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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文艺运动纪盛》序

丁 玲


  前几年听说艾克恩同志要编写一部纪述延安文艺运动史实的书,我很高兴。艾克恩同志是陕北人,从小生长在革命根据地里,对那里的一草一木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是一直搞文艺工作的,从延安到北京,始终没有离开过文艺岗位,对革命文艺比较熟悉,因此,他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和有精力把它写好。果然经过三年的勤奋努力,写成了这部长达五十多万字的书,这是一件值得庆幸、也是很有意义的大工程。
  前不久,我收到日本友人秋吉久纪夫先生寄来他撰写的《华北根据地的文学运动》一书。书中详尽记述了以革命圣地延安为中心的华北根据地的文艺运动盛况。我不懂日文,粗粗翻阅一遍,并请教了两位懂日文的学者,他们介绍说,这书搜集并且用了大量史实,将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文艺运动忠实地展现出来。作者没有禁忌,没有框框,注重事实,尊重历史,既不掩饰,也不夸大,让客观事实说话。这样它自然不失历史的原貌和光彩,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这场斗争风云的人,看到这些,感到格外亲切,唤起回忆,受到启发。我想,一个外国朋友尽管很有能耐,很有见识,但能掌握的材料毕竟比我们少,体会也不会比我们深。可是为什么外国朋友能写出而我们却还没有写出来呢?主要是因为我们重视不够。没有计划和组织专人去从事这项工作。现在《延安文艺运动纪盛》一书的出版,多少为我们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这是一个可喜的、值得欢迎的开端。
  延安文艺运动应当得到重视,应当研究;延安文艺传统值得继承,值得发扬。延安时期是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并取得完全胜利的时期。是我们党走向更加成熟、全国人民的觉悟更加提高的时期,在这场被誉为“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的斗争中,延安始终是前进的灯塔,坚强的后盾,惊涛骇浪中的砥柱。就文艺这条战线来讲,它的影响及其作用是无可估量的。特别在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二年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文艺工作者走与工农兵结合的道路之后,广大文艺战士更是自觉自愿地热情澎湃地奔赴战场,深入农村,走进工厂,学习、利用和创造多种形式的文艺武器同敌人展开复杂激烈的斗争。以延安为发端为中心的革命文艺运动,不仅遍及全国各个解放区,而且波及到国统区和敌占区,确实成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因此,这个时期的文艺运动,可以说是我国文艺史上的“奇观”、“壮举”和“伟业”。它的成就是突出的,经验是丰富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一切,如果没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正确指引显然是不可能取得的。正象胡耀邦同志所讲:“毛主席的文艺理论是辉煌的,丢了是不好的,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帮助了几代文艺家得到成长,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现在也还对我们的工作具有指导意义。”胡乔木同志也强调:“这这个讲话的根本精神,不但在历史上起了重大作用。知道了抗日战争后期的解放区文学创作和建国以后的文学创作的发展,而且是我们今后任何时期都必须坚持的。”
  毛泽东文艺思想确使延安时期的文艺运动在中国现代文艺史上跨进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一个质的飞跃。它是“五四”革命文艺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又是以全新的面貌和姿态出现。它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精神,是符合人民当家作主之后创造新世界、开辟新天地的需要,是指导我们文艺实践的正确方针,发挥并将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如。要求文艺反映时代的脉搏,反映人民的利益;文艺同人民群众结合,开掘创作的“唯一源泉”;文艺坚持民族形式,力求做到群众喜闻乐见;文艺正确借鉴中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文艺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等。这在新的历史时期,即对外开放、对内搞活、锐意改革、振兴中华的今天,尤其显得重要。
  延安文艺既然是一个运动,而且已经成为历史,因此它就不可避免地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局限和问题。对此,我们不应当忽视,更不应当回避,而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热情地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和总结。我们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自然就要十分珍视延安文艺的宝贵财富,认真总结延安文艺的成功经验和教训,以便以史为鉴,以史育人。如若漠视延安文艺的成就,或者因为在贯彻执行中有过失误,就否定延安文艺的传统,那就既谈不到坚持,更谈不到发展。
  要研究就要有资料。没有大量的丰富的和成套的资料,就无从进行科学的研究工作。所以,收集、整理和出版延安文艺运动的资料,是一件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事情。无论见诸于报章杂志上的文字资料,还是积存于人们头脑里的口头资料,都是搞研究工作的依据、条件和基础。现在延安时期活跃在文艺战线上的老同志多已年高体弱,居于二线,他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急需自己动手或找人帮助记录整理。这也是一个抢救资料的迫切问题。可喜的是,近几年来不少研究单位、大专院校和出版社已经着手抓这件事,并颇有成效。《延安文艺运动纪盛》一书的编辑出版,就是其中的一个成果。这本史书的内容还可以再充实,事实还可以再核实,但它作为第一部延安文艺运动史实的记录,是很珍贵的值得重视的。它至少有这样的特点:用编年史方式,按年、月、日,比较详尽地记述了延安及其所波及的广大地区文艺活动的全貌;编写者力求做到实事求是,保持历史原貌,不加任何主观随意性,不搞什么“按我所需”或“以人取舍”的做法,而是老老实实地写,原原本本地写。这样,就为我们和后来的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比较可信和可靠的依据。
  当然,这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对延安时期的文艺研究工作还急待加强,许多工作有待专人去做,尤其需要一批有心人、热心人和苦心人去做。我希望我们的大专院校、研究单位和文艺界的领导,对此予以重视,要制定规划,组织力量,并且提供必须的物质条件。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将能看到更多的延安文艺运动史、延安文艺思想发展史以及解放区文艺史等等的出现,从而使延安文艺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新的发扬,结出新的硕果,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做出新贡献。
  1985年11月20日于北京。
  

延安文艺运动纪盛: 1937年1月—1948年3月/艾克恩编纂.—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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