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位于黄河西岸的大西北黄土高原，孕育了雄浑壮丽的民间文化。在这里，广大的农村和城镇的民间文艺活动更是丰富多采，历史悠久。自从中国共产党领导陕北红军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后，民间文艺活动便增加了革命的色彩。体现出人民群众开始觉醒，争取平等的愿望；反映着他们要求翻天覆地得解放，充当社会主人的革命理想。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在“文化下乡”和新秧歌运动蓬勃开展的同时，陕甘宁边区的各种民间文艺活动也随之出现了异常繁荣的局面。这种繁荣局面的最基本的特点是：“新的艺术开始真正群众化了，新的艺术开始真正为广大的工农兵所享有，推动了群众战斗的实际，而又因之开始改造了艺术自己。”①除与新诗歌、新音乐活动一起出现的新的民歌、快板、练子嘴而外，逢年过节与新秧歌一起出动的社火，平时走村串户的陕北说书，集体游艺的自乐班、道情班子，生产劳动中的吆号子，能工巧匠和农村妇女的窗花剪纸等等，都以不同规模，遍及整个陕甘宁边区。
　　陕北说书是一种有说有唱的曲艺形式。一人坐着演唱，演唱者手弹三弦伴奏，膝系檀板按拍，曲调大都是当地民间小调。形式非常简便，随时随地都可以说。它历来流行于陕西北部农村，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有些研究者认为：假如可以说“信天游”是流行于陕北农村的民间抒情诗；那么，“陕北说书”则是流行于这里的民间叙事诗了。
　　但是，旧的陕北说书，由于受历史条件和社会因素的制约，在书词内容上含有较为浓厚的封建意识。甚至，有些说书匠本身就兼算命、敬“神”、驱“鬼”等封建迷信活动。从陕北土地革命开始，特别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由于社会生活内容的变化，有一些说书匠试着编一些反映人民革命和穷人翻身的新说书。例如，延长有一个书匠编过《刘志丹打延长》；另一个书匠编过《狼牙山上五神兵》；清涧有一个书匠编过《皖南事变》、《赶走何绍南》；佳县有一个书匠编过《劳动英雄李兰英》；绥德、米脂一带的书匠还说过诸如《打日本》、《自由结婚》等一类新书。然而，真正使陕北说书成为人民新文艺的一部分，并且造成广泛影响，起了带头作用的，还要算盲艺人韩起祥。
　　韩起祥，1915年生于陕西省横山县韩家园子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幼年丧父。他3岁时，因出天花而造成双目失明。为生活所迫，8岁起就给地主干活。13岁开始学说书。1940年到延安，定居张家洼子树。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韩起祥在党的教育和文艺界干部的帮助下，思想感情有了很大变化。他逐步懂得了说书作为一种艺术宣传，应该为人民服务的道理。由于生活条件的基本保证和革命觉悟的提高，使他开始摆脱以说书餬口为目的旧艺人生活。1943年，编出了他的第一本新书《反巫神》。1944年到边区文协说书组工作，使他的艺术创作才能得到更好地发挥。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创作和改编新书24篇。如，《刘巧团圆》、《张玉兰参加选举会》、《时事传》(与王宗元合编)等。1947年，韩起祥曾在延安分区区委宣传部工作。他又与杨宏章合编《宜川大胜利》以及其它新书。解放以后，到西北文联说书训练班。曾配合革命斗争编写了不少新书。后来，他还曾任西北曲艺改进会主任，中国曲艺协会副主席，全国文联委员。为推广和改进陕北说书这一民间文艺形式，做出了努力。
　　韩起祥是一个创作才能和演唱技巧都很出色的民间艺人。特别是他积极从事新书词创作，在陕北说书这一民间艺术领域起了模范带头的作用。在延安时期，他的创作大体可分三个阶段：从1944年7月到1945年5月，将近一年的时间，共创作和改编了10多本陕北说书，约10多万字。这些作品的主题主要是破除迷信和改造二流子。例如，《反巫神》、《红鞋女妖精》、《张家庄祈雨》、《王五抽烟》、《四岔捎书》等。1945年6月以后，他和边区文协说书组取得联系，思想觉悟、文化水平和创作技巧都向前跨越了一步。作品数量多了，质量也得到很大提高。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编创了20多个作品，约20万字。他的代表作《刘巧团圆》、《张玉兰参加选举会》以及《时事传》、《王丕勤走南路》等，就是这时编写的。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后，有一段时间他不得不完全停止了说，改名换姓，“埋伏”在离延安七八十里路的一个小山村。延安收复后，他是第一个进城宣传的文艺工作者。后来，他和延安地委说书组的人合编了14本作品。大都是反映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和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最受欢迎的便是《宜川大胜利》等。
　　韩起祥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到1949年底，大约六年的时间，共编创新的陕北说书近50篇，约50多万字。对于一个民间盲艺人来说，成绩是非常惊人的。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文艺和人民群众的进一步结合的大好形势是分不开的；与边区文艺协会和许多文艺工作者的帮助和协作也是分不开的。当然，这更是由于他自己努力提高思想觉觉，激发创作热情，刻苦进行艺术创作实践的结果。韩起祥在他创作新书的最初阶段，曾经有一段作为开场词的《说书宣传歌》中唱道：
　　文协、鲁艺、县政府，
　　奖励我来说新书，
　　新书说的是什么?
　　一段一段宣传人。
　　简单、明了而极其淳朴的语言，把他的创作道路和说书目的，把他作为一个新型民间艺人的艺术观准确地概括出来了。他生活、活动在广大工农兵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之中，创作新书表现他们，宣传他们，为他们服务。这便是韩起祥新的陕北说书创作的宗旨。
　　韩起祥的代表作《刘巧团圆》，就是表现边区人民为反对封建思想束缚，为争取民主自由生活而斗争的一曲颂歌。故事说的是陇东庆阳刘家庄刘货郎好吃懒做，贪图钱财，想以自己18岁的独生女儿刘巧作为自己赚钱牟利的资本。欺哄女儿说，自幼与她订下婚约的青年赵柱儿原来是个不能劳动的跛子，不懂人言的憨子。并巧言诱骗赵柱儿的父亲赵老汉，以刘巧不同意这桩婚事为由，同他一起去区政府，为这一双儿女解除了婚约。刘货郎再以嫁女为名，骗取了两家钱财后，又通过媒婆说媒，将女儿许给48岁的王家坪地主王财东，秘密索取大批钱财。事情败露后，刘巧悲痛欲绝。邻村李二婶发现后，为劝说刘巧，带她一起上山为变工队送饭。结果刘巧见到了赵柱儿，赵柱儿非常精明能干，还是变工队长。她看了赵柱儿好久，心情更加悲恸。怨恨父亲拆散了她与赵柱儿的婚姻。赵柱儿回家把见到刘巧的事告诉了父亲。赵老汉知道刘巧愿嫁自己的儿子，方知上了刘货郎的当。便和村里人一起去刘家庄抢亲。成婚后，刘巧、赵柱儿心情激动，互表爱慕之情。但第二天，因刘货郎去县政府告状，他们又都被传到县政府受审。裁判员以抢亲触犯了边区政府法律为依据，片面判处赵老汉一年徒刑，并判散了两个年轻人的婚姻。这件事给刘巧、赵柱儿带来很大的精神痛苦，乡亲四邻也为之不平。于是纷纷状告专署。专员马锡五为明了案情，不怕山高沟深，亲自到县政府处理案情。他经过调查访问，听取当事人和众乡亲多方意见，实行公开审判，让众人发表意见。最后宣布判决，成全了赵柱儿与刘巧的婚姻，当即拜天地。大家在喜庆声中，祝愿两个幸福的年轻人成为一对劳动英雄。说书以朴实生动的语言，细腻而把握得当的感情色彩，叙述了刘巧和赵柱儿这一对农村青年曲折而动人的爱情故事。他们为争取美满婚姻而遭受波折和痛苦，通过顽强的反抗和斗争，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终于幸福结合。故事在当时的边区，有其非常典型的意义。
　　当时的边区，从社会制度上讲，已经属于人民民主新社会。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社会的影响以及当时战争环境的限制，从经济基础上还不能彻底实行民主改革。像刘货郎一类不务正业而贪财图富的二流子思想以及王财东一类剥削者，只顾个人无耻享受，不顾别人痛苦和死活的剥削阶级流毒还依然存在。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中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不深入了解下情，不进行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往往不能有力地起到支持人民群众与那些坏的思想流毒作斗争的作用，甚至有可能伤害和侵犯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作品在揭露和鞭挞了这些历史的、社会的和人为的落后因素与错误做法之后，还着重揭示了在边区新的社会条件下，能够化悲为喜，使刘巧和赵柱儿被拆散了的婚姻重归团圆的光明因素。而这正是代表了边区政治生活的主流。专员马锡五作为党的干部，人民的勤务员，他的工作作风，所做所为，体现了党的优良传统和我党干部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他从调查研究入手，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党的政策和法律规定，实事求是，尊重群众意见，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处理问题，使牵动着广大群众情绪的刘巧与赵柱儿的婚姻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从而得到群众的拥护和信赖，提高了人民政权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望，调动了广大群众参加民主建政和生产建设的积极性。以上这些，正是这部作品所具有的深刻的社会意义
　　《刘巧团圆》是根据袁静所写的秦腔剧本《刘巧儿告状》改编的。1945年秋天，韩起祥到延安去说书。当时，秦腔《刘巧儿告状》正在上演，有人把剧中的故事讲给韩起祥听。韩起祥觉得故事很有教育意义，就把它编成陕北说书，为群众说唱，一时轰动延安，颇为群众喜爱。袁静听了他的说书，也为他优美的说唱所感动。认为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在对于人物思想感情、内心世界的把握上，在语言的运用上以及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等方面，都较之原剧本为好。袁静还为韩起祥的成绩而祝贺，并表示向他学习。
　　当然，作为说书，《刘巧团圆》在故事情节和场面的刻画与描写上，也有显得粗糙和加工不细以及详略欠当的地方。但是瑕不掩瑜。《刘巧团圆》毕竟以它深刻的思想内容，生动的故事情节，娴熟的艺术表现技巧，出现在边区艺苑中。它犹如一支土生土长而又鲜艳夺目的山丹丹花，给边区文艺园地增加了新的光彩。因此，当时评论界就认为：“《刘巧团圆》是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典型范例，是对封建社会买卖婚姻的一支有力的响箭，是生动的民主生活的画面，是一首人民斗争胜利的抒情诗。他在人民文艺的历史上，将占有辉煌的一页。”并且认为：《刘巧团圆》的出现，“是从敌人封建文艺堡垒里杀出来的一支生力军，而且占领了说书这一封建文艺堡垒，这是新文艺的伟大胜利之一。”②
　　继以反对买卖婚姻为题材的《刘巧团圆》编、说成功之后，韩起祥又编了以妇女翻身，争取民主权利为主要内容的《张玉兰参加选举会》。故事情节是在一对夫妻之间展开的：西河村冯光清的婆姨张玉兰是一个聪明上进的农村妇女。但由于冯光清满脑子封建思想，对张玉兰一说二打。不许她出外、开会，更不许她与男人说话。甚至每次上山干活都要把她带上山；而他上街赶集时，则要把门口的土锄虚，回家看是否有人来过。致使张玉兰痛苦万分。村上开选举会，成人都要参加。张玉兰在干部们的启发教育下，踊跃发言，给村长、乡长提意见。他们都欣然接受，得到大家的赞杨。使冯光清受到教育。认为婆姨比自己能行，立即改变了对婆姨管得太严的做法。到再开会的时候，他还让婆姨跟别的男人先一齐走了。大家在一片玩笑声中，对他的进步表示赞扬。
　　这篇说书诙谐幽默，寓教育于娱乐之中，深受农民，特别是农村妇女的欢迎。在当时是说的次数最多的篇章之一。不过这篇说书也存在一些缺点。如开始为了吸引人，把冯光清管婆姨的做法说得过火，使人感到在当时的边区是否有些不真实。冯光清既然如此，后来却为何又能改得那么快?在冯光清的转变上也的确显得动力不足，缺乏必要的交代。在艺术性上略显粗糙一些。但是，无论如何，它是当时听众最欢迎的篇目之一。这却是不应低估的事实。
　　另外，韩起祥在解放战争开始后，分别与王宗元和杨宏章合编的《时事传》、《宜川大胜利》，也都是很有影响的作品。这两篇说书在战争中，对于教育战士，鼓舞战斗士气，宣传群众，全力以赴支援前线，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韩起祥编新书、说新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曾经对陕甘宁边区民间文艺活动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这与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文协说书组的具体帮助指导是分不开的。说书组的林山、安波、陈明、柯蓝等都和他一起修改书词。有的还直接编写，如陈明写了《平妖传》；有的帮他改进曲调，研究演唱方法。后来，又举办说书训练班，使他的经验在其他民间艺人中间得到推广。此后，直接、间接受他指导和影响，说新书的民间艺人遍及整个边区。能够独立创作和改编的就有20多人。例如，绥德的石维俊，编过《乌鸦告状》、《地板》、《平鹰坟》、《新女婿》等；三边的冯明山，编过《抗日英雄洋铁桶》、《血泪仇》、《反内战》等。还有一些文艺工作者，如王宗元、钟纪明、王汶石以及田益荣等，都为说书艺人写过书词唱本。
　　在其他民间文艺活动方面，关中分区新宁县刘志仁领导的南仓社火，是轰动了整个陕甘宁边区的。甚至在其他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也有了名气。
　　社火，是关中地区逢年过节民间自发的文艺活动。原来只以戏剧人物化装，借助于高跷、芯子等，做简单表演动作，不说唱。刘志仁的南仓社火，因为是表现自编自演的新内容，对形式也作了改造，既化装表演，又说、又唱、又伴奏，相当于陕北一带的秧歌，群众都叫它“新故事”。从1939年开始，到1946年，他们年年编，年年演，每年都有增加。一共自编自演了近30个“新故事”。经刘志仁亲自创作和改编的就有13个。如《新开荒》、《新小放牛》、《新阶段》、《保卫边区》、《四季歌》、《百团大战》、《放脚》、《反特务》、《边区政府好》等。内容都是反映边区的新人新事新气象。对于旧内容的社火，他们不是采取完全放任的态度，也不是采取一脚踢开的做法。而是利用、改造、逐渐以新内容代替。它发展的过程是旧的愈演愈少，新的愈演愈多。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就全都是自编自演的新内容了。群众通过新社火知道了自己熟悉的和要知道的事情；看到了他们自己的形象；听到了自己心里要说的话；通过看社火又能使自己受到许多教育和启发。自然对新社火越来越感兴趣。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刘志仁领导的南仓社火，还勇于革除旧时闹社火的一些不好的传统习惯，狭隘的艺帮做法。打破自古社火不教外村人的保守观念。他们不但积极地教人，而且只怕传不出去，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起到宣传教育人民群众的作用。刘志仁说：“为了把新社火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会演会闹，咱们要到处去教，到处去传。”在他们的帮助下，南仓村附近的村子以及县内、区内许多村子，都向南仓村学习，闹起了新社火。刘志仁也成为边区民间艺术工作的模范。在1944年11月举行的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获得了个人特等奖。
　　随着逢年过节民间文艺活动的繁荣，平时，农村的文艺活动也活跃起来了。自乐班和道情班子，在许多区、县都相当普遍地流行。例如绥德分区子洲县的驼耳巷区，全区组织了6个经常性的业余道情班子。它们自编和改编了《刘营长打西川》、《血泪仇》等道情。农闲为群众演出，受到山区群众的热烈欢迎。道情是绥德、米脂一带的地方戏曲之一，至少有二三百年的历史。但旧的道情戏，本戏只有四五十套，折戏也仅一百多回。基本上都是表现旧的封建内容的历史戏。驼耳巷区的道情班子坚持以道情戏为广大群众的现实斗争生活服务，编演新剧目，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从而，使道情戏表现新的生活内容，在绥德、米脂一带越来越普遍了。
　　关中一带吆号子内容的革新，说明民间文艺活动在内容革新方面，涉及面已经达到非常宽广的程度。吆号子是变工生产，特别是春、秋两季锄草劳动时一种集体的田间歌唱形式。有领唱，有帮腔、伴唱。大多是两个相邻的生产集体对唱，以焕发精神，调节劳动中的疲劳程度，以达到舒缓、放松的目的。旧的吆号子都是旧戏、旧小说内容的随编随唱。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在新的民间文艺逐步普及的基础上，吆号子的内容也普遍革新。如关中马栏川一带，很多班子都编了新的吆号子。有一段表现二流子改造的吆号子唱道：
　　正月里来闹元宵，
　　边区政府发号召。
　　努力来生产，
　　为的是反攻备荒年。
　　接着展开一个故事情节，唱了二流子看到大家都积极生产，开始受到教育，向他妻子表示要好好劳动，加紧生产，每当模范的态度和决心。最后唱道：
　　得了奖品转回还，
　　一直来到马栏川，
　　马栏川百姓千千万，
　　个个都要学英雄汉。
　　这种吆号子尽管粗糙一些，但它产生于劳动集体之中，影响面非常宽。它似说非说，似唱非唱，音调雄浑高昂，群众易学易唱。正因为它是一种最初级的艺术演唱形式，在受到文艺新内容的影响后，又起到了为新内容的文艺在群众中扎根传播创造良好气氛的作用。
　　最后，我还想提到陕北农村流行的民间窗花剪纸。这是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都有的一种民间艺术，南方有些地区也时行。这是老百姓自己特有的一种图案画。在陕甘宁边区显得特别普遍，而且更富有艺术趣味。
　　古老的陕北窗花剪纸，大都是静止的花、虫、鸟、兽，或者是简单的人或鸟、鱼、虫、兽的动作图案。如：“喜鹊弹梅”，“金鱼跳龙门”，“牧童出牛图”等等。大部分格调健康而且淳朴。在这些作品中，体现了作者自己对于表现对象的直觉感受和认识，在单纯化了的形态里，保留了各种表现对象的生动特点。“在剪纸里，很少发现那种出于士大夫阶级的作品的颓废格调。它流露了中国农民的善良的健康与愉快的情感。”③而在这种淳朴的剪纸艺术基础上，陕北农村的群众，特别是妇女群众，更把她们对于民主新生活的热爱、喜悦与歌颂的心情，用新的艺术剪纸表现出来，贴上窗户，表现边区人民的精神世界。新的窗花剪纸，如锄草、植树、养羊、喂猪、念书、识字站岗、放哨，还有各种表现幸福、欢快内容的传统图案等。有些美术工作者下乡，就收集了许多很有艺术价值的民间窗花剪纸。陕甘宁边区新的民间窗花剪纸，给专业美术工作者的绘画、木刻以及装饰美术等，以有益的艺术营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是陕甘宁边区民间艺术的一枝优秀之花。
　　①何其芳《关于艺术群众化问题》，载《群众》第9卷第18期。
　　②周而复《<刘巧团圆>后记》。
　　③艾青《窗花剪纸》，见《民间艺术与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