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正是桃李盛开、垂柳新绿的时节。阳光灿烂，春风拂面。一队队身着新军装的文艺战士，背着背包，喜气洋洋地鱼贯进入了一座巍峨的礼堂。
　　这座礼堂 建于1925年。它原是座天主教堂，一位西班牙籍神甫在这里传教。1937年红军进驻延安，揭开了它的新历史。1938年，党中央在它里面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同志曾在它里面作过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的报告。“鲁迅艺术文学院”创办后不久，又在这里建了校园。教堂变为礼堂，成了全校教职员工集会、上课和排练的重要场地。礼堂的建筑设计，富有异国风味：高高的哥特式门窗，齐齐的水磨砖墙，尖尖的屋顶。它笔直地挺立在延河北岸的桥儿沟沟口，十分引人注目。
　　“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是1941年的4月10日，是“延安部艺”——她的全名是“八路军延安留守兵团政治部部队艺术学校”——借此礼堂举行开学典礼的日子。礼堂内外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礼堂周围也打扫得干干净净，礼堂里歌声嘹亮，显得特别热闹，就如同逢年过节一般。
　　晚上，“鲁艺”和“部艺”还举行了联合演出。“鲁艺”演出了独幕话剧《公事》(姚时晓编剧)，“部艺”演出了儿童歌舞剧《小小锄奸队》(翟强编剧、李鹰航作曲、夏静编舞)等，助兴祝贺。
　　“部艺”，是我军在延安创建的唯一的一所部队艺术干部学校，也是我军1927年建军以来所举办的第一所专门培育部队艺术人才的学校。
　　“部艺”的创建，是遵照当时八路军总政治部和中央文委联合发出的《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精神进行的。“指示”说：
　　部队文艺工作，是指部队中的戏剧、音乐、美术、文学等等活动而言。部队文艺工作，是部队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部门，因其不仅在于能帮助部队的政治教育与宣传活动，调节部队生活，提高部队战斗情绪，而且是密切部队与群众联系及扩大我军影响的有力工具。(见1941年《八路军军政杂志》)
　　“指示”还说：
　　部队文艺工作的方针，首先在于团结和培养有战斗生活经历的专门文艺工作者……。在干部方面，部队要依靠自己本身，首先要把部队中对文艺工作有专长和特殊兴趣的人，尽可能地选拔出来，专门做文艺工作……。(同上)
　　“指示”也要求部队“应该经常抽调一些干部到鲁艺或师一级的艺术训练班去受训”。为此，1940年夏天，鲁艺在桥儿沟举办“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简称“鲁艺部干班”)时，留守兵团就抽调了200余名干部去学习。但这仍然满足不了现实的需要。于是，1941年，延安留守兵团在“鲁艺部干班”的基础上，扩大建制，聘请师资，抽调学员，拨出经费，开辟校址，创办了“部艺”。
　　二
　　“部艺”校址，就在“鲁艺”对面的东山坡上，和“鲁艺”大门仅有一条小河之隔。这里，原有一排石窑洞，其顶部又整齐地新挖了三排土窑洞。窑洞前，或大或小，都有一块空地，是师生们集会、出操、上课的地方。钟声响后，我们常看到同学们手拎着自己做的小木凳，整齐地在这里列队集合。
　　说起“窑洞”，没有去过延安的人，想象不出它的美妙，可能以为它既潮又脏。其实，恰恰相反，由于延安地处干燥的西北高原，土窑洞不仅冬暖夏凉，而且阳光充足。抗日战争期间，整个延安，不论居民，部队，也不论机关和学校，基本上居住在这样的窑洞里。延安的夜景，极为美观：一排排土窑洞的灯光，整齐地闪耀在山岗，远远望去犹如夜间都市高楼的窗口，和天空闪耀的星斗一起倒映在清粼粼的延河里，你简直分不清哪些是星斗，哪些是灯光。站在延河岸边望去，好象置身于广阔无际的宇宙间一样，倍觉开阔、壮丽。冼星海同志在他的《我学习音乐的经过》散文里，对窑洞曾满怀感情地这样描绘说：
　　以前我以为“窑洞”又脏又局促，空气不好，光线不够，也许就象城市的地窑。但是事实全不然，空气充足，光线很够，很象个小洋房。不同的只是天花“板”(应说“土”)是穹形的。后来我更知道了它冬暖夏凉的好处。(见《人民歌手冼星海》17页)
　　“部艺”的校舍，全是窑洞，一排排座东朝西，分布在整个山坡上。为了建设校舍，还有一名17岁的学员，献出了宋贵的生命。站在“部艺”的窑洞门前，不仅可以看清“鲁艺”的大院，看到具有异国风味的礼堂尖顶，而且还能清楚听到“鲁艺”校园里传出的嘹亮歌声。“鲁艺”按时敲响的“当当”钟声，也是“部艺”作息的信号，更是大家听得亲切和悦耳的。
　　直到1942年11月，“部艺”奉命进行整编，这才搬到了北门外的新址，告别了桥儿沟的原址。
　　三
　　“部艺”直属留守兵团政治部领导。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是莫文骅同志，他兼任“部艺”的校长，同时还是边区文委领导成员。校政委，是一直喜爱和关心文艺工作的长征老干部肖元礼同志。副校长，是当时著名的剧作家王震之同志。
　　在校首长领导下，校务处(主任是晏甬同志)主管全校的业务训练；政治处(主任是江波同志)主管全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党务工作；总务处(主任是王克恭同志)主管全校的生活和后勤；校部的秘书(高首善同志)。则具体沟通校内外的上下关系和处理日常事务。
　　“部艺”学校，第一期编制有一团三队。一团，是指直属院部领导的“烽火剧团”，建团于红军时期，团长，是高博同志，政治助理员是任思忠同志；三队，则是按戏剧、音乐、美术和文学专业编班的第一队，各专业班，相当于系；为培养剧团演员而综合学习专业的第二队；以及着重学习文化的第三队。第二期，又扩大了编制，是两团三队三班。两团，即除“烽火剧团”之外，还另外设立了40多人的“实验话剧团”；三个队，仍然不变；新设的三班，是音乐研究班、美术研究班和文学研究班，属半工作、半学习的性质。
　　一队队长是杜育民同志，政治指导员是张昭杰同志；二队队长是陈正亮同志，政治指导员是陈刚同志；三队队长是蒲风同志，政治指导员是辛火同志。
　　一队的各专业班(相当于系)，也任命了专职领导：戏剧班主任是翟强同志，鲁艺一期毕业；音乐班主任是张林簃同志，从事救亡运动多年，后由太行山调至延安；美术班主任是徐渭同志，鲁艺毕业生；文学班主任是黄照同志，鲁艺毕业生。新设的部门也安排了人选：实验话剧团团长由翟强同志兼任；音乐研究班主任彦克；美术研究班主任马烽；文学研究班主任纪叶。
　　四
　　列宁说过，教师是“社会主义教育的主力军”(见《列宁全集》27卷418页)。毛主席也说：“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见《毛泽东选集》1卷170页)
　　“部艺”的教育方针，实际上在总政治部和中央文委《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中已明确提出来了。概括起来说，就是为部队培养文学艺术人才。在开学典礼上，朱德总司令又代表中央军委亲自作了指示。朱总司令说：“部队艺术要从打仗着手。方法要艺术。八路军天天打仗，离不开对敌人及群众的宣传，因此‘部艺’的学员应练习战斗生活与宣传的才能。”(见《延安十年戏剧图集》29页)会上，朱总司令还风趣地说，“鲁艺”是文艺战线的“跃辈”，“部艺”好比是“鲁艺”的一个孩子，是“晚辈”，希望长辈能多帮助这个孩子的成长。朱总司令的讲话要点，曾刊登在当时留守兵团政治部出版的《战士报》上。后来，鲁艺院长周扬同志在讲话中也亲切地说明了这点。他说，帮助“部艺”，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但“部艺”不是“鲁艺”的孩子，是“鲁艺”的兄弟。兼任校长莫文骅同志在开学典礼上，还作了《“部艺”办学问题》的长篇报告。
　　“部艺”自己有一些教师。他们及其所担任的课程是：
　　戏剧方面：翟强(编剧、导演)，侣明(表演)，马谕(化装)，王地子(表演、演员修养)，史行(戏剧运动)，谢力鸣(编剧)，李溪(导演)，庄焰(表演)，徐信(表演)等；
　　音乐方面：张林簃(和声)，李鹰航(创作、器乐)，梁寒光(创作)等；
　　美术方面：徐渭(舞美设计)，朱云璋(素描)等；
　　文学方面：黄照(理论)，王辉(分析)，叶克(创作)，陈寒梅(即陆地，创作)，高鲁(民间文学)等；
　　舞蹈方面：夏静(编导)；
　　政治方面：徐以新等。
　　很显然，教师的力量是薄弱的。大量的教师，只能求助于“鲁艺”。“鲁艺”的教师，自然也并不很“富裕”，但周扬同志仍派出了很有经验的同志到“部艺”来讲课。以一队的教员为例，他们及其所担任的课程是：
　　戏剧方面：张庚(戏剧理论和运动)，张水华(导演)，干学伟(表演)，田方(表演)，钟敬之(舞台美术)，姚时晓(编剧)，李实(表演)等；
　　音乐方面：吕骥(音乐理论和音乐运动史)，向隅(作曲、音乐欣赏)，李焕之(视唱、指挥)，周云琛(乐理、和声)，杜矢甲(声乐)等；
　　美术方面：王朝闻(理论)，江丰(美术运动史、素描)，马达(版画)，古元(木刻)，华君武(绘画)，胡蛮(绘画)，张望(素描)等；
　　文学方面：何其芳(创作)，天蓝(诗歌、理论)，曹葆华(理论)，周立波(创作、外国文学)，严文井(创作)等；
　　第三队，还专门任命和聘请了语文、数学、史地等方面的文化教员。
　　以上这些教员，差不多每周都有一两次课。他们对大家的学习，都很认真负责，真正做到了“诲人不倦”。这里说一个小小的例子：向隅同志教授作曲，讲完课之后要大家做作业，交自己的习作。当时，延安物质条件困难，我们都缺少纸张，因而同志们所交的作业纸张规格大小不一，有的甚至已很破旧。向隅同志很理解大家的难处，有时用他自己的办公纸亲自重新誊抄一遍，有时还用浆糊把破的地方粘补好再退给作者。他这样仔细、耐心，激励了听课的同志，温暖了大家的心田。
　　五
　　“部艺”的学生，绝大多数是从部队中调来的，其中有的是留守兵团部队中的文艺骨干，有的是从别的根据地专程到延安学习的，还有的是整个剧团(队)集体来入校的，如驻守河防的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奋斗”剧社，晋西北根据地的“吕梁”剧社、“七月”剧社、“工卫”剧社就是这样。所以，“部艺”的学生，第一期就有300多人。第二期，又有“黄河”剧社、炮政宣传队和警卫特务团宣传队等，也有300多人。
　　学习结束后，“部艺”的学生基本上是再回到原来的单位去。40多年来，春华秋实，这些从“部艺”学校毕业的学生，在不同的岗位上，都程度不同地作出了贡献。有的服从工作需要改做了行政领导工作，有的则仍坚持在文艺岗位上从事文艺工作。
　　当时，我学音乐。在党的培养下，一直从事于这一专业。多年来，创作有《进军号》、《骑马挂枪走天下》，《库尔班大叔您上哪》、《回延安》、《天山战士》、《把祖国打扮得更美丽》等各种体裁的声乐作品六百多件；此外，还创作了《农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四渡赤水》等电影音乐13部，《五朵红云》等舞剧音乐两部，《艰苦岁月》、《进军舞》等舞曲和《军营里的早晨》、《骑兵巡逻队》等器乐曲共18部。1955—1962年，曾任广州军区歌舞团长，1962年调总政后，任创作室副主任等职。
　　当然，“部艺”的学习，对我们来说，只能看作是真正走上艺术道路的开始。每个人，不可能只经过一段学习就一蹴而就，更不可能是一劳永逸。但是，“部艺”的这段学习，对我们当时还很年青的同志来说，的确是起了艺术的启蒙作用。我当时才16岁。14岁参加革命时，什么也不懂，连唱歌也要别人一句一句地教，是党的培养，“部艺”的教育，才引导我走上了从事音乐专业的道路。
　　在极困难的条件下，“部艺”大力培养部队文艺人才、开展部队文艺工作，在我军文艺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西戎同志在他的《我迈出的第一步》文章中，曾回顾了这一段学习，并感情真挚地说：
　　1940年冬季……上级考虑到培养人才的急切，便在鲁艺学院附设了“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在这里，我学习了半年，随后，八路军留守兵团主办的“部队艺术学校”成立了，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的学员，便并入部队艺术学校，从此，我才真正获得了从头学习文艺基础理论，提高艺术修养的深造机会。(见《山西文学》1983年7月号)
　　西戎同志的话，言简意深，表达了同学们的心情。
　　六
　　“部艺”，只办了两期，而且第二期还没有结业，1942年11月就奉命改编为工作团了。当时，延安的《解放日报》还刊登了一则短讯：
　　为执行精简政策，“部艺”奉“留政”命令于日前召开整编会议，决定改学校为工作团，下分剧社、文艺社两部分，真正做到“面向士兵，到部队去!”并决定今后多采用小型晚会、创作通俗的战士读物和短小的通讯、歌曲等，使艺术更大众化、战斗化，成为艺术军中的一支轻骑部队。
　　1941年冬，留守兵团领导机关曾定1942年为“留守兵团文化运动年”，“部艺”为此也相应安排了活动。而更大规模的活动，则是在下半年。
　　11月，“部艺”组织全校师生，创作和演出了4幕歌剧活报《保卫边区》(谢力鸣、晏甬、侣朋、马瑜编导，李鹰航作曲)，把边区部队中的一些大的事件，分别以《边区好》、《整军》、《开辟南泥湾》和《拥护党的领导一元化》为题反映了出来。这4幕歌剧活报，在1943年元旦开始公演前，曾先向中央首长、部队领导机关和延安文艺界、教育界以及中央西北局作了汇报演出。演出在边区参议会礼堂举行，连演了40多场。
　　“部艺”重视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这是很明确的。在紧张的开课过程中，也不断安排师生们的艺术实践。《保卫边区》的创作和演出，既可认为是实践的一次大检验，也可以说是“文化运动年”的活动高潮。据我记忆，“部艺”比较大的艺术实践还有多次：
　　1941年7月，为延安边区举行的“援苏反法西斯”宣传，“部艺”创作和演出了《妮笛长和两个德国兵》(独幕话剧，侣朋编剧，王地子导演)、《第五个》(独幕话剧，翟强导演)和《反法西斯大活报》(陈刚编导，李鹰航等作曲)；
　　1941年9月，演出了阳翰笙的多幕话剧《李秀成之死》(侣朋导演)；
　　1941年11月，创作和演出了反映冀中根据地人民对敌斗争的歌舞剧《打狗》(翟强编导，李鹰航作曲)；
　　1942年5月，演出了陈白尘的多幕话剧《太平天国》(翟强导演)；
　　1942年9月，配合边区秋收季节交公粮宣传，创作和演出了独唱、重唱、齐唱、小合唱等音乐节目。
　　这次《保卫边区》的演出，可算作是第七次大的实践。为这次演出，延安《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了评论文章。著名诗人萧三同志曾在《可喜的一步》文章中给予热情的赞扬：
　　今年1月初“部艺”演出了《保卫边区》五幕歌剧活报。这是正面、积极地反映边区目前斗争与生活的优秀作品。除最后一幕是纯粹活报形式，而且有点形式主义外，其余几场都有不少的戏剧性在里面。《整军》中送老战士去参加生产一场，很感动人。《开辟南泥湾》和《胜利秋收》两场是全剧中最好的部分。这几幕戏的内容虽有部队的生活还欠熟悉，农民和士兵的语汇没有把握到等等缺点，但也是表现了创作方向之新的可喜的转变。(见《解放日报》1943年4月11日副刊)
　　这是十分中肯的评论。
　　(节选自《延安文艺研究》1985年第4期)