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的人民音乐活动，在1942年以后，出现了普及、繁荣的局面。其首要的成绩便是音乐工作者以积极的姿态参加并推动了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自觉地同工农兵相结合，认真学习民间音乐和其他群众艺术。配合各项斗争任务创作出大量表现新的群众生活的音乐作品。特别是在新秧歌运动中，音乐工作者在曲谱改编和设计上发挥创造性的才能，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新秧歌剧作，开创了新歌剧创作的道路。为我国现代音乐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开拓性的贡献。
　　文艺座谈会之后的第四天，1942年5月27日，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抗敌协会随即举行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他们根据刚刚结束的文艺座谈会精神，决定发起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音乐创作活动。并改选了协会的领导机构。接着，召集了边区音乐活动座谈会，到会的有边区的专业和业余音乐工作者60余人。会议对抗战爆发后5年中音乐运动的成绩和缺点做了总结，并对以后音乐活动的方针、步骤及如何进一步深入，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特别是对以前音乐工作中“只注意知识分子对象而忽略了工农兵群众”的问题，做了检讨。决定要“以群众歌咏为主”，“开展广泛的工农兵歌咏运动，巩固群众克服困难迎接光明的信心”，而且提出，要注意“发掘和发展民间音乐”，“团结民间音乐工作者”①，为创作出更多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音乐作品而努力。这是边区音乐工作者为贯彻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举行的第一个集会。
　　文艺整风开始后，音乐工作者，包括鲁艺音乐部的师生，和各艺术种类的文艺工作者一起投入了整风学习和大辩论。关于整风和辩论情况，马可有一段真实的描述：“大家深入检查了参加革命的动机，分析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情感，都产生了一种共同的急切心情，快到‘大鲁艺’的广阔天地中去，在生活斗争和艺术实践中，进一步考验、锻炼自己。”②在这种整风学习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础上，音乐实践的各个方面逐渐出现了新的气象。
　　在群众音乐活动中，边区音协六届代表大会后成立的延安市歌咏工作委员会，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举行露天音乐晚会，多次组织规模较大的群众歌咏活动；进行街头教歌活动，组织街头歌咏会，建立街头“文化台”；举行经常性小型演出和音乐艺术活动。并且在演唱节目安排上也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有所变化，大量地增加了民歌和新创作歌曲。与此同时，群众中的业余歌咏团体也重新恢复活动，群众的歌声又开始出现在田间和街头。延安最大的业余歌咏组织延安合唱团在成立两年之后也重新开始了有计划的面向群众的歌唱活动。
　　音乐创作出现了第一批新收获。像鲁艺音乐部师生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创作的《抗战五周年进行曲》、合唱《好日子》和民歌联唱《七月里在边区》等。表现形式和音乐语言都具有了新的时代气息和民间风格，为群众所欢迎。这时，延安作曲者协会和鲁艺诗会，还联合邀集词、曲作者百余人，在鲁艺音乐部演奏、演唱整风以后创作的新作品。这些新作，一般都“比较短小精悍，富有中国风味”，注重于“适合工农群众及部队战士之口味”。提高了大家进一步创作新音乐作品的信心。
　　以上是音乐工作者以实际行动贯彻文艺座谈会精神的初步努力。不久，延安文艺界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成立了临时工作委员会，实行文化人战时动员，组成了“以戏剧工作为中心，配备歌咏、文艺、美术等，以短小精干为宜”的文化工作团、队，首先到部队去，实行“文化入伍”。从此，深入工农兵群众，参加实际斗争生活的热潮就形成了。音乐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成果，也正是在这以后取得的。
　　边区的音乐工作者早在1939年春就成立了民歌研究会。到1942年春，更名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音乐工作者在研究会的组织下，收集采录民歌和其他民间音乐，并开始进行初步研究，做出了不少的成绩。但由于战争环境，人员的不断变动，特别是思想认识不明确，工作进展较慢。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淡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文艺座谈会以后，音乐工作者对民间音乐研究的积极性更加高涨，采录、整理、研究等方面都出现了新的面貌。
　　首先，民间音乐研究工作队伍得到了扩大。1942年8月，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召开了第五次全体会员大会。总结了成立3年以来的工作，提出了“健全组织”、“搜集及出版”、“加强研究”等方面的任务。通过了《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第五次全体大会告各地会友书》，强调指出民间音乐研究工作对于建立民族新音乐的重要性。这次会议之后，研究会扩大会员数十名，并在各地区都成立了分会。
　　接着，边区各地民间音乐的收集采录和整理出版工作相继取得很大的成绩。在文艺座谈会以前就已采集民歌1000多首，印出了近200首。这时，研究会又制定通过了对采集有成绩者的奖励办法，使采集工作的规模日益扩大，到1945年，已收集达2000多首。1943年春节新秧歌运动掀起后，文协、鲁艺、民众剧团等单位，都在下乡和为群众演出时，大力搜集民歌和民间音乐资料。后来，马可、安波、瞿维等还分赴各分区考察，比较系统地访问民间艺人和民间艺术团体，得到许多可贵的音乐资料。并对陕北说书音乐作了专门地采集、调查。民间音乐研究会成员刘炽、唐荣枚、刘恒之、徐徐、焕之、孟波等，还分组有计划地采集了边区各地的民间戏曲音乐，如秦腔、眉户、道情等。1944年10月的边区文教大会期间，汇集了各分区文工团、剧团收集的大批民间音乐资料，印成秦腔音乐、眉户曲谱、关中民谣、陇东民歌、吆号子、三边民歌等小册子，分发给参加大会的艺术方面的代表，并向各地音乐爱好者出售。在采录工作深入持久开展的同时，汇集、整理、出版工作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在当时纸张和印刷条件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陆续编印了民间音乐资料丛刊10多种。有油印出版的《秧歌集》(焕之编)、《陕甘宁边区民歌第一集》(焕之、李元庆、杜矢甲、唐荣枚等编)、《审录》(马可、瞿维编)、《秧歌锣鼓点》(焕之、徐徐等编)、《眉户道情集》(焕之、刘恒之、刘炽编)、《陕甘宁边区民歌第二集》(马可编)、《器乐曲选》(焕之等编)、《河北民歌集》(孟波编)；另有铅印的《秧歌曲选》(焕之、刘炽、马可、张鲁等编)、《眉户道情第二集》(焕之、刘炽等编)。这些资料集采录的地域和乐种相当广，记录整理也具有准确性、完整性、条理性，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其次，随着收集、整理工作的开展，理论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安波引述高尔基关于民歌的卓越论点，作了详尽发挥的论文《高尔基民歌论的注脚》；马可具体地论述了民歌与人民生活、革命民歌与新音乐关系的论文《你妈妈打你》和探讨民间歌曲在革命时期的变化和发展的论文《陕北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民歌咏》。还有一些论著，或者比较系统地介绍某一民间乐种，或者论述民间音乐的某一方面规律，或者阐述民间音乐研究工作中的经验和理论问题。如安波的《秦腔音乐概述》、《关于陕北说书音乐》，吕骥的《谈秧歌腰鼓和花鼓》、《民歌的节拍形式》、《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张鲁等的《怎样采集民间音乐》等。其中吕骥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概括地总结了当时民间音乐研究工作的经验，并系统地论述了研究民间音乐的目的、原则、范围和方法。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经过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音乐工作者在民间音乐采集、整理和研究上已经做了极大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整个音乐界对民间音乐的研究工作和中国民间音乐的认识，已经大大地深化了。
　　在这同时，民间音乐的研究成果在运用于群众音乐活动、音乐创作和演出等实践方面，也打开了崭新的局面，创造了许多成功的经验。音乐工作者一方面进行研究，一方面即将研究成果、体会运用于实际活动中。当时的民间音乐采录和研究工作，是面向实际，把学习民间风格的演唱方法，直接演唱和传播采录到的民歌，运用采录到的民间曲调进行新的创作等等结和在一起的。如民歌《东方红》、《绣金匾》、《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等的广泛传播；许多优秀群众歌曲和秧歌剧、新歌剧作品如《拥军花鼓》、《五枝花》、《兄妹开荒》、《白毛女》等的创作演出；以及像王昆、李波等人具有民间风格的演唱等。所有这些，都是边采录、边研究、边实践，以采录、研究促进实践取得的重大收获。正如吕骥在第一届文代会上的发言中所说的：“十多年来，解放区的记录民间音乐也有很大的成绩，对于整风以来，各地广泛开展的秧歌剧运动的帮助也是很大的，如果事先没有民间音乐的收集记录作为准备，秧歌剧运动的开展是很难预期的。”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由于群众音乐活动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艺术创造力得到很好的发挥，极大地推动了民歌歌曲的创作和传播。在这些歌曲里，获得翻身解放的人民，用质朴的语言、深情的曲调，由衷地赞颂着自己的带路人，如《东方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和《绣金匾》等。他们也用热烈红火的语言和欢乐愉悦的曲调，描绘着自己的新生活，如《边区里来》、《陕北秧歌》等。数以百计的民歌歌曲，大都洋溢着明朗乐观、自由舒畅的情感，体现着新的群众的时代所特有的朝气蓬勃、斗志昂扬的气质。尽管有些仍然采取以旧曲调填词的方式，但在选择曲调上更多地采用了民间舞蹈性的歌调，以达到能够表现新的生活，新的思想感情。
　　与民歌歌曲新发展交相辉映的，是新创作歌曲的巨大丰收。这些歌曲有歌颂党、领袖、人民军队和民主政权的；有反映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的；有表现边区人民群众民主幸福新生活的；有歌唱边区军民及抗日前线英雄模范人物的英雄事迹和战斗精神的；还有为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而欢呼歌唱的。如《五枝花》、《军民大生产》、《南泥湾》、《欢迎移民开山林》、《翻身道情》等。总之，“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了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③。题材内容的这种变化，也带来了音乐表现形式方面的许多新的创造。民歌改编歌曲重新得到重视。如安波为鲁艺歌唱队编写的《拥军花鼓》，便是最早取得成功的一首歌曲。它用民歌《打黄羊》优美欢快，具有民间舞蹈歌曲特征的音调和旋律改编而成。歌曲表现解放区人民慰劳子弟兵时的动人情景和快乐心境，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甚至妇孺皆为之学唱。“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咱英勇的八路军!”歌声传遍陕甘宁边区，传遍华北各解放区，一直传遍全中国。继《拥军花鼓》之后，又相继出现了张寒晖采用陇东民歌《推炒面》编写的《军民大生产》、张鲁采用《闪扁担》调编写的《有吃有穿》、鲁艺文工团编写的《翻身道情》以及《运盐歌》等。这些歌曲不单纯以旧调填词，而是着眼于发挥民歌音调中富于表现力的音乐手法，来塑造具有新的时代特点和生活气息的音乐形象，成为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的崭新创造。
　　比上述民歌改编歌曲更为蓬勃发展的形式，是根据民间歌曲的材料和风格创作的民歌联唱。如《七月里在边区》便是第一部很有影响的优秀作品。它是安波、马可、刘炽、张鲁、鹤童集体创作的。这一大型作品由《七月里》、《纪念碑》、《割麦子》、《开会来》、《自卫军》、《在边区》等歌曲组成。通过庆祝胜利、悼念烈士、劳动生产、发扬民生、劳武结合、军民一家等各个侧面，生动地描绘了陕甘宁边区欣欣向荣、兴旺发达的景象。“从创作到表演都以鲜明的陕北民间风格为其特色”，“具有一个比较完整而统一的艺术创造意图，也可以说是一种极其鲜明的自成体系的艺术风格”④。
　　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中产生的众多的优秀秧歌剧作，以及在曲调创作方面具有探索性的和获得显著成功的新歌剧创作，都凝聚着音乐工作者的辛勤的创造性的劳动，是新型人民音乐活动中累累成果的一部分。新秧歌剧中的音乐，主要来自民歌和民间歌舞小戏。在边区新秧歌运动中产生的新秧歌剧，基本上采用陕北民歌、眉户戏和道情中的曲调。然而、凡是优秀作品都不是把民间音乐原封不动地用在新秧歌剧上，而是从内容出发，给以重新移植或改编，赋予民间音乐以新的生命的。《惯匪周子山》的音乐作者马可、时乐濛、张鲁、刘炽等都是对新秧歌剧音乐做过较为杰出的贡献的。在创作这个剧的音乐之前，已经参加过一系列秧歌剧的创作，积累了大量的民间音乐素材，使这部作品的音乐创作获得了运用民间音乐的更大自由。他们既用眉户调，又用道情的《十字调》，还用陕北土地革命时期的民歌和山西民歌音调，大大丰富了剧作音乐的色彩。最主要最成功的方面是，它已有了初步的音乐形象的对比；对代表不同类型人物形象的曲调，随着剧情的发展有所发展；并已开始探索以民间音乐素材，经过适当的加工发展，来刻画反面人物的形象和性格。在演出中，对歌、舞、剧三者的结合以及乐队的配合，也做了多方面的尝试。它是新秧歌音乐发展的成熟阶段的产物。为后来《白毛女》的音乐创作提供了最直接、最宝贵的经验。
　　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的音乐活动，主要采取为战争需要服务的形式，在老区和新区都积极开展了以战争、支前、剿匪、民主建政为主要内容的音乐创作和演出活动。在部队，“兵唱兵”、“兵演兵”活动普遍开展。同时，由于战争的胜利进展，物质条件不断得到改善，新的乐队音乐也得到加强。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7月在延安成立了中央管弦乐团。以后，各地方、各部队都逐步建立了乐队。
　　在歌曲创作和其他音乐创作方面也出现了新的成绩。例如《换枪歌》、《挺进歌》、《刺杀歌》、《大青山》和《向大关中进军》，都受到广大战士和人民群众的喜爱。以次欧作曲的《换枪歌》为例，歌曲表现了战士们勇敢杀敌，对战争的胜利充满了必胜信心和乐观情绪的主旋律。为了刻画战士们乐观幽默的性格，从民间说唱中吸取音调和表现手法。特别是那些讽刺、嘲笑敌人的部分，融合了说唱音乐口语化和诙谐的旋律，甚至把战士们豪迈的笑声也组织到曲调之中，使歌曲充满了战斗胜利的欢乐气氛。
　　歌剧《刘胡兰》的曲作者罗宗贤、孟贵斌所编配的音乐建立在健康、明朗的民歌基础上，飒爽矫健，较好地刻画了这位革命女英雄的形象。器乐在运用和发展人物主调、渲染戏剧气氛和描绘场景等方面，作了多方面的尝试、收到了强烈的效果。特别是主人公刘胡兰的主调《数九寒天下大雪》到处传扬，成为妇孺皆知的名曲。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陕甘宁边区丰硕的音乐创作成果，说明了广大音乐工作者的巨大努力和贡献。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这里云集着众多的音乐人材。1945年后，大部分跟随文艺工作团奔赴东北和华北。有的还为革命事业光荣地献出了生命。因勤奋工作，积劳成疾而去世的张寒晖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
　　张寒晖青年时代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后攻读于国立北平艺专，使他的艺术才华得到进一步发展。1931年春赴西安民教舘任教，组织流动图书文库，举办各种展览，提倡话剧大众化、地方化。1934年在家乡组织抗日救国会，出版通俗读物，创作了暴露统治阶级罪恶，宣传革命的小说和戏剧《屠户》、《过渡》、《王半仙》、《血乞丐》、《月亮上升》、《我是一个人》等。1935年后，又应邀赴西安，从此长期扎根祖国西北。先后在西安二中、民兴中学、东北竞存中学等校任教，编过《老百姓报》，做过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政治部游艺股长。他根据东北军士兵“失掉了家乡想家乡”的心情，创作了著名歌曲《松花江上》。唱出了东北人民在日寇侵略下失去故土的惨痛心情及打回老家去的希望和决心，成为动员千百万人民英勇抗战的战斗号角。1942年5月赴延安，历任边区文协秘书长、戏剧委员会委员等职。他深入农村，协助地方剧团和民间文教工作者收集整理民歌，创作了歌颂边区民主选举、教育俘虏的秧歌剧《从心里看人》、《打开脑筋》、《争取俘虏》、《太平车》等。
　　张寒晖的歌曲作品很多，仅从收集到的近40首来看，有抒情性、悲剧性的救亡歌曲；也有战斗性、民歌性的群众歌曲。前者以《松花江上》为代表，包括《庄稼汉抗战三部曲》、《怀母》、《劝父》、《日本士兵厌战歌》、《祭阵亡将士歌》、《士兵怀念司令歌》和《流浪歌声之一》等；后者以《军民大生产》为代表，有《游击乐》、《去当兵》、《突击战》、《荣誉大队歌》、《努力，咱们战斗下去吧!》。也有一些歌综合了上述两种类型的特点，如《干吗要悲伤》等。在这些歌曲中，像《松花江上》、《游击乐》、《去当兵》和《军民大生产》等都产生过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如《松花江上》和《军民大生产》(又名《边区十唱》)均收入解放后有名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综观张寒晖的歌曲创作，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对群众思想感情体会得比较深切，能够抓住扣动千百万人心弦的题材，用激情的音乐语言铺排抒发出来，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二是由于掌握和悉熟工农群众的语言和民歌，善于用庄户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写成乡土气息很浓的歌曲，从而使他的作品能够同最广大的工农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所以，他在延安工作多年，被陕甘宁边区人民称为“人民艺术家”。
　　①见《民族音乐》一卷3、4期合刊“音乐杂讯”。
　　②马可：《延安鲁艺生活杂记》，《红旗飘飘》16集。
　　③周杨：《新的人民的文艺》。
　　④李焕之：《民族学派合唱艺术的成长》，《人民音乐》1962年5、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