓶新酒、旧瓶新酒都可以，只要对抗战有利。你是写文章的，不会演戏，但可以领导，没有搞过，可以学会。团里有几个人的历史、政治面貌没有搞清楚，这不要紧。在工作中可以慢慢了解，对他们不要有成见，不轻易作结论，要帮助他们；有这样几个人，你们就有事情做了。”(详见陈明：《西北战地服务团第一年纪实》，《新文学史料》1982年2期)
　　西北战地服务团发布成立宣言。宣言说，“现在大规模的抗战已经开始了。我们愿赴疆场，实行战地服务；我们愿意以我们的一切贡献于抗日前线，与前线战士共甘苦，同生死，来提高前线战士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牺牲性，唤醒、动员和组织战地的民众来配合前线的作战。组织前线民众战地后援会的团体，组织救护队，担架队，慰劳队，运输队来帮助前线的作战。我们将随时报告战地的状况，使全国远处后方的民众，都时刻与前线紧紧的联络着，使垒世界同情中国的人士，得慰他们的关怀。同胞们，青年们，到前线去，到前线服务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独立自由，把我们的一切贡献到前线去!”
　　西战团出发前作了“政治上的准备”和“工作上的准备”。政治准备主要是理论学习，邀请中央领导同志作专题报告，有莫文骅的《战时的政治工作》，何长工的《行军须知》，李富春的《战时的地方群众工作》，凯丰的《统一战线》，吴亮平的《托派理论》，李凡夫的《中日问题》，毛泽东的《大众化问题》。工作准备主要是创作与排练节目，有丁玲赶写的独幕剧《重逢》(吴奚如、陈明、王玉清、夏革非参加演出)、张天虚的《王老爷》(丁玲扮演八路军一个政工人员)、孙强的《东北之光》、《最后的微笑》、黄竹君的《汉奸的末路》。还有别人创作的《保卫芦沟桥》、《放下你的鞭子》、《林中口哨》等。曲艺有大鼓《劝国民抗战》、《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难民》、《劝夫从军》；快板《大家起来救中国》、《芦沟桥》、《国共合作》；还有双簧、四簧、相声等。
　　8月间
　　丁玲为西北战地服务团先后编写两个剧本：《重逢》与《河内一郎》。她说：这两个剧本的写作，都不是我个人在生活中有什么灵感，也不是经过仔细酝酿、构思、精雕细刻出来的，而只是适应宣传工作的需要，完成戏剧组分配我的一项任务。《重逢》在延安、山西、西安都上演过，后来发表在《七月》杂志上。方纪写信告诉我，此剧被译成英文，在印度上演，并随信寄来一份说明书。《河内一郎》创作时，曾得到在八路军敌工部工作的日本战友泽村利胜先生的许多帮助。此剧西战团没有上演，大后方有几个地方演过。
　　西北战地服务团出发前在延安举行汇报演出，节目有诗人张天虚写的新剧《王老爷》。该剧宣传全民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个八路军女宣传员对富绅王老爷进行说服教育工作。戏剧组同志要丁玲扮演女宣传队员，大家一致赞同。丁玲再三推辞，也无奈。好在台词不多，未来得及排练就登台。丁玲回述道“那天演出时，我仍穿我那一身灰军服，系皮带，打裹腿，也没有怎么化妆，薄薄地在脸上涂了一点油彩。门帘一掀，我走上台。台下观众都是干部，平日都是熟人，出其不意的看见我，都哄的笑了起来。我一眼瞥去，台下张张笑脸，我一下晕了，觉得脸上发烧，心跳得厉害，好在我涂的油彩也是红色。”“幸好那个扮演王老爷的同志赶忙走过来迎着我客客气气地讲话，我才定下神来，慢慢地走过去，分几次把我的台词念完。我的戏完了，这幕戏也完了。我回到后台一看，毛主席站在台上侧幕旁边，毛主席便对我笑道：‘啊，丁玲也上台演戏了，好呀!’我听了好惭愧。”
　　8月15日，延安各界举行欢送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晚会。毛主席致词说，战地服务团是一件大工作，因为打日本，在国内在世界上都是一件大事，我们数年来要求举国团结一致抗日，在今天可说已经开始实现了。这次战争可以说带着有最后一次的意义，战地服务团随红军出发前方工作，你们要用你们的笔，用你们的口与日本打仗。军队用枪与日本打，我们要从文的方面从武的方面夹攻日本帝国主义，使日寇在我们面前长此覆灭下去。各界代表致词后，由战地服务团主任丁玲女士致答词。她说：“战地服务团的组织虽然小，但是他好象小河流水一样慢慢的流入大河，聚会着若干河的水，变成一个洪流，把日寇完全覆灭在我们的洪水中。”最后说：我们誓死要打倒日寇，如不达到此目的，决不回来与各位见面。最后由人民剧团举行游艺。
　　8月19日，丁玲《在延安各界欢送西北战地服务团出发前线晚会上的答谢词》，《新中华报》全文登出。
　　9月22日西北战地服务团在主任丁玲、副主任吴奚如带领下从延安出发，10月1日东渡黄河到山西，逗留六个月，途经十六个市县和六十多个村庄，辗转三千里。1938年到陕西潼关、西安等地。团员大都是抗大学生、文艺青年，有周巍峙、塞克、陈明、邵子南、史轮、戈矛、田间、夏革非、李劫夫、高敏夫、吴坚、李唯、张可、朱慧、洛南、朱焰、宋干友、杨伍城、林国权、吴理、天山、程远明、王琪、王钟、张百顺、张如亭、吴光伟、王玉清、朱星南、张强林等33人。他们通过话剧、歌剧、京剧、大鼓、说书，双簧、地方小调、快板等多种文艺形式创作20多个节目。
　　10月13日，丁玲在山西太原大礼堂发表演讲，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吁请各界支持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工作。并在戎马空隙中，写出介绍西战团整个历程的二十多篇速写：《成立之前》、《第一次大会》、《政治上的准备》、《工作的准备》、《我们的生活纪律》、《民先与文研》、《河西途中》、《临汾》、《冀村之夜》、《孩子们》、《第一次的欢送会》、《杨伍城》、《忆天山》、《马辉》、《关于自卫队感言》等二十篇。
　　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绩卓著，名声大震。丁玲的名字也随着受到中外新闻界、文化界的广泛注意，不少人为她著文，如：《最近的丁玲》、《丁玲在西北》、《长征中的丁玲》、《丁玲在前线》、《丁玲领导的战地服务团》、《和丁玲一起在前线》等等。在这些文章中，他们生动地勾画了抗战初期丁玲和她的战友们的形象：“她的脸是胖胖的，几乎成一个圆形……红星的帽子压在头发上，两个酒涡时常在笑。”“这是一群热情的、年轻的、战斗性的慰劳者，他们一律穿着蓝布军服棉袄裤，和他们的主任丁玲或副主任奚如完全没有两样。他们分着总务、歌咏、戏剧、通讯等部分，这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的团体，每一细胞都是活活泼泼地怀着希望献身给工作——他们的心慰贴着战士们的心，歌声把大群融为一体。”
　　10月2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征求战地服务团员：据山西来信：自我们的战地服务团出发后，经过大宁、蒲县、洪洞等处，沿途表演抗战戏剧，深得山西人民拥护。现再要求我们派剧团去。我们准备组织第二西北战地服务团去山西。凡有志此项工作者，请自动向本部报名。
　　8月13日
　　周扬、艾思奇、李初梨、何干之、林基路、周立波等一道从上海奔赴延安。途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周立波同史沫特莱去前方，为美国卡尔逊将军当翻译。同行者还有舒群。林基路被分配到新疆工作，后遭盛世才杀害，成为著名烈士之一。周立波从西安给周扬写信表示：“我打算正式参加到部队去，烽火连天的华北，正待我们去创造新世界，我将抛弃纸笔，去做一名游击队员，我毫无顾虑，也毫无畏惧，我要无挂无碍地参加华北抗日战争。”在华北战场上他写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
　　周扬何以去延安?他回述说，“主要原因是组织决定我去，再一个原因是对‘国防文学’的论战和路线的关系我处理得不好。因此，我在那里工作很难做。当时是我负责的嘛。”“革命热情是有的，但工作就很难做了，特别是鲁迅公开指名批评我以后。那时候我的生活没有着落。我虽然是个职业革命家，但是在上海的生活我完全靠自己的稿费，党并没有给我钱。恰好延安有需要，因为那时候国共合作已基本上定下来，至少内战可以停止了，延安打电报来，说需要从上海调一些搞文化工作的人去延安，这样我和艾思奇、何干之这一批人就去了延安”。
　　8月15日
　　“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后，中国剧作者协会在上海卡尔登剧场(今长江剧场)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戏剧工作者如何适应抗日救亡形势，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经过中共党组织讨论，得到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的同意，组织了十三个救亡演剧队，全称为“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救亡演剧队”。其阵容：一队，队长宋之的、马彦祥。队员崔嵬、丁里、塞克、贺绿汀、王震之、聂绀弩、欧阳山尊、邸力、王萍等。二队，队长洪深、金山。队员冼星海、田方、张季纯、王莹、欧阳红缨、熊塞声、颜一烟、田烈、白露、贺路等。三队，队长郑君里、徐韬。队员赵丹、魏曼青、王为一、沙蒙、舒非、顾而已、吕班、叶露茜、朱今明等。四队，队长陈鲤庭、瞿白音。队员赵明、魏鹤龄、陶金、吕复、舒强、张客、严恭、吴晓邦、赵慧深、吴湄等。五队，队长左明。由上海经开封、西安入延安。在左明离队去重庆养病期间，该队其他同志都参加了解放区工作。六队，队长李实。该队开抵嘉兴后，受战争影响散去，一部分人入浙东工作。七队，队长丁洋。后在上海至青浦转移中散去。八队，队长刘斐章。队员石联星、王逸、许秉铎等。九队，原拟委以中旅或影人剧团，因两队已先期离沪，未果。十队，队长辛汉文，王惕予。十一队，队长侯枫。该队前身为上海留日同志救亡会战时演剧队，成员多为留日同学。十二队，队长为于伶、凌鹤。十三队，队长为陈铿然。此队由上海赴潮州后散去。
　　周恩来同志指示：“把大部分救亡演剧队设法组织出发到内地去作爱国抗战宣传工作。上海租界有五百万人民，要留下几个宣传队，准备上海四郊沦陷后，坚守宣传阵地。”除十、十二队留沪工作外，其余各队陆续离开上海，奔赴祖国各地。一队从上海出发，入西北，部分队员转入大后方，部分队员由王震之、崔嵬率领去延安参加鲁迅艺术学院筹备工作。在这一年中，各队都创作了一批新作。如一队的三幕剧《上海战争》(王震之、宋之的)、《血祭九·一八》(崔嵬、王震之)、《顺民》(崔嵬)、《旧关之战》(宋之的)、三幕剧《八百壮士》(崔嵬、王震之)等。二队的《九·一八以来》(颜一烟)、《渡黄河》(颜一烟)、《飞将军》(洪深)、《米》(洪深)、《在东北》(张季纯)等。三、四队创作的《同心合力打东洋》(赵明)、《壮丁》(舒非)、《上前线》(徐韬)、《当伕子去》(严恭)、《武汉之春》(张客)、《荣誉大队》(赵明、吕复)、《为自由和平而战》(王为一)等。六队创作了三幕剧《生路》(王逸)、《打东洋》、《打游击去》、《自家人》等八个剧本。这些剧目，多半是活报剧、独幕剧，它们都具有鲜明的现实性、战斗性、鼓动性。
　　8月24日
　　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救亡日报》创刊。巴金、王任叔、阿英、茅盾、郭沫若，夏衍、张天翼、邹韬奋、郑振铎等组成编委会。郭沫若于7月27日从日本回到上海后，即领导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担任该会《救亡日报》社长，夏衍任主笔，阿英任主编。
　　8月22日——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同志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8月25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九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的命令。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三个师：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全军三万多人。随后，在南京、武汉、西安、重庆、太原、长沙、桂林、兰州、迪化(现乌鲁木齐)等地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广州设立八路军通讯处。
　　10月12日，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
　　9月3日
　　上海孩子剧团成立。吴新稼(吴莆生)任团长。迁武汉后，在周恩来关怀和军委第三厅郭沫若领导下，从事演戏活动。先后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儿童剧《仁丹胡子》、《捉汉奸》、《帮助咱们的游击队》、《不愿做奴隶的孩子们》等。1939年1月转移至重庆，继续从事抗日宣传活动。9月由林犁田(许翰如)任团长。演出石凌鹤的《乐园进行曲》、张天翼的《猴儿大王》等。1942年9月被国民党强行收编。
　　9月6日
　　根据国共协议，中国共产党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辖陕西、甘肃、宁夏23个县。首府延安，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所在地。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我党7月15日在庐山与蒋介石谈判时提交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又发表了蒋介石承认我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至此宣告建立。
　　9月18日
　　延安举行“九·一八”六周年纪念大会。上午由西北青年救国会召开边区儿童大会。下午由抗日救国会召开群众大会。大会发出《告边区同胞书》和《致全国抗敌将士电》。
　　9月22日
　　诗人郭小川和康世恩等二十多位青年学生，在王震、关向应、肖克三位同志带领下，乘火车到了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部，受到师长贺龙和师参谋长周士第的亲切接见。第二天分配到三五九旅政治部“奋斗剧社”工作。郭小川说：“我带着泪痕，投入红色士兵的行列，走上前线。”
　　9月间
　　陕北公学在延安成立，这是一所培养抗战干部的新型大学。党中央任命成仿吾为校长，罗迈(李维汉)为党组书记兼关中分校校长，李逸民为副校长，邵式平为教育长。毛主席亲自为陕公规定了“忠诚，团结，紧张，活泼”的良好校风。陕公校歌由成仿吾作词、吕骥作曲、毛主席审定。歌词是：“这儿是我们祖先发祥之地，今天我们又在这里团聚，民族的命运全担在我们双肩。抗日救亡要我们加倍努力，忠诚，团结，紧张，活泼，战斗地学习!努力，努力，争取国防教育的模范。努力，努力，锻炼成胜利的骨干。我们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我们献身于新中国的建设。昂头看那边，胜利就在前面!”1939年，陕公一部分并入华北联合大学，一部分仍留延安。1941年并入延安大学。
　　10月19日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题为《论鲁迅》。指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的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轻的力量。”“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鲁迅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斗争精神。刚才已经提到，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鲁迅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牺牲的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的反抗着、呼啸着前进。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坚决的心。”“综合上述这几个特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鲁迅的一生就贯穿了这种精神。所以，他在文艺上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去年此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指出，中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界的权威、文坛上最伟大的巨星鲁迅先生陨落于上海，这使中华民族失掉了一个最先进最无畏的战士，遭受了最巨大的不可补救的损失!鲁迅先生“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决定在全苏区内：(一)下半旗致哀，并在各地方和红军部队中举行追悼大会；(二)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基金十万元；(三)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四)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建立鲁迅纪念碑；(五)收集鲁迅遗著，翻印鲁迅著作；(六)募集鲁迅号飞机基金。同时向国民党和南京政府要求：(一)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付国史馆立传；(二)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三)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四)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奖励革命文学；(五)设立鲁迅研究院，收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六)在上海、北平、南京、广州、杭州建立鲁迅铜像；(七)鲁迅家属与先烈家属同样待遇；(八)废止鲁迅先生生前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于10月22日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鲁迅先生逝世，噩耗传来，全国震悼。本党与苏维埃政府及全苏区人民，尤为我中华民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而同声哀悼。谨以至诚电唁。深信全国人民及优秀之文学家必能赓续鲁迅先生之事业，与一切侵略者、压迫势力作殊死的斗争，以达到中国民族及其被压迫的阶级之民族和社会的彻底解放。肃此电达。”
　　上海文化界在沪西教会礼堂举行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郭沫若慷慨演讲，说：“鲁迅先生未死，鲁迅先生的精神是普遍化了，全国同胞们都团结起来抗日!”他以“鲁迅以前，前无鲁迅；鲁迅以后，无数鲁迅”的警句，勉励文艺工作者用抗战的实际行动来纪念鲁迅。许广平、周建人、冯雪峰、郑振铎、田汉等人都讲了话。《救亡日报》还出了“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辑”，刊登了鲁迅手迹以及郭沫若的《鲁迅并没有死》、周建人的《鲁迅先生小的时候》、景宋的《纪念鲁迅与抗日战争》、郑振铎的《失去了的导师》、巴金的《深的怀念》、阿英的《鲁迅书话》等纪念文章。
　　10月
　　毛泽东同志致艾思奇(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一信：“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即“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不对。应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11月1日
　　陕北公学举行开学典礼，到会师生及代表五百余人。成仿吾校长致词。毛主席莅场报告时局问题。并于10月23日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
　　11月14日
　　特区文化协会在陕公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朱光主持会议。成仿吾、艾思奇、何干之、周扬等七位同志为主席团。周扬报告“文协”筹备经过和意义。指出：“敌人是要沦亡我们的民族，毁灭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中心地——上海、北平，已被野蛮的敌人破坏完了，我们的文化机关已在敌人的炮火下化为灰烬。可是，我们决不怕敌人的残暴，我们要坚决的抗战，挽救我们祖国的灭亡，保卫我们垂危的文化!……特区是全国抗战的模范。那么特区文化界的救亡工作，也应该争取是全国的模范。”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洛甫(张闻天)作了长篇报告，题为《十年来文化运动的检讨及目前文化运动的任务》。指出今后文化界的任务：第一要适应抗战；第二要大众化、中国化。他希望每一个文化人到群众中、斗争中以及到前线去生活去锻炼。大会通过会章及宣言。最后经几次热烈鼓掌，音乐家吕骥登台独唱《伯惠尔之歌》、《大众的射手》，并指挥全体合唱《国际歌》。
　　文协负责人为成仿吾、周扬、柯仲平等。协会先后设立有诗歌总会、《文艺突击》社、戏剧救亡协会、《文艺战线》社、讲演文字研究会、大众读物社、文艺顾问委员会、抗战文艺工作团等。
　　11月20日
　　李初梨在《解放》周刊1卷24期撰文《十年来新文化运动的检讨》。说目前中国文化界的形势是：失掉了上海、北平两个全国最大的文化中心；一切文化工作都陷于纷乱与停顿的状态；自由主义倾向发展，有人放弃原有立场，要作一个自由主义者。文化运动总的任务是：继续巩固文化上的统一战线；建立以民族解放、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为内容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文化；选择武汉等地为新的文化中心；使马列主义更具体化；肃清“左”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与右的投降主义与自由主义倾向作斗争；健全和发展各种文化组织。
　　在日寇进逼下，南京政府迁都重庆。
　　11月27日
　　毛泽东同志给表兄文运昌一信，说：“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至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大举进攻，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但我们都很快乐健康，我的身体比前两年更好了些，请告慰唐家圫诸位兄嫂侄子儿女们。并告他们八路军的胜利就是他们大家的胜利，用以安慰大家的困苦与艰难。”
　　肖向荣在《解放》周刊1卷25期上发表特写《战场片断——平型关战斗前后的日记》。
　　12月11日
　　为纪念“广州起义”十周年，沙可夫、朱光、左明等同志集体编导并演出话剧《广州暴动》，受到观众赞扬。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机关刊物《群众》周刊在汉口创刊。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后，迁重庆出版。1946年11卷5期起，迁至上海出版。共14卷。1947年3月2日终刊。它是政治刊物，亦有文艺作品及文艺论文。
　　刘志坚在《群众》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报告文学《七亘村战斗的胜利》。
　　12月15日
　　毛泽东同志给抗大九队写信：“九队的同志们：庆祝你们成立了救亡室，这救亡二字就是你们及全国人民在现阶段上唯一的总目标。达到这个目标的道路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希望你们学习这个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方法，唯有统一战线才能达到救亡之目的。”
　　抗大“救亡室”是抗大学员自己的组织，是学生活动的中心。每队都有一个。“救亡室”有一幢可容纳百人的房子，装璜美观。由学员推选主任一人和墙报委员、经济委员、文化娱乐委员、体育委员、竞赛委员等。委员下设股或组，聘请若干干事。“救亡室”每半月筹备一次娱乐晚会，有音乐、戏剧、魔术、谜语、笑话等。第三期教职学员曾演出《血祭上海》，第四期演出京剧。还有话剧、歌剧《台儿庄大胜利》、《火焰》、《反战潮》、《东京双曲线》、《海之歌》、《樱花曲》，都曾在延安轰动一时。歌咏竞赛也经常举行，《保卫边区》、《战斗》、《抗战突击动员》、《生产运动》等歌曲广泛流行。“救亡室”还帮助抗大作动员工作，如生产运动、植树运动、学习日语等。(详见1939年齐礼总编、延安解放社出版的《边区实录》一书《活跃的“救亡室”》)
　　12月16日
　　丁玲写的话剧《重逢》，在《七月》半月刊第5期上发表。
　　12月31日
　　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长江局宣传部部长兼军事部部长)在武汉大学发表演讲《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提出青年朋友努力的方向，号召他们到军队里去，到战地服务团去，到乡村中去，到被敌人占领的地方去。
　　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到会会员四百余人。通过会章。推选理事97人，常务理事25人。有张道藩、洪深、田汉、阳翰笙、应云卫、万籁天、郑用之、王平陵、光未然、宋之的、赵丹、熊佛西，王若愚、赵小楼等。协会下分五个部：歌剧部主任洪深，话剧部主任田汉，杂剧部主任陈立夫，编译部主任阳翰笙，总务部主任朱双云。
　　12月底
　　战歌社——延安最早的群众性诗歌组织成立。属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领导，柯仲平兼任社长。在成立会上有二十多位诗人参加，周扬、吕骥也到会祝贺。之后，连续召开诗歌朗诵会、座谈会，显得十分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