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革命圣地，诗的圣地。
　　1938年3月，我们几个向往革命和追求真理的青年，冲破重重险阻，到了延安。象梦一样，我们跨进了一个新世界，感到一切都是美好的，有意义的。晚上睡不着觉，又是唱歌，又是写诗。第二天天一亮，就跑到延河边，去喝一口香甜的延河水，用清爽的延河水洗脸。一位四川来的教师，激动地伏到地上亲吻泥土，兴奋地喊着：“啊，自由的土地，我来了!我属于你了!”
　　几天后，我到“抗大”学习。毕业后，留校做宣传、文艺工作。许多“抗大”同学都喜欢写诗。我们编连队救亡室的墙报时，往往只好出诗歌专号。1938年5月到年底这个期间，我们“抗大”军事大队的一些年轻的爱好诗歌的同学魏巍、侯亢、胡征、夏雷、周洁夫、金斧、朱力生等和一些“抗大”教职员成立了“战歌社抗大分社”，主要活动是编一个大型的诗歌墙报《战歌》。自己写，自己抄，自己贴，贴在球场旁一垛宽阔而高大的墙壁上。每期都装饰得很美观、艺术，吸引了许许多多人，成为来“抗大”参观的人欢迎的一项节目。上面发表的诗作。有歌颂抗战的，赞美延安的，反映“抗大”生活的，也有写革命爱情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真是“百花齐放”。我当时用“西米兰”的笔名写了一些诗歌习作，如《我爱荞麦花》等。“抗大”同学梅行、张蓓(沛)、葛陵等，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还出了另一个诗歌墙报《晨之歌》。
　　“抗大”组织对诗歌活动很重视，很支持，要什么，给什么。副校长罗瑞卿、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宣传部长谢文瀚等都来看我们的墙报。有的领导人还写诗投稿，要求参加“战歌社”，罗瑞卿同志还陪毛主席来看过我们的墙报，毛主席说：“好得很!‘抗大’出抗日军人，也出抗日诗人!”
　　“战歌社”是当时延安成立最早的一个诗歌爱好者的组织。它的主要负责人是诗人柯仲平。何仲平的许多诗，特别是为庆祝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写的《告同志》和长叙事诗《边区自卫军》，很受欢迎，很有影响。同志们把他的诗抄得大大的，贴在当时延安活动的一个中心——府衙门墙壁上。那里经常围着一大堆“抗大”、“鲁艺”学生和延安各机关干部及过路的人。他们争着阅读，不少人把自己喜欢的诗句抄在小本本上。柯仲平同志的朗诵诗也是很有名的。他的奔腾的激情，火一般的诗句，与时代相合拍，与党的政策紧相联，情绪饱满，斗志昂扬，很鼓舞人心。我还记得他的有名诗句：
　　我们的团结，
　　象五个指头，
　　共一只强有力的手掌；
　　每一个同志都在自己的岗位上，
　　每一个同志的岗位都朝中央。
　　这个期间，“抗大”、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一些爱好诗歌的同志还组织过一个“山脉诗歌社”，出版过好几期油印的诗刊。我在上面也学写过几首短诗，并参加了这个诗歌组织。它的成员可能有几十名之多。
　　1939春，诗人萧三从苏联回延安。这是延安诗歌界的一件喜事。他带来了苏联革命文学和诗歌的新消息。他经常向我们讲高尔基、法捷耶夫、马雅可夫斯基、白德内衣等。他还经常讲毛主席的故事和毛主席支持诗歌运动和写诗的情况。由他主编的《大众文艺》也经常发表诗，特别是由他负责出版了一张八开纸的油印诗刊《新诗歌》，这是当时延安诗歌运动掀起新高潮的一个标志，也成了团结诗歌爱好者的中心之一。《大众文艺》几个字就是毛主席的亲笔字。
　　1981年10月间的一天，萧三同志派人送给我一人“要件”，还嘱咐一定要亲自交到我手里。我急忙启封一看，这个“要件”就是42年前在延安出版的五期《新诗歌》。这份珍贵的革命文物，跟着它的主人走过了极为曲折的、艰辛的道路。第一期创刊号上写着：“1940年9月1日出版，战歌社、山脉文学社合编”(注：从第二期以后改为新诗歌会编)，并且注明“每期五分，通讯：延安文协转”。第六期(也可能是最后一期)的出版日期是1941年5月20日。在上面发表诗作的有：萧三、柯仲平、鲁黎、公木、天蓝、郭小川、塞克、刘御、海稜、张蓓(沛)、胡征、隐夫、罗夫、孙剑冰、赵锋、李方立、铁夫、陆荆、若望、贾芝、黎帆、葛良、逢美等和冯牧、艾韦、罗夫、达尼翻译的诗以及刘御、吕骥合作的歌《边区工人曲》等，也有我的几首小诗。还有朱总司令、董老、叶帅、郭老和田汉等同志的旧体诗。这些诗的形式、内容、风格都是多样的、丰富的、健康的。萧三同志在《出版新诗歌的几句话》诗人们发出号召：
　　诗人，起来!现在这时节，
　　不能贪取甜蜜的睡乡。
　　莫忘了，千万战士的热血，
　　流在中原的沙场上。
　　每个人都应该和他们在一道，
　　你现在不能丢炸弹，动刀枪——
　　你应当写些诗歌给他们唱。
　　诗人，诗歌可比子弹和刺刀。
　　延安《新诗歌》的出版，对于陕甘宁边区和其他解放区新诗歌运动的开展，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41年春，绥德的几位诗歌爱好者张蓓(沛)、高敏夫、郭小川等创办了新的《新诗歌》，该刊出了六、七期。多年来，许多诗友都以为它失散了。最近，张蓓(沛)在箱子底下发现了几期；第三、第五、第六期，缺一、二、四期。(不久以前，又从高敏夫同志爱人迟竹森同志那里，找到了第二期)第三期刊头上印着：“1941年8月15日。主编：延安新诗歌会绥德分会。出版：警备区文化协会。经售：绥德西北抗敌书店。价目：每张二角。”在上面发表诗的作者有：高敏夫、张蓓、郭小川、公木、萧三、李雷、贺敬之、胡代炜、冯牧、余修、侯唯动、袁烙、隐夫、俞波、李立方等，也有我用“费格娜”笔名写的几首习作。还有公木译的美国民主革命大诗人惠特曼的《我坐着来观望》。顺便在这里提一下，去年，我曾对一位美国诗人说，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时期的延安，还坚持出版诗刊，而且不忘介绍惠特曼的诗，使美国朋友深感惊讶。他们认为这是美国诗友们的荣幸和骄傲。他们还说，相比之下，中国诗人们的眼光是远大的，可敬佩的。
　　新的《新诗歌》，是在当时绥德警备区军政委员会主任王震同志和中共绥德特委宣传部长邹文轩同志的积极支持下出版和坚持下来的。这份诗刊，可能是当时陕甘宁边区的第一份铅印出版的新诗歌刊物。它的影响和延安《新诗歌》一样，远远超越了陕甘宁边区的边界。当时，胡风先生在大后方编的《七月》就转载过《新诗歌》上的作品，包括我的《十月》在内。一九四九年我在莫斯科著名翻译家兼《苏联文学》编辑阿龙史坦姆家里，见过他从《新诗歌》上译出的萧三同志的诗。
　　1941年，是严酷中最严酷的年代。毛主席形容它是“黎明前的黑暗”。在西方，德国法西斯兵临莫斯科城下，又紧紧包围列宁格勒，战火残酷地燃烧着。在东方，日本侵略军疯狂扫荡，实行“三光”政策。离绥德很近的黄河岸边的宋家川，不断传来隆隆炮声。在南北边境，都有国民党军队步步紧逼，配合日军搞“铁壁合围”。我边区处境十分困难，粮缺衣单，喝稀米汤，穿翻补衫，点灯无油，写字无纸。人们唱：“一九四一年呀，日子正艰难呀。”党中央发出备战备荒动员令。年轻诗人郭小川大声喊：“我的延河，我是你的一条小支流呀，投向你!”18岁的诗人贺敬之挺起胸，大步“走在早晨的大路上，我唱着属于这道路的歌”。我们开荒，种地，纺线，织布，挖窑洞，盖房，养猪，种菜，改善生活，支援抗战。李方立写了《从山上锄草回来》，启明写了《献给我们在劳山生产中的小鬼》等等。还要特别提到的是，绥德《新诗歌》第二期(1941年7月7日出版)有艾青同志的一篇诗论，是诗人到延安不久写的。这是一篇论诗的珍品。我因公去晋西北解放区，路过绥德，受到张蓓(沛)、高敏夫等诗友们的热情招待，我也写了诗，“吹起保卫边区的号角，吹起迎战侵犯者的胜利号角”并呼唤着：“唱吧，同志!高声歌唱起来!这充满爱与恨的大地啊，是歌者的舞台!”“火热的地球，定将在我们战斗的歌声中翻转过来!”
　　(节选自《延安晨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